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家园 是严打来自打击三种人，然后产生的严打，这是1983年的事情 但是，严打是根据1981年的审判来的，而1981年的审判四人帮是在审判其他人（所谓四人帮的喽啰）的基础之上来的。
而这个过程在1976年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你爷爷说的那个人，第一，要配合抓四人帮爪牙，呵呵。
第二要说假话。
第三，要积极靠拢老干。
等等等。
因此，他可以度过那个时期吧。否则，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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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看看吧。
1968-1978年担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昔阳县委委员、副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
1980年调任晋中果树研究所副所长；
1991年被任命为中共昔阳县委常委、大寨党支部书记；
1992年当选为昔阳县政府副县长；
第十三、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11]，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哈哈哈，郭凤莲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啊。请问她犯了啥错误被审查了呢？
1973年6月，郭凤莲接替陈永贵，成为大寨党支部书记。同年，26岁的她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候补委员。
1979年春天来临的时候，大寨人忽然间发现，虎头山下没有了如潮般参观学习的人群。这时的大寨人才意识到，历史的车轮已然悄悄转变，并在另一条大道上越走越远。
掌声戛然而止，迷茫的不只是郭凤莲。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娘子关时，大寨人仍然以战天斗地的豪迈垒石坝、修梯田（这有什么错误吗？）。1982年全国95%的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大寨成了剩下的那5%。这年元旦，中共中央关于“三农”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而大寨在1981年试行包产到户后，几经反复，直到1983年才彻底下放自留地。
“大寨其实原来不想放这个土地，老百姓不接受，不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寨模式引发争议。
1980年，一纸调令让郭凤莲离开了大寨。此后的十年间，她先后在晋中果树研究所和昔阳公路段，“栽了五年树，修了五年路”。
当改革开放大潮席卷大江南北时，“铁姑娘”郭凤莲和她的大寨逐渐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
华丽转身二次创业
1991年11月15日，郭凤莲奉调重掌大寨。重振大寨的担子再次落在了“铁姑娘”肩上。
时隔11年重回故地，大寨已“破破烂烂，路也不成个路，集体经济基本上就没有”。 “我是为大寨而回来的！”在第一次支部会上，郭凤莲这样表态。“当时压力也挺大，好马不吃回头草。但组织决定了，作为共产党员，就必须无条件服从。”
1992年，郭凤莲和老劳模宋立英到华西村和大邱庄取经，“差距很大，心里不是滋味。”考察归来，大寨人进行了一次“放下包袱、解放思想”的大讨论，“以前能干好，改革开放就一定能干好！”
那一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改革开放再次进入快车道。“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述，让重回大寨的郭凤莲坚定了信心，也让不再纠结过去的大寨人看到了希望。（呸！！！）
更让人意外的是，1980年4月郭凤莲被免去了大寨党支部书记职务，她默默地离开了为之奋斗了近17年的大寨。被审查了一段时间（可见审查时间早于1980年，也在大审判之前），后调到晋中果树研究所，之后又调到昔阳县公路段任党支部书记。
身处人生低谷的郭凤莲学会了两件事，看书、喝酒。通过看书自学，她获得了中央党校的大专文凭。
遇到不开心的事，就喝点小酒，自解心结。
郭凤莲能在失意时依然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把手头的工作做好，把人生的角色扮演好。
这样的郭凤莲注定会东山再起、华丽转身。（哈哈哈，笑死我了！！这话说得真文人）
