主题：第一代领导人毛周等对计划生育的态度 -- flyingcatgm
家园 没替代的保障体系是当时执行的一大弊病 没替代的保障体系是当时执行时的一大弊病。
你说的是这么回事，没儿子对当时的城市和农村的概念是很不一样，抵触最大的也是连着生了几个女孩还没儿子的，养儿防老，没了公社这个可以指望的靠山，心理上肯定是指望儿子了。。这点上当时对普通农民来说，没有任何儿子之外的保障体系可依赖，额外的补助补贴也没有，只是简单以行政命令方式推行。。执行方式上是很简单粗暴，这个毛病整个改开时期都有，尤以国企改革时期最为极端。。。
通宝推：石狼,老老狐狸,家园 公社期间，农民确实辛苦，教育、卫生、水利等负担很重 我查《建国55周年统计》中的“中国历年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统计(1952-2004)”，算了一下，教育支出占同期GDP的比例，53-67，基本都在2%以上（58年1.96%最低，60年3.18%最高），68年一下子就降到1.6%（70年1.22%最低，76年1.94%最高），直到78年才重回2%以上。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马集小学教师侯振民(公社教育组长)、王庆余(公社教育组成员)的一封信，该信“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经费，教师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侯振民、王庆余认为，这样做有五点好处：(1)“从根本上改变了那种县文教局领导中心校，中心校领导高完小，高完小领导各小学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使小学直接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2)“有利于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3)真正落实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4)“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一些被清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就可回本大队监督劳动改造。地富子女回本大队教学，也便于受到群众的监督”。(5)“可以减轻国家负担”。
之后，中央采纳“侯王建议”，全国各地在外的公办教师纷纷回乡，转回本村。
除了下放公办学校、公办教师回乡，同期农村还新建了大量学校（大队小学、老小学办戴帽初中班、老初中办戴帽高中班）、招收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相当部分是下乡知青，尤其是老三届基础比较扎实的）。
我们在统计数据里看到了入学率、升学率、在校生人数大幅度提高，同样也要看到农民的巨大付出。
从农产品产量等各项农村经济指标看，公社期间的增长速度都是相当不错的，但农民却觉得生活水平变化不大，这个除了人口增长因素以外，公社时期巨大的教育、卫生、水利等基础性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通宝推：回旋镖,朴石,flyingcatgm,
家园 改开后，精英大学代替普及中小学，育龄少女失学，生育率上升
- 复 请参考这个数据
家园 把法西斯式的强制独生子女政策冠名计划生育本身就是亵渎 企图掩盖自己的非法和反人类罪行。
其次用一段年份的出生率变动来解释独生子女的必要性也是徒劳的。人口出生率随经济增长而下降几乎是世界各国一直遵循的铁律， 除非政策制定者对经济发展没有信心。
从1971到1982，整体上人口增长率是下降的，退一步说，按照1982年的人口增长率，到今年也不过17.36亿，比起今天不过多20%，根本没有什么大问题，但人口老龄化问题却不复存在。
通宝推：hattie,Cyrus,挑刀代,海峰,删ID走人,苏仙岭,高中三年,家园 你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 跟你设想的不搞计划生育相比，今天不过是人口老龄化，根本没有什么大问题，但人口多 20% 的问题却不复存在。
变成选择题了。
家园 其他人均资源更少的经济体都没有问题 反过来说就不能成立了
家园 所谓“人口多 20%”不成立，是恐吓式推广。 在全国强推一胎化的同期，山西翼城县争取到了可以实行相对温和二胎的特许试验，将近三十年下来，翼城的人口增长并不明显高于周边，性别比、年龄结构、社会矛盾，都好很多。
新华网发过一篇的文章《翼城试验28年》，现在这篇文章已经被和谐掉了。
通宝推：苏仙岭,Cyrus,家园 有理有据很好，我并不是计生粉，但是反对用 “法西斯” 的 帽子来扣人，没有说服力嘛。
其实计生是典型的邓作风，官僚做派，不耐烦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直接粗暴，立竿见影。
我自己也是官僚习气，对这个思路非常理解，人口太多，要减少，不许多生，只生一个好，违反了就处罚。多么顺理成章的决策啊。至于底下计生干部更加恶劣的手段，我作为长官是默许的，毕竟有利于我的目标，脏活累活也不是我干，出了事就让临时工背锅。
