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对于约翰逊总统来说，涉及联邦调查局的口舌之争在整个5月份都只不过是他手头的诸多次要问题之一，始终处于有效的应对或者控制之下。1962.在国会，约翰逊经受住了每年例行一次的提高法定国家债务上限的考验——这一次的国家债务上限差点被强行削减到三千零九十亿美元，真要这样的话各项政府开支都要暂时搁置；最后确定的上限略高一点，达到了三千一百二十亿美元。此外总统还拒绝了众议员杰米.惠滕（Jamie Whitten）令人不快的要求：此人要求五角大楼就1962年支持詹姆斯.梅瑞迪思进入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入学的军事行动向州政府提供补偿，而不是让州政府承担本次军事行动的开支。（惠滕主张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跑道遭到了破坏，草坪遭到了践踏，此外驻扎在校园的军队还“霸占”了各处公厕，以至于校方不得不临时更改一场橄榄球比赛的地点，所有这些损失都该由五角大楼承担。）

另一方面约翰逊还在众议院处理了一项更微妙的事务，也就是与亚当.克莱顿.鲍威尔打交道。尽管约翰逊越来越反感鲍威尔，但是鲍威尔毕竟早在1941年就打入了众议院，资历深厚，约翰逊不管想办成什么事总归绕不过他。不久前鲍威尔刚刚因为拒绝向以斯贴.詹姆斯支付诽谤赔偿金而首次遭到蔑视法庭罪的罚单，现在他同意听任总统委派人气旺盛的南方白人众议员菲尔.兰德罗姆（Phil Landrum）来支持修订过后的扶贫立法，而不会从中作梗。这一表态意味着他会在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期间支持约翰逊。当然，鲍威尔不肯平白无故地给总统帮忙。按照劳伦斯.奥布莱恩在私下里的说法，鲍威尔向约翰逊的竞选团队提交了一份“一码长的待办杂务清单”。 “天哪，”奥布莱恩对约翰逊说，“他的开价无非就是要求联邦政府为（他计划在纽约兴建的）二四零零酒店提供资金支持，为他免除四万七千美元的欠税，让法官放弃任何针对他的逮捕威胁，以及其他几件小事。”奥布莱恩向总统保证，他和民主党少数族裔事务专家路易斯.马丁将在白宫以外与鲍威尔小心谈判。

在外交事务领域，约翰逊也在勉力应对不利于他的窃窃私语。反对者们认为他不够老练，无法理解世界秩序的根本变化，比如中国与苏联之间存在敌意的有争议证据。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声称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是投靠资产阶级的叛徒，“比美国人还要愚蠢”，赫鲁晓夫则反唇相讥，痛骂毛泽东是个腐朽的托派份子。这两位世界级领导人之间的公然决裂迫使西方社会不得不质疑一贯被视为圭臬的政治理论：共产主义者们具有自成一体的天性，意识形态的缰绳协调着世界各地每一位共产主义者的一举一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不存在其他人类团体当中司空见惯的派系内斗。有些人对此感到惴惴不安，唯恐这场争吵是共产主义阵营的障眼法。《时代》杂志则通过一篇行文谨慎的封面文章承认了“共产主义分裂”的现实。文章告诫读者们，美国人“多年来低估了这一分裂的重要性，现在也不应该高估它。”作为总统，约翰逊戒心十足地希望与共产主义者们继续打交道。当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那个月去世时，他趁机呼吁各个世界大国协力填补这位杰出的冷战中立主义者留下的空白，以谈判争取和平。

在约翰逊入主白宫的最初六个月即将结束时，《纽约时报》宣布“约翰逊先生已经为美国政治传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此时的约翰逊总统形象光辉，“高居一切民调的榜首，主导着美国的政治前景，赢得下次大选的胜算极高。”《纽约时报》仅仅针对约翰逊掌握全局的形象提出了两条质疑：海外的越南局势与国内的种族关系全都久拖不决，只怕会夜长梦多。“这两个主要问题严重困扰了肯尼迪先生最后一年的人生。”

各家媒体的新闻报道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越南内战称作遥远地点的一场肮脏小战争。今年4月足有六名美国士兵在那里丧生，使美国自1961年以来的累计死亡人数上升到了二百二十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篇战况简介指出，越共击败了一支拥有近五十万士兵的法国军队。接下来文章话锋一转，“然而，法国将军误解了这场冲突的性质，”并强调美国人必须学会在反游击作战当中争取越南农民的政治支持。区分敌友是美军在越南战场面临的最大困难，1964年4月的某一期电视特别节目就预示了这个问题。镜头前有一名美国士兵在军帽上别了一句奇特而又朗朗上口的越南口号：“见谅，打错了！”不过美国积极关于越南局势的战略紧迫性在理论上要明确得多，尤其是对于美国官员来说，他们认为越南南部是足以导致全球战争的绊雷索。“失去这一地区将是一场灾难，”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宣称，“这样做将使许多美国人认为我们最好脱离人类这一群体，退回到美国本土的堡垒内部，准备迎接一场通过制导导弹来进行的战争。”

此时的洛奇是一位资历过硬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尽管他是一名没有事先公开参选的非推荐候选人，但还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党内初选当中击败了巴里.戈德华特，因此眼下他的言论具有额外的分量。在位于西贡的本职职位上洛奇也没闲着，转而开始努力缔结美国与南越当局的战争伙伴关系。 这一年的3月，他曾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一起巡视了南越各个省份，共同高举着美国钦点的南越统治者阮庆将军的手臂。这一年的1月，阮庆玩了一招黄雀在后，发动政变推翻了曾经在去年11月推翻吴庭艳总统的将军集团。到了5月份麦克纳马拉再次访问越南，差点被越共爆破队刺杀得手。从那以后麦克纳马拉与洛奇只得弱化了美国式的公开团结姿态，在防弹衣的掩护下进行实地视察。此时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报告指出，身为美国盟友的南越正在经受一轮“恶化败坏的潮流”，身材纤瘦的北越主席胡志明则将美国比作一只后腿被捕兽夹困住的狐狸，“使劲跳来跳去，只为了让前腿也被夹住。”

面对着一场针对阮庆的新政变（这一年里南越的最高领导权还将会四次易手），洛奇主张干脆彻底抛开碍手碍脚的南越政府，让美国在打击越共的战争当中获得更有效的直接领导权。但是就连信心爆棚的麦克纳马拉都被洛奇吓得不轻，认为洛奇的点子既鲁莽又短视。最终他与洛奇达成妥协，推出了一项旨在避免越南局势立即崩盘的军事援助计划，金额高达1.25亿美元。5月18日，总统以远远更加积极的口吻向国会正式提交了这两人的建议，声称这笔追加投入将使新成立的阮庆政府能够“发动一场成功的反共运动”。

在整个5月期间，约翰逊围绕着越南问题进行了数十次秘密谈话，向许多人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向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抱怨说，曼斯菲尔德提出的通过国际协议“中立化”南越的书面提议“可以说极其软弱无力，他根本没有骨气”。“但是，”他接着说道，“我们准备做的事情也未免太可怕了。”约翰逊敦促邦迪采取具体行动阻止南越的战场失利势头。

邦迪回答说：“总统先生，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做一些针对性工作，从而明确彰显我们打算做什么，不打算做什么。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少地杀人，同时创造一个尽可能不至于刺激当地人反对我们的环境。但是您也知道这种事不可能容易。”

约翰逊又向他的密友拉塞尔参议员寻求更加贴心的帮助——拉塞尔不仅是民权运动的死敌，还是军事政策委员会的主席——“你觉得越南战争这件事怎么样？我想听你谈谈看法。”

拉塞尔开了几个刻薄的玩笑来表达他眼中的当前局势有多糟糕：“现在那边就是个烂摊子，而且还会变得更糟。”他能想到的最好的点子——他在这次通话当中前后三次向总统描述了这个主意——就是通过政变成立一个新的南越政府，“然后让新上台的家伙们公开表示他们希望我们赶紧滚蛋，那样我们就有借口抽身了。”约翰逊问他如何看待失去越南的战略后果，拉塞尔嗤之以鼻地答道：“越南连个屁都值不得……”

接下来拉塞尔又提了一条建议：“我觉得吧，先生，你最好多找几个人商量一下。”在拉塞尔看来，政府当中的现任对外政策领导层有些死脑筋，也许是因为他们之前一直在亚洲各地“让人踢来踢去”。约翰逊秘密地指责洛奇大使工作不力（“我这话你可别告诉别人啊”），拉塞尔表示附议。他同样认为洛奇是“我们在那边的一个大麻烦，迪克这家伙……一丁点好作用都没起。”拉塞尔与洛奇在二战期间曾经并肩服役，在他看来自从那时起洛奇这人就不太中用：“他认为自己是在和野蛮部落打交道，他把自己当成了土皇帝，他说什么当地人就该干什么……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吴庭艳就是他害死的。”

约翰逊与拉塞尔还一致担心人口过剩的中国会兵发越南与美国打地面战争。（用拉塞尔的话来说：“我们每打死一个中国苦力都是在给他们帮忙控制人口；可是他们每打死一个美国人我们这边就少了一个人。”）约翰逊表示他的军事和安全顾问一致认为中国不会干预越南局势，“而且话说回来，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我们受到条约的束缚，我们的军队已经派过去了……而且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

约翰逊一方面承认目前政府内部的共识是要“彰显一下我们的力量与实力”，另一方面又赞扬麦克纳马拉是一个“相当灵活的人……他认为自己正在等待时机，还觉得我们可以一直支撑到11月都不用出手。但是这些政客们却非得上蹿下跳地搞事不可……洛奇、尼克松、（纽约州州长尼尔森.）洛克菲勒还有戈德华特全都说我们应该赶紧行动——哦对了，还有艾森豪威尔。”这些人主张通过空中打击来阻止敌人，同时尽量减少美国人的伤亡。

