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对欧洲之谜的一点理解（一） -- 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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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政治与行政角度解读下欧洲之谜

实际上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发现，今天欧盟在管理俄罗斯问题上面临的战略失控与在二战之前法国人在管理德国问题上的战略失控基本具备极强的相似性和共同的一些结果：法国使得自己滑向了二战，而欧盟使得自己滑向了乌克兰危机。

为何欧洲无法贯彻自身的战略意志进行良好的安全管理？经过对欧洲历史上应对重大地缘政治危机的历史纪录的梳理和对于欧盟整个构建逻辑和行政运行体制的理解，我们可以从欧盟在政治运作和行政治理上去窥见一些“欧洲之谜”的端倪。

值得再强调的是，本文关注于在政治、文化和行政组织角度去思考欧洲在乌克兰危机上的决策问题，但不等于所有的问题只来源于这个方面。实际上这个问题有着更复杂的外部因素和历史惯性，比如美国自马歇尔计划以来对欧洲政治文化的塑造和美国在各级国际资本角度形成的广泛政经同盟、“深层政府”、“观念皈依者”、基于地缘政治的离岸平衡或者安全保障的问题等等。但是外因毕竟需要经过内因来起作用，我们可以把欧洲的内因问题做如下总结：

1)欧盟并不是一个典型且完整的地缘政治权力中心

虽然欧盟已经成为一个超国家性质的独特创新型的政治体，但与威斯特伐利亚体制下的国家依然大不相同，它的共同体机制虽然在凝聚力上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国际组织，但是整体意志的执行还是没有办法与民族国家相比。

欧盟的建立是基于妥协——虽然欧盟的成员国间具有一些相同的价值观，但是基于地缘、历史、利益的不同，整个欧盟内部要达成一致存在非常巨大的内部交易成本甚至根本无法达成一致（比如欧盟无法形成统一的财政政策与能源政策）。

尤为值得强调的是欧洲最初的德法煤铁同盟或者老欧洲创始六国尚且还能较为容易协调立场——欧共体6个创始成员国（法、德、意、荷、比、卢）的共同目标是避免西欧国家沦为美国的附庸，抱团对抗苏联意识形态的威胁和防止德国再军事化，因此各国能够在煤钢、经济、原子能等领域通过让渡主权至超国家机构来换取和平与发展的福利。但是随着欧盟扩大，其整体对外展现政策和能力的效能反而被严重削弱——这也是英美这类离岸平衡型国家乐于推动当时的欧共体向现在的欧盟转换的核心原因——英美知道如果老欧洲维持一个六国规模再缓慢扩张将对英美的欧洲政策产生挤压式的排挤，而迅速扩大的欧盟将可以有效的耗散欧洲形成统一地缘政治中心的能量——进而使得英美可以深度介入欧洲事务并且影响欧洲整体对外政策的偏向及轨道为英美所捆绑。

欧盟的扩大导致了“1+1<2”的效果反而使得自身失去了权力，所以马克龙才要反复强调“欧洲需要自主”——这就是欧盟不属于一个真实的地缘政治权力中心的原因。

欧盟的扩大与英国的入欧可以说得上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基于近代经验主义哲学传统的堂堂阳谋，可谓深邃毒辣。

正有一比——那诸将曰：“欧盟扩大，丞相反喜。何也？”首相曰：“兵不厌诈，可伪许之；然后用反间计，令新、老相疑，则一鼓可破也”（甚至有些时候笔者都怀疑英国强硬脱欧是否是存在整体上英美有戳破欧盟与欧元大船的预期而伦敦提前跳船，避免欧盟下沉时旋涡对自身的牵引——英国也示范且鼓励了以“退出”方式分裂欧盟而非通过改革去解决欧盟的困难也是一个“选择”）。

于是我们现在可以发现欧盟的最严重缺陷在于经常无法采取连贯一致且有效的行动来寻求共同的政策，即使在《里斯本条约》后做了一些制度上的调整，例如扩大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职权——但是对于利益的认识各成员国均受到自身历史、文化、认知、语言、经济利益、地缘、域外大国的影响及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注定欧盟无法在相关事务上完全形成共同意志，进而很难形成一致的目标与行动——不得不面临法国在二战前构建的“安全协约体系”一样的情况，欧盟的地缘政治权力面临“空心化”的问题而被域外大国所“逆向管理”。

2)“政治不足”导致欧盟无法形成有效且长期主义的地缘政治战略

欧盟的“政治能力不足”导致欧盟整体上对于应对重大地缘政治问题进行安全管理的能力缺乏。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a.欧盟的决策机构的圈子高度的“精英化”，易于被影响，社会监督能力薄弱

欧盟在重大政治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因缺少对社会意见的广泛询问和民众参与，导致了欧盟的政策有可能被少数群体把持导致严重的政治治理结构的“断层”和“道德风险”。

长期以来，欧盟的决策机构被诟病为“技术和法律专家组成的技术官僚团体”，该团体以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发展需要专业化管理为借口，摆脱代议制下的各项约束构成了权力与专业主义的傲慢。这一“知识共同体”的小圈子即可作出影响欧盟的重大决策。在决策过程中由于信息壁垒过高（透明度低），普通公民、企业和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往往难以参与其中。

而这些精英们在意识形态、政治派系、个人利益及民族国家等不同因素的裹挟下，存在被外界因素个别影响而产生对整个欧盟地缘政治战略长期主义的巨大扰动——欧盟的决策机制和高级官员的推选机制严重的放大了这点——这导致控制欧盟的政策方向比控制一个主权国家的政策来得更容易。

“欧盟的大脑”存在“代表性不足的合法性危机”与“可以被游说的道德风险”，这自然带来了欧盟对外政策的效力不足和公众对欧盟治理的整体怀疑。

b.欧盟决策机制存在制度性缺陷

基于政治妥协的必须，欧盟决策机制在设计上并不具有普遍单一的权能机制，其采取的共同决策程序形成了独特的权力分享模式，即由欧盟委员会和理事会共享行政权，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共享立法权。理事会由非直接选举的各成员国部长级官员组成，在决策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欧洲议会议员虽是由五年一次的直接选举产生，但难以发挥对于立法的决定性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议员并不真实直接面对本国民众和本地政治的各种议题的牵扯，同时也不完全受制于国内党派利益的管理，实际上对欧洲议会的议员的监督几乎是缺乏“责任政治”的基本要素的——因为毕竟他们是在一个“国际机构”中履行代议制权力——布鲁塞尔的“新大陆”的红酒不比“老欧洲”的单宁“高”么？

同时，由于欧盟治理权力源于成员国让渡的部分主权，与欧洲议会的情况正好相反，作为政府间机构的代表理事会明显受制于成员国国内政治的影响。而成员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和利益分歧，在长期历史中所形成的国家与民族的隔阂也难以迅速瓦解，特别是在面对重大地缘政治危机之时成员国各自为政的情况明显突出，欧盟的决策机制实质导致欧盟很多时候要不难以形成决策，要不导致欧盟的很多决策结果难以在成员国推行。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对照，欧盟主要成员国在处理安全议题时多次绕开欧盟的集体决策机制单独以自身国家的名义和方式与第三方进行政治交易、经济安排或者进行安全承诺——成员国之间存在利益上的不同诉求导致其对欧盟制度安排和相关治理行为存在不信任感，继而影响欧盟在地缘政治问题上的权威性。

