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五：王震的故事 -- 孤星

在55上将中，王胡子的名头很响。不管是战争年代担任红六军团政委，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尽管种地把三五九旅“种”成了二流部队），西野（一野）纵队、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个性强，不好给他配政委）等职务，还是建国后在新疆分局书记、农垦部部长、国家副主席等任上，王震都留下了很多故事。铁腕治疆，八千湘女上天山，开发北大荒，尊重知识分子，关心和保护丁玲、艾青等右派分子，乃至批判“河殇”，都与他的名字息息相关。

王震是一个战功卓著、干过很多大事的传奇人物，也是一个个性鲜明、有棱角的人。毛泽东对不同人讲过，王震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又当面批评过王震的暴躁、粗暴性格。

邓力群与王震关系甚好，二人1949年11月12日在伊利初识，此后朝夕相处，在新疆分局共事了三年。王是党政军一把抓，分局第一书记、军区政委兼副司令员（代司令员）、财委主任，邓是分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晚年二人约定，谁若先走一步，健在者协助办理后事，并监督从简。王震逝世后，邓力群和王震家人一起，把他骨灰护送到新疆并撒在天山上。

认识王震之前，邓力群对他的主要印象是，这个人在军队的将领中政治上很强。延安时期别人给他介绍的。

彭德怀至少两次跟邓力群谈过王震的优点和缺点。一次是在1949年底他到乌鲁木齐期间（具体谈的啥不详），另一次是邓力群1950年6月到北京开会中途到西安看他。彭总告诉他，王震有两大优点，一是具有无产阶级顽强的战斗精神，不怕困难，二是重视知识分子。大革命失败后，王震和几个知识分子逃到武汉，要他们不要上街，自己一个人上街卖苦力，挣钱维持这些人的生活，以免他们被国民党抓去。王震自己从来不向别人讲这件事。

彭总还跟他讲，王震有一个特点，有了一个主意之后，就千方百计去说服别人，一次说服不了，过几天又想到一个理由，仍说服不了，还要来第三次，总而言之，非要别人同意他的意见不可。这个特点可以是优点，也可以变成毛病。

彭总看人很准。1952年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新疆分局常委会议，对王震在新疆的牧区改革等措施进行批判，主要是因为新疆的做法违背了中央在牧区暂不实行改革的指示精神，打乱了中央部署。王震从新疆实际出发，认为巴依老爷们既在农区有土地，又在牧区有大批牲畜，只搞农区改革、不搞牧区改革，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952年4月23日，新疆分局就在伊犁开展牧区改革一事，专门发电报请示西北局，随后又派人到西安打听消息。西北局后来复电，明确否掉了新疆分局的计划。这时在南疆调研8个月的邓力群回来了，以亲身感受支持王震的意见。于是新疆分局专门开会讨论如何回复西北局，认为西北局不了解情况，决定先搞起来再说。新疆分局做法与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的一个讲话内容相矛盾，他们就把相关内容用省略号代替，登在新疆日报上。很有点掩耳盗铃的意味。5月17日，中央电告新疆分局，强调在新疆实行社会改革，应充分地估计到民族和宗教的特点，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做一些让步。但王震坚持己见，一边对上解释，一边下命令执行牧区改革。5月26日，新疆分局发出了关于北疆镇压反革命的指示。随后很快抓了1000多人。

西北局发现问题后想纠正，新疆分局又拒不纠正。中央最后作出结论，在北京开会解决问题。习仲勋在会上说，以王震同志为首的新疆分局犯的错误，特别是王震同志犯的错误，违反慎重稳进的方针，用向西北局斗争的方法，强迫西北局就范。粗暴、强词夺理，企图把中央和西北局分开，说中央正确，西北局右倾，发展到无法无天，无中央之天、党纪之法。王震在牧区工作上所犯的严重错误，是其一系列错误发展的总暴露。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

其他人也严厉批评了新疆分局和王震的错误。王震因此被撤掉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军区政委、新疆财委主任职务，保留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等职务。

毛泽东亲自定调，对王震在新疆的工作给予了总体肯定，认为成绩和问题是9:1的关系，但错误也是严重的。随后在新疆召开的分局扩大会议和新疆第二次党代会，进一步对王震和新疆分局工作中的错误进行批判，调门越来越高，火力越来越猛。新疆分局工作中局部的问题被夸大为全面、系统的错误。