“扯他妈的蛋，空袭要是管用就见鬼了。”拉塞尔毫不客气地回应道。他向总统讲述了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经历：他也曾经“没日没夜地投下数百万、数百万、数百万磅的炸弹”，炸翻了整座山头，覆盖了公路和铁路，结果等到第二天早上这些道路就再次通车了。拉塞尔表示，“尽管我们拥有绝对的制海权与制空权，但我们在朝鲜始终没能切断对方的通讯线路……你也同样阻止不了越南人。”

“不过总统要是真想撤兵就难免遭到他们的弹劾，是吧？”约翰逊说道。他说越南问题总会让他想起白宫警卫队当中的一位中士：“每当我考虑要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要把这位六个孩子的父亲送上战场。可是把他派到那边打仗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这这种想法总让我感到透心凉。”

“我也是，”拉塞尔说。

“我实在没有勇气这么做，”约翰逊说。“但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出路。”

“这就是那种正面算我赢反面算你输的操蛋事情之一，”拉塞尔说。“我们都被流沙埋到脖子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爱你，”约翰逊说，“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马丁.路德.金跟在约翰逊后面也来到华盛顿，参加星期天的电视谈话节目《面对全国》。在离开亚特兰大之前，他将星期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招待一位来自波士顿的稀客，并且将此人在家中留宿了一夜。这位客人正是当年金在波士顿大学读博期间的师长之一L.哈罗德.德沃尔夫。当年这对师徒之间的感情就很深厚，如今德沃尔夫更是对自己的得意门生赞不绝口，因为金对神学做出的贡献已经让他成为了圈内的名人。十年前德沃尔夫监督着金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之后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最近他与金有点脱节，因为他一直呆在非洲渡过为期两年的公休假，他的儿子是当地的卫理会传教士。不过每当金偶尔在午夜之后打电话过来的时候他都会表示欢迎，金家的孩子们都管他叫“哈罗德伯伯”。一番叙旧之后，德沃尔夫答应联系金在新英格兰的新一任领导大会代理人维吉尔.伍德进行进一步接洽，并且提出如果金需要他参加贝弗尔-纳什夫妇正在筹备的自由投票运动，那么他很乐意在今年夏天前往阿拉巴马州助阵，“押上我这副算不得年轻、也算不得结实的身板。”

德沃尔夫还提出了另一项很有分量的建议：如今金的文章数量正在与日俱增，这些文章可以统一保存在波士顿大学。此时金的地下室和办公室已经被信件淹没了，其中既有死亡威胁和仇恨邮件也有演讲邀请。德沃尔夫敦促金把积累起来的个人信件存放在波士顿大学图书馆收藏历史文献的专门分区。恩师的提议让金感到受宠若惊，但他却并未当场拍板，而是回答说他一直打算把自己的文章留给他在亚特兰大的母校摩豪斯。然而他同时也承认，他很怀疑南方的任何黑人机构是否有能力维持一座永久性的研究图书馆——导致他缺乏信心的部分原因在于多年来摩豪斯始终处于资不抵债的边缘。金还担心摩豪斯学院在政治层面上太脆弱，这一点在他与另一位导师的的个人争论当得到了颇为尴尬的体现。这位导师就是指导过金家父子两代人的本杰明.梅斯。

尽管金老爹在过去三十年一直是摩豪斯学院的受托人之一，并且反复多次请求身为校长的梅斯批准自己的儿子成为学校董事会的候选人，但是梅斯却始终没有应允。他痛苦地向金家父子解释说，很有几位董事会成员——其中既有黑人也有白人——反对金加入校董事会。他们当中有人认为金起不到良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因为他经常进监狱；也有人认为金争议缠身，会拖累摩豪斯学院得不到大金主们的捐款。因此梅斯始终在回避这个问题：万一马丁.路德.金居然没能以全票通过的方式加入摩豪斯校董事会，必然会让他在公众面前下不来台。金试图表示体谅——他从学生时代就很敬重梅斯，并且也感同身受地理解梅斯的处境：整天到处化缘为摩豪斯募集经费必然极大耗损了梅斯的身心健康——不过他这样恳切地为梅斯找台阶下，反而反衬得校董事会的决策既软弱又侮辱人。一番犹豫之后金向梅斯捐赠了一千美元，这笔钱是他最近给《生活》杂志投稿换来的稿费。（收到捐款的梅斯在给金的信中写道，这份不求自来的礼物“让我感到惊讶……我希望你对摩豪斯的忠诚和奉献精神能够感染更多的校友们……”）至于德沃尔夫的建议，金希望导师能多给他一点时间仔细衡量一番。5月9日星期六晚上，金观看完了女儿约姬的芭蕾舞表演之后匆匆赶往华盛顿，并且拜托自己的导师在第二天早上为以便以谢教会主持布道。

在《面对全国》节目录制现场，主持人向金施压，要求他承认公众舆论已经转向了反对非暴力示威的立场。但他们同时又提醒金，他曾承诺在1964年发动“大规模”示威，尤其是在参议院的阻挠议事危及民权法案的情况下。“直接行动在哪里呢？”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保罗.尼文（Paul Niven）问道。为什么一再延误呢？金回应说反弹的迹象证实了种族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他还担心共和党可能会变成一个新的“白人政党”，这一前景“对于共和党以及国家来说都很悲剧”。他坚持认为民权示威可以“调动善意的力量”并且援引了民意调查结果，声称民调显示大多数人支持民权法案。但是他对于直接行动的时间或地点却始终含糊其辞。当主持人抛出有关他包庇美共份子的问题时，金看上去甚至有些如释重负：“我很高兴你们提到了这个问题……很不幸的是，胡佛这样的伟人竟然会协助与怂恿种族主义者……”

金针对胡佛的评论可谓火上浇油，进一步加剧了政府内部酝酿已久的敌意。在上一周的周五，约翰逊总统刚刚公开肯定了胡佛，使得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德克.迪洛克胆气大壮，趁机敦促司法部批准一份针对民权运动中共产主义势力影响的全新公开警告。他与司法部新闻秘书埃德温.古斯曼（Edwin Guthman）在语义上发生了争执：被迪洛克称作事实的内容在古斯曼看来只是毫无根据的猜测。古斯曼提出要追加一份旨在平衡的声明，指出任何共产主义份子针对民权运动的渗透“都不应转移我们对于种族歧视确实存在这一事实的注意力”，迪洛克则不肯让步，理由是胡佛局长从不肯屈尊玩弄“哲学辞藻”。等到礼拜天金在全国电视上斥责胡佛之后，这场谈判随即升级成了激烈的争吵。迪洛克指责司法部试图“压制”胡佛发布的国家安全警告。古斯曼与伯克.马歇尔以及最高法院法官拜伦.怀特等人进行紧急磋商后，决定来一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迪洛克有一项谈判战术，就是每进行一次重要对话之后都会基于自己的备忘录为联邦调查局建立一套“事实基础”。古斯曼效仿了这一招，很快也给联邦调查局发了一份“谈话备忘录”，强调了他在批准声明问题上的立场，气得迪洛克在自己的备忘录里破口大骂：“显然，古斯曼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立场坚实可靠，因此才想要在书面记录当中尽可能粉饰自己的形象……”与此同时，罗伯特.肯尼迪在5月12日向胡佛伸出了一根孤苦伶仃的橄榄枝：“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没能像之前那样与您密切联系，实在是很遗憾……”不到一周，古斯曼和德洛奇就会同意暂停进一步的批准声明谈判，因为再谈下去也毫无意义。

5月2日是伯明翰的第一场大规模儿童入狱游行的一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马丁.路德.金与弗雷德.夏特沃斯一起主持了伯明翰运动财务主管威廉.肖特里奇的葬礼。夏特沃斯发表了一篇悲欣交集的悼词，高度评价了这位脾气暴躁但是办事可靠的战友：“他口中从没有诡诈的话……自从我认识肖特里奇先生的第一天起他就是个重病号。但是他强拖病体做出的贡献要远远超过我认识的大多数健康人。倘若全心付出就是他的病根，那么我祈求上帝让更多的人也患上与他一样的病症。”金随后发表了一篇心不在焉且基调更加忧郁的悼词，引用了莎士比亚笔下荷瑞修悼念哈姆雷特之死的台词，然后他就匆匆飞往了纳什维尔。在C.T.维维安牧师与许多白人宗教领袖的支持下——后者当中包括范德堡大学著名圣经学者沃尔特.哈里森（Walter Harrelson）——当地学生们针对多家种族隔离餐厅进行了长达一周的纠察封锁，导致上百名学生被捕，暴力袭击事件更是不计其数。那天早上，非学委主席约翰.刘易斯护送金参加了菲斯克大学的一场弥撒大会，金看到他脸上挂着瘀伤，嘴唇也被打裂了。

第二天，金回到了以便以谢教堂的布道坛上。他采用了自己最低沉的嗓音，讲话的节奏也很缓慢的节奏，这一点往往暗示着他有心事。这次金用的是一套基于好撒玛利亚人寓言的标准布道词，不过做出了一定修改——“谁是我的邻舍呢？”他这样质问自己的会众们。在金看来，寓言当中的旅行者在前往耶利哥途中遇到的三种人代表了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哲学，“今天能听到我说话的每一个人都遵循着三种哲学当中的一种。”首先是强盗的哲学——“无论是谁抢劫了这名旅人，他都肯定有一套自己的哲学。”金从古代奴隶制讲到现代殖民主义又讲到当代街头犯罪，列举了许多掠夺行为的实例，并且尖刻地评论道就连布道人们也未必就做不出此等恶行。他最近听说有一位声名在外的同工去了一趟加利利海并且带回了一瓶正宗的当地圣水，然后此人就用这瓶圣水为自己的会众进行了具备“正宗神恩”的再洗礼，每人头上滴一滴水就要收十美元。“我完全可以想象，就这一瓶水让他整整赚了一万美元，”金怒斥道。在这一段布道当中他饱含着同样的怒气将强盗的哲学重复了十几次：“你的就是我的！如果你不给我，我就从你那里抢走。”