换言之，欧洲国家不是缺乏对安全合作的兴趣，而是缺乏在欧盟内部进行合作的意愿——欧盟在面对重大地缘政治问题时，欧盟的权力不等于成员国力量之和，欧盟的长期利益也难于成为集体共识。

3)“政治过度”导致欧盟难以在地缘政治上实现其自主

欧洲虽然以智识能力自傲，并且把自身的政治权力定义为一个“规范性的强权”，但是这个强权本身也就意味着欧盟必须在自身的观念塑造和价值观的普适性和多元性上进行“自我实现”，这导致了严重的“政治正确”问题僵化了欧洲对于地缘政治问题的决策余度和弹性。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a.政治正确的白左化思潮导致欧洲现实主义政治家的边缘化，政治议程激进化

目前西方的“白左化思想浪潮”表现在于公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的无限扩张，虽然符合道德预期但却可能超过既有政治体系、文化传统与经济基础所能承载限度，从而导致实质上的国家能力弱化与政治失能。现实主义的政治家或者政治主张常常被政治正确所围剿，导致了在社会生活中、公共舆论中、政治文化中以及经济活动中“取消文化”大行其道，实质变成了另类的一种政治“猎巫”和“思想霸凌”——比如默克尔对俄国问题的自我辩诬与马克龙在中国问题上的“一日三变”。

政治正确带来的对现实主义者的审视和压迫要不使得现实主义者不得不在公众面前解释其决策逻辑导致其在公共舆论中“道德破产”，要不迫使政治家不得不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或者放弃坚持自身的政策主张，转而迎合这种“道德绑架”或“民粹”——实质导致理性的政治思考和政治交易被“边缘化”，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这不但使得操弄“政治正确”变成了一个必要的政治工具与干涉舆论和社会观念的有效途径，更加重大的危害在于其迫使基于重大地缘政治的政治议程不得不跟随民意而自动的“加速”——在欧盟的决策机制的缺陷下，少数国家的坚持或者公开舆论的操弄将使得集体决策机制易于被激进主义绑架。

我们在乌克兰危机上欧洲的犹疑（以老欧洲法德最为典型）但不断被推动加码援助上可以窥见一斑。

b.欧盟对欧洲价值观的规范性权力迷信过度

对社会建构主义来说，要创造一个康德式的和平体系首先需要一个康德式的文化认同，欧盟尝试在这一方面做出努力：欧盟对于构建价值观的努力是真诚的，因为单单通过利益结合的伙伴关系本身结构就不稳定，一旦对利益的认知发生变化联盟关系就可能改变，而最终价值观的感召黏合将是欧盟最后且最重要的确保政治安全的工具。

欧盟的出现是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发明之一，因为它代表一种跨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运作规则与取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叙事，是抵达更大意义上的“人类大同”的一种政治实验与实践。如果考虑欧盟成立的初心——实现欧洲的和平与整体经济发展——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欧盟的扩大我们可以说“大欧洲主义精英”的最初梦想基本上已经实现：我们现在难以想象欧盟内部还会存在战争来解决矛盾（法国与德国再次爆发战争），或者欧盟在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还会回头（欧元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货币之一）。

欧洲人知道在实践规范性力量时，其本身有无达到自己要求的标准就成为了对外宣示其权力主张时候需要“自我证明”的必须——对他者的规训首先必须内化为自我的实践，否则这种“双重标准”与“未能实现承诺”将严重地削弱欧盟的规范性权力的威力而导致欧盟本身的存在和吸引力虚化，自然所谓“文化的霸权”也将崩塌——“道德标准不能以诈立”。

正是因为自欧共体的同盟到经历冷战的洗礼到如今欧盟的扩大，欧盟对于自身的规范性权力的效用有着很高的期望和很多成功的实践，以至于欧洲人会认为在欧洲的地理范围之内或者地缘辐射的边缘，欧洲人可以凭借欧元区的经济繁荣、市场秩序与文化观念不战而屈人之兵。

但是欧洲人对于自我价值观的自傲投射于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范畴时，其实已经超越当时欧盟设计者最初的动机，这将导致构建主义与现实主义间严重的哲学冲突——最终不得不导致整个欧盟的政治行为严重的变形——要不陷入“虚伪”，要不陷入“天真”——从而欧盟“规范性的力量”就会变得脆弱。

一个典型的困境是在面对安全管理问题上，欧盟也非常强烈的将其意识形态视为一个“先验性”的道德要素或法律要素带入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中，“凭空造牌”或者“真诚的相信”这样的“软权力”可以且应该凌驾于他者的利益诉求之上。正如英法在二战前用“民族自决”来规避条约义务——在应对俄国的谈判诉求上，欧洲人也同样用“民族自决与主权自主”为托词无视莫斯科要求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的请求——欧洲人要求莫斯科放弃在乌克兰的任何干涉，但是又拒绝对莫斯科在乌克兰的利益做任何政治安排——因为强迫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这伤害了乌克兰国家权力”。

于是我们看到莫斯科用现实主义的回应强迫欧洲也要基于现实主义来回应莫斯科——这其实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4)欧盟缺乏基于地缘安全的长期资源配置导致政策选择受限

欧盟长期以来缺乏在地缘政治领域最重要的硬实力建设，主要是以下两点：

a.难以摆脱美国的影响

尽管欧盟已经是一个经济与民事强权，但是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帝国”架构下的一环，这个架构是以美国为中心而不是以欧盟为中心组织起来的。

欧盟试图在巩固与美国盟友关系的前提下（主要是在安全保障上借用北约框架）扩大其对外关系的独立性，但是当欧盟的政策目标与美国这个“帝国核心”在价值、目标、方法上发生冲突时欧盟几乎无法对美国的政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欧盟在最大程度上的自为可能只是在于欧盟消极的参与或者舆论角度的一些争议。

相反美国不但可以很大程度上设置欧盟内部的政治议程，还能很大程度上干涉欧盟的公共舆论甚至是在长期的教育培育上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反而诱发欧盟内部对基于美国利益的议题的聚焦或者制造服务于美国策略目标的欧盟内部分歧。

欧盟虽愿意与其他国家签订了“战略伙伴关系”，但是这些伙伴不但在价值观念和利益上很难满足欧盟的政策偏好，同时在关键的安全保障上也缺乏满足欧盟需要的“可信托的公共资产”——换言之，欧盟也很难找到平衡美国具有相同价值偏好且有能力的合作者（这也是川普试图收回美国在国际社会承担义务的政治承诺或者要求“使用者付费时”，欧洲人对此的震惊和厌恶完全是出于利益的本能和政治的惶恐，欧洲人应该是民主党以外最为痛恨懂王的群体）。

