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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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好像不是啊,和鲁迅有关吧?

            当然,这种诗歌的所谓狂躁感可能有触动。

            实际上显然不是,而且编造这句的很没文化,当年看可能没问题,但是事后想,很不对味。

            因为鲁迅也是东洋留学。

            所以鲁迅不可能这么骂,也不可能这么语言粗俗。

        • 家园 所以对毛主席的“全面评价”是一个历史任务。

          真离兄最后这句话说得好:

          除了这些,我想说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坚定的优秀的现代化历史文化人物被改开骂成了那种样子呢?

          这不是改开的奇怪之处吗?

          什么叫现代化?郭沫若的一生就叫现代化,这不是表面的工业化能够解决的,还得靠文化。

          真离兄提到郭老的《天狗》,我却想到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

          改革文学——力图整体反映变革中的时代、 社会与人(蒋子龙、路遥)

          (《乔厂长上任记》标志着改革文学的开端)

          蒋子龙发表于1976年的《机电局长的一天》、1979年的《乔厂长上任记》和1980年的《乔厂长后传》,完整地讲述了一个由前传、正传和后传组成的“乔厂长的故事”。由于是改革小说的发轫之作,且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现实政治极其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也由于小说所跨越的时间恰好是从1976年到1980年(在这里,文本讲述的时间和讲述文本的时间高度重叠),这就是说,恰好连接了两个时代,使得后来者常常把“乔厂长的故事”视为改革时代的一个起源性寓言。

          所谓的“连接了两个时代”,从生产方式上来看,是从“抓革命,促生产”变为“抓管理”,即从《鞍钢宪法》回到《马钢宪法》;从意识形态来看,就是从“革命”变为“改革”,这种时代的转变其实就是从一共到二共的转变,所以和乔厂长的光辉形象相比,工人群众的形象是模糊和消极的,乔厂长的故事表述着工人阶级革命的主体性的消解和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等新的改革主体的出现。有人说改革文学在形象和影响上是在变相地礼赞十七年文学,但十七年文学中工人阶级的形象是光辉高大的,比如艾芜1958年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中的秦德贵和草明1959年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中的李少祥,更别说1959年工人作家胡万春的小说《特殊性格的人》甚至将工人形容为“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冯友兰当时还感慨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是“觉悟了的”工人。

          但是在《乔厂长上任记》中,重型电机厂的工人群众普遍呈现出消极怠工、懒懒散散的状态。小还特别描述了“顽劣”的青年工人杜兵作为典型。总体上,电机厂的工人是:

          思想混乱,很大一部分人失去了过去崇拜的偶像,一下子连信仰也失去了,连民族自尊心、社会主义的自豪感都没有了,还有什么比群众在思想上一片散沙更可怕的呢?这些年,工人受了欺骗、愚弄和呵斥,从肉体到灵魂都退化了。

          其实也不止蒋子龙一个,像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1979年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将军”的原型不仅仅是陈再道个人)、1980年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1980年《潘晓来信》等都诉说着少年、老革命、农民、青年等各种群体的蜕变。

          在1955年,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直接提出过“社会主义精神”的说法:

          “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

          “社会主义精神”的核心意涵是集体主义。由这种“社会主义精神”所驱动的主体,以充沛的革命热情和深刻的政治觉悟,献身于中国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目标的主体就是“社会主义新人”。所以,有无“社会主义精神”是区分“新人”与“旧人”的标准。因此当改革文学展现出人民群众中弥漫的消极怠工、懒懒散散、毫无作为甚至信仰缺失的面貌时,它的实质就是在剑指文革,仿佛这一切都是文革造成的,把文革这场政治运动和10年时间划上了等号并且已经在进行肆意批判。

          所以,才有蒋子龙创造的“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家的典型”这个乔厂长一心为社会主义事业,他勇于向前,有铁腕魄力,具有强烈的权力意志却又厌恶权力斗争,同时精通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的光辉形象,成为了毛主席所说的“社会主义精神”坚定不移的担纲者,成为了宗杰口中的“带头人”。