接下来金放缓了语气，开始分析寓言体现出来的第二种人生哲学——“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金承认寓言当中的祭司和利未人或许确实有很好的理由绕过那个倒卧在通向耶利哥路上的拦路抢劫被害人，但是像这样出于谨慎的自我保护心态依然免不了他的责难。金引述了其他圣经故事，包括他最喜欢的乞丐拉萨路与财主达维斯的故事。达维斯尽管没什么公开的罪行，但是却依然下了地狱。金告诫会众们，并不是财富本身将达维斯推进了地狱。“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地狱当真存在，那里面的穷人肯定少不了。”达维斯坠入地狱的真正祸根在于他没能跨越将他与全体人类分隔开来的鸿沟——没能意识到他家门前的乞丐拉撒路也是人类的一员。在金看来，达维斯“每天出门进门都要经过拉撒路身边，但是眼里却从来没有他。”他还借着话头斥责了“今天早上在这里”做礼拜的人们吝啬自身才能，对于需要帮助的人类同胞们不闻不问。

最后金开始着重分析“第三种哲学”，即停下脚步出力出钱帮助受害者的撒马利亚人的哲学。这位“来自另一个种族”的仁慈陌生人证明了“当一个人弯下腰去拯救堕落的人性时，他的脊背反而挺得最直。”金列举了各种各样的榜样人物，包括阿尔贝特.施韦泽，和平队志愿者，还有学生、拉比、牧师以及其他民权运动义工们。他们“愿意进监狱，愿意站在纠察线上，愿意为了正义承受殴打与迫害，因为他们知道‘我的就是你的……’”金告诉以便以谢的会众们，这些人的哲学“从根本上主张所有人类都是紧密联系的整体”，并警告说只要苦难、饥荒、瘟疫和仇恨依然还在全球各地祸害千百万人口，那么信奉一类哲学的掠夺者与信奉二类哲学的旁观者就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感染这些疾病”，他刻薄地评论道。然后他口中的肃杀腔调略微放缓了一些，高声叫道：“至于那些遵循第三种哲学的人们现在就生活在天国里！用不着等到遥远的未来某一天。”因为这些人全都拥有“内心的天国”，这个天国“凭借着伟大的行动与崇高的命运”从这个肮脏的人世间崛起，耶稣就是这个天国的见证人，“他用自己的生命向世人宣告：‘凡是我的都是你的，我会给你，你不必乞求。’所以说十字架绝不仅仅是历史舞台上毫无意义的戏码，而是一架货真价实的望远镜，我们可以通过它看到永恒，看到上帝的爱在黑夜中迸发……神说：‘我要伸出手来，架起你我之间的桥梁。’……我希望今天早上我们能或多或少地领会这一点……我们现在应该把教堂的门扇打开了……”

金在发表完这次布道后又开始了新一周的旅行。5月8日星期五他经由辛辛那提踏上返程，刚好没能赶上在自家地盘迎接前来视察的约翰逊总统。当时浩浩荡荡的总统出巡团队已经抵达了佐治亚州，进行着另一场旋风般从俄亥俄州一直刮到田纳西州的扶贫考察之旅。亚特兰大市长伊万.艾伦送给约翰逊一份礼物，将市里动物园两只新生的小老虎分别取名为林登和伯德夫人。佐治亚州政界的头面人物联袂出席了由州议会举办了周五早餐会为总统接风——理查德.拉塞尔参议员十分醒目地没有到场。总统在餐会上用最朴实的语言回忆了“我的佐治亚州祖先们”，其中包括临近亨利县的治安官杰西.约翰逊，并且邀请各位来宾们与他协力“创建一个伟大的社会”；此外他也并不忌讳直接恳请来宾们支持民权法案得到通过。这两方面的内容都得到了听众们的鼓掌欢迎。约翰逊表示：“正义也意味着各种族之间的正义。”他提醒听众，美国人“是生活在三十亿人的世界里的极少数，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位美国人都对应着十七位非美国人。在我们所有人都获得自由之前，没有人能够完全自由。”

在前往亚特兰大机场的路上，欢呼的人群挤满了每一个街区，以至于约翰逊的车队始终只能以十五英里的时速慢慢往前挪。当天中午总统来到了美国家禽饲养中心盖恩斯维尔。佐治亚州众议员菲尔.兰德朗姆（Phil Landrum）将约翰逊誉为“美利坚合众国有过的最好的总统”。当约翰逊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园露面的时候，足有四万人——几乎相当于这个城镇的全部人口——涌入公园想要一睹总统的尊容，致使精神焕发的约翰逊止不住地询问以前有没有人见过如此热情高涨的情形。《纽约时报》也撰文称赞了约翰逊的大胆演讲在南方取得的“公关胜利”。

周五下午晚些时候，总统回到了华盛顿。还没来得及从人潮汹涌的盛景当中回过神来，约翰逊就急着给他的政治主管劳伦斯.奥布莱恩（Lawrence O 'Brien）打了一通电话。“我需要两只新手！”他高兴地呻吟道。“我的右手都被咬烂了……我做了十六次演讲，听众足有一百万人。一百万人是底线。我看都能达到二百万，但是该死的共和党人就只承认有一百万。今天你尽管往远处看，无论多远都是人……老赫尔曼.塔尔梅奇（Herman Talmadge）在我做了两次民权演讲后站起来说：‘我只想说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见过这么多人。’”然后约翰逊把记者召集到白宫玫瑰园，宣布J.埃德加.胡佛将会继续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这一年是胡佛在联邦调查局任职四十周年，约翰逊不出所料地利用这一机会盛赞联邦调查局首任局长——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局长——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千百万正派公民心目中的英雄与无数恶徒的死敌。”外界原本以为总统会趁着这一年新年胡佛七十大寿的机会找人替换掉他，可是约翰逊却宣布自己“刚刚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无限期免除你强制退休的义务。”胡佛的提前留任让记者们不知所措——约翰逊对此自然喜闻乐见——同时也彰显了约翰逊这位扶贫斗士身为权术专家的狡猾侧面。

4月27日是星期一，参议院的民权法案辩论继续进行。所有人都承认这场辩论足以与马拉松相媲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现场记者罗杰.马德（Roger Mudd）每天都会在国会大厦台阶上进行五次特别报道。图像部门特意在他的镜头上添加了一个时钟，显示阻挠议事已经持续了多少天与多少小时——此时阻挠议事的时长已经正式达到了八个礼拜。那天早上，三名信仰各异的宗教学生——一位是新教徒，另一位是天主教徒，第三人则是犹太教徒——开始了他们在林肯纪念堂的第八天守夜。这三名学生是七十五家合作神学院的代表，三人决定轮流祈祷不停，直到民权法案通过为止。第二天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千多名宗教领袖聚集在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参加了一场《纽约时报》笔下“世界宗教史上前所未有”的普世集会。“霍华德大学的音乐总监率领一批大学合唱团演唱了《就此立誓》（Done Made My Vow）以及门德尔松的《以利亚》选段。宗种委主席尤金.卡森.布莱克牧师在演讲的终结陈词阶段抨击了反对民权法案的观点。此类观点认为民权法案当中关于平等待遇的条款——尤其是要求经商人员不得拒绝为黑人顾客服务的内容——违反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是针对白人的反向“奴役”。布莱克则针锋相对地大声疾呼：“任何一名基督徒或者犹太教徒怎么能面对如此不道德的论点却依旧无动于衷呢？在《圣经》中，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你从哪里能找到哪怕一段话将财产权与人权相互对立起来呢？……自从阿摩司冲着那些为了谋利而使人堕落的恶人大发雷霆的日子以来，难道我们一丁点教训都没学到吗？”

那天晚上约翰逊总统发现自己的顾问们居然全都联系不上，以至于一个能当场为他出谋划策的人都没有——“我一转身就他妈一个活人都见不着了”——他不停地敦促白宫电话接线员，直到他们在纽约找到比尔.莫耶斯为止。“上帝啊，你怎么飞到那边去了？”总统抱怨道。莫耶斯声称自己好几天以前就向总统请过假，但是约翰逊对此嗤之以鼻——“这事我怎么没听说过？你成心想坑我是不是？”——总而言之，总统还没有准备好在第二天向宗教领袖发表演讲的草稿。约翰逊强烈要求莫耶斯要么将酒店房间里的基甸版圣经偷出来，要么“赶紧去买本圣经，我亲自给你报销”，然后尽快飞回华盛顿，并且在飞机上多找几句“关于平等的精彩格言，例如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这一类的话”。莫耶斯答应在午夜之前赶回白宫。

4月29日，一百多名来访的神职人员在参议院里分头散开，到处游说参议院们支持民权法案。从这一天开始，国会大厦门前将会持续举行为期很长的跨宗教日常祈祷集会。全国教会委员会种族与文化关系部主管奥斯卡.李在第一天的集会上率先布道，之后约翰逊总统邀请布雷克，斯派克，帕特里克.奥博伊大主教，尤里.米勒拉比以及近二百名其他宗教领导人前往白宫做客，并且宣讲了莫耶斯昨晚连夜赶工攒出来的演说词：“自从古代希伯莱先知以及耶稣驱散兑换银钱的商贩的时代以来，上帝的追随者们就教导我们，社会问题无非是宏观层面的道德问题。他们已经证明，倘若宗教不打算为了消除人类世界的压迫而斗争，就必然无法创造精神世界。”约翰逊赞扬了上个世纪的废奴主义牧师们，称颂他们忍受了教堂遭受火焚的灾难并且为了让国家摆脱奴隶制而甘心遭受排斥。“今天我们之所以在这里集会，是因为种族错误和种族仇恨的问题再次成为了这个共和国的核心道德问题。”约翰逊引用了亚伯拉罕的言论，这段话也是圣经当中批判部族分裂的最早论述之一：“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他挑战各位神职人员“唤醒你们所热爱的这片土地的良知……这就是你们在当前这个时代作为先知的任务。”