同时，欧盟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往往涉及对其价值观的输出，而欧盟基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的战略能力的发育并不全面均衡（比如欧盟缺乏在域外投送军事资产和获取情报资源的能力），在与欧盟实力差距较大的国家交往时这种通过政治支持和经济利诱的策略也许搞得定，但是在面对与欧盟实力不相上下的国家时，这种意图使用构建主义意义下的规范性权力去寻求现实主义意义下的利益的外交政策往往不起作用反而徒惹反感——这使得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离开美国的硬实力构建的生态就显得软弱无力，其国际政治影响力无法保障实现欧盟寻求的目标——欧盟在国际政治利益博弈中也必须且只能借助美国的帮助来实现对其他地缘强权的“平等对话”——尽管欧洲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欧盟若要进一步在全世界发挥影响力其实已经超越欧盟创建的政治基因的边界（欧盟很大一个政治基因就是基于成员国权力平等与制衡来换取联盟内部的和平与稳定，这是反现实主义与牺牲效率的），因为欧盟一开始并非是为了成为一个全球政治角色而设计。当国际政治与经济重又回到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时，当其他政治体愿意暂时离开多边国际机制而去选择双边关系时，欧盟就显得无所适从变得无法跟随响应——因为欧盟毕竟不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权力主体——欧盟因此需要美国的牵引大于美国需要欧盟的策应。

既然美国在正面和反面均是欧盟国际关系政策中“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深邃背景，那么在欧盟对俄国的安全管理上布鲁塞尔缺乏“政治想象力”也不过是个“习惯问题”，并不稀奇。

b.欧盟长期军事资源支出严重赤字

欧盟并非军事强权是一个国际政治的常识。长期以来欧盟国家很少有成员国达到美国所呼吁的国防预算占GDP百分之二的下限，欧盟国家在发展防务能力上长期动力和积累不足。

并且欧盟的军事能力本身也高度不均衡，其海军、远程空军与战略核能力发育不快，只能勉强满足于近陆与近海的相关防务，根本满足不了一支奉行远海远空的干涉主义军队的要求。

欧盟军事力量的孱弱与社会心理上对于军事化的不积极，加上福利社会政治对于财政的要求和欧盟经济实际的表现，欧盟实质上在安全能力上的欠账是很多的，构建完善军事能力的周期和投入远远超过欧盟目前的政治能力——并且欧盟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目前在防务上的主权移交是非常不充分的——欧盟建立的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并发展的快速反应部队在可见的未来都无法满足欧洲自我防卫类似俄乌冲突这样的地缘政治危机——这使得欧盟只能更加强化对乌克兰的支持来隔离俄国。

5)欧盟的一体化的需求导致对俄国的隔离非常重要

长期以来欧洲人始终保留着将欧盟向一个更具全面均衡权力的地缘政治主体转向的期望——欧洲人将其视为欧盟的一体化，也就是欧盟的“国家化进程”——这是欧洲人的千年大计。

基于“欧盟一体化”这个远大的政治路线图，欧盟始终对自身地理空间的政治构建保持高度的敏感性：

a、欧盟始终维持内部地理空间上的有机特性。欧盟以法德轴线为内核，以原欧共体成员国为包裹的“老欧洲”构成了欧盟的“核心”，以东欧国家等陆续加入欧盟的新成员国为主体的“新欧洲”构成了“边缘”——布鲁塞尔使不同地理单元承担不同的功能，形成了一个“核心-边缘”具有功能划分的政治经济结构。其中核心区对边缘区实施“欧盟化”的进程，包括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上使“核心”保持对“边缘”的主导地位，同时用共同体的制度方式平衡内部因为自由贸易或政治权益分配可能产生的收益不均，基于不断发展的一体化化解内部治理的可能分歧（增量消化问题，规训同化心理）——这可以称为欧盟的“帝国化”或者“欧盟帝国主义”；

b、欧盟始终保持地理扩张的态势。在2000年萨格勒布峰会和2003年塞萨洛尼基峰会上，欧盟都确认未来要吸纳西巴尔干国家；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欧盟最终快速赋予乌克兰等俄罗斯部分邻国以候选国或潜在候选国身份。尽管这不意味着事实上欧盟的疆域扩张将达到地中海南岸与俄罗斯的边界，但体现了欧盟将自身势力扩展到更远地理范围的意志和决心——欧盟甚至从未否认其他周边邻国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地中海沿岸国家加入欧盟的可能性；

由此我们知道欧盟的一体化在地缘结构上天然要求一个不能构成对欧盟威胁的俄罗斯的存在——如果说极为长远的未来欧盟也许会考虑莫斯科是否可以加入欧盟——但是现实是北极熊这1.4亿拥有核弹的“野蛮人”和“异教徒”太大了，欧盟消化不了。

欧盟的一体化是一个骑自行车的过程，只能不断加深加速来维持欧盟自身的稳定和平衡，一旦因为重大的经济风险和地缘风险导致欧盟内生机制不能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和政治资源来保障“团结的力量”，欧盟的整体稳固性将受到很大的挑战。莫斯科的地缘威胁是欧盟扩大和保障稳定天然的负面因素，既然消灭不了就只能使其虚弱且被隔离在外——乌克兰危机的本身是欧洲人不得不去全力以赴的重大政治事件——这关乎于欧洲人的“千年帝国梦”。

六、总结与预测

从历史的镜像到对欧盟内生政治和行政逻辑的整理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对“欧洲之谜”做一个总结性的概况了：

1、由于欧洲本身还是在一个构建中的身份，欧盟的政治组织原则是基于成员国主权让渡下的政治妥协，这导致欧盟无法如民族国家一般行使完整的地缘政治权力，欧盟并不是被设计出来进行国际地缘政治竞争的行为体，这导致了其先天缺陷；

2、欧盟的行政原则基于保障欧盟整体运转的平衡有效，采用了共同同意的决策原则，这导致欧盟在地缘政治的安全议题容易被少数激进主义绑架或者导致欧盟在地缘政治博弈里实质的“空心化”；

3、欧盟的政治文化要求欧盟践行其“政治正确”的逻辑，导致现实主义与构建主义的哲学冲突限制了欧盟进行地缘政治决策的空间（欧盟不得不在安全议题上因为观念需要而自证因果，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均如是）；

4、欧盟安全资产的长期不足和对美国体系的长期利用和被裹挟，使得欧盟在地缘政治决策中难以摆脱对华盛顿的依赖；

5、欧盟基于自身长期战略发展的路线图，天然要求对俄罗斯进行虚弱和隔离，这与欧盟的长期目标并不冲突且容易被视为一个欧盟内部团结的积极且“政治正确”的要素被使用；

6、欧盟自身治理能力的不足和资源配置的不足导致欧盟可以选择的其他策略缺乏。

总体而言，正如法国在二战前知道“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但是也无力自身去承担对德战略压力——今天的欧盟也知道“乌克兰危机严重损害了欧盟的利益且有利于美国”，但欧盟构建主义的哲学要求、客观实力、行政机制和政治的组织原理绑定了欧盟的“政治路线”和“战略选择”。当然，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两者的区别只是在于：法国管理德国问题失败于绥靖与懦弱，欧盟管理俄国问题失败于激进与惶恐（欧盟吸取的二战经验反应在其政治智慧上看起来也仅止步于此，某种程度的“反着来”）。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讨论下欧盟后续基于乌克兰危机可能的政策发展，总体而言欧盟在乌克兰危机上的“失能与失声”短期内是全面的：