          但是正如莫里斯·迈斯纳所说,

          (毛主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充满信心的)“根据是对人的思想和人的意志将能完成这种转变的深刻信念。正如毛泽东主义在革命战争年代是立足于由正确的思想和道德价值观念武装起来的意志坚定的人能够克服巨大的物质障碍的信念一样,现在毛泽东主义又以类似的信念来处理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毛泽东)寄希望于历史的‘主观因素’,即他所说的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和‘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

          在改革初期,作为所谓的“社会主义新人”的乔厂长,却明确地区分于群众。他领导工人群众,却又与工人群众有着本质的区别,他并不身处群众之中,而且正因为他并不身处群众之中,才能领导群众进行改革。它的潜台词就是在改革时期,“社会主义精神”已经决定性地实际上是人为地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向极少数的精英分子转移了。

          一共的革命叙事和二共的改革叙事是基于不同的社会主义方案。一共的革命叙事所对应的社会主义方案依赖于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两个积极性。两个群体的互动与共同参与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保证。而改革叙事所对应的就是“专家治国”的方案,改革初期,如《雍正王朝》的邬思道、《康熙王朝》的伍次友等以知识精英为核心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形成为一个“新阶级”并以“新阶级”为主体构想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方案,作为知识精英的他们开始与人民群众有了清晰的等级关系。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变成了既坚持“社会主义精神”,又毫无保留地接纳理性化、专业化和等级化的官僚制以发展生产力的方案的形象。而只要有乔厂长这样的“新企业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的担纲者,就能保证了整个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这个方案也是容许人民群众最大程度地参与改革的方案:只有在“社会主义精神”的担纲者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得以深度参与改革之中。在一共的革命叙事中,工人农民等人民群众所具有的意义是“劳动创造世界”,它同时还是一个政治概念,革命是具有尊严的革命。在二共的改革叙事中,“劳动创造世界”变成了“勤劳致富”、“知识改变命运”,工人农民等人民群众就会成为一个最难描写的群体。劳动人民可以被同情、可以被代表、也可以被施舍,但不再拥有任何的革命性、主体性和地位性,甚至不配拥有话语权。😅

          蔡翔说

          20世纪50—70年代,传统常常藏在社会主义里,但在80年代,社会主义往往藏在传统里。

          自二共的改开以来,其实所有人都身处一片洪流之中,在1989年开始的“后天安门时代”以来,可以说对历史和过去是比较失序和追忆的、对未来和前途是比较茫然和无助的,也就是激昂和困惑并存。整个二共的中国社会其实一直都在寻找自己的“理”,并且试图用这个“理”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变迁和未来的出路。而各人“理”的不同导致了思想的冲突。

          自1978年的改开以来,在各个领域,改革都已经获得了正当性甚至是神圣性,所谓的激进和保守的政治分野其实不过就是“右里的右”还是“右里的左”之分。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他们所忧虑的,只是改革产生的问题,而不是改革本身。基于此,才能理解那句“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只能在改革中解决”。

          而回到对毛主席的评价这个主题上,也就不难理解邓天尊等人为什么把对毛主席的“全面评价”这个任务看的这么重了。对毛主席一生功过是非的全面评价,不仅仅是关系到毛主席个人,是和“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的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甲午战争、辛丑国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放到国际视野中更是和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苏联变修、美苏争霸、中美关系等相连的,这些都是无法切割的,因为毛主席不仅属于毛主席个人,还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属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要想实现对历史——现实——未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革命——建设——改革、一共——二共——三共等真正意义上的“大和解”,对毛主席的全面评价的历史任务是绕不开、跨不过的。

          如果红朝无法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总会有人有时来完成的。

          通宝推:袁大头,楚庄王,foursea,川普,青青的蓝,东方白了,偶卖糕的,真离,
          • 家园 礼赞前17年,也就是歌颂文革前,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天然歌颂

            工人,哈哈哈哈,这个是共产党不得不做的啊。

            但是现在不行了,工人成了社会的底层了,所以这个问题不好办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两个儿子郭世民、郭世英相继被迫害至死。自已也时常被批判,面对文革小组组长江青同志,他依然能写出当众赞美他的诗歌。《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冲锋陷阵,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没有鲁迅那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坚强与倔强,也没有胡适那种浪漫与包容。但他却有为了共产主义理想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意志。

            做一个普通中国人,选择天狗还是两只蝴蝶,是不是很好比较呢?