尽管约翰逊发表了这样一篇激情洋溢的布道，但在那一周却是一条负面新闻为他招致了更密切的公众关注：约翰逊养了两只一奶同胞的比格犬，一只名叫“他”，另一只名叫“她”，这一周他在白宫草坪上留下了一张揪着小狗的耳朵把它们提溜起来的照片，致使全国上下的爱狗人士一片哗然，针对总统虐待动物的控诉之声持续到了5月底都没有消退。*与此同时，民权议题迫使好几家宗教团体在各自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走到了分裂的边缘。北方长老会教徒选举埃德勒.霍金斯牧师（Edler Hawkins）作为他们的第一位黑人教会主管，持不同意见的长老们随即旧话重提，大力主张要让长老会教会退出种族融合政治运动。南方浸信会投票否决了一份支持“保障黑人合法权利的法律”的公开声明。南方长老会拒绝成立种族委员会并且要求公开教会成员身份，但他们也在亨利.拉塞尔牧师——乔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的兄弟——的孟菲斯教会主办1965年南方长老会大会之前恳请他自愿放松种族隔离政策。

*【养犬俱乐部以及动物保护协会的抗议刺痛了约翰逊，他解释说拉耳朵是友好的刺激——“养过狗的人都爱听狗呜呜叫唤。”——这番辩解进一步激怒了《犬类世界》杂志出版社，他们指责总统分不清健康的吠叫和痛苦的嚎叫。】

在匹兹堡，一千万卫理会信徒推选出的全国代表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核心议题在于是否要废除卫理会当中的中央管辖权机制。奴隶制曾经致使卫理会在美国分裂成了白人教会与黑人教会两部分。为了弥合裂痕，黑白双方在1939年达成妥协，设立了中央管辖权机制。尽管名称当中带有“中央”二字，但是这一机制仅仅管辖黑人会众，起这么个名字无非是为了掩盖教会内部的种族隔离。1960年召开的上一届卫理会大会拒绝了种族融合的指导方针，支持传统的规定，即黑人教会只有在管辖与被管辖双方均明确表示同意的前提下才能转入正常管辖范围。（“我想提醒大会，”一名阿拉巴马州的代表喊道，“耶稣本人从来没有为天国再临设定具体日期！”）四年后，动荡不安的匹兹堡大会确实设定了在1968年实现种族融合的目标，但保留了自愿吸纳的方式。略占优势的多数派认为更激进的计划将使教会再次分裂——众多黑人主教与会众将会沦为没有上级与组织关系的孤儿，白人卫理公会教徒也将被迫改换门庭，转向敢于抵制种族融合影响的浸信会地方教区。詹姆斯.劳森牧师在大会会场里因为改革派们的失败而当众留下了眼泪。劳森背负着许多罪名，有人骂他是甘地主义捣乱分子，也有人骂他是非暴力学生运动的幕后教唆者，但是这些指控全都无法像眼看着自己的教会分成两半那样使他感到伤心。5月2日午夜过后不久，劳森和密西西比州的埃德温.金加入了一场通宵守夜的祈祷活动。一名来自芝加哥神学院的学生将一具焦木十字架搬到了守夜现场，这具十字架曾经在图格卢校园遭受过三K党的火焚。

深层次的逆流也搅乱了党派政治。5月1日，拉塞尔参议员告诉他的同事们，他希望参议院的阻挠议事能够持续足够长的时间，让乔治.华莱士的总统竞选活动能够向躲在北方的政客们鸣枪示警。事态发展似乎有利于他的策略：阿拉巴马州州长在几天后举行的印第安纳州民主党初选当中获得了近30%的选票。《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承认，华莱士早些时候在威斯康辛州出人意料的强势可能并非侥幸，“草根阶层当中普遍存在着针对有效民权立法的抵制，这一点很令人不安。”华莱士本人则声称自己这个政坛贱民终于等到了翻身做主扬眉吐气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尖牙都敲掉了！”他自豪地宣称。华莱士精心炮制了一份旨在应和听众怨气的演说底稿，在文中着力抨击了“尖头尖脑的官僚”、专横的法官以及满嘴只会说“税收、税收、支出、支出”的政客们们以及这些人所代表的“联邦政府对于州权力的全面侵犯”，——上述这些人全都得到了他所称的“极端自由主义控制的媒体”的支持。他在底稿当中淡化了种族问题，而是着力拿着南方以外的伪善态度开涮。比方说在波士顿，华莱士发现一家反对他的民权电视台在从上到下的任何工作层级都没有雇用黑人，不由得忍俊不禁。“有谁是从费城来的吗？”他在另一处竞选站点喊道。“你们知道他们那边就因为种族问题甚至都不能再举行夜间足球比赛了……谁听说过这种事呢？”在谈到首都华盛顿时，他打趣道:“他们正在为所有逃往弗吉尼亚的白人自由主义者在波托马克河上修建一座新的（西奥多.罗斯福纪念）大桥。”

在参议院，铁了心要让民权法案流产的理查德.拉塞尔参议员不仅向北方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们寻求帮助，而且还将目光投向了试图打入民主党南方基本盘的共和党先头部队。共和党人历来抱有在南方选举当中具备竞争力的梦想，于是拉塞尔不顾自己所在党派的利益，主动向北方参议员们献计献策。在他看来，共和党人要想在南方立足，就必须支持或至少容忍针对民权法案的阻挠议事。共和党参议院领袖埃夫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暗示他或许愿意投票制止阻挠议事；作为交换条件，约翰逊的势力也要考虑一下他打算针对众议院通过的民权法案提出的七十条修正意见。参议院里的自由派担心这项提议的前半部分仅仅是德克森的缓兵之计，而后半部分则会让民权法案变得面目全非，等于废掉了众议院通过的版本；因此他们大呼小叫地坚决反对这项提议。不过拉塞尔并没有被自由派的声势唬住，因为他很清楚，不管是什么样的民权法案离开了德克森代表的共和党势力的支持都别指望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他在参议院辩论当中的主要对手休伯特.汉弗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健谈的汉弗莱日后开玩笑说，他在民权法案辩论期间对拉塞尔好话说尽又捧又哄，当初自己追求妻子穆丽尔的时候都没这么热情——“唉，当时我真是把这张老脸都豁出去了。”共和党有意合作的风声让他万分欣喜，而拉塞尔则大受打击。很快拉塞尔就在参议院痛斥德克森“扼杀了共和党在南方迅速壮大的势头，至少也葬送了他所属政党在本届总统竞选当中的胜算。”

这一次的民权法案得到了白宫里的得州民主党叛逆份子的支持。为了对付这批人，拉塞尔必须显著改变党派与种族的对应关系，这一对应关系几乎可以追溯到两大主要政党的创始时期。不过这场将会深刻影响美国政治的变化此时还仅仅只有些萌芽迹象而已。田纳西州民主党人选出了该党历史上第一批黑人代表参加即将到来的全国代表大会，报纸报道则声称勇敢无畏的联组委夏季项目打算挑战密西西比州民主党代表团有史以来全部由白人组成的记录。共和党方面也发生了更加剧烈的变化，但是由于共和党在南方实力很小，并没有多少存在感，这些变化几乎没有得到外界的注意。在佐治亚州，巴里.戈德华特的选情陡然看涨。尽管他的竞选活动所能聚拢的人群甚至就连理发店都装不满，但是新近组织起来的戈德华特支持者们却全面把持了规模同样很小的佐治亚州共和党代表大会。本次州大会推举出来的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人选当中除了两个人之外都是由戈德华特的支持者们选出来的，而且他们还趁机顺便清理了一下门户。南方共和党自从十九世纪末就分裂成了仅仅接纳白人的莲花白派系（Lily-white）与黑白兼容的黑褐联盟派系（Black and Tan coalition），如今黑褐联盟派系已经老迈不堪，只有寥寥几名黑人党员还在强撑着门面。可是在这次佐治亚州大会上，当地的黑人共和党员全都被戈德华特的支持者们强行踢出了共和党。5月2日，佐治亚州的新一代共和党人打破传统，举行了一场只有白人参加的庆功晚宴。戈德华特的一名发言人在宴会现场直言不讳地宣布：“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将黑人赶出了佐治亚州的共和党。”极度失望的金老爹和他那一代黑人终身共和党员们很快就沦为了被林肯的政党所抛弃的残渣。

4月24日，鲍勃.摩西也来到了斯坦福大学举行演讲，与金正好前后脚。不过前来听他讲话的听众人数只有金的五分之一，其中大多是学生，他们对密西西比州民权运动形势的兴趣都是由阿尔.洛温斯坦培养起来的。洛温斯坦与金的演讲采用的都是汪洋恣肆的经典风格，摩西的风格则迥然不同，他更喜欢安静地自言自语，任由自己的思路随处延伸。有一位听众形容他的演讲就好比“横跨山涧的旅人踩着自己的节奏从一块石头跳向另一块石头。”摩西回顾了非学委学生初次来到密西西比州之后的四年历程，并且表示当地佃农教会了他许多意料之外的东西：“如果说我们拥有任何锚定点的话……如果说还有任何原因让我们能够在密西西比的社会最底层与曼哈顿的摩天大楼最高层之间来回穿梭并且仍然保持某种内心平衡的话，我想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人，因为他们的心里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平衡感。”摩西认为黑人佃农们的处境让他感到“你已经跌到了最底层，你的处境再也不可能变得更糟糕了。因此这就是你继续建设的坚实基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无法向外传达密西西比的希望或者恐惧，因为外界的人“真的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情况，也没有任何方式能让他们理解这里的情况。”但是随着遥远消息的不断冲击，“尤其是最终在伯明翰运动之后，这个国家终于活跃了起来。” 一套“远比民权二字更加深刻”的词汇表正在浮现出来并且得到全国上下的关注——自动化的普及、学校的教育方针、城市的本质——这些问题影响着“我们的整套国际事务”并且“触及了我们社会的根本……只不过碰巧民权问题是所有这些问题当中最突出的一个而已。”眼下并没有人能认出社会变革的迹象，因为这些迹象落在了黑人身上，“但是等到有朝一日黑人采取恐怖手段的时候，他们肯定会知道的。整个国家都会知道。”导致局势糜烂的先决条件“已经存在了……它们就存在于城市当中……”