1、欧盟在当前乌克兰危机的发展过程中的当前政策将长期存续，这是欧盟当前政治能力上所能维持的最大公约数，如果不继续援助升级的话已经是欧盟能做的最大程度的“自我控制”了；

2、欧盟不可能以一个整体的身份直接军事介入乌克兰危机（包括允许美国以北约的名义直接介入，但欧盟无法阻止成员国个别介入），欧洲人不会支持与莫斯科直接发生战争；

3、欧盟当前也不可能以一个整体的身份直接与莫斯科或者基辅就结束当前战争状态进行外交斡旋或者促使双边达成和平（停火）协议；

4、欧盟不会允许莫斯科越过第聂伯河；

5、当乌克兰危机的斗争较为充分，战场态势出现明确的决定性趋势的情况下（也就是乌克兰的战争潜力耗散到无力组织新的战役级别的机动兵团的时候），欧盟的核心“老欧洲”非常可能绕开欧盟的决策机制开展多边外交努力寻求基于“维持现状”的政治安排——这种维持现状包括与莫斯科的政治关系的长期冷淡和经济制裁的长期维持，但也维持俄国占领区的既成事实和尊重俄国人的安全关切；

6、欧盟与北京的关系有望可以在乌克兰危机“维持现状”的背景下实现一些经济和政治的双边议程的发展。

七、结束语

从欧洲在乌克兰危机里的表现，我们可以得到最大的启示其实是证明了强大的中央政治能力与行政运筹能力所构建起来的行政组织效率是竞争的底层结构，凡是不能满足这个要素的，无论经济与文化，规模与人口，军事与科技均不能保障竞争的优势与有效性。

而要维持强大的政治能力和行政组织效率又要求国家有着强有力的政治哲学思想和统一集中的行政组织架构，心手合意而不移——这是真实意义上的国家竞争的有效操作系统。

缺乏上述能力的终将被历史所审判，勤于内部政治能力的磨砺是极端重要的——虽无显功，但沛莫能御！

对欧洲来说，正所谓：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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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欧盟操纵系统的一些底层设计的理解

由于欧洲整体上必须基于欧盟这个行政组织去贯彻和执行欧洲人的意志，那么考察欧盟这个系统的操纵特点将有利于我们理解“欧洲之谜”的一些维度。

欧盟操纵系统的一些底层设计有如下维度可以讨论：

1)欧盟的建立首要的目标是确保欧洲内部的永久和平，因而欧盟与欧盟的决策机制是欧洲各国妥协政治的产物

欧盟的成立并不是存在一个“欧洲民族下的联邦”基于地缘政治权力的联合（关于欧洲是什么，前文有所表述）。欧盟的建立目的是内向性的，建构主义的，并非基于地缘政治的传统思想。欧盟底层逻辑是防止欧洲再次出现战争，因此欧盟长期未能形成整体的防务政策和搭建起相关的组织。

欧盟的成立本身就是政治妥协和不断进行权力平衡的产物，同时这也是欧洲本身构建的一个政治和文化进程的一部分，这也使得欧盟目前不可能成为一个威斯特伐利亚体制下的主权实体。

我们知道，欧洲各国出于对本国自身主权的留恋和民族国家观念的习惯，各国对于向欧盟让渡更多的国家主权和宪法权力始终充满了纠结和反复。比如法国、荷兰在2005年否决《欧洲宪法条约》，虽然欧盟继续在发展，但是“欧洲宪法”的这个说法在整个欧洲的政治生活中已成为政治不正确的避讳。

而欧盟的决策程序设计上也充分考虑到了欧盟的政治平衡和妥协所需要的全部行政组织要素。一般来说，欧盟决策归纳为四种类型：立法型外交决策、倡议型外交决策、日常型外交决策和危机型外交决策。决策的具体过程是：由欧洲理事会作为核心决策部门确定共同战略——根据共同战略要求，由欧盟理事会进一步确定共同立场和共同行动——由理事会主席和欧盟外交与安全高级代表领导的政治与安全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具体负责制定和实施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在这一过程中欧盟委员会全面参与决策过程，欧盟议会可以通过预算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施加影响。

在典型的决策场景里，一般是成员国或欧盟委员会认为在某一领域的存在政治或者安全挑战，并且这种挑战超过了单一成员国的能力范围或者是交易边界，这种情况下欧盟将利用欧盟共同外交决策机制协调成员国间的利益和政治诉求，撮合交易或者内部施压，尽量形成共同立场来发挥欧盟的整体实力——以此将成员国利益纳入到欧盟共同利益之中形成一个整体的对外立场并使用欧盟的全部资源来推动政策目标的达成。

值得注意的是成员国需通过相关决策程序将这类问题列入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的议事日程，所有欧盟成员国将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决策机制下讨价还价、通过妥协或者协调采用一致同意或特定多数决策程序确定共同立场或授权采取统一行动，最后达成欧盟共同目标。

这种由某成员国或委员会提出倡议，经过欧盟某种制度安排以达成一致行动人的方式（共同同意）确定对外政策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决策机制的基本模式。

2) 欧盟首先把自身的外部性视为一个民事力量，而非安全力量

将欧盟的国际角色与民事能力相关联是欧洲在国际关系的组织中重要的制度创新和特点，欧盟认为自身的价值主要源于经济权力、市场及供应链的相互依赖。

作为国际行为体，欧盟着力构建基于通过经济和政治而不是军事手段扩展自己的影响来确保欧洲的稳定与安全。欧盟基于欧盟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公开的把自身视为一个“以经济权力见长而武装力量相对薄弱的民事集团”，即欧盟是一个民事强权。

欧盟作为一种民事力量是可以通过外交、经济和法律因素对其他国家、地区组织、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机构施加影响从而服务于欧盟整体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欧盟认为基于民事能力可以实现下列目标：

a、集中经济能力来解决原来处于国家层级的发展目标并实现均衡的增长;

b、通过外交合作来解决国际层级的问题，确保欧洲的和平和政治利益;

c、使用有共同约束力的合法的超国家机构来影响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使全球其他主体在民事领标准领域向欧洲标准靠近。

3)欧盟将自身视为一种“规范性的权力”，并以此作为最重要的政治手段

基于欧盟“民事强权”的基础，学者伊恩·曼纳斯认为欧盟的规范性原则主要包括五项核心规范，即和平、自由、民主、法制与人权；还有四项次要规范，即社会团结、反歧视、可持续发展和良治。这些规范经由欧盟一系列法律条文、政策规则、条约规定而产生，具有其创新性与普适性。

这些规范性观念不但是欧盟的底层组织原则，用以团结和建立对于整个欧洲的“想象的共同”并尽量消弭“民族国家观念”对于构建欧盟的障碍（对内构建欧洲社会和洗脑），同时又是其向外部扩张欧盟权力的重要政治工具（对外实现欧盟的利益扩张）。