我的问题是，郭凤莲有什么错误，要被这样对待呢？呵呵呵呵。
家园 1983年我爷爷都早毕业了 那些工农兵大学生比他毕业还早。
他们是工科，你说的这些政治斗争，我爷爷没讲过。他就有一次政治考试不及格，过年前收到一封信让他开学提前到学校参加补考，被我奶奶拿来取笑。
家园 也不是绝对的，政治考试和政治态度不是一回事 不过，我估计你爷爷也许可能对政治不了解。
这个典型是个农村出身，就是天生的聪慧，才能从农村到城里当干部，再来读大学。
我爷爷说人家就有那个气质，跟你说话找你干事，但是就能让你觉得人家是在替你着想，你给人家干事还能心存感激。
这种人我家就有，这确实是能力，我爹的领导说，我爹管一个小组都费劲，就凑合做事吧。
我爹可能也许算社恐，就靠搞技术完事，不善于那些吃吃喝喝，吹吹拍拍的事情，待人接物，老老实实就完事。
家园 你爷爷可能读的大学比较好 选拔的人优秀，学校给的教育也优秀，所以是看到了少数的少数。
我们现实中看到的，大部分工农兵大学生不这样。把这些人大学毕业就穿越拉到现在中考，考上高中的应该都占不到一半。
家园 多了，考上博士的不计其数，你这太，呵呵了，你这么看是不对的 工农兵大学生是相对而言最知道珍惜学习的一代人，当然有能力不行的，但是很多也是优秀份子，比如陈竺，比如张高丽等等等，有能力的多了，你这也师太目光短浅了啊。
各代自有各代的实力，就是今天一尊也是能力高手，不说别的，仅仅就勃起来事件，他就确实很有能力。
当然了，由于最近几年的操作失误，确实有不被人认可的地方，但是，作为i大学教育出来的人，他是合格甚至优秀的。
如何理解，其实，很简单，看一些优秀运动员的成长道路就可以知道，工农兵模式也只是宽进严出的一种方式而已，比如邓亚萍，其实也算是优秀大学生了，而不只是高级优秀运动员。
说大学多么杰出，她不算，但是说运动员她杰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你要知道，邓亚萍恐怕小学都没毕业，总之，你这是知识分子思维，是错误的。
虽然可以认为邓亚萍不是寻常路，但是工农兵是不是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不是寻常道路呢？
为什么，因为毛时代要建立一种新的上大学规则而已，文化课也是即将进步发展的一个方面。
你这是错误的低看了毛时代的教育。类似的还有赤脚医生王桂珍。
王桂珍，女，出生于上海市川沙县江镇（现浦东新区祝桥镇）大沟村，是“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
代表中国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并作发言，还曾短期担任过卫生部副部长一职，1977年发行的上海市壹市斤粮票上还有其肖像。改革开放后，她和老伴开办印刷厂，走上了勤劳致富的道路，同时也不忘为乡亲做好事，努力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多次被镇评为优秀党员。
记者：您被誉为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最初是如何踏上从医道路的？
王桂珍：说来惭愧，当一名医生原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我是原川沙县江镇公社（现浦东新区祝桥镇）大沟大队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15岁便进到纺织厂做工，1961年听党的话回村搞农业生产。
当时，正是“二号病”（霍乱）流行的时候，这一烈性肠道传染病来势汹汹，必须阻断污染水源。村里需要有人去宣传医学知识，请村民们喝井水，别喝湖水，也需要有人向水井中投放漂白粉消毒。我自告奋勇，大家看我干得认真，都很认可。
在当时，“看病难”是一个普遍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政策调整，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放到农村，要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经大队党支部推荐，1965年，我在公社卫生院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农村卫生员培训。
为了让我们迅速掌握知识点，老师们临时变通，用实际案例来演示教学。当时气管炎病人比较多，老师就拿着听诊器放在病人身上一边看病，一边讲解，告诉我们什么叫湿啰音，什么叫干啰音。
我虽然只有小学文化，却是班里学得最好的。老师让晚上9点熄灯，我就拿个手电筒在被子里学到半夜12点。看不懂就问别人，直到搞懂为止。所谓铁杵磨成针，我就怀着这样的精神，将深奥的医学知识一点点啃了下来。
记者：赤脚医生能取得患者的信任吗？如何与患者打交道？