“费城百分之七十的黑人青年没有工作。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数字。当他们组织团伙开始斗殴开枪相互攻击的时候，自然就会影响到白人。他们兴许还会让暴力行为推向街头并且破坏街上的房屋财产，而这些财产十有八九也属于白人。”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南方种植园已经向北方输送了大量难民——“每年南方都会流失10%的黑人工作岗位”——而且这些人当中的绝大部分对于现代社会而言都全无用处，因为他们都是文盲。黑人识字一直是南方白人眼中的政治威胁——“如果你教会了人们读书写字，他们自然而然就会想要自我管理。”本届世博会上陈列了许多2000年未来美国城市的模型，设计师们畅想的未来城市美不胜收令人目眩，而且全然没有贫民窟的容身之地。可是众多来自南方的文盲黑人移民对于未来的主张却与这一愿景结结实实地当头对撞在了一起。“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全国上下至今依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有人都说‘别把我们的世博会搞砸了’。很好，可是世博会到底属于谁呢？”

接下来摩西把向斯坦福的听众们介绍了一下非学委的内部纷争。“夏季项目已经引发了深刻的道德问题。”他还提到了赫伯特.李，“（1961年的）那个夏天，他被杀害了。如果我们没有前往密西西比，他就不会被杀。”摩西承认非暴力原则既不能使其追随者免于流血的责任，也不能回答以下这个棘手的难题：“那些被奴役的人，为了获得自由，是否必须成为刽子手，是否必须施行恐怖与杀戮，以及他们参与此等行为的意义何在。”他向整整一礼堂的潜在民权志愿者们提出了这些问题——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民权斗争当中沦为下一个赫伯特.李。“我们又退回到了原本的两难境地，”摩西的声音渐渐低了下来。“要么做受害者，要么做刽子手。这样的表述或许没那么精确，也可能没那么有哲理。但是当你不得不以个人身份应对这个难题的时候，它仍然会沉甸甸地压在你的心头。”说完这句话，摩西陷入了沉默。台下大约四百名学生先是屏息凝神地等了他十几秒，然后全体起立鼓掌，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

演讲结束后摩西于4月26日回到了密西西比。这一天是自由民主党的成立之日，但是只有寥寥几人参加了位于杰克逊共济会圣殿的建党大会。“全州所有的有色人种都应该在这里的，”参会人员之一托尼.格雷（Tony Gray）眼看着空荡荡的圣殿大厅愤怒地说道。他的妻子维多利亚.格雷仍然在哈蒂斯堡经营着自己的美妆女王业务。两年前维多利亚平生第一次参加了由霍利斯.沃特金斯主持的弥撒大会，如今她在自由民主党成立大会上宣布自己将要竞选参议员。与此同时范妮.路.哈默也正在竞选三角洲地区的众议员席位。不过这两位先驱从黑人社区得到的支持极其有限，以至于疲惫不堪的劳伦斯.古耶特在大会结束后因为失望而累瘫在了地上。摩西也陷入了沮丧自闭的境地。罗伯特.斯派克的宗教种族委员会原本联系上了肯塔基州某大学作为民权志愿者培训基地，但是校方在受托人的压力下突然打起了退堂鼓。密西西比州一名民权义工写道:“将整整两千名聪明热情的年轻人打发到我们这里来帮忙，这样的景象想一想就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们能帮上什么忙呢？……请原谅我这么想，我实在太害怕了。”

正当总统忙着飞遍全国的时候，马丁.路德.金同样在自己的轨道上奔驰着。他从华盛顿飞到亚特兰大，再飞到纽约，再回到亚特兰大，然后又开始了他的加州之旅，一路上忙着筹集资金以及发表反种族隔离布道。尽管承受着来自其他民权组织领导人的压力，但是金依然拒绝签署他们反对世博会“堵路示威”的联合宣言。相反，他在4月21日向罗伊.威尔金斯等人寄送了一封充满矛盾的公开信，信中内容既有反省也有辩解。首先，金也同意类似“堵路示威”这样任性而为的示威殊为不智，他本人当然也和他们一样担心此类示威活动可能招致政治反弹。（不久前乔治.华莱士州长赢得了威斯康辛州三分之一的初选选票，令《纽约时报》大为惊骇。*《纽约时报》刚刚刊发了一整页的民权抗议全国蔓延趋势表单，警告人们要小心“敌对反应”。）不过话又说回来，金“同样不情愿”与其他民权领导人共同发表“彻底谴责”此类示威的宣言。他质问道：“有人在世博会堵塞交通，有人在美利坚合众国参议院堵塞交通，谁的行为更糟糕呢？前者至多只会让一个城市陷入拥堵，但后者却试图阻碍历史的进程并且危及两千万美国人的内心安宁。”尽管金承认民权阵营迫切需要政治盟友，但他拒绝在北方刚刚出现反对迹象的时候就放弃非暴力。“这些天我听到很多人说我们的直接行动计划疏远了以前的朋友。我倒是觉得直接行动计划把许多一直存在的潜在偏见暴露了出来。”

*【4月8日的《波士顿环球报》头版刊登了一条通栏大标题：“民权——黯淡的一天”。下面的配套新闻包括华莱士在威斯康辛州的选情以及克利夫兰的白人长老会牧师布鲁斯.克朗德（Bruce Klunder）杀身成仁的消息。克朗德参加了一场反对种族隔离学校施工的静坐示威，结果被推土机活活碾死了。】

金仍然希望聘请贝亚德.拉斯廷接替怀亚特.沃克担任领导大会的执行董事，但是这项人事任命却一拖再拖，金与拉斯廷都始终没能迈出最后一步，因为拉斯廷与金的其他员工实在不对付。一些人警告金，拉斯廷作为华盛顿游行组织者的声望并不能抹去他在私生活领域身为前美共成员兼男同的政治弱点——尤其是因为眼下参议院已经陷入了阻挠议事，民权法案的反对者们正在到处寻找弹药。除此之外，拉斯廷本人的一部分支持者也从左翼政治最阴暗的角落里冒出头来，为金出了一道新难题：金的纽约顾问们担心拉斯廷与沙赫曼派的关系过于密切。沙赫曼派是一个由寥寥几名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小群体，这些人的主心骨是一位异域气质浓厚的理论家、时年六十岁的马克斯.沙赫曼（Max Shachtman）。

沙赫曼出生在波兰，从小就接触到了共产主义并且在圈子里崭露头角，后来移居到了纽约布朗克斯区。他在美共当中很有威信，因为他的个人经历极富革命浪漫主义色彩。沙赫曼与许多世界闻名的革命者都打过交道，最早在1925年就认识了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列夫.托洛茨基当年流亡土耳其与墨西哥逃避斯大林追捕的时候，沙赫曼也是他身边的少数几个心腹人之一——在这段时期沙赫曼整天都在腿上绑着一把德国手枪以备不测。1940年托洛茨基遇刺后，沙赫曼一直担任托洛茨基著作遗产的执行人，不过他拒绝接受托洛茨基的“路线”。托洛斯基认为苏联是一个被斯大林腐化的、有缺陷的工人国家。沙赫曼却宣称苏联帝国是一个无法挽救的极权主义怪胎，也是他的死敌，因此他在四五十年代一直强烈反对苏联及其美共“走狗”。虽然沙赫曼的社会主义信徒从来没有超过几百人，但是他的辩证法研讨会有时也会吸引来几位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例如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和欧文.豪（Irving Howe），还有不少劳工组织的官员，例如教师联合会的阿尔伯特.尚克（Albert Shanker）。从智识层面来讲，这些人的痴迷论战与卡尔.马克思以及十九世纪乌托邦主义者之间的纽带在于沙赫曼始终不渝的信念，即对历史的“正确”诊断能够治愈这世上的弊病。到了六十年代初，沙赫曼派系的漫长英雄榜上又增添了一个名字，也就是美国劳联-产联的一把手、气质粗犷的乔治.米尼。在沙赫曼派看来，米尼是一位坚决反共的爱国主义者，堪称“净化版”的列宁。如此诡异的思路从曼哈顿辐射开来，在十年后将要盛行的新保守主义运动当中站稳了脚跟。

马丁.路德.金开始听到有人抱怨说拉斯廷的举止很反常——他一边努力争取着领导大会的职位，另一边又经常一连好几天神秘消失音信全无。拉斯廷本人表示，在整整三十年的流浪激进派生涯之后，他很想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但是金的三名纽约律师却报告说拉斯廷正在与沙赫曼派同步过渡，而且坊间还传言说沙赫曼派正在寻找与劳工组织关系密切的职位。曾与克拉伦斯.琼斯合作过苏利文一案的公司律师哈里.瓦赫特尔在政治领域听到了不少这方面的小道消息。斯坦利.利维森则告诉琼斯，拉斯廷正在听任沙赫曼派当中的红人们向他灌输他们的理念。瓦赫特尔很佩服拉斯廷，因此一开始还与利维森闹了点矛盾。事实上瓦赫特尔一开始还以为利维森很可能再次与美共搞在了一起，而美共与沙赫曼派又是老冤家，所以利维森才会对拉斯廷怀有敌意。多年的交情使得利维森坚持认为拉斯廷这是要将自己的独立性拱手交给沙赫曼团体，而独立性就相当于拉斯廷的招牌。在利维森看来，沙赫曼派就像蜜蜂那样协调行动，毫无个人自由可言。讽刺的是，利维森不得不通过琼斯来间接提交他的分析报告，因为他此时依然屈服于肯尼迪政府与J.埃德加.胡佛强加在他头上的痛苦放逐。金在旅途中通过电话收到了经过过滤的警告。拉斯廷的聘任问题从来都甩不开私人仇怨的纠缠——领导大会董事会的布道人们对于拉斯廷的性取向的厌恶更不必多说——如今又多了这么一档子事，实在气得金火冒三丈，因为这一切心机盘算都表明他的阵营正在不知不觉当中遭到敌人思维模式的侵染。“你对贝亚德干的事情就像胡佛为了收拾斯坦利而对我们干的事情一模一样！”他这样向克拉伦斯.琼斯抱怨道。