欧盟通过推动欧洲价值观广泛的传播发挥“认知干涉”的效应并建立对全世界的政治影响力——欧盟在其国际关系的理论体系中较为强调通过规范的劝服或者施压使其他行为者接受并遵守其规训以实现欧盟的内外政策目标。

在2023年4月13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访华前发表了《中国与中欧关系之我见》一文。这个文章完美的可以作为最近的一个例子，以一个标本的姿态来说明欧盟是如何使用自己在世界范围里的“软性权力”和“规范作用”，并且展现其“高度的专业”与“优越感极强的傲慢”的。

博雷利在该文中表明：“欧盟尊重中国”，“欧盟方面希望中国可以承担更多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包括“推动俄罗斯听劝服理”（help Russia to listen to reason）”，同时“无意在这里给中国上课或提出建议”，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意识到了新现实，欧洲也拥有丰富的政治、工业、科学和文化资源。我们的规范性影响力很强，而且往往是独创的”，且“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尊重我们所属国际体系的核心规则和标准”，“我们需要透明度和对等性”和“需要公平竞争的环境”，“遵守国际规则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我们也应该更新这些规则”，同时，尽管欧盟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但是欧盟在台湾问题上“任何试图通过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在一些重要议题上北京如不能适应欧洲的价值观或者规训，比如“中国不能为俄罗斯从乌克兰领土上撤军的政治解决方案做出贡献”，那么“欧盟与中国保持信任的关系将是极为困难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在国际法遭到侵犯的情况下保持中立是不可信的。”

从上面的这个标本里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在推动其外交政策和在涉及地缘安全与经济权力的国际关系中，非常强的运用了欧洲整体的文化权力和在当前国际秩序中的规范性权力，并且娴熟的使用对于标准的定义（双重标准）来影响他者的行为（比如欧盟对中国主权的不尊重和干涉对照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北京的单边要求，采取了规则诱导和道德压迫的方式包装了这种傲慢和自利），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欧盟非常重视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行为体在国际秩序中的核心作用，其主要特点体现为下面两点：

a.欧盟在价值观方面需要发挥全球引领作用，同时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议程方面具有制定规则的主导权；

b.欧盟继承了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传统政治哲学和文化观念的衣钵，在全球观念构建上要确保的是欧洲的价值与秩序的影响力，要改变和规训的是他者的价值判断与政治秩序。

整体来说在国际关系和哲学文化的观念构建上，欧盟自认是处于整个人类文明的最顶端。欧洲不但为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的主体提供底层智识能力的支持，同时全世界在观念上向“欧洲化”的靠拢不但是“道德的”也是“政治正确的实现权力的必须”。

我们其实可以理解欧洲的这种文化自信和道德自信的根源——实际上整个人类世界目前构建起当代社会的主要智识成就——包括但不限于政治理论、民族想象、国家体制、法律传统、社会文化、经济思想与行政伦理的起源均可以追溯到欧洲自十八到十九世纪以来的政治和哲学体系（比如民族国家的构建）。

由于欧洲在观念角度是近代人类社会的发源地，因此欧洲更希望未来世界的核心价值还是欧洲的文明——建立一个以西方文明（实在是欧洲文明）为核心的“文明化”的世界是欧盟的最终目标，也是欧盟得以最终实现“欧洲的地理边界内均是欧洲人”的需要——神行于世间，恰如光行于水上！

所以“规范性的权力”在实践上就是欧盟是利用自身深厚的智识传统和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的市场力量和在全球地缘政治和国际组织中的传统影响和基于与美国广泛的同盟关系，通过循序渐进地“利诱、施压与劝服”以实现将欧洲文明向内深化与向外拓展的双重目的。

4)欧盟的建设传统缺乏进行现实主义逻辑下进行国际博弈的“地缘政治基因”

我们知道地缘政治在实质上包括了三个维度的内涵：

a.地缘政治是一个权力关系，行为体会基于力量作用于地理而形成边界（这种边界往往是多次流血斗争的结果），边界的相互关系形塑了地缘结构最终实现稳定和均衡。换言之，如果力量发生变化，地缘政治的权力结构就会发生变化；

b.地缘政治也是地理的现实作用和在政治构建上的抽象作用的“两两结合”；换言之，一个国家因其所处地理空间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战略优势或弱点，并涉及一国对地理空间功能的自我想象和设定，地缘会形成板块和板块之间的稳定、摩擦或者断裂。

c.地缘政治也是形成群体认知和构建文化上的“政治的真实”与“观念的真实”；换言之，地缘会塑造民族、语言和文化（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板块形成不了稳定的文明，或者不同的地缘环境会创造不同的民族、文化、哲学与不同的政治制度）。

因此我们知道地缘政治的能力建设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作为核心来进行博弈的，而欧盟在对国际关系的想象里更多基于自由主义和社会构建主义去设计自身的能力——这也是欧盟作为人类重大政治创新成果的一个自然的需要——要知道如果欧洲都是现实主义者——那么他们无法在欧洲联合起来建设欧盟——而欧洲也只会是个地理名词而不会存在“欧洲人”。

因此欧盟过去长期以来并未在行政组织和运作形态上基于“地缘政治博弈”的角度建设能力，只到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才真正开始基于全球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发生（伊拉克战争、911与俄乌冲突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被挑战和国际政治中东升西降趋势刺激才开始着力于构建基于“欧洲主权”的政治议程并试图推动欧盟向“地缘政治强权”转型。

这种刺激主要表现在：

a.欧盟发现中美等大国间竞争逐渐超越大国协调与合作，开始更多的基于现实主义的哲学传统来制定政策，尤其是美国的转变非常典型——这种变化甚至终结了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基本处于稳定合作的状态，欧盟面临“选边”的挑战；

b.冷战结束后兴起的当代全球化的衰落，使欧盟过去秉持的“自由主义”理念受到冲击——新兴国家的崛起不仅给欧盟带来经济竞争，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认同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构成威胁；

c.存在具体的涉及欧洲地缘板块的重大地缘政治事件或者危机，比如难民潮，比如俄乌冲突等等。

作为回应，欧洲人突然强化了自身基于欧盟体系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而更为迫切的希望将欧盟进行组织重造。2017年9月，马克龙提出建设“欧洲主权”，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则以欧洲“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呼应马克龙的“欧洲主权”倡议。2019年底，冯德莱恩担任欧委会主席并誓言领导一个“地缘政治委员会”，以及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随后告诫欧洲必须学会使用“权力的语言”——欧盟这才突然开始拥抱“地缘政治意识”，并试图建立欧盟新的身份认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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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实的观照，什么是欧洲与欧盟

让我们从历史的切片回到现实里来理解欧洲与欧盟本身。

1．什么是欧洲

一般而言，基于欧洲的地理概念是由有47个国家和地区形成的一个地理名称，而基于欧盟的政治概念目前是一个由27个欧洲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

当我们今天作为常识来习惯性的谈论欧洲与欧盟的时候，视乎把他们视为二位一体的主权实体，或者习惯性的代入“欧洲是国家”，“欧盟是政府”——其实这个经验的印象是不完备的。