王桂珍：我的工作其实是众多赤脚医生的缩影。1968年，原川沙县江镇公社的一份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的方向》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肯定。从此，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的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江镇也成了赤脚医生的发源地。
不过刚开始给人看病时，人家也是不信任的。刚刚说，我培训了4个月就上岗了，人家想，你个黄毛丫头，学医4个月能学到什么？
我记得有一次，正在田里割稻，有村民牙疼，我说帮他针灸，他想也没想拒绝了。我就先在自己身上扎针，他一看，动作熟练，很安全，便同意了。扎了几次，牙疼好了。就这样，在一点一滴之间，培养起了村民对我的信任。
为了减轻村民的医药费负担，我还在村边一块地上种了100多种中草药，专门建了土药房，让大家用最少的钱看病。
可以说，“赤脚医生”是老百姓对我们最亲热的称呼。赤脚医生虽然本事有限，但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我理解的赤脚医生，就是要把老百姓的疾苦当成自己的疾苦，真正为患者服务，这不是一句空话，都是做出来的。
记者：您常说，赤脚医生是“肩上有药箱，脚下有泥巴，心中有人民”。面对“农忙时务农，农闲时看病”的繁忙工作，是什么支撑您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
王桂珍：我是一名党龄56年的老党员，包括我在内，我们一家六口都是党员。党员就是要听党话，跟党走，国家需要赤脚医生，我便义无反顾。
大家常说我是“三快姑娘”，讲话快、走路快、做事快。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一根银针、一把草药，就是我们手中的两件“法宝”。
以前在农村，一到夏天就会流行红眼病，我们把决明子、野菊花等草药放在一起煮，煮成中药水挑到田里给村民喝上一小碗，就把病情控制住了。没有什么比村民一句句真挚的感谢更珍贵。
有一天晚上，村里有个小孩发热。当时正刮风下雨，可人家来敲门求救，我没多想，踩着烂泥地，一脚深一脚浅就往病人家里赶。给小孩检测体温，39.5℃。当时正是脑膜炎流行的季节，我帮他检查，头颈掰一掰，很僵硬；再检查脚底，一掰大脚趾，往上翘。大差不差，应该就是脑膜炎。我心想，这病必须马上送医院，不然会闯大祸的。
可这小孩妈妈心脏不好，爸爸在外地打工，看着她泪流满面，我说你不要哭，我帮你送到医院去。我把小孩扛到肩头，就这样一路送到医院，终于救回一命。
还有一次我在田里插秧，家长抱着小孩找到我。我一搭额头，小孩热度很高，眼睛黄，面孔黄，这是生了肝炎，必须去隔离医院。我背着孩子跑了十几里路，衣服湿透了，终于到了医院，我告诉他妈妈，“小孩到医院，就能活命了。”
现在，这小孩也60多岁了，之前我脑梗住院，他还特地来看我，他握着我的手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一定要长命百岁。”你说，面对如此淳朴、善良的村民，怎能叫我不坚持？
记者：您觉得那个时代的赤脚医生和这个年代的基层医生有什么异同？
王桂珍：称呼变了，但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初衷不会改变。当时的我一个人要管大队里将近2000位村民，经常走家串户，为大家解决头疼脑热的问题。现在的全科医生也是，手上管着几千号居民，一直在居民身边。
当然，和我们相比，他们治病的方法更多了。我们当时更多凭经验看病，现在他们看病更科学、更系统，能施展拳脚的空间也更大。我们大沟村卫生室就有上海健康医学院订单式培养的“新乡医”，非常优秀。
这真是一个基层医生发展的好时代，因此我也常跟学生说，当好基层健康守门人，要多替别人想一想，多细心关注别人。基层医生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定要在行动上体现出来。
记者：退休后，您自费筹办赤脚医生陈列馆，想对年轻人说些什么？
王桂珍：我自费建起赤脚医生陈列馆，就想让后辈有机会了解中国健康医学发展的重要历史。让我感动的是，上海健康医学院同步筹建了“从赤脚医生到全科医生”主题展馆，展陈了我的珍贵藏品。
你看这个红棕色的皮质药箱，其中针筒、银针、拔罐等一应俱全。大半个世纪前，我就是背着这个药箱走在村头田埂，为村民们解除病痛。我想，让学生们看看老物件，或许更能体会从医者的初心。
我也想告诉学生们，千万别小看一名基层医生。我不仅走出上海，走向全国，还走上了国际讲坛。1974年，我成为当时中国150万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并作15分钟发言。国际社会曾将赤脚医生模式誉为“以最小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
上海健康医学院是全国首家以“健康”命名的医学院，这是培养全科医学人才的摇篮。
