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讨论一下，习总会不会去旧金山参加APEC -- 湍流VII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是在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经过一年调整形势开始有所转变、但困难还很大、党内外思想上各种疑虑和分歧还很多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统一了思想认识，增强了全党的团结，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扭转经济困难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对此后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邓小平负责准备此次会议，主持和参加了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的起草工作，并在会上就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特别是民主集中制等问题发表讲话，为大会取得积极成果和在新时期贯彻实行这些成果、推动党和国家民主集中制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

　　负责准备此次会议，主持和参加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起草工作

　　有学者指出：“关于召开七千人大会问题，可以说，首倡者之一是邓小平。”[①]笔者在一定程度上赞成此说。在中央领导一线工作的邓小平，深感“大跃进”以来分散主义问题之严重。表现在粮食征购问题上，就是各地“怕当老实人，总想减任务，不努力完成。”[②]1961年11月6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讨论1962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粮食调不上来。当陶铸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会时，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③]11月12日，邓小平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中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情况及陶铸的建议时，毛泽东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会议决定，12月20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召开县、地、省、中央局四级会议，也就是后来的“七千人大会”。[④]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可见，在召开“七千人大会”问题上，邓小平的确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负责准备这次大会。为此，他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大会的准备工作，阐述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和用意。1961年12月1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的准备等事项。[⑤]12月1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并指出：“明年初要开七千人大会，其用意就是要统一全党思想，鼓足干劲，在一个目标（长远规划）之下，立志气，有奔头，不要搞得思想解体，灰溜溜的。” [⑥]12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做长篇讲话，在谈到如何开好“七千人大会”的问题时说：“这次七千人大会搞什么？中央发了通知，主要的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准备在会上作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正在准备，来得及的话，最好在我们的工作会议上来讨论一下。报告想讲三部分问题：第一，讲形势和任务，包括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规划要搞个什么样子，这样来鼓足干劲。第二，讲集中统一的问题。第三，讲党的问题。总之，我们这个会实际上也就是为那个会做准备。”[⑦]1962年1月8日，邓小平再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关安排。[⑧]通过上述工作，明确了大会要解决的问题，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认识，为“七千人大会”的顺利召开做了充分准备。

　　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起草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的报告。报告“先由邓小平主持、继由刘少奇主持起草”，[⑨]“1961年12月31日以前的起草工作，主要是邓小平抓的”。[⑩]从1962年1月1日起，起草工作主要由刘少奇主持，但邓小平始终参加此项工作，并发挥了重要作用。1月2日，邓小平同刘少奇、陈伯达、胡绳等讨论“七千人大会”报告稿。1月4日至8日，邓小平又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继续讨论报告稿。[11]1月9日形成第一稿，报送毛泽东审阅。1月10日，毛泽东看过报告稿的前两部分后，把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找去商量，决定将报告立即印发“七千人大会”，分组讨论三天，征求意见。[12]“七千人大会”从1月11日开始对报告进行讨论后，邓小平多次主持、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听取和通报大会各小组对报告稿的反映及讨论情况，传达毛泽东对报告稿的意见，讨论修改报告稿，[13]组织和推动讨论及修改工作的正常进行。

　　在大会讨论报告稿期间，鉴于大会各组对报告稿有许多意见，毛泽东提议重新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负责人参加。会议当即组成一个有21人参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14]，充分听取大会代表的意见，对报告作进一步修改。邓小平是报告起草委员会的重要成员。1月17日至24日，刘少奇先后8次主持召开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邓小平出席了各次会议，并对报告提出重要修改意见。1月18日，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反分散主义是向全党提问题，一定要这样抓。下面只看到小天地，这不怪他们。我们要用正确的思想去引导他们。要在群众中树立全局观点、整体观点，要让他们看到长远目标、光明前途，这些很重要。”[15]在彭真发言时邓小平还插话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16]1月19日，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不是主观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有人说是。这样提问题，得不出结论。”1月21日，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不提大跃进，三面红旗就少了一面。事实上，品种齐全，质量提高，也是大跃进。大会报告时可以对大跃进解释清楚。十年计划中就可以提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李富春多次提到要加强计划机关，我看现在应该提出加强地方计划机关的问题。要有一个书记专管计划工作，使其真正成为党委的助手，成为财政经济工作的综合机构。”[17]这些意见对刘少奇报告稿的修改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经过反复讨论修改，1月24日，起草委员会拿出了报告修改稿。在刘少奇和邓小平向毛泽东处汇报后，毛泽东肯定了对报告的修改，表示“赞成这个方向”。[18]1月2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报告修改稿，同意将此报告正式提交大会。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这个报告的中心问题，一是总结了十二年主要是最近四年的经验，二是提出了现在的主要矛盾，三是专门讲了党的问题。这个报告中有那么几个核心问题，特别是方向提得对不对，经验总结得对不对，这是关乎全党很重要的问题。”[19]至此，报告起草工作圆满完成。1月27日，正式印发与会代表。

