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整理】关于1962“打印”的一些小故事 -- 史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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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整理1. 《邱会作回忆录》说到的“打印”后勤问题

      有些回忆里说到1962年我国刚刚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尾部,经济很困难,所以对印自卫反击战的后勤支持不足,导致打下了藏南却没守住。实际这个是错的,因为1962年之战在战略上就是一次有限的警告性的战争,而不是收复失地。在后勤上的压力实际并不太大。

      邱会作中将是建国后最好的“后勤部长”, 在他主政总后勤部期间,进行了很好的后勤改革,引入了“划区基地化供应制度”,1962年10月对印作战,“西线由青藏兵站线担任供应任务,东线由川藏兵站线担任供应任务,总后勤部只下了一道后勤保障的命令就能顺利完成任务。总后勤部和西藏军区后勤部只需了解情况,检查督促就能把事情办好。”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1962年的6月,当时台湾蒋介石准备用较大兵力反攻大陆,而总后勤部准备了物资34万吨,全军动用了30万以上的部队,整个后勤工作没有问题。----华北南下的63军先头师开进到福建的南平龙岩一线,对后勤保障表示很满意。”

      换句话说,1962年就在不到半年间,我们准备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战斗,东边和西边的后勤都没有问题。 “部队可以不负重行动,走到哪里,打到哪里,后勤保障不仅跟上了,很多地方都预有准备,部队不发愁,不叫苦,更么有骂人的。”

      当然,必须指出: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我军建国后的后勤能力也相应增长很快,之前的西藏剿匪平叛(1959-61年),参战部队最高到过9万人,后勤保障费了大劲,几乎动用了全军后勤机关的支持,也不能满足部队的最低需要,由于后勤保障困难,只有减少驻藏部队。“

      顺便提下,1962年后,毛主席指示要准备3百万兵力打一年仗的物资(包括粮食,弹药,油料,其它物资等),总理大力支持,领导层全力配合(财政部长李先念说”卖掉裤子也要完成战备储备!“)总后勤部经过艰苦努力,花了3年完成了任务。老一辈领导人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和深谋远虑至今让后人受益匪浅。和他们比起来,当时的尼赫鲁的领导水平,差了好多个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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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当年的后勤问题可能不那么简单

        或者说,不是所有战场都那么容易。前一阵去转了转墨脱,也找了些东西看,当时雅鲁藏布江上一座像样的桥都没有,第一座钢索桥,是战后63年7月,18军53师158团用人拖过去的建材,第二年国庆才建成,就是著名的解放大桥。波密到墨脱公路通车前,去墨脱大多都是从派镇徒步,走出多雄拉雪山进入背崩乡,然后就能看到解放桥,也就意味着终于有了人烟。当地一直有个传说,中印战争时,我军物资基本靠人畜来运,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也参加了支前,一个人背着八斤罐头翻越了多雄拉雪山。

        战后,张国华进京汇报,说我军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太祖大为嘉许,九大后全国宣传,成了TG的八十金句之一。如此反推,当年肯定极其艰苦。

      • 家园 邱会作回忆录里面说李富春曾经想调他去经委当副主任

        如果他就此改变了人生轨迹,基本可以肯定不会上林彪的贼船了(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渊源)。

        运气好,结局是余秋里,运气不好是赵尔陆。

        文革的时候,党政军三块,相对而言,还是政这一块,老干部的命运比较好。

        有一份文革时期的《国务院各部门文化大革命运动前原有部级干部名册》(以下简称“名册”)。名册收入文革前国务院部级干部五百一十三名,截止时间为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封面右上角有“绝密”二字,估计此名册为近年国务院有关部门机构改革,清理废物流入民间。

        这份名册的出现,为史学研究者了解“十大”以后,文革前国务院部级干部在文革中的定性情况,提供了一份比较完整的材料。

        国务院各部门(包括高法院,人大政协机关,哲学社会科学部,原文化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前原有部级干部共五百一十三名。到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止,除已分配各省、市、自治区工作的四十三名,病故的三十七名,自杀身死的十四名外,现有原部级干部四百一十九名。