很感谢学校，去年推出并上演了以我为原型的大师剧《飞扬的蒲公英》。正如剧名一般，蒲公英迎风而起，随风飘落，落地生根，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基石。同学们，一起努力，将“全民健康的种子”撒向全国，走向最需要的基层卫生单位，成为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健康守门人”。
王桂珍是原川沙县江镇公社（现浦东新区祝桥镇）大沟大队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15岁便进到纺织厂做工，1961年听党的话回村搞农业生产。（三年灾害国家精简人员）
王桂珍常说，赤脚医生是“肩上有药箱，脚下有泥巴，心中有人民”。当时，她一个人要管大队里将近2000位村民，经常走家串户，为大家解决头疼脑热的问题，在一点一滴之间，培养起了村民对她的信任。
为了减轻村民的医药费负担，王桂珍还在村边一块地上种了100多种中草药，专门建了土药房，让大家用最少的钱看病。
1974年，我成为当时中国150万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并作15分钟发言。国际社会曾将赤脚医生模式誉为“以最小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
哈哈哈，王桂珍是四人帮的爪牙因此得到高位吗？当然不是，她忠诚于人民和毛主席，所以自然选择支持文革才是根本，邓小平要打倒的就是这样一批人，哈哈哈。
王桂珍将当年一张保存完好的宣传海报放在了陈列馆里，海报上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川沙镇赤脚医生们的工作状态。
王桂珍想告诉学生们，千万别小看一名基层医生，“现在是一个基层医生发展的好时代，当好基层健康守门人，要多替别人想一想，多细心关注别人。基层医生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定要在行动上体现出来。”
今天的上学十几年的大学生博士就能有这种认识吗？？呵呵呵，当然不可能。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对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发了火，他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6月26日这天，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这也难怪毛泽东会发火。
于是毛泽东果断作出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由于这天是6月26日，所以这个指示又被称为“六二六”指示。
1944年，王桂珍出生于上海市川沙县（今属浦东新区）江镇大沟村的一个贫农家庭。1958年，王桂珍小学毕业后，便在镇上一家纺织厂做了3年的纺织女工，由于她勤奋好学，很快便掌握了挡车技术，并在同年进厂的学徒中第一个转为正式工人，还在1960年加入了共青团。
“六二六”指示下达以后，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在1965年夏天办了一个医学速成培训班，用来培养半农半医的农村卫生员。招收学员也有一定的标准：必须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政治上表现好，还必须有小学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文件下到大沟村以后，村党支部一致认为王桂珍正好符合上述条件，便决定送她去学习。
1965年12月，21岁的王桂珍走进了培训班的大门，培训班的学习时间只有4个月，为了让学员们掌握几年才能学完的医学知识和一般治病方法，速成班的课程安排得特别紧，这对于连中学都没上过的王桂珍来说，挑战特别大，她完全搞不懂那些“大于”、“小于”的符号和化学元素。
但王桂珍学习非常刻苦，她在晚上10点熄灯后，仍然经常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她还从别人那里借来医学书籍，像蚂蚁啃骨头那样一点一滴地学习，碰到不认识的字就翻字典或求教那些文化程度高于自己的人，有时为了背诵一个医学名词，她经常半夜三更还爬起来翻书。
4个月的学习结束后，王桂珍成了速成班中学得最好的学员，她回到了村里，成为了一名乡村医生。但一开始村民们都不敢让王桂珍看病，大家觉得当一个医生要学好几年，但她才学了4个月，医术真的能行吗？
王桂珍虽然是乡村医生，但并不是脱产的，平时她也要赤脚下田劳作。所以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王桂珍正在水田里劳动时，被叫去给病人治病，她来不及洗去脚上的泥，于是赤着脚就过去了，看完病后继续回来下田干活。