            韩晶晶

            一、夹缬上的“工农兵”形象

            夹缬是中国古代一类传统印染手工技艺,据张道一先生而言,唐代前便已出现,但从唐朝开始,才真正兴盛。宋代受政府干涉,民间禁止使用这项技艺,仅作为仪仗旗符等工艺用品。至20世纪50年代后,在浙南地区,夹缬才作为日用品在婚嫁习俗中使用。夹缬不同于其他印染技艺,由两块尺寸一致的花版对夹而成。因此,由夹缬所制作的图案十分丰富且具有相对对称的独特性。在图案选择上,尽管大部分夹缬纹样未脱离传统吉祥样式,但60年代后,作为婚俗使用的夹缬,却出现大量“工农兵”形象。

            每块版面内容由中心主体纹样、开光式构图、四角修饰纹样三部分组成,这几点与传统夹缬相较,并未发生改变。最大的不同体现在中心主体纹样形象上:传统夹缬主体纹样多以戏曲人物、龙风呈祥、状元百子、植物花卉等暗喻婚姻美满、早生贵子、多子多福的图案居多,而在这床夹缬被面上呈现的却是各式各样的“工农兵”形象:头戴红军五星帽、身着干部装、卷袖赤膊露出健硕的臂膀,或在读书看报、或在种植劳动、或在庆祝丰收等等,一幅幅庆祝美好生活、进行革命劳动、军民一家亲的场景与革命样式,无不体现出独特的时代风貌。尽管画面脱离了传统吉祥寓意表达,且在人物动作形态上,具有“样板戏”程式化特征,但充满对生活欣欣向荣、鼓足干劲建设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工农兵”形象为何会在作为婚俗用品的夹缬上出现,本文认为这不仅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更是一种民间艺人及广大普通民众对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代表的国家艺术指导方针,自下而上的回应。

            二、“工农兵”形象呈现在夹缬上的成因

            (一)文艺政策重视民间工艺

            就文艺政策而言,1942年5月,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文艺创作向群众普及与提高”文艺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走到群众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文艺观,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新文艺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新开始,也表明新文艺政策对群众喜好、对民间艺术、对艺术大众化的重视。许多文艺家在这时期,积极响应毛泽东文艺思想,创作了系列如新兴木刻、年画、连环画、漫画、版画等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这是文艺工作者们对《讲话》文艺思想的回应。在这一阶段,艺术的主流创作者还仅限于文艺工作者之间,但《讲话》的文艺思想与文艺工作者的热情已经在民间艺人心中留有萌芽。

            此后,《讲话》文艺思想继续体现在其他文艺会议及相关活动中。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期,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管理文艺、制定文艺制度的代表性议事活动: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深受国家领导人重视,并纷纷发表讲话。其中,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主要创造历史功绩的主体为工农兵。并明确提出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当作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郭沫若也在总报告中总结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文艺创作取得的成果,强调《讲话》发表后,新的文艺工作成就。第一次文代会延续了《讲话》思想,并通过文艺实践创作证明其正确性,最终树立《讲话》在新的文艺工作中的权威地位,为之后的文艺发展指明方向。1959年9月,刘少奇同志在北京北海团城参观福建省工艺美术展览会,并指示要重视老艺人,发挥老艺人的作用。这一指示承续《讲话》思想,但所指示的艺术创作对象发生转变,从指示文艺工作者到直接面向民间老艺人。这种转变,一方面促使文艺工作者与老艺人共同合作,另一方面鼓励民间艺人敢于自主创作。这使得文艺工作更加靠近大众,其核心本质依然是为大众、为工农兵服务。

            (二)民间艺人在时代变革中自主革新

            随着文艺政策不断深化,民间艺人开始加入创作队伍里。他们通过大量的传统民间艺术形式,自发地表达对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的拥护与喜爱。但民间艺术历来所表达的主体都脱离不了传统的趋利观念,表现的人物形象也不能反映新时代、新面貌,因此增添与时代相关、与主流思想相契合的新内容,成为民间艺人的首要任务。