        其中

        (1)已参加各部门工作的一百三十一名;

        主要有余秋里、袁宝华、李人俊、谷牧、余桑、刘复之、杨立功、胡立教、康世恩、唐克、周子健、王诤、邱创成、钱之光、夏之栩、李强、方毅、刘西尧、周荣鑫、方强、连贯等。“已工作”者以外交部居多,姬鹏飞、乔冠华、韩念龙、刘新权、黄镇等副部长均在其列,此外还包括王国权、谢邦治、王幼平等驻外大使(副部长级),折射出当时我国对外关系打开新局面的现实。

        (2)已解放拟分配工作的五十九名;

        主要有王炳南、、吴亮平、陈漫远、钱三强、姚依林、董纯才、郁文、、黄中、钱信忠、武新宇、萨空了、旷伏兆等。

        (3)拟安置休养的三十一名;

        (4)爱国人士二十六名;

        (5)拟给予纪律处分的二十二名;

        (6)继续审查的一百二十八名(内有中央专案审查的五十四名);

        有刘晓、许建国、朱其文、李一氓、李昌、曹瑛、张致祥、孟用潜、马文瑞、吴砚农、宋劭文、刘岱峰、凌云、严佑民、杨奇清、汪金祥,秦化龙、江一真、吕东、梁膺庸、张珍、杨一夫、钟子云、刘鼎、谭佑铭、王士光、刘秉彦、刘澜波、孔祥祯、邓洁、刘建章、吕正操、孙大光、朱学范、赵子刚、李培之、胡立教、贾石、李一夫、张化东、韩光、张劲夫、、荣高棠、高登榜、牛佩琮、孙正、赵伯平、潘梓年、张友渔、周新民、肖望东、石西民、刘白羽、徐平羽。

        活人要审查,死人也不放过,“人死帐不能烂”。“病故”者接受“中央专案审查”的有冯仲云、王新元、廖鲁言、章汉夫、张彦、方方、徐子荣。“自杀身死”接受“中央专案审查”的有张琴秋。纺织部副部长张琴秋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一九六八年跳楼自杀。名册上“自杀身死”的除张琴秋外,还有刘彬、张永清、陈一帆、惠中权、南汉宸、范长江、史书翰、许明、余心清、高云屏、程照轩、李应吉、曾一凡。他们中有的“仍按革命干部对待”,有的还要“继续审查”。

        (7)拟定为叛、特、反的二十二名。

        其中定为“叛徒”的有周仲英、刘有光、马辉之。病故的廖鲁言、徐子荣属“双料”,既被“中央专案审查”,又是“叛徒”。“拟定为叛徒”的有袁也烈、张省三、周文龙、黎玉、刘杰、朱光、李竹平、胡景沄、王卓如、史立德、杨浩庐、雷任民、、杜润生、张孟旭、徐迈进、杨述。“拟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有孙照寰。“拟定隐瞒反共罪行混入党内,支持五·一六篡夺中央财政大权”的有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对外经委副主任汪道涵与“自杀身死”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曾一凡“拟定为自首变节分子”。