但有些干部对此不太理解，他们认为这个称呼是对王桂珍的一种讽刺，有一次市里的一个干部来到村里，听说了“赤脚医生”后，很生气地对村里的干部说：“怎么能这样称呼一个学雷锋的模范人物呢？今后不许这样叫！”
但村民们却不管这些，他们继续这么叫，就这样“赤脚医生”这个称号知道的人越来越多，王桂珍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专门介绍了王桂珍的事迹。《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各大报刊也纷纷进行了转载，王桂珍很快被全国人民所熟知，“赤脚医生”这一名称也得到了广泛认同，此后公社卫生员一律被称为“赤脚医生”。
1968年9月，毛泽东也看到了这篇文章，他非常高兴，并在《红旗》杂志该篇文章的眉头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1969年国庆，王桂珍应邀到北京参加了建国20周年的国庆观礼活动，并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切接见。更让她感到惊喜的是，她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赤脚医生方队，这个方队由近千名肩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王桂珍使劲地为她们鼓掌，手痛了也不觉得，这一刻她深深地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而感到骄傲。
从北京回来不久，王桂珍就被任命为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分管医疗卫生和妇女工作。1972年，王桂珍到上海中医学院进修1年；1973年，她又到北京中医学院进修；1974年5月，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出席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并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
1975年9月，以王桂珍为原型的电影《春苗》在全国上映了，影片讲述了妇女队长春苗主动请缨到公社卫生院学习，并在学成后回村担任赤脚医生的故事。电影上映后，王桂珍的名气更大了，来村里参观和找她看病的人更多了，有时候她已经劳累了一天，还要在晚上接待一些参观团到深夜。（赫赫赫赫，那个时代的偶像的力量）
周恩来考虑到卫生部领导班子成员大都年事已高，缺乏基层工作经验，也没有贫下中农代表，因此他在病床上提名王桂珍到卫生部担任领导职务。
这年12月，正在村里给人看病的王桂珍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上海市委的电话，通知她去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结束以后，中央组织部的人找她谈话，她才得知自己已经被调到卫生部工作，不能回上海了。
按照周恩来的设想，王桂珍的工作应贯彻“三三制”，即每年中4月个月在中央卫生部工作，4个月在川沙县卫生局工作，4个月在基层工作，来到卫生部以后，她被任命为部里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相当于卫生部党委小组成员，相当于副部级干部），兼任防治局副局长，具体分管农村卫生、食品卫生、妇幼保健等方面，组织上还专门给她安排了一个秘书。
当时王桂珍才31岁，这在国务院人员构成中是相当年轻的了。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任妇幼保健司司长，王桂珍和她的办公室相连，两人平时的关系很不错。
有一次邓颖超和林佳楣在食堂吃饭时碰到王桂珍，两人还特意问他：“你们南方人吃的是大米，在北方天天吃馒头习惯吗? ”
王桂珍回答说：“我们农村人吃惯了苦，没有问题。”（坦然、大方、气度牛逼！！！）
王桂珍平时的工作非常繁忙，她既要批阅文件、参加会议，还要会见外宾，出席各种聚会。她深感责任重大，于是在业余时间学起了普通话和英语，有时也会坐不住，主动去打扫庭园，这时秘书就会过来对她说：“您是领导，有公务人员在，怎么还干这个活？”
这时的王桂珍虽然已是副部级干部，但她却从来没有拿过国家一分钱的工资，她还是原来的江镇公社农民户口，她的收入就是大沟大队的工分，她一年的工分是3000个，一个工分7分钱，所以她一年的收入是210元。这些工资确实不够她在北京生活，尽管卫生部一天补贴她5毛钱，但她也只能拣最便宜的菜吃，像菠菜、豆腐，中午再吃两个窝窝头。（这就是毛时代毛主席干部的腐败，呵呵呵）
即便如此，王桂珍的钱依然不够用，她只好经常给丈夫邱水兴写信要钱，当时邱水兴到甘肃支边，工资也很低，但只要收到王桂珍的信，他就会把自己节衣缩食余下的一点钱寄过去。正是因为这样，邱水兴一直不知道妻子担任着副部级领导的职务，直到在送妻子去北京为毛泽东守灵时，他才从机场服务员的口中偶然了解到妻子的身份。