与此同时，J.埃德加.胡佛埋藏的暗桩也发出了同样的政治警报。专栏作家约瑟夫.阿尔索普在4月15日的联合报业专栏当中断言，美共特工“正开始渗透进入黑人民权运动的某些领域”。阿尔索普声称马丁.路德.金“仍然还在与美共保持合作甚至接受他们的建议”———换句话说，金无视了政府的官方通知，也违背了他自己的承诺，不肯与一篇“真正的共产主义文章”以及另一名“美共秘密机构中当的关键人物”一刀两断。艾尔索普的文字一方面充斥着联邦调查局事无大小一味保密的习气，另一方面则在严厉怀疑马丁.路德.金对于美共的操纵究竟是否仅仅是视而不见这么简单。

金原本以为民权阵营涉嫌颠覆国家的问题已经过去了，可是仅仅一篇文章就粉碎了他的喘息空间。众所周知，约瑟夫.阿尔索普是一位著名记者，是罗斯福家族的远亲，也是华盛顿最强大的反共民主党成员们的先知，因此金认为这篇专栏文章直接传达了约翰逊政府的意见。由于这篇文章重新引发了民权运动是否受到美共挑唆的论辩，金认为约翰逊政府这是在试探从参议院阻挠议事当中撤退的路线，而他本人则是约翰逊的替罪羊。这一解释让金非常苦恼。克拉伦斯.琼斯向他提出紧急建议，认为他必须公开反驳阿尔索普，否则难免会有人将他的沉默当做认罪，但是金拒绝了这项建议。他看的很明白：如果约翰逊当真反对民权运动，那么他与美共无论是什么关系都无关紧要。于是金决定以攻为守，派遣驻扎在华盛顿的领导大会年轻理事沃尔特.方特洛伊直接去询问伯克.马歇尔，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导致了阿尔索普的攻讦。

联邦调查局的窃听人员监听了方特洛伊在会面之后向金做出的电话汇报，电话里的内容令他们极为反感。方特洛伊报告说马歇尔很同情金的处境。他解释说金与利维森之间寥寥几次直接联系都是为了应对涉及特别项目的紧急事态，例如金的伯明翰运动报告的出版问题。马歇尔则暗示阿尔索普的专栏夸大其词，并不公道，行文基础无非是联邦调查局不负责任的刻意爆料。

早在任何人有时间分析马歇尔接见方特洛伊的意义之前，后续的媒体攻击就开始了。《时代周刊》在4月22日世博会开幕当天这样报道：“胡佛称赤党剥削黑人/断言美共渗透了民权运动”。胡佛的言论虽然很吓人——他声称通过“至关重要的”美共影响，“大量民众没能看清这方面的问题，稀里糊涂地就吞下了美共的宣传毒饵”——但是这番话其实是他在三个月之前说的，因此并没有多少新闻价值。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番话还是登上了头条。金根本不可能知道，在罗伯特.肯尼迪的阻挠下，胡佛没能通过司法部的渠道发布不利于他的新声明，于是胡佛就转而借助众议院的朋友们在去年1月泄露了一套对他大肆抹黑的秘密证词。此外金同样不可能知道胡佛手里攥着约瑟夫.阿尔索普的命根子。1957年，克格勃特工在阿尔索普访问莫斯科期间施展美男计将他勾引上床，然后趁机拍摄了一批照片。这批照片历经辗转流落到了联邦调查局局长的秘档当中，胡佛将其命名为“阿尔索普案件”。七年来，阿尔索普一直咬紧牙关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敲打——有时候确实是联邦调查局的作为，另一些时候则是他疑神疑鬼自己吓唬自己——让他别忘了自己的同性恋把柄随时可能会浮出水面成为公众丑闻。胡佛小心翼翼地将这些黑材料散发给了高级政府官员，定期邮寄到各家报社的莫斯科照片也吓坏了阿尔索普的新闻界同事们。尽管如此，阿尔索普的秘密还会保持很久，直到马丁.路德.金遭到窃听的事实大白于天下之后又过了二十年才为公众所知。*

*【日后的历史记录揭露了这场性与颠覆的缠斗之下掩盖着多么讽刺的情节。《时代周刊》在1964年报道称，胡佛指控苏联间谍利用“令人反感的”性诱捕手段敲诈过许多姓名不便透露的美国人。阿尔索普也在自己的文章当中警告读者们——当然，他并没有提及自己受制于人的困境以及他对联邦调查局间谍信息的依赖——美共正在利用“金牧师在政治层面上的幼稚轻信”。他这篇专栏文章的题目是“一个不幸的秘密”。】

此时的金已经认同了这两起媒体攻击的幕后黑手都是联邦调查局的假设并且因此大感宽慰，因为他更害怕这些涉密污蔑是由总统本人抖落出来的。一旦认定了胡佛才是自己的对头，金的胆气立刻就壮了起来。4月22日这天晚上，金花了整整一个通宵的时间打电话敦促他的顾问们起草一份公开回应，旨在揭露联邦调查局要为这一轮抹黑负责。第二天早上，五十多名记者和几名穿插其间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在旧金山机场迎接了金。金趁势在机场里举行了一场喧闹的新闻发布会。《旧金山检查家报》报道这场发布会时用的题目是“金牧师的冰冷怒火”，这个题目用来形容现场气氛可谓毫不过分。

发布会刚刚结束，联邦调查局探员们就通过电话线把金的声明口述给了美国另一头的总部——他们嫌发电报太慢。金的飞机在加州降落后不到一个小时，联邦调查局情报主管威廉.苏利文就发布了一份令人震惊的敌情通告：“金提到了局长的名字……并质问局长能否拿出任何真凭实据来佐证自己的言论。”更糟糕的是，金还引用了罗伯特.肯尼迪的话，反对联邦调查局将种族运动与反共搅和在一起的立场，并且指控胡佛对民权法案的抵制越来越强烈。更糟糕的是——如果说情况还可能变得更糟的话——金不仅抨击了胡佛的动机，还质疑了他治下的联邦调查局在执法方面神圣不可侵犯的声誉。金宣称：“如果胡佛先生和联邦调查局能像追查民权运动中所谓的共产主义渗透一样不遗余力地逮捕那些炸毁教堂杀害儿童的罪魁祸首，我们将会感到非常欣慰。”

面对着来势汹汹的金，胡佛谨慎地选择了避其锋芒，不在金选择的战场上与他正面硬怼。（约翰逊总统不久前曾亲自询问胡佛，联邦调查局为何时至今日就连一起种族爆炸案都没能破获，尤其是伯明翰教堂爆炸案。胡佛在4月初回敬了一封密信，信件抬头是“我亲爱的总统先生”。他在信中没有正面回答总统的质询，而是搬出了一大堆数据为自己打掩护——“我们在查案时最多动用过二百三十一名探员……”等等。） 苏利文副局长一方面让胡佛继续在公众面前发布针对金的反共指控，同时又另外带领一彪人马打起了游击战。4月23日当天下午，正当金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苏利文给联邦调查局旧金山分局最优秀的“音响师”打了一个紧急电话。接下来的两个晚上，金将分别在萨克拉门托——金将在此地与加州州长埃德蒙（帕特）.布朗会面——以及洛杉矶过夜。这位“音响师”接到命令之后迅速在金即将下榻的酒店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这次撒出去的窃听器并没能收集到可以为联邦调查局所用的任何尴尬信息，但是却证实了金这个人的确非同一般：联邦调查局极少遇到像金这样拒绝逆来顺受的对手，胡佛的恐吓此时已经根本唬不住他了。金当着窃听人员的面恶狠狠地发誓道：“我非得教训一下他不可。他居然把我架在火上烧了这么久，我真想给他点颜色看看。”

林登.约翰逊刚刚就任总统时为自己塑造了一副愈伤者与肯尼迪遗产继承人的形象。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抱负的增长，这一形象也变得越发模糊起来。肯尼迪的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早在3月份就试图辞去白宫的职位，从而投身于加州参议员选举，可是约翰逊却始终拒绝接受来自塞林格本人或者他的任何一位助手的消息，直到有一位秘书告诉他塞林格当天就要打包走人。约翰逊赶紧打电话给自己的助理、曾经在他去年访问圣奥古斯丁时促成了黑白双方暂时停战的乔治.里迪，叫里迪立刻回到白宫顶替塞林格。当时里迪正在住院，因为他的体重严重超标，已经达到了二百八十五磅。医生们正在监督他奋力锻炼，争取早日甩掉满身肥膘。总统的电话在一个钟头之内就把他从医院拽回了白宫。里迪是一个学术气质浓厚的人，他在住院期间阅读的书籍包括保罗.田立克的神学著作以及一本研究爱尔兰土豆饥荒的史学专著（他开玩笑说每当减肥节食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就翻阅一下这本书，权当忆苦思甜）。见到总统之后，里迪立刻注意到总统正在深入研读英国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的《富国与贫国》。里迪认识约翰逊已经很久了，眼下还是他第一次见到约翰逊如此如饥似渴地反复精读并且引用一部非虚构作品当中的内容。这本书对于繁荣抱有坚定的积极视角*，并且发出了主张全球化政治视野与胸襟的道德呼吁，这两点深深吸引了约翰逊，他相信这本书描述的路径可以将他的外交理念与他心心念念的国内扶贫斗争统一起来。他与沃德开始了持续不断的对话，甚至派出空军飞机把她从欧洲接到华盛顿与她当面详谈。

*【沃德这样评价西方各国：“现在既然我们已经‘进入了轨道’，我们的财富就可以通过复利而自行增加，因为我们已经很富有了……我们现在面临着全世界范围内长达三四十年的建设历程，规模如此之大的建设活动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