　　起草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是会议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讨论和修改书面报告是“七千人大会”第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报告分析了目前国内经济状况以及造成困难的原因，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代表中共中央承担了责任，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动员和鼓舞全党同心同德地克服当前困难、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起了积极作用。报告的形成为大会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在会议的准备和报告的起草及修改过程中，邓小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发表讲话，提出健全党的生活的正确观点和主张

　　1962年1月2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他准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内容。2月5日，邓小平再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同意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要点。[20]2月6日，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全体会议上讲话。2月19日，邓小平将讲话稿送毛泽东审阅。2月24日，毛泽东批示：“邓小平同志：全文看过，很好。”3月2日，邓小平将讲话稿再批送刘少奇、彭真看过后交杨尚昆付印。[21]

　　邓小平在大会上主要讲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他指出：“最近几年，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特别重要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削弱。有些地方有很大的削弱，严重的削弱；有些地方好些。就全党来说，有相当程度的削弱。我们宁肯把这个问题估计得重一点，使全党有所警惕。因为这几年许多同志忙于具体工作，不大谈党的问题，不大注意党的建设，所以强调指出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22]

　　邓小平在讲话中首先回顾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他说：“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概括指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当然也包括批评）的作风。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有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 “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23]

　　接下来，邓小平分析了党的优良传统受到削弱的原因，首先，“这几年来，我们不大注意调查研究，因而所提的一些任务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号，也有许多不是切合实际的。指标过高，要求过急，还有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这就使得我们的许多好传统受到了冲击。”“其次，在这几年的党内斗争中发生了一些偏差。”“由于这些偏差的影响，我们党的许多好的传统受到了削弱。例如，实事求是，说老实话，本来是我们党的传统，但是，由于没有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运动中斗争过火等种种原因，这几年在我们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24]

　　对于如何恢复和坚持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认为：“除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及时纠正错误等等以外，必须注意健全党的生活。这是坚持党的优良传统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25]为此，他在讲话中从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经常工作、培养和选择干部以及学习理论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重点是讲民主集中制。

　　关于民主集中制，邓小平在讲话中有以下重要观点和主张：第一，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最根本的制度，坚持并完善这个制度，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第二，这几年，工作中的分散主义相当厉害，命令主义也发展了，党内民主削弱了。这次会议提出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是很必要很适时的。第三，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统一；没有集中统一，党就没有战斗力。今后一定要建立党员与党的正确关系，保障党员权利。第四，要把我们党的老传统真正地恢复和发扬起来，党的各级领导同志的态度很重要。各级领导同志要善于倾听反面意见，倾听不同意见；要听老实人的话，听老实话；要服从和团结多数，尊重少数。第五，党的各级领导人应该受到监督，这种监督最重要的来自党委会本身，要重视党委内部互相监督的作用。邓小平说：“我们一些领导同志，同伙夫、勤杂人员等同志们编在一个党小组里，那是起不了多少监督作用的。”“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又说：“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26]为此，他建议把领导人的主要的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或者放到常委会去。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第六，党委内部要注意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日常的问题要分工负责；重大的问题必须分别情况，提到委员会、常委会，或者书记处加以讨论，取得共同的意见，作出共同的决定。[27]

　　七千人大会的主旨是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中心问题是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和刘少奇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都重点论述了这个问题。邓小平从健全党的生活、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的高度，对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意义、基本内涵及实施举措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和全面论述，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和主张。这些观点和主张是对大会主题的具体阐述，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大会上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论述彼此呼应，相互补充，共同形成“七千人大会”的重要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宝库。