毛要跟官僚斗争，很不容易。作为官僚，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最难。
通宝推：老老狐狸,- 待认可未通过。偏要看
家园 【整理】“生育特区”30年思与录 山西翼城“二孩实验” 时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的梁中堂。他认为“二胎制”也能控制人口增长， 建议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农村男女青年比国家法定结婚年龄推迟3年结婚生育者，可以在妇女30岁左右时生育第二胎。
1985年，山西省翼城县“二孩实验”试点伊始，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外媒关心的是，这个距离中国政治中心北京800公里的“秘密人口实验地”是否会发生生育巨变。
奇怪的是，人口增长并无失控，实验结果在第5年就达到了梁中堂之前的推行15年的设想。1997年，王永亮被调到翼城县王庄乡管理计划生育工作时，随便抽一本行政村的生育情况记录本，都能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从9%一路降到最低的3.5%，其中有的年份还出现了负增长。
尤其是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施行后的十年间， 翼城县不到3%的人口增长率远低于整个山西省的9.9%和全国的5.8%；30年里全县近70%的行政村没有政策外多孩生育；人口老龄化比往后推迟了至少5年；并把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得“接近完美”。
翼城的“二孩实验”政策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执行起来比较严格。然而允许二孩的翼城在“计生数据”上远比其它“一胎化”的地方出彩，其中必有原因。
如今，翼城“二孩实验”持续了30余年后，在国家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时自然终止。
翼城模式并不等于放任不管。
“翼城县人口实验成果突出，一线计生员和计生干部功不可没！”这是熟悉翼城计生工作的人给出的评价。
王永亮谦虚平和，提到此处都把功劳推到了“翼城政策”本身。
允许生二孩的政策回避了“一胎化”引起的各种矛盾。 很难想象，在农村只许生一胎会制造多少摩擦。
翼城当年轰轰烈烈的计生工作，“硬碰硬”的案例很少，比起其它县市，反倒把村民和干部的关系搞得更好了。
性别比
从数据统计上看，翼城实验最大的亮点，是出生性别比平衡。
吴宝堂在县计生协会工作中的体会是：容许生二孩，人们就不选择生育了。 这是个微妙的变化——“一胎化”下，如果第一胎怀了女孩，很有可能会被流产，男孩出生率往往就高于女孩。允许二孩，老百姓心理上觉得有很大的机会凑个一男一女，无形中就平衡了出生性别比。
养老
二孩政策，对村里人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养老。 农村的家庭，父母一旦年老就几乎完全依靠子女，如遭遇不测成了失独家庭，老人大多会对生活绝望，两个孩子的养老风险和负担显然比一个孩子小些、轻些；而二孩生育间隔拉开了，让当时很多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松一口气，育龄妇女的身体也有一个恢复期。
政策应当尊重人口发展规律
梁中堂曾经说翼城县的试点是一个企图推行与当时政府主管部门不同主张的生育政策，它能够产生是一个偶然。原因是，政策至少从当时翼城各方面因素来看，符合人口发展的规律。
政策的好处在哪儿？老百姓很难说清楚，但是决策者要心知肚明。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教授谭克俭，是翼城“二孩实验”的见证人和研究者。他说，人口的发展复杂但有一定的规律。 计划生育政策如果不符合规律，人们还是会想办法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生或者不生。就如现在经济水平下，不少年轻人不愿意生小孩，也是人口发展的必然。
王永亮也去周边的县市了解过，翼城“二孩实验”增长的人口和很多“一胎化”县市差别并不大，说明他们很多人冲破政策，也生了许多二孩。最大的差别是，相对一孩政策，翼城多出的是“计划内”的，而别的地方是“计划外”的。可是，同样是“多生”，翼城人罚款较少或者不罚，干群之间尖锐的矛盾避免了很多，群众少受了精神压力和经济损失，干部推动工作也容易很多。
这大概就是一位基层计生工作者所能总结的“实验启示”。
而翼城实验的“始作俑者”梁中堂更是直言不讳，老百姓既不因为政府的政策严紧而少生，也不会因其宽松而多生。 我们不能单纯责怪农民的轻率和以身试法。
无法复制和推广的翼城经验
“效果不错”“变化显著”，这是包括当年中央领导在内的视察者对翼城实验的评价， 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可以试着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然后最终也无人当即拍板。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可从中窥见几分。