正当里迪试图为约翰逊刚刚展开的总统人气引入几条公共议题的时候，驻扎白宫的记者们也开始着手挖掘约翰逊的独立人格。4月初，《时代》杂志将总统描绘成了一名狂放不羁的牛仔，开车带着惊恐的记者们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在德州牧场的光秃山丘上狂奔，一路上躲避着自家牲畜，口中不停咆哮，手中纸杯里的珍珠啤酒溅洒得到处都是。约翰逊对这份报道提出了抗议，认为这与达拉斯事件之后权力交接期间充满尊敬的报道口径大相径庭。记者们则针对约翰逊面对批评的敏感反应评头论足，猜测现任总统之所以如此偏执是因为缺乏肯尼迪那样的魅力。

在私下里，约翰逊则展现出了他性格当中喜怒不定的一面。有一次他用轻快开朗的口吻向萨金特.施莱弗描述了比尔.莫耶斯在自家农场里的表现，逗得施莱弗不由自主地窃笑起来。根据约翰逊的描述，莫耶斯“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两眼放射虔诚之光，一看就是个温顺信徒。他总是希望你也在现场，而且两手总会各自端着一杯甜牛奶。”在另一个场合，约翰逊则当着众人的面斥责莫耶斯和里迪，并且告诉秘书们这两人的着装与发型很丑。他还痛斥传奇的特勤局特工、曾经在达拉斯刺杀现场用身体遮蔽过他的鲁弗斯.扬布拉德（Rufus Youngblood），威胁要解雇“整个该死的特勤局”并且扎破护送轿车的轮胎。他对特勤局局长詹姆斯.罗利（James Rowley）大吼道。“你那该死的特工每次都跟在我后面……我开车的时候万一刹车踩得猛了一点，他们准得撞到我的后保险杠并且折断我的脖子。”

只有与其他政客们在一起的时候，约翰逊才能保持住哪怕是最基本的职业素养。有一次他告诉西弗吉尼亚州新当选参议员罗伯特.伯德（Robert Byrd），倘若伯德坚持反对民权，肯定会毁掉他的总统任期。受伤的伯德表示抗议，约翰逊随即改口开玩笑说他并不期待伯德投票支持民权法案，但确实希望伯特不会过于激烈地反对终结辩论：“到了那天我兴许会让你呆在家里照顾我，给我测体温。到时候我肯定要病得很厉害，还得找人给我脑门上面敷冰袋。”另一方面，约翰逊也很清楚在哪些人面前不能开玩笑，比方说阿肯色州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富布赖特参议员同样在他面前诉苦说反对民权法案让自己多么难受：“你知道，这件事对我来说多么尴尬。该死，我对这个问题从来都不是很热情……”

“我知道，”总统体贴地说。“我知道，我知道。”

富布赖特继续抱怨：“天可怜见，在这件事上我真是身不由己。我真希望能站在你那边投票，这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总统继续表示体贴。“你的难处我都清楚。”

约翰逊痛恨媒体，但每天却要浏览十五份报纸。即便是最不起眼的负面评论也会气得他大发雷霆并且痛骂记者们只会满嘴放炮，但同时他还会如饥似渴地向同一批记者们虚心求教，想知道如何才能打造一副更有利于自己的公共形象。他吸收了《时代周刊》知名记者詹姆斯.莱斯顿（James Reston）的私人建议，即应该“在总统出头露面的电视节目当中尝试一些新花样”。与其整天呆在白宫里面消极等待记者提问，总统更应该主动出击，带着各家媒体走访美国各地，一起面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支持这一做法的某位总统助理认为莱斯顿的提议将“让您能够释放自己的真正个性并且对公众造成最大影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埃里克.希弗雷德（Eric Sevareid）则建议约翰逊建推出属于他自己的口号，例如罗斯福的“新政”与肯尼迪的“新边疆”。总统认为这也是个好主意。

4月22日，约翰逊不顾大规模民权抗议活动的威胁，飞往纽约参加世博会开幕式，空军一号的后半截机舱里搭载着一支充满期待的记者团。开幕式现场足有五千名警察以及来自平克顿公司的安保人员，后者主要负责为特勤局的特工们提供支持。确实有几名抗议人员逼近到了总统演讲台附近，不过总统做出了宽宏大度的表态（“我为他们感到难过”）。相比之下各家全国级新闻媒体则要毒舌得多，某家媒体刻薄地写道，“现场大约有二十五名蓬头垢面的种族平等大会示威者，其中有些人似乎是白人披头族”，满脑子装得都是“狂热、轻率且不切实际的盘算。”《纽约时报》声称抗议者们既粗鲁又狂热：“这些人全都胡子拉碴，衣衫不整。他们之前都坐在潮湿的地面上，所以裤子的臀部浸透了泥水。”《纽约时报》痛斥抗议者们不仅侮辱了总统，而且还打算毁掉这场耗资十亿美元的盛会——此前《纽约时报》曾在专栏当中浓墨重彩地颂扬本次博览会，将其称作“映照国家富足的明镜”。纽约市长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ner）发表声明表示抗议活动令他感到羞耻。民权抗议者的存在显然刺伤了美国人的国民自豪感，致使人们越发恣意张扬这份感情，却忽视了会展本身存在的巨大缺陷：以往经常在历次国际博览会上承办展馆的几乎所有国家全都抵制本次博览会，认为本次会展风格浮华艳俗，充斥着令人作呕的商业主义气息。等到第二年本届博览会闭幕时，主办方将会债台高筑，再也无心维护园区，只得听任其沦为一具逐渐锈蚀败落下去的空壳。

相比之下约翰逊总统的预测要乐观得多。在总统看来，1939年世博会期间的美国人做出了许多看似天马行空的乐观预测，但是美国在大萧条之后取得的实际成就却将这些预测全都比了下去——如今的美国已经实现了卫星通讯，根除了多种疾病，掌握了原子能技术，还将按键式厨房送进了千家万户。同理，下一代美国人也必将超越他在此时此刻的期望，实现一个没有偏见、贫困或者战争的社会。“我预言和平，”他如是宣称，并且还认为下一代美国人必将找到属于他们的应许之地。演讲结束后，约翰逊几乎马不停蹄地飞回了华盛顿。当天下午他邀请了九家铁路公司的总裁来到白宫的家居区域，解决了一场可以追溯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长期罢工，然后立刻命令自发组成的记者车队赶往附近一家电视台宣布这个好消息。在回家的路上，疲惫不堪的记者们得知约翰逊刚刚决定带他们前往阿巴拉契亚贫困地区进行一次计划外的走访。第二天，记者们在白宫参加了一场正式新闻发布会并且跟着总统去了一趟芝加哥。到了第三天黎明时分，大队人马纷纷起床，在夜色降临之前匆匆走过了五个州的产煤区。

在匹兹堡，约翰逊出人意料地宣布他要发表讲话。消息散播出去之后，街头转瞬之间就冒出了足足二十五万人。约翰逊在汹涌的人潮当中艰难跋涉，紧紧握住每一双伸到自己面前的手，完全顾不得自己的十指早已磨破出血。几小时后，总统一行人又来到了肯塔基州的伊内兹附近。在寂静的群山之间，随行的政要与记者们眼看着约翰逊总统来到了当地失业矿工汤姆.弗莱彻的家门前。这座住宅其实就是个沥青纸糊墙的窝棚，约翰逊“放低姿态”走到窝棚的门廊下面，与弗莱彻长谈了一番。弗莱彻轻声细语地告诉总统，自己每年只能赚四百美金，却要养活八个孩子，因此年龄大一点的几个孩子念完四年级之后就都辍学了。接下来约翰逊乘坐直升机离开肯塔基州进入西弗吉尼亚州，凭着一时兴起在沿途到处查看。毫无粉饰的贫困赤裸裸地展现在了总统一行人面前，露天下水道与从不洗澡的人体散发出来的刺鼻气味呛倒了不少总统随员。约翰逊特别喜欢吹嘘身为总统的自己具有非同寻常的方向感，不过这次走访差点就戳破了他吹出去的牛皮：他一不留神走进了一家正在营业的乡间妓院，多亏惊慌失措的助手们及时将他解救了出来。

约翰逊历来将贫穷称作美国的敌人。他说他在白宫的床头上放了一张自己出生的窝棚的照片，似乎是为了从自己平生经历的惊人对比当中获得激励。约翰逊还提到了他最喜欢的作家芭芭拉.沃德，并且试图用“伟大社会”这句口号来呼吁听众们畅想一个充满人道主义色彩的伟大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任何国旗飘扬之处的孩子们都不必说，‘今天不是该我吃饭的日子。’”约翰逊赶在午夜之前回到了华盛顿。这一天马不停蹄的行程令各位记者们大感敬畏，觉得总统的步伐之快“令人屏息，从不动摇，简直难以置信”。上一次《时代周刊》刊登的珍珠啤酒事件让约翰逊很没面子，这一回他们则将约翰逊请上了封面新闻，将他塑造成了来自得州的一股旋风：“他的精力上不封顶，他的耐力没有极限，无论面对任何问题或者任何个人他都总有话说，要么抛出一句乡下人的俗语，要么提供一条政治家的建议……白宫里没有人比他走得更快。”

正在进行巡回演讲的金接连派遣侦察兵前往圣奥古斯丁评估在当地发动抗议示威的胜算。他的旅行助手伯纳德.李报告称，当地的成年人民权领导层人手稀少而且组织不善。另一名金的代表则建议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开展一场大规模宣传运动，促使白人官员坐下来谈判，另一方面也要挨家挨户游说黑人居民参与到运动当中。然而圣奥古斯丁市政当局拒绝谈判，而且除了少数黑人成年人以外，所有人都回避了赫凌的领导。有几位协进会中坚分子——例如范妮.富尔伍德——倒是挺给赫凌面子，每次赫凌主持弥撒大会都会前来捧场。但是就连他们也不愿发动示威，认为目前这样做并不明智。其他人则担心三K党暴力以及白人雇主解雇黑人以示报复，或者听信了白人当局针对赫凌的妖魔化宣传，甚至干脆拘泥于派系纷争。例如协进会的内部报告就洋洋得意地推测道：“金现在不得不放弃对赫凌博士的支持从而保全面子。”