            如何创作出符合新时代的作品,这既需要了解国家的思想政策,又考验民间艺人的思想觉悟,还受制于大众的市场需求。作为婚俗中使用的夹缬被套,“百子图”、“状元图”、“龙凤呈祥”、“才子佳人”这类寓意美满幸福的纹样,历来是浙南百姓的首选。它们既与实用性功能相关,又与趋利避害的精神需求相连。但60年代之后,政府发动“破四旧”,传统图案不再适应新时代,艺人在摸索过程中经历了几次变革:最先的变动仅是将图案上的人脸染蓝,使人物模糊化;之后又将花版上的人物“换头”,使其成为身着古装或戏曲服饰而头戴红星帽或鸭舌帽的混合型样式;最后才重新制作出一套完整的反映现代人装扮与生活生产的“工农兵”花版。至此,传统的夹缬纹样,才真正地完成转型,适应当时的时代环境,免遭淘汰。

            (三)群众对夹缬有新市场需求

            新中国初期民众多是未受教育的“文盲”,尤其在乡村更为普遍。民众不了解新环境、新思想,不利于社会大发展。美术凭借直观的视觉形象,一直承担着革命文化教育性,其教育的对象正是普通民众。如何教育?需从民众喜好入手。无形中,民众审美极大影响到美术的市场化需求,“工农兵”形象创作在这段时期达到高峰。究其根源,“工农兵”形象代表着广大民众本身,民众真正意识到自己才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主人。在艺术领域中,这种彻底地大众化与社会政治化,彰显了群众性文化革命的最终胜利。

            三、“工农兵”形象在夹缬研究中“失语”

            有关夹缬研究,前人学者多将重心放置在夹缬的工艺、图案、再创新等方面,而关于夹缬上富有时代性特色的“工农兵”形象,却广受“冷落”,缘由值得探析。

            最主要原因在于时代背景造就。传统夹缬图案在“破四旧”时期,失去市场成为被打压的对象。民间艺人对“工农兵”形象的态度:从被迫吸收转为主动利用。此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民众对新思想的接受,其社会研究价值远大于审美价值。此外,在夹缬上所呈现的“工农兵”形象,大部分都是:积极的生产劳动、学习新知识、分享丰收的喜悦、展现军民一家亲等场景,尽管摒除传统人物及历史故事,但本质上仍是在歌颂生活,这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还与夹缬理论知识匮乏有关。尽管夹缬工艺早于唐代出现,但宋代后,此项技艺便脱离百姓为皇室所有,民间夹缬几乎成为绝响。纵然近代以后,在浙南地区还少有流传,但工艺早已不复当年,且传承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仅靠老辈留下的花版模子传承技艺,缺乏革新,更缺乏理论深化。“工农兵”形象为夹缬注入新时代特征,但并未留下理论资料,后人看到身着传统长袍服饰而头戴红星军帽的夹缬混合型样式时,仅觉得新奇有趣,却无从下手。

            最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忽视它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所响应的文艺思想。自《讲话》发表以来,作为国家的艺术指导方针,我国各项文艺活动都受其影响。

            1979年10月,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国家的文艺方针从原本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调整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至此,“工农兵”形象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有关“工农兵”形象在夹缬研究中的“失语”现象,重点在于没有意识到这是文艺方针变更的缩影体现,仅将其过度简单化、概括化处理。

            夹缬上出现的“工农兵”形象,并不是一个个例,其核心本质是普通大众对以毛泽东《讲话》为代表的国家艺术指导方针,一个自下而上的自觉回应,也是民间工艺在特殊时期,回应“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国家指导方针文艺政策的微观缩影。

            • 家园 这些知识分子换了张皮依附当然选择抛弃工农站位资产阶级了

              刚看到观察网下面回贴很微妙的讨论。

              撕去胡锡进等人的外衣他们其实就是现实中低配版伍次友。

              “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特殊的社会阶层,有资产阶级出身的,有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也有少数工农阶级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一般是青年学生,从事文化,科研,机关职员的工作。由于他们本身无法构成一个完全的阶级,而在社会中又处于特殊地位,他们的消散,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的推进,消除脑体差别之后才会消散。”

              知识分子的集团到底是独立自主的社会团体,还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依附于其特殊社会关系的不同的阶级集团?问题是复杂的,只能根据我们所处于的历史时代之下,去特殊的来考量问题。