家园 【整理】南方周末：放开“二胎”25年 1979年，全国不分城乡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传统中国“多子多福”的生育习惯由此被改变。
现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梁中堂，其时是山西省委党校教师。他在30年前给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的论文中已经指出：如此激烈的生育政策必将导致中国人口老化。
在这篇论文中他还认为：当时的人口统计方法有误，科学的统计是在特定的时间点上统计人口数据，并且要统计出男女性别比例，而并非简单的依靠各地公安部的户籍统计。加之计划生育对于农村人口的压缩并不适于我国，同时提出了“晚婚晚育延长间隔”的“折中”方案。
在被计生委否定5年后的1984年春节，已经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急切地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建议试行这一生育政策。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试验。1985年，冀城作为中国的首个“人口特区”， 以“不能宣传”为前提得以顺产。
1985年，在山西翼城开始试点梁中堂的“二胎”政策。县政府建议农民生育要有计划，妇女第一胎在24岁生育，第二个孩子则在30岁左右生育，杜绝三胎和三胎以上的生育。
施行试点时，翼城有17个乡镇，当时人口就已经27.8万人了，当时的目标是到2000年，人口不超过30万。
而这个异于全国的人口试点，却在1982－2000年全国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该县各项人口指标数据均优于全国水平。在此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而另一个重要的人口统计指标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爽在2007年前后曾经到翼城县进行调研。当时他对邻近的曲沃县也进行了生育意愿调查，发现两县群众的生育意愿没有本质差别，差别只是翼城县政策更宽一些，计生工作有着更宽松的工作环境。 在他看来，翼城县的计生政策是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博弈：“老百姓通过时间来换取多生孩子的机会，管理者则用‘二胎’的退让更好地控制多孩、缓和干群关系。”
“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这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活模式是什么，就决定了人家自觉地生几个孩子”。
翼城试点扩大至整个临汾市的设想，从来没有停止过。翼城县曾给前来视察的上级领导写过调研报告，希望能改变翼城“有人视察，没人表态”的尴尬处境但收效甚微。
翼城的尴尬有据可查：1985年试点以后，新华社只在国内动态清样向中央领导进行了汇报，在公开媒体上，该计划长期悄无声息；198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翼城召开了13个试点城市的研讨会。会议内容被列为机密级别，严格禁止外传。
1990年，安斗生到北京向国家计生委汇报工作。当时的一位领导向他表明了态度：“这个办法还是不能推广，不过山西省如果觉得不必要撤销，那就继续搞。”当时安斗生无可奈何，但心里很不服气，“根据我的经验，这个办法如果在临汾地区铺开，其实完全是可以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爽认为，25年过去了，伴随着国内数省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一、二孩生育间隔限制的取消，翼城县的试点生育政策模式已经错过了推广时机。
家园 翼城试验的实质就是强化版的“晚稀少”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施行后的十年间， 翼城县不到3%的人口增长率远低于整个山西省的9.9%和全国的5.8%；30年里全县近70%的行政村没有政策外多孩生育；人口老龄化比往后推迟了至少5年；并把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得“接近完美”。
通宝推：苏仙岭,家园 这个数据的合理化解释是什么呢—— 翼城县不到3%的人口增长率远低于整个山西省的9.9%和全国的5.8%；30年里全县近70%的行政村没有政策外多孩生育假设一个孕妇，生活在山西其他县，强制一胎化，牵牛扒房，甚至高龄引产，让她流产，最起码少了一个新生儿。
而这个孕妇，说在翼城，她可以平平安安生孩子，那么最起码多了一个新生儿。
怎么从逻辑上解释呢？
而且，按照当时的超生游击队（我认识的人都有从江苏跑到新疆去生的）的智慧，怎么没有把翼城变成一个根据地呢？
家园 并不是每一个超生的都被强引了。 东躲西藏生下来找机会交罚款上户口的是大多数。
不然，怎会80年代总和生育率不降？
另外当时确实有很多周边县的姑娘愿意嫁到翼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