圣奥古斯丁项目之所以步履维艰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金身边的大多数参谋人员也同样不支持这个项目。领导大会在4月中旬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年度会议，会议期间董事会成员刻意回避了好几项棘手议题，比方说有没有足够高调的替代方案来取代在伯明翰和丹维尔重新举行示威活动的做法，或者是否应当组织一场通向美国国会大厦的游行，从而打破参议院的阻挠议事。詹姆斯.贝弗尔极力游说参会人员支持他提出的阿拉巴马投票权十字军运动——他提醒金，伯明翰教堂爆炸案的血痕必须得到历史的洗雪——还敦促人们在一系列自发组织的“边缘政策”抗议过后积极修复非暴力运动的形象，因为这些抗议激起了白人的强烈反对。然而董事会成员都知道贝弗尔与领导大会执行董事怀亚特.沃克之间可谓水火不容，只要两人之间的矛盾得不到解决，贝弗尔在领导大会里就必将一事无成。他们把他的阿拉巴马计划与其他敏感问题一起打发出了正式会议室，交给走廊里的小团体去讨论。其他敏感问题包括领导大会的资金已然见底，以及专栏作家约瑟夫.阿尔索普（Joseph Alsop）公开指责金包庇美共。

本次年会的地点是华盛顿特区的圣经之路教堂（Bibleway Church），领导大会董事会成员照例轮流进行了一轮布道，并且借此来讨论公事——国会开会的时候也惯于让各位政界要人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这个习惯在布道坛的世界里自然存在着相应的变体。有一位牧师在布道当中功架十足地呼吁金进行公开绝食，从而反对参议院的拖延战术。另一位牧师则称赞去年的斗争进展证明了领导大会从教会转向政界的跨界领导模式是正确的。第三位牧师则建议领导大会通过浸信会内部的各种教士协会来扩充自身势力。怀亚特.沃克用一篇漫长的布道词回顾了自己过去四年的任期，最后宣布他将于6月15日辞职。自从去年9月第一次提出辞职以来，沃克在将近九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在推迟离职日期，以便找到另一份工作，现在这段骑驴找马的尴尬时期终于结束了。出于对金的尊重，他仅仅暗示了几句自己的腹中怨气：沃克历来十分看不惯民权阵营当中漫无目标或拒绝服从的散漫作风——这种作风在詹姆斯.贝弗尔身上尤其突出——而且在他看来其他人对于这种风气已经迁就得太久了。此外沃克还像哲学家那样无可奈何地坚称金正在越发耽于空想并且逐渐忽视实务标准，以至于他本人的扮相现在看上去简直有点邋遢——以前的金不是崭新的西装不穿，不是丝绸领带不扎，可是近来他的衬衣领子磨破了都不知道换。沃克的告别演说充满了火热的布道坛言辞，他感情真挚地回忆起了伯明翰的胜利，以至于台下的拉尔夫.阿博纳西忍不住站起来高呼沃克不能走并请求他撤回辞呈。正当阿博纳西这一嗓子刺激得台下听众群情激奋之际，金老爹也站了起来，振聋发聩地高呼沃克有权自己做决定。平息了台下的骚动之后，金老爹随即插入了一段休会祷告，把沃克的前途交给上天来决断。

5月中旬，怀亚特.沃克同意前往圣奥古斯丁进行侦察，这是他在领导大会的最后一项正式任务。他草拟了一份与他最初为伯明翰绘制的蓝图极为相似的作战计划。沃克的确更喜欢直接采取行动而不是巡回演讲，但他依然警告金说:“我们的行动看起来很不像样子。”他认为民权阵营在圣奥古斯丁的黑人牧师当中没有稳定的基础，而赫凌培养的青少年军团也引发了他这位权威人士的焦虑，唯恐这些小孩子的幼稚举动会打乱大局部署。正是这种焦虑让沃克如此反感非学委的学生们。他在报告当中写道：“我们在当地发动的示威活动很可能无法超越或者将会堕落到草台班子的水准。”他在圣奥古斯丁仅仅发现了两项优势：首先，这座城市的经济基础是旅游业，因此尤其容易受到示威活动的打击；其次，这里是美国最古老的城市，这座城市的种族隔离具有独一无二的象征潜力。

马丁.路德.金认识到自己面前的每一种选择都有缺陷。不过与此同时他还意识到以前自己的出行安排确实扭曲了他的视角。诚然，他每到一地都会令当地人大为兴奋，总会有大批人群与警察护卫簇拥在他身边，总会有纷纷扰扰的谣言声称有人打算对他不利或者当地的肤色障壁即将被打破。但是像这样看似烈火烹油的场合依然远远不足以与激烈的现实相提并论。现如今民权运动已经在全国数十个城市爆发出来并且纷纷登上了重大新闻版面，相比之下金身边那点排场根本不值一提。然而他再次遇到了困难的决定：首先，是否要从巡回布道的惯性生活轨迹当中挣脱出来；其次，再一次朝向苦难的大步跨越能否强化非暴力的信息，还是说仅仅只会激怒反对派。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事件过去八年后，金再一次陷入了熟悉的两难困境，只不过这一回他的困境将会触动国家政治的走向。

随着皮博迪和春假志愿者们返回新英格兰，麋鹿休息屋里的肾上腺素水平也迅速跌落了下来。新闻观察家们开始关注种族隔离依然存在这一残酷事实。“圣奥古斯丁抗议者遭受失败”，《纽约时报》头版宣称。刚刚经受过斗争考验并且升级成为资深志愿者的新人们此时已经陷入了军心不稳的境地，没有入狱的人们一心只想休息，已经入狱的人们一心只想着赶紧得到保释。何西阿.威廉姆斯尽管在弥撒大会上好话说尽，却没能招募到哪怕一位新的入狱志愿者。气急败坏的威廉姆斯公开指责当地黑人给他们自己的运动拆台，致使马丁.路德.金只得暂时将他从圣奥古斯丁撤了回来。

整个4月份，圣奥古斯丁的当地白人一直处于攻势。首先约瑟夫.雪莱市长发表了一份强有力的个人信仰声明。他向记者们坦承道：“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种族隔离主义者。就我而言，上帝之所以赋予有些人另一种肤色就是为了把种族隔离开来。”然而雪莱同时还坚持认为，因为他所在的城市缺乏正式的种族隔离法令，因此非法闯入的示威者肯定别有用心。接下来雪莱又登上了《今日秀》节目为他的城市辩护，声称圣奥古斯丁在成为外来人员的攻击目标之前就已经实现了种族和谐。佛罗里达州的报纸也纷纷在头版头条刊登了“皮博迪女士的行为被视为伤及所有人”之类的标题来呼应雪莱的言论。

与此同时，L.O.戴维斯治安官开始争取连任。他的竞选活动是当年春季民主党初选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场。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这还是戴维斯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公然佩戴枪支。他声称他打算保护自己免遭何西阿.威廉姆斯之流的侵害，并且告诉朋友眼下的紧张局势甚至比二十年前还要可怕——二十年前的一个清晨，四十多具残缺不全的死尸被潮水冲上了圣奥古斯丁的沙滩；戴维斯认为这起始终未能真相大白的惨案是纳粹潜艇攻击海上商船与战时保密政策共同造就的后果。戴维斯积极竞选以争取白人的支持。他在林肯维尔面向黑人听众放言宣称他既不寻求也不想要他们的选票，并且明确使用了“黑鬼”一词来阐明他的立场。在5月5日的初选之后，戴维斯警长赢得了远远超过70%的选票，就此成为了一支重要的新兴政治力量。面对重新爆发示威的威胁，他信心满满地站了出来，组织了一支民间志愿武装力量用来镇压示威，还任命了好几位身份公开的三K党领导人在手下当差。

圣奥古斯丁的显赫市民们就此陷入了看似波澜不惊的紧急状态。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通常都会回避新近冒头的白人民兵，认为这些人都是些粗鲁的醉汉与暴徒，但是仅凭这样的态度并不足以让他们置身事外。一个周日的下午，当地的福特汽车经销商听到门铃响了起来。他起身开门之后被门口的来访者吓了一跳：这位访客是他手下一名层级最低的员工，此人居然胆敢闯进他所在的高档住宅区，堂堂正正地站在前门门口而不是走后门，而且并没有满脸迫切地请求他给自己加薪，而是面沉似水地表示自己只是来串门的，只想找人谈一谈。

“你打算拜访谁？”福特经销商怀疑地问道。

“就是您。”

吓坏了的经销商立即解雇了这个人，不久后又解雇了自己手下的黑人工头、当地学校融合运动的先驱家长本古姆.罗伯逊（Bungum Roberson），因为他认为罗伯逊正在帮助罗伯特.赫凌把原始宗教的天下大同妄想灌输到社会的每一个宁静角落。

在三一圣公会教堂（Trinity Episcopal Church）里面，福特经销商能够听到学识最渊博的主日学校老师哈德格罗夫.诺里斯博士（Hardgrove Norris）的指导。诺里斯博士熟知各种反共文学当中晦涩难懂的珍闻，并且利用这些信息来支持自己的保守派神学教义。比如他知道《共产主义日报》的名义所有者曾经是三位老妇人，而且还知道这三个人的名字，因此他认为玛丽.皮博迪在圣奥古斯丁的所作所为十分契合美共利用老太太充当“爪牙”的惯常阴谋模式。在圣奥古斯丁某报社主编A.H.“胡匹”.特伯特（A. H.“Hoopie” Tebeault）的帮助下，诺里斯在5月通过了一项祭事人员决议，就此切断自家教会上交给圣公会教区的捐款，直到圣公会退出全国教会委员会为止。诺里斯尤其厌恶三一圣公会教堂所在教区的教区长，自从1949年起就担任这一职务的查尔斯.西摩牧师（Charles Seymour），因为西摩的布道历来具有社会主义倾向。西摩曾十分少见地公开暗示白人教会内部存在冲突。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位或所有牧师都可能顺应教区的要求，很快就会离开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