1976年10月，王桂珍被免去了所有党政职务。
1978年，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安排她到川沙县一家服装厂当厂医。这家工厂经营得不好，经常开不出工资，最后倒闭了，王桂珍开始自谋生计，她做过服装，养过长毛兔，日子过得很艰难。（哈哈哈哈，难道就能这么对待领导干部？）
https://m.163.com/v/video/VUDTOS5E1.html
1987年9月，上级有关组织把王桂珍安排到了江镇卫生院工作，并把她转为城镇户口，她的丈夫邱水兴也从兰州病退回家，这对长期分居的夫妻终于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更多的希望，看着家门外日新月异的变化，王桂珍也决定自己创业，她借了6000元钱，买了台印刷机，在自己家的老房子里办起了一个印刷厂，并取名为“振兴”。（好像之前的困难不是邓小平造成的似的）
由于王桂珍的知名度和过去长期做好事积累的好人缘，印刷厂很快就打开了局面，生意越来越红火，印刷机由1台增加到了5台，最多时工厂有20来个工人日夜加班工作。
1999年，王桂珍在组织的关心下，以干部待遇（啥干部啊？副厅级吗？哈哈哈哈）在县社会保障局退休。
@ccceee
看看她的笑容，呵呵呵，虽然她是党员，应该听党的话，但是这个组织对不起她。
https://www.cchere.net/article/4989072
2024-06-04 16:35:26 3
梁效 正九品上🐳1
🙂大麻不是毒品，成人普通用量吸大麻不影响智力
内容
这种人上了清华，你怎么看？
通宝推：ccceee,天涯无,西安笨老虎,家园 工农兵学员不能考大学，但是可以考研究生 工农兵学员不能考大学。但是可以考研究生。当时高等教育资源极度稀缺，是非常合理的。
最后考上研究生的工农兵学员，工作能力一般比高考出身的不差。甚至更强些。
但是得正规考。工作以后，特别是当了大官以后在职的不算。
家园 是的，那个时代衡量的是综合素质和政治觉悟，并不唯学历论。 -- 有补充 正如辩证看待生产关系跟生产力，唯生产力论也是属于被纠正的范畴。——所谓又红又专，无非讲的是人民利益和立场，然后专业知识越出色越好——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的既要又要。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家园 问题是，这个又红又专的原则知识分子们认可并身体力行， -- 补充帖 他们从中找到了自己跟传统不一样的价值。你可以在河里找到N多这样的脊梁。
见前补充 4989488
家园 我可不是比较年龄，比的是毕业工作时间 毕业6年半不到27岁就副厅级
胡是83年的本科毕业生，那时候的硕士毕业生非常稀少，把当年的北大本科毕业生和现在的硕士毕业生直接比较不合理。
那何不比较下那时候更为稀少的跟他同期本科毕业的硕士博士毕业生，看看有没有人有他这种进步速度
1979.09-1983.07 山东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学生，获学士学位
1983.09-1986.07 西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硕士研究生
1986.07-1989.05 西北农业大学（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经济系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获农学博士学位
1989.05-1989.12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
1989.12-1990.03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90.03-1990.12 在陕西商洛地区扶贫办挂职锻炼
1991.01-1992.03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编辑部副主任、代主任
1992.03-1996.07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编辑部主任、副总编、社长
1996.07-2001.03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2001.03-2008.1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其间：2003.07-2003.09 参加中组部清华哈佛公共管理第二期高级培训班；2006.03-2007.01 参加中央党校第22期一年制中青班）