欧洲人心目中的欧洲其实除了是个地理概念外，今天我们视为一个“欧洲人的欧洲认同”在历史上就不是天然存在，内涵与外延其实各不相同。换言之今天的“欧洲”是一个被构建出来的政治文化现象——如同一个迷人的基于现实主义逻辑和宗教文化传统而编撰的故事——因为权力竞争的需要而深入人心。

欧洲是欧罗巴洲的简称，意思是“西方日落的地方”或“西方的土地”。欧洲的名字源于希腊神话中的腓尼基公主“欧罗巴”，被爱慕她的宙斯带往了另一个大陆，后来这个大陆取名为欧罗巴，也就是现今的欧洲。

荷兰历史学家彼得·李伯庚在《欧洲文化史》中指出，最早的“欧洲”是当年教皇庇护二世为发动“十字军东征”而提出的一个意识形态——教皇用这个描述所有基于地理临近而凝聚在基督教旗帜下的各国一致对外讨伐“异教徒”——由此基于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文化规训，从而使得受赐于教廷的“野蛮人”得以自诩为“文明世界”以共聚于“欧罗巴”的名义之下。

这种“欧洲人”的构建有着行之有年的演变和深化，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演变，随着全球各地缘力量中心互相引力的牵扯和碰撞，欧洲在文化上的概念也经历了从地理概念到宗教概念，从地缘整合的进行时到国家构建的未来式的流变。

欧洲历史上地缘的破碎性和民族和语言众多的现实都在对于“欧洲”这个整体上的概念提供一个名实不符的注脚——“欧洲人”的欧盟有27个成员国却有24种国家级官方语言——以至于欧盟机构的翻译费用占了欧盟GDP1%以上，这非常“创造需求”。

正如欧盟创始人让·莫内则的名言：“欧洲从未存在，我们必须真诚地去创造欧洲。”

换言之，我们认为的欧洲与欧洲人的“想象的共同体”和“认同的主体性”在今天的欧洲来说依然是一个文化现象，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政治现实。“欧洲人”还在很大范围里是一个由于现实的需要大家基于各自的民族国家利益和语言文化传统而形成的“吴越同舟”。

甚至欧洲内部始终且一直存在对于大欧洲理念反对和怀疑的强大异化力量，他们对于整体上维护欧盟的存在充满了政治的质疑，并且随着政治经济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日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2．什么是欧盟

欧盟是带有超国家性质的国际组织，又是欧洲向一体化发展并且最终向联邦型超大型国家（或者叫欧盟的帝国化）转型的一个“过渡阶段”。

欧盟的成立并不是存在一个“欧洲民族下的联邦”基于地缘政治权力的联合（关于欧洲是什么，前文有所表述）。欧洲人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记忆，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欧洲首先为了确保德国不会再次威胁到和平而考虑建立政治安排。1950年5月9日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提出欧洲煤钢共同体计划(即舒曼计划)，整合欧洲煤钢工业的共同体，这两项产品是军事武器的必要原料，旨在约束德国。

1955年6月1日，参加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六国外长在意大利墨西拿举行会议，建议将煤钢共同体的原则推广到其他经济领域，并建立共同市场。

欧盟后续的发展都是基于这个欧共体的基础逐步扩大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及法律等等维度的发展——旨在取消会员国间的关税，促进会员国间劳力、商品、资金、服务的自由流通——最终在1993年11月1日宣布成立欧洲联盟逐步形成了今天的欧盟。

实践中，欧盟治理涵盖了各个领域，从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到司法、共同外交与防务、能源安全、气候变化乃至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其最终目标在于实现欧洲一体化、减小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和发展差距。

总体而言，欧盟并不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而是一个代行了部分国家权力（基于成员国的部分主权让渡）的一个国际组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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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的镜像

如果我们目光放远一点，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民族区域或者一个大国的战略思维传统或者哲学传统是存在深刻遗传的，其优点与缺失同样会在历史与现实中留下深刻的痕迹来影响当下与未来。

换言之一个地缘权力中心如何应对重大地缘政治的现实挑战是存在基于自然禀赋和文化禀赋的路径依赖的，欧洲近代以来基于大国均衡、集体安全和离岸平衡的记忆几乎是欧洲人的本能。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欧洲历史上寻求一个“时刻”来观照“现实”。

在安全问题上欧洲对俄国的管理在历史上可以比照的例子只能是一战后法国对德国的管理。这两者的共同相似性在于：

a.这两者都是在全局上影响欧洲整个地缘格局和安全的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并且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b.这两者的主体与客体均产生了镜像的对应关系，都是欧洲的核心主导去管理一个“战败或者衰弱”的大国，意图使其“不再威胁欧洲的和平”；

c.这两者还有一个核心的共同点在于参与各方都知道“战争无可避免”（正如法国知道德国会再发动战争打破凡尔赛体系，而欧洲知道俄国最终会再出兵乌克兰，这是“20年的休战”与“8年的休战”）。

而这个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显然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欧洲在俄乌冲突上的行为演进的逻辑——“太阳底下无新事”。

1．法国对德国管理的总思路

在整个欧洲地缘较为破碎的环境下，法国与德国虽然被视为等量齐观的两个主要大国，但是实际上德国的人口规模和军事潜力基本上是法国的一倍以上——德国有7000万人（到1936年因为吞并了苏台德区，德国的人口规模扩大到8千万），法国只有4190万人（法国殖民地的6000万人口根本不能视为法国可以有效使用的军事人口）——并且两个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工业国之一，不存在生产力和组织力的代差——更糟糕的是法国的核心区域与德国之间不存在任何地理隔离。

一战结束后，法国的目标是最好肢解德国（法国做了肢解德国的相关方案，但是显然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去实现这个方案），如果肢解不能成立也要极限的虚弱德国，法国要求在德国身上抽取巨量的战争赔款（为此法国在1923年出兵了鲁尔区），不允许德国重建其海陆空三军的军事力量并切割莱茵地区，总体思路是窒息德国的工业、军事和经济潜力——法国的目标在于在欧洲不允许有德国这么牛B的国家存在。

实际上法国在整个军事潜力上确实对德国没有自信，要知道即使保持同等规模的军事力量，法国对德国的人均成本也要高一倍——如果法国要维持对德国的具备统慑性的军事优势确保绝对安全，其成本将是法国经济和社会无法长期承受的。

除了寻求极限压榨德国外，法国还做了三个事情：

a.法国要维持和保留欧洲大陆第一陆军的军力规模和技术装备水平以确保对德国的绝对陆军优势；

b.法国建立马奇诺防线尽量使得法国的核心区与德国之间存在地理上的基于筑垒地带的隔离，从而极大的节约法国维持庞大陆军的规模，实现战略防御的弹性。法国并未指望马奇诺防线不被德国突破，法国需要的是用马奇诺防线节约法国长期的国防支出的规模，基于节约兵力和国防资源的战场建设去寻求塑造战争态势——法国希望在战时基于马奇诺防线消耗掉德国人的有生力量，为法国准备好全面的战略防御，实现国防总动员和争取国际同盟的总动员赢得时间——并限制住德国的军事选择和进攻路线（事后来看，虽然马奇诺防线没有大的战斗，但是该防线实际在战略上实现了其目标，是一个成功的策略）；

c.牵头建立欧洲大陆的集体安全体系控制德国的再崛起。

2．法国建立“前北约”，四国协约体系与中东欧集体安全框架

法国牵头建立集体安全机制是值得单独描述的，这个法国主导的集体安全机制几乎可以视为一个“北约”的预演。

法国为了确保对德国的压制，防止德国再次启动战争，除了自身维持陆军对德国的优势外，还着力建设一个旨在遏制德国的欧洲集体安全机制和地缘政治形势，通过一个联盟行动和互相保证来威慑德国不敢与不能发动对法国的战争。