　　在健全党的生活的其他方面，邓小也都提出了重要观点和主张。关于建立经常工作，他在讲话中指出：“一切工作的成绩，都是由一点一滴的细致工作积累起来的。群众运动只是实行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而我们这几年把大运动当成了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这是不好的，应吸取教训。有了经常的细致的工作，了解问题可以比较深入，对调查研究也有帮助。”关于培养和选择干部，特别是培养和选择各级领导核心，他在讲话中说：“这几年，我们在几个大运动中对相当数量的干部处理得不慎重，损伤了一部分干部。要实事求是、分别对待地进行甄别、平反工作。干部好坏长短应从他长期工作中去鉴别，而不能只从某一运动或某一短时期的表现去鉴别。”关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著作，他在讲话中强调：“要造成一种学习理论、学习实际的空气。不学习或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就要犯错误。”[28]这些重要观点和主张，和邓小平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论述一样，都是“七千人大会”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对“七千人大会”所作出的理论贡献。这些观点和主张对我们今天加强党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贯彻实行大会的成果和精神，推动新时期党和国家民主集中制的健康发展

　　“七千人大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盛会，开得比较成功，“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29]对于大会的成果和精神，邓小平及时组织传达和学习。1962年2月8日，也就是大会闭幕的第二天，邓小平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讲了大会精神的传达和文件阅读的问题。2月1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和国家机关17级以上、司局长级以下的干部，根据《报告》传达讨论；司局长级以上的干部除了传达《报告》外，还传达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常委同志的讲话。各省、市、自治区都分别在2至4月间，按党中央规定的范围、传达、讨论和贯彻会议精神，在各级党组织内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30]

　　“七千人大会”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全体会上，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刘少奇在报告中代表中央承担了领导责任。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这几年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所属各综合部门，要负很大责任。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代表中央书记处作自我批评，指出：“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中央首先负责，而在中央，首先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31]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中央各主要部门负责人，也都在这次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由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作诚恳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内生活中还不曾有过，所以“七千人大会”的意义和作用尤其重要。正如陈云在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上所说：“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32]

　　对于“七千人大会”的这种自我批评精神，邓小平一直深深怀念，[33]并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切实贯彻实行。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话时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34]这些话说的很中肯，很公正，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待缺点和错误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对“七千人大会”精神和成果的继承发展和具体运用。

　　“七千人大会”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加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会上，中央领导人抓住削弱民主集中制特别是抓住破坏民主的倾向，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出现缺点和错误的原因，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这也是这次大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把党的民主集中制理论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使之得到了恢复和加强。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即民主集中制问题，会后并未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实行，相反，却逐步背离了这个基本原则，从而日益加剧了党内生活的不正常，成为导致“文化大革命”悲剧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恢复并发展党和国家民主集中制的传统与制度，贯彻实行“七千人大会”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成果与精神，在健全完善和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和主张，做了许多工作，取得很大进步，推动了新时期党和国家民主集中制的健康发展，从而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邓小平新时期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的几次重要讲话中。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35]197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时事通讯社代表团时说：“我们从来都提民主集中制，现在这样提，以后也是这样提。过去民主缺乏，民主不够，以后要着重发扬民主，因为没有充分的民主，就没有很好的集中。”[36]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时强调：“我们党和国家历来的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具体解释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问题不要丢，要加几句。民主集中制我们讲得太少。这个制度是最便利的制度，最合理的制度，是我们的根本制度。用宪法的语言来表述好。民主集中制问题是根本制度的问题，我们总有一天要找机会把这个问题表述清楚。不管怎么样，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37]这些讲话指出了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论述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强调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民主的重要性，是民主集中制思想在新时期的发展。

　　在邓小平新时期民主集中制思想的指导下，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得到健康发展，取得很大进步。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决定。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民主集中制作了比较充分和具体的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凡属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的委员会民主讨论，作出决定”，“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38]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提出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要从中央做起。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及通过的党章根据邓小平在审阅大会报告时的讲话精神，对民主集中制作了新的阐释，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39]使民主集中制的定义更加科学，更加符合中国实际。1994年9月，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决定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和组织建设中的运用。

H、1973年3月29日主席决定：邓“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H、（1974）年4月，主席安排邓率团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阐述了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

他这几手比曹操高明：谋略过人，且善于隐忍

当他（汪）说到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时，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人，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换个地方，转移到东交民巷去。毛泽东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