2008.10-2010.1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农村部部长
2010.11-2014.1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其间：2012.03-2012.05 参加中组部国防大学国防战略研究班；2012.07 参加中组部剑桥大学企业管理高级培训）
2014.10-2017.04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其间：2017.02-2018.02 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机关党委书记）
2017.04-2018.03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同样时间跟他本科毕业，然后硕士博士，89年毕业分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7年后的96年才调了副厅。
这种比较是不是算公平了？
家园 韩俊和胡春华比有三处特殊 第一，韩一直到2001年走的是学术道路，幕僚的角色，并不是当官的道路。但是胡一直走的是当官的路。
第二，胡赶上了干部年轻化和知识化的高潮，那时候大面积快速提拔这样的人。韩则89年12月才参加工作，错过了这次高峰。
第三，胡的快速提拔还有到边疆就业的加分，这也是现在一些援藏援疆干部的动力之一。韩除了在陕西商洛挂职大半年，没有可比较的经历。
通宝推：七天,家园 那就再比较下跟他基本轨迹更吻合的人的简历 看看还能找出什么特殊来。
1962年1月生
1979年-1983年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
1983年-2007年，历任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办公室研究科科长、办公室主任、副厅长
2007年-2012年，历任内蒙古公安厅巡视员、副厅长
2012年-2014年，内蒙古省高院副院长（正厅级）
同样北大毕业，同时去西藏，一个分到团委工作的，不到7年时间，90年就成了副厅级的团委副书记，中间还在报社、饭店工作，到了92年成了正厅级的团委书记，97年那成了团中央书记，实际96年就离开西藏到北京了；而另一个分到公安，在西藏工作24年，到了2007年还是副厅长。
对比两人的轨迹，你的第一条胡特殊在走了当官的路，显然不成立；第二条胡赶上了干部年轻化和知识化的高潮，这种好事却偏偏只落到他头上，显然也说不通；第三条边疆就业加分，却又只加给了他。
家园 麻烦你把这个人的名字写出来好吗 这样大家讨论起来容易一些。刚才那个韩俊还比较容易找。
家园 不写名不是能够更客观地讨论吗 如果写清姓名，很容易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而不写名，只看简历，这样的对比才更鲜明。
因为，79年上大学，83年毕业分配到西藏的并非秋实这个孤例，所以通过对比工作经历提拔轨迹，才能更清楚地看出到底谁最特殊、特殊在哪。我举的孙的例子，比较的是最明显的，孙是当年高考作文满分入的北大法律系，法律系跟中文系的高考难度有差距，这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学业上孙也并不差。
更何况79年上大学，83年毕业分配到西藏的也不止这两位，还有更多的人。这些资料都不难查询到。如果相关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就去评判，那岂不是过于武断了？如你所言，动不动就以特殊来说事，这逻辑不通的。凭什么特殊都落到他一个人头上？
你忽略了胡春华的几点特殊之处
你把胡和现在27岁的硕士毕业生比较，我觉得有三方面不公平。
第一，胡63年出生，79年上大学，也就是说16岁上大学，20岁本科毕业。而普通人是18岁上大学，22岁本科毕业。这里有两年的差距。
第二，胡是83年的本科毕业生，那时候的硕士毕业生非常稀少，把当年的北大本科毕业生和现在的硕士毕业生直接比较不合理。
第三，83年的时候还没有公务员制度，公务员制度的特色是按部就班。类似的还有军队里的军衔制度。
韩俊和胡春华比有三处特殊
第一，韩一直到2001年走的是学术道路，幕僚的角色，并不是当官的道路。但是胡一直走的是当官的路。
第二，胡赶上了干部年轻化和知识化的高潮，那时候大面积快速提拔这样的人。韩则89年12月才参加工作，错过了这次高峰。
第三，胡的快速提拔还有到边疆就业的加分，这也是现在一些援藏援疆干部的动力之一。韩除了在陕西商洛挂职大半年，没有可比较的经历。
家园 写得这么清楚都觉得不好找…… 最笨的办法百度83年北大法律系毕业生就职西藏公安厅不就找到了……
如果这么简单的信息搜集能力都没有，基于此的讨论就有点……很多人真的是被别人喂饭到嘴边习惯了……
家园 金字塔越往上位置越少，没有硬标准，能进步只能是上面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