想想叶帅因为广东土改的事被批得灰头土脸黯然回京，想想在东北局高干会议上因为高岗问题被株连被打成“五虎上将”的张秀山、张明远等人。没办法，似乎只有猛批别人，才能体现自己政治上的一贯正确，才能把自己摘出来。

邓力群在这两次会上都做了检讨，并讲了彭总对他讲过的一些意见，让他更多地了解王震，更好地与他合作。讲到这里，邓力群很激动，半天说不出话，感到辜负了彭总的期望。在牧区改革问题上，王震总想说服别人的特点确实成了缺点。开会期间，邓力群的体重从70多公斤一下子掉到了60多公斤。这是何等的压力！王震后来对别人说，知道周瑜为什么被气死了！

因为压力过大，王震肠胃不好，身体跨了。随后到苏联看病。离京前、返京后，毛泽东先后与他谈话，指出他“作为一个领导人，你的性格不适宜在环境复杂矛盾多的地方工作。你不懂得站在矛盾之上，而是站在矛盾之中，常使自己陷于被动”。又跟他讲，不能只看到新疆，还要关注全国的局势，中央的整个部署是先农改、后牧改，在新疆搞牧区改革就会影响青海牧区和西藏，还可能影响宁夏、内蒙古。

197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对新疆分局二届党代会问题作了纠正，指出：……会议对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央当时撤销王震同志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财委主任，是不公正的。

现在看，这个纠正未必那么实事求是。当时对王震批判确实过头了，但撤职就是不公正的？在中央有政策在先、西北局又明确反对的前提下固执己见、拒不执行上级命令，按现在的说法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撤职也不算太冤枉。王震后来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从职务安排上，也没受新疆问题影响。

跟老大关系铁与不铁，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王震心胸宽广，也是一个念旧情的人。新疆第二次党代会对王震和新疆分局进行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批判，会议是习仲勋主持开的。文革期间，习仲勋遭受迫害，被下放到洛阳拖拉机厂。习仲勋夫人齐心回忆，党的十一大之后，习仲勋给中央写信，提出希望出来工作。齐心和女儿之后也多次找过王震，王震对习仲勋的复出很关心，第一个出面为习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

王震和王世泰是老战友。解放战争时期，王震当过西野（一野）二纵（二军）司令员兼政委、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王世泰干过四纵（四军）司令员、二兵团政委。王世泰后来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也没授衔，有点吃亏。按他兵团政委+陕北红军代表的身份，很有可能授上将。他后来的职务一直不高，文革前最高职务是甘肃省政协主席。

1975年，王世泰被象征性地任命为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名义上协助主管财贸工作，实际上没事干。1976年11月底，王世泰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会后，在京住了几天，看望一些老同志。他首先去看了王震。

王震当时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那是初冬的一个傍晚，风很大。车开进王震家大门时，王世泰看见王震正站在房前的廊下等他，穿得较单薄。二人好多年没见面了，相谈甚欢。王震问了王世泰在甘肃的处境，表示同情，安慰他注意身体，保持精神，准备更好地为党工作，并向他介绍了在京一些老干部的近况，让他在京多住几天，看看一些老同志。临别时，王震提出在王世泰回兰州前，请他在北京饭店吃饭，王世泰以王震的工作太忙为由，婉言谢绝了。

王震与陶峙岳1949年才在新疆相识，二人关系处得不错。1988年，陶峙岳逝世，王震知道后痛哭一场。他已80岁高龄，仍坚持飞到长沙参加追悼会，并亲自致悼词，读到最后泣不成声。

这都是文革之后的事了。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王震对困境中的张秀山、张爱萍、黄火青等人的关心，特别是他自己在文革期间也处于靠边站状态下的举动，更能体现出他的正直、仗义、热心，更能体现出他的真性情。

张秀山回忆录中深情回忆了他和王震的交往。他俩的友情是在1940年陕北绥德反摩擦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建国后，王震在新疆领导屯垦戍边，张秀山在东北局工作。王震向张秀山要技术工人和机械设备；张秀山去新疆考察，王震陪他参观新疆垦区和建设发展。东北局高干会议后，张秀山因高岗问题被撤职，戴着“反党、反中央”的帽子，被安排到辽宁省盘山机械农场担任常务副场长。