一战后，欧洲的中等及小型国家为了自我保护开始了抱团取暖——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三国分别在1920年8月14日确立《捷南同盟条约》，1921年6月7日确立《南罗条约》，1924年4月23日确立《捷罗条约》。这样三国之间形成了“交叉保证”来防备德国可能带来的风险，在任意一国面临入侵时可以得到其他签约国的相关帮助。

法国发现了这个三国协约的价值，开始积极的参与并进行塑造。1924-1927年法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三国先后签订政治、军事协议确立了四国安全同盟的架构并成为其领导国家。自此，法国在中欧建立了一个由巴黎领导的协约体系，其在地缘政治上的目的核心在于防备德国的再起，同时控制匈牙利的哈布斯卡王朝复辟。

到1935年5月，法国与苏联签署《法苏互助条约》，同时签署《法捷互助条约》，同月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苏捷互助条约》。法国在相关条约里明确如果捷克遭受到入侵，法国将义无反顾的出兵协防，而苏联同时承诺如果法国在捷克遭受入侵时进行协防，苏联也将同时出兵协助。但是如法国没有履行其条约义务时，苏联可以免除自身的条约义务，捷克斯洛伐克对此理解并尊重。这样法国在中欧与东欧方向单独运作出来的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并将自身置于这个协约体系的中心位置，成为整个体系运转的枢纽和核心。

实际上如果这个协约体系运转正常，德国基本上是被压制得死死的，那么整个二战都将因为这个体系的存在而被牢牢的封印住——意外来自英国。

3．英国的大陆均势战略

英国作为当时世界的第一强国和霸权国家，其对于地缘战略策略的核心就是大陆均势战略。该战略的核心并不是寻求引发欧洲剧烈的地缘冲突来让英国渔翁得利，恰恰相反该战略的核心是确保欧洲大陆没有单一霸权国家且保持稳定的地缘环境，确保英国全球贸易的正常流转。

换言之就是英国不能支持在欧洲大陆上出现一个核心且独立的陆权中心国家掌控全局，进而发展出海陆双权型的国家进行颠覆性的挑战。英国人需要的是欧洲大陆整体上和平且互相制衡，基于此来确保英国不但可以因为英吉利海峡的地理隔离而确保本土安全，同时使得英国成为欧洲大陆事务的离岸平衡者和政治议程的关键国家，这样可以保障英国在全球的贸易转运和金融转运中处于核心地位，方便伦敦可以在全球收取“和平税”。

换言之，英国人厌恶战争，拥抱干涉，拒绝躺平。

在一战结束后，英国与法国之间从战胜国同盟开始产生了化学变化，反应在伦敦虽然对巴黎进行了安全承诺共同防备德国再起，但是英国坚决的抵制了法国试图肢解德国的企图，并且坚定的支持德国应该要保持一定的工业能力来“赔偿战争赔款”。这实质就是英国开始避免过度虚弱德国而使得法国在欧洲大陆过于做大。

随着法国统合起中欧甚至开始在东欧与苏联建立协调，英国在对德国政策上的态度日益趋于放纵德国与消极应对法国的安全诉求，因为英国知道伦敦要在欧洲大陆上平衡法国与苏联影响力的扩张必须依靠德国。于是在1925年由德国发起，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参加了洛加诺会议，会议后七国一起签订了《洛加诺公约》，英国支持德国得以在国联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正式在政治角度开始恢复德国的部分权力。

这个政策转换的高潮来自于1935年英国与德国秘密签署的《英德海军协议》，在该协议中德国获得主力舰队吨位可以与英国保持1.78比5的比例（也就是德军舰船吨位可以达英军的35%），等同于德国取得了在《华盛顿海军条约》里对法国和意大利的同等体量和地位——英国正式追认了德国可以重建海军（在之前德国已经偷偷在恢复海军，英国的背书证明日德兰海战前伦敦对公海舰队（Hoch see flotte）的恐惧已经被遗忘）。

更为重要的是英国允许德国重建潜艇部队，并且允许德国在“受到足够威胁且愿意做个好人的情况下”英国允许德国的潜艇部队总吨位可以与英国海军保持一致（英国同意在德国做出不以潜艇攻击商船的情况下，经过与伦敦的协商可以大幅提高德国潜艇的总吨位到英国的水平）。

英国一方面在政治上表明反对德国重新武装，但是在现实上又亲手撕毁了《凡尔赛条约》——并且这个秘密协议是背着法国人签署的——我们不难想象当巴黎知道有这份协议存在时候的愤怒和对英国的不信任将有多么强烈。

4．欧洲“前北约”安全体系的失能

我们整体梳理了一战后法国、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在应对“德国问题”上的情况。我们可以鲜明的看到几个特点：

其一，各国对于形势的判断和后续会发生什么均有理性的认知，不存在误判战略趋势的问题；

其二，各国均对于管理这个战略预期做了自身最强且最理性的应对，并且有很好的实践建立起集体安全体系；

其三，欧洲人在管理德国问题上的政治意志是真实的，各国的策略协调是成熟的，管控风险的能力是足够的。

但是基于英法间地缘政治战略偏好的不同，以及涉及到复杂的国内政治问题，这个安全体系在实际运作中没有起到应有作用，相反还实质的鼓励了德国的冒险并帮助建立了希特勒在德国军队和社会中的巨大声望。

我们可以知道，法国是整个欧洲大陆针对德国问题的集体安全体系中的核心，法国在整个协约体系里处于发动机的位置，并且是所有条约能够履约的担保。无论在地理因素上，还是国力因素上，还是传统因素上，法国都是无可取代的——即使斯大林想做“欧洲宪兵”，在地理上和政治上都得不到支持。

法国基于对英国大陆均势策略的理解、双边的政治互信程度和法国对于单独首先陷入与德国战争的抗拒（尤其是为了第三国，即使是必要的），法国确定了自身的行为准则是“英法行动一致原则”——也就是法国在运作协约体系时，要求一定要让英国实际介入欧洲的事务，绝对不会允许法国自己独自正面对抗德国但是英国坐壁上观这种情况出现。这在法国国内政治议程上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可以免除一切领导人的决策压力和政治责任。

换言之，如果法国在欧洲的任何行动如果不能得到英国明确的政治保证和资源导入，法国将不会单独行动——这实际等于整个法国主导的欧洲集体安全机制的发动机油门并不在巴黎而是在伦敦——于是整个协约体系实质的担保人已经“空心化”。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明确的例子：