        通宝推:桥上,
        • 家园 余秋里为人似乎有点不够意思

          在红大邱会作与张震、余秋里同学。后来余秋里任总政治部主任时,余对邱很冷淡,不办事。但张震就非常热情,没忘记老同学情谊。

          • 家园 伍修权: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回顾

            每个被告,都有自己的特点。在第二审判庭——即特别军事法庭受审的主犯中,黄永胜是个首要人物,他的罪行特点是同林彪、叶群的关系特别密切。但是他比较狡猾,很难抓住他的辫子。我们就抓住他的要害问题进行突破,如他同叶群打电话,有时一次就通话135分钟,我们就审问他,这么长时间,你们到底谈了些什么?他当然不敢如实讲了,开始说他是核对一个作战文件。我们拿出调查的证据,在时间上同黄永胜说的差了3天,证明他们这次密谈与那个文件无关,说的是另外的不可告人的私房话。我们还拿出一个证据,是他同叶群在另一次通话时,被林立果偷着录的音。在那次谈话中,叶群对黄永胜说:他们不管是政治生命还是个人生命,都是联系在一起的。称黄永胜“永远是元帅”,叶群自称是他下边的“通信兵”,说黄永胜“在中国革命的领域上”将要“起很大的作用”,还说林彪手下有许多人,真正最喜欢的只有你黄永胜。他们还说了许多污七八糟的话,都有录音在,充分证明了黄永胜同叶群和林彪之间,是一种极其肮脏的关系。他们这种非同寻常的特殊关系,说明黄永胜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中的位置和作用。

            吴法宪罪行的特点,是把空军的权力交给了林立果。当时的林立果是个没有入党的新兵,可是吴法宪为了投靠林彪,对林立果来了个“第一年当兵,第二年入党,第三年当了副部长。”吴法宪还讲,林彪把林立果派到空军来,是对他们的“最大的信任,最大的关怀,最大的幸福”,胡说20几岁的毛孩子林立果是什么“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什么“第三代接班人”,“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可以对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空军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向林彪的儿子“请示报告”。在吴法宪心目中,林彪就是“党”,林彪的孩子就是他们的当然“领导”,谁不同他一样想一样做,谁就是“犯罪”。他还将这一套在高干中传达贯彻,强求大家执行。这就是吴法宪的要害问题,他把党交给他在空军的领导权,私自移交给了林立果,让林彪反革命集团利用空军来为他们的武装政变阴谋服务。这就是吴法宪无法辩解的主要罪行。

            李作鹏的要害问题,我们抓的是“九·一三事件”中,由他放跑了林彪的座机问题。“九·一三”前夕,周总理察觉林彪活动反常,因为那飞机所在的北戴河机场归海军管,就亲自打电话给李作鹏,命令那架飞机必须有周总理本人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实际上把放飞这架飞机的权力抓到总理自己手上,未经他批准的命令都是无效的。周总理的这个指示,本来是很清楚的,可是李作鹏却篡改为四人中的“一个首长指示放飞”就可以了。当林彪爬上飞机就要发动起飞时,机场向李作鹏请示,他又不下令阻止,却让机场“直接报告请示周总理”,下面的同志怎么能直接找到总理请示呢?这完全是李作鹏为拖延时间放跑林彪而搞的鬼。尽管他后来造假记录,企图赖帐狡辩,但是事实具在,李作鹏是逃脱不了这一罪责的。

            邱会作的突出问题是在总后实行法西斯专政,残酷迫害了成千的干部,不少人被他整死整残废了!按照法律,整死一个人就得偿命,他迫害死那么多人,所以也是死罪了。

            按照伍修权的说法,邱应该负责的命案,要明显多于另外三个"大坏蛋"。

            邱会作,则在回忆录里用了很长的篇幅,说自己最多只应该负个领导责任。

            作为一个吃瓜群众,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不过,我觉得余秋里应该更了解真相,也许是这个原因,他不同情邱会作。

            通宝推:普鲁托,
      • 家园 这个“后勤压力大“和“压力不大”的说法怕并不冲突

        对印自卫反击战的后勤支持不足,导致打下了藏南却没守住。实际这个是错的,因为1962年之战在战略上就是一次有限的警告性的战争,而不是收复失地。在后勤上的压力实际并不太大。

        》》》前者说的是“因为后勤压力大,所以只能打,不能守”。

        后者说的是“因为只准备打,不准备守,所以后勤压力不大”。换句话说,如果立足于收复失地长期保卫,那后勤压力肯定就会变得巨大,以至于就不能采取这一方针。。。。

        前者和后者没啥大区别嘛。

      • 家园 尼赫鲁脑袋里就没有您说的那些意识

        他没有真组织过大规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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