张秀山在农场工作期间，王震作为铁道兵司令员和农垦部长，两次到盘锦垦区视察工作。1955年夏天，张秀山到农场工作8个月时，王震受周总理委派第一次到盘锦，看看张秀山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周总理认为东北地区高干会议没开好，但大环境如此，他也无能为力，只能以这种方式关心张秀山。张秀山得到通知后，马上乘火车到锦州接王震。

在锦州火车站的站台上，很远王震就急迫地喊：“秀山、秀山！”一见面，二人的双手就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张秀山跟着王震上了他的车厢，王震把所有人都赶了出去。几年没见面，两人很激动，警卫员隔着门都能听到他们的说笑声。到沈阳后，王震让人在他房间里加了一张床，与张秀山吃住在一起。

王震一再告诫张秀山，要相信党和毛主席，一定要挺住。到农场后，王震一定要到张秀山家里看他母亲和夫人。这时正放暑假，在沈阳上学的孩子们都回来了，加上供养的亲属子女，一家子有十四五口人。王震看了看他们住的两间房，心情很沉重。回京后，他把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又报告了毛主席。不久，中央组织部每月给他补助生活费用120元。

1956年5月，农垦部成立，王震任部长。张秀山和盘锦农场场长史景源三次进京，要物资、要支持，先后找王震、邓子恢、谭震林汇报盘锦优越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生产潜力情况，建议把盘锦列入中央直属垦区，得到热情支持。农垦部立即调拨给农场大批急需物资。经王震推动，邓子恢还给农场批了500万资金。

张秀山第一次到北京，谈完工作后，王震毫不避讳张秀山当时的处境，热情地请他和史景源到家里吃饺子，让张秀山真正感到了老同志、老战友的革命情意。张秀山非常感动。

这时看出人脉的重要性了。有几个铁哥们多么重要。同被列入“五虎上将”，张秀山有周总理、王震关心。张明远可没这待遇，在中科院默默无闻干了20多年，越干职务越小。张明远回忆录中也提到三年困难时期他抓生产时得到河北、天津一些老同事的支持，可没说有哪个大人物关心他。

王震与张爱萍历史上关系并不深，但在文革期间及文革之后，王震也给张爱萍帮了大忙。

张爱萍之子张胜在书中写到，九一三事件之后，张爱萍仍被关押审查，尽管生活条件略有改善。他弟弟张品能折腾，听说王震虽然失势，但政治上根子很深，又仗义热心，帮助过不少老干部疏通斡旋，就找了一张他的照片并打听到他的住处，一大早就去踩点。

确认无误之后，张爱萍夫人李又兰和两个儿子贸然闯入王家。伍绍祖通报之后，王震马上出来热情接待，说爱萍同志是很好的同志，还给他们支招，怎么给老人家写信主动承认错误，给老人家台阶下。

随后张家的申述信由王震通过叶选宁交给叶剑英，再由叶剑英递交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组长周恩来，周恩来批示，“同意李又兰见面”。于是，张爱萍在被关押5年后，首次与家人团聚。

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后，王震推荐张爱萍任军委秘书长，说：“爱萍这个人有这个本事。”邓小平找张爱萍谈话时，张没有接受这个职务，转而推荐了罗瑞卿。1980年，根据王震建议，中央决定张爱萍接替比他大两岁的王震，担任国务院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

张胜写道：“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候，王震帮助了我们，以后又向小平同志力荐我父亲出任军委秘书长；这次，听说我父亲写了退休报告，就自己主动让贤，他说，爱萍同志在这个位置上要比我合适。……可惜9年后，他们在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虽然彼此也都能明白对方的良苦用心，但毕竟有了一层阴影，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1975年4月，未来的最高检检察长黄火青尚未被“解放”，在沈阳治病。王震到了沈阳，就要找他一起吃饭，主要是为了让他“露露面，突破封锁空气”。造反派推托不知道黄火青在哪个医院，没法找。张品这时已经给王震当秘书了，坐宾馆的车到处找。偏偏造反派派了一个不认识黄火青的司机。找了好几个地方，终于找到黄火青，拉他到宾馆跟王震吃了一顿饭。1975年11月，黄火青到北京治病，常去王晨家串门，互通消息。

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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