1936年3月7日德国进军莱茵非军事区，法国外交部长弗朗丹在3月11日通知英国，如果英国与法国共同行动法国将出兵驱赶德国，法国单独有能力在莱茵击败德军。法国人知道德国对于进军莱茵非常犹豫，军方并没有信心完成这项行动，德国社会对于可能的失败充满了紧张——如果发生挫败希特勒也没有这个政治声望去管控德国政府和陆军——他完全是在拿自身的政治生命在赌博。

法国外长明确对英国首相鲍德温说：“如果你们现在不制止德国，那么即使你们现在与德国保持暂时的友好关系，但是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如果英国执意不支持法国的相关行动，法国将不得不改变政策”。结果鲍德温的回复是：“尽管你的想法可能是对的，但是只要有1%的可能引发全面的战争，我都不能使得英国卷入，英国不可能去冒险参与”（啊，怎么记忆起别一句台词：美国绝对不会因为乌克兰出兵，否则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结果整个欧洲对德国进军莱茵毫无作为，事后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制裁。这帮助希特勒建立了其在德国政治和军队中的威望的同时，鼓励了德国的进一步冒险的信心。

莱茵事件后，法国在不断试探英国与苏联对德国战略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法国政府询问苏联在国联的代表李维诺夫“如果德国入侵捷克时苏联会怎么办”，苏联回复莫斯科愿意经过罗马尼亚支援捷克履行自己的条约义务（但同样的前提是法国必须出兵且罗马尼亚要配合开放国境），苏联明确向巴黎和伦敦分别通告了这一立场：斯大林不支持德国“再次伟大”。

在得到苏联的回复后法国再次询问伦敦，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将马上进行战争动员，那么英国如何应对。英国外相爱德华.弗雷德里克回应：英国人不回答假设性问题。如果真的有威胁到法国的情况，英国将在6个月内支援150架飞机，并动员两个步兵师支持法国。

堂堂欧罗巴第一陆军强国法国会缺了英国人的月均25架飞机与两个师的“龙虾兵”么？不得不承认，在羞辱法国人的天赋上，英国人确实别具技能。

经过上述两次的穿梭外交的斡旋，法国人基本上知道了英国人不打算在当前形势下介入欧洲安全事务，法国必须自己决定是不是单独在德国没有直接威胁法国领土和海外利益的情况下去履行自己的条约义务——这考验的是法国政府的政治意志、行政能力和战略眼光。

遗憾的是即使有军力优势和欧洲集体安全条约的保障，在排除了英国参与的可能性后当时的法国政府是没有这个行政能力和政治意志单独启动对德国的军事干涉的政治可能性的。

当时的法国是基于议会民主制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目前的法国是总统共和制的第五共和国），也是一个政治分歧极其严重的国家——1930年开始到30年代末期法国共换了21任总理——法国内阁的平均执政时期为8个月——如果执政内阁胆敢在没有英国参与的情况下单独宣布对德战争——等待这个内阁的结果就是马上垮台。

法国的政治分裂和行政能力的瘫痪已经到达了如此程度——1939年3月9日德国空军宣布组建，16日德国开始向国民征兵，为了应对这个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法国宣布将义务兵服役时间从一年扩大到两年并制定新《国防计划》，但是因为法国混乱的政治形势和其他反对党政治势力的杯葛巴黎居然无法实际推行这个国防政策。

法国经济凋敝，民生艰难，一战血腥使得法国整整牺牲了一代年轻人——法国人心厌战，并不想在这个时候轻易的进入战争，整个社会鸵鸟起来希望尽量争取和平，其中与德国的媾和尤为重要。

尽管战略家们都知道危险就在前方，但是法国社会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法兰西民族不会支持任何政治家因为未知的风险而踏入一个确定的血腥——尤其英国人还在“海的那一边”（法国人认为英国不会马上压制德国）。因此法国的政治家无力通过行政动员和政治游说的方式在当时条件下去唤醒法国社会——击鼓传花，炸药不要爆炸在我的手上即可。

于是法国基于国力原因，国内混乱的政治形势，对英国战略信任的缺失和对一战惨烈记忆的恐惧等因素采取了跟随英国绥靖政策的步调——尽管知道不对劲，但法国政府支持了《慕尼黑条约》。

5．政治正确的自我欺骗与战争的到来

我们知道阻止二战爆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存续，因为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的本身就是一战后基于条约捏合而出现的一个新生国家，也是欧洲一战后凡尔赛国际体系的底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集团与奥地利共和国于1919年9月10日在圣日耳曼昂莱签署了《圣日耳曼条约》，《条约》的签署标志着奥匈帝国正式解散。该条约的一大核心部分是包含大部分德语地区的奥地利承认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王国独立，非经国际联盟行政院同意，禁止奥、德合并（奥地利永远不能与德国进行经济或政治的合并）。

同时《圣日耳曼条约》为了合理化解散奥匈帝国寻求建立政治合法性，开始确立了“民族自决”是构建国家的一个合理政治正确，并且是适用于国际社会条约体系下的法律基础之一。

这个旨在遏制德国的政治正确的画皮恰恰变成了英法自我规训和给予自身摆脱集体安全条约规定的国际义务的一个理由，这块“遮羞布”真可以说是充满了讽刺性。在整个德国入侵捷克的过程中，希特勒正是以“民族自决”为理由合理化德国的入侵，并且公然以此宣称“这是德国民族自决下的最后领土扩张了”。

为给英法两国推行绥靖政策签署《慕尼黑条约》而背弃自身国际义务和毫无作为的政治懦弱寻求理由，张伯伦天才的表示：英国对捷克斯洛伐的国际义务是基于外敌入侵才提供保护，现在德国取得苏台德区域是捷克自己内部“民族自决形成”的“内部疆域调整”，这是捷克的“家务事”，英国和法国不应该对此承担履行条约的义务——由此张伯伦宣称赢得了“一代人的和平”。

在英法这种唾面自干的“政治智慧”下，1938年10月德国基本占领苏台德区。德国在捷克境内攫取权益后，波兰和匈牙利也趁火打劫，参与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其中，波兰出兵占领了切欣地区，匈牙利出兵占据了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

捷克就此被瓜分，而整个法国主导建立的集体安全机制也宣告正式崩溃——法国丢掉了中欧的支持、丢掉捷克的全部军事资产、英法也丢掉苏联的战略信任迫使苏联和德国接近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法国集体安全体制的消失彻底解放了对德国的封印，深化了希特勒在德国的政治实力，使得德国极大的增强了实力并最终导致德国出兵波兰，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而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核心国家在战略清晰的情况下把一手好牌打烂，因为国内政治的失能而将整个战略自主性交由域外国家进行离岸平衡式的牵引，最终葬送了整个欧洲的霸权与文明，而英国也因为短视摧毁了自身的全球殖民体系——最终形成了整个欧洲和英国从世界权力的中心最终跌落——成全了美国和苏联这样的相对欧洲的边缘国家得以成为世界的霸主。

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吗？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回到现实去解析下目前的欧洲与欧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