              “所有的社会集团在整一个阶级社会中的地位均是由其所在的经济生产基础所决定的,同时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塑造着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处于统治地位、主导地位亦或是被统治的地位、被压迫、剥削的地位。”知识分子在其中不是一个单独的集团,不是一个有利于社会发展、生产关系之外的团体。相反的,知识分子是附属,是一个、或多个社会团共同享有的附庸者。没有如同骨架的社会关系结构以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支撑,知识分子则无法获得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和为纸服务的人。资本家、大官僚的集中生产创造出了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学家、新式的文化、新型的法律等等,但这些随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同被建立起来的事物并非全部都是绝对意义上的隶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们被分散,给划归到自己的社会阶级中去,那么知识分子其自身的阶级归属则会使得知识分子去为自身的阶级来发展出属于这个阶级视角的一套世界观以及方法论。比如用文革时期的儒法斗争理论来看,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孔子是隶属于反动的奴隶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其宣扬的观点以及理论这是站在奴隶主的阶级立场来论述,来认识世界,并提出基于奴隶主世界观而形成的方法论来进行对于这个世界的改造;同样的,属于新型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商鞅及其所代表的法家。其提出的认识世界的观点和改造世界方法则是基于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立场而出发的。

              可以说,在社会上的一切劳动均是具有脑力参与的劳动,只有人的有意识的去劳动,其所得出的物质才是具有价值的,才是将主观的、人为的价值所注入其中来实现从自然界的客观物质过程到凝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与历史进程的统一,成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块砖瓦。同时在一定的历史进程上,实现了人的价值在物质上的实现。在这种程度上,所有人都是知识的,都是知识分子的,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去发展、去总结社会的,隶属于本阶级的特殊的世界观、价值观。一个高明、异于常人的知识分子所想出来的观点,往往不能代表他所从属的阶级,因为他的理论是小圈子的,仅仅在少部分知识分子之间流传的观点,而没有被广泛的传播开来,被大众特别是自己所从属的阶级所熟知所认可,那么他的理论就是小圈子、局限的。

              知识分子阶层不是抽象的突兀的形成,而是在最为适应当前历史条件之下的模式之下形成的。其藏匿在平日里最为平平无奇的从事专业工作的阶层中,在社会阶层集团中去吸收各式各样来自有不同的人的观点,然后通过知识分子之间个别有着卓越天赋的人,发展出天才的但是在此时仅仅属于自己小圈子的合题之后发展起来的系统的理论知识。在学校中,学生们学习自然科学、学习机械工科,技术型的知识分子就在诸如此类的社会机构中孕育出来,得出城市的工业技术的知识分子。在有着丰厚财力支撑之下的家庭所就读的贵族学校,其所习得知识结构与上述描述的产出工业知识分子的学校有着很大的不同,教授的知识不再局限于自然科学,同时的文学、音乐、美术等等关于人类上层建筑的知识在有着一定深入的传授,其被教授了有着丰厚财力的资本家、银行家应该拥有的“优秀品质”,属于资产阶级角度的经济学在这里被灌输进学生的大脑,来产出新一批的经济学家,这类学校的职能为整个社会输送出官吏、国家的治理者甚至统治者。

              知识分子与社会生产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简单的直接机械的作用,他们在各种程度上去充当着社会的中介、社会的发声筒,知识分子自身具有的较为良好的素养使得他们能够去总结和归纳出此所在阶层的需求以及阶层需要的发生也借有知识分子之手去发出。是阶级上层建筑的构筑者,也是上层建筑的活动者。知识分子也是统治阶级的传声筒,通过他们统治阶级得以实现国家机器上关于政治思想以及社会意识领导的职能。

              不知真离兄的这个问题对这些知识分子来会选择什么答案呢?

              做一个普通中国人,选择天狗还是两只蝴蝶,是不是很好比较呢?

              通宝推:ccceee,桥上,
              • 家园 这个问题从有史开始就很清晰。

                知识分子的集团到底是独立自主的社会团体,还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依附于其特殊社会关系的不同的阶级集团?问题是复杂的,只能根据我们所处于的历史时代之下,去特殊的来考量问题。

                至少儒家起源于巫或者叫祭师是确定的,依附统治者是传统基因。唯一的例外就是主席中国,五千年来第一次同工农兵结合。

                西方知识分子跟中国略有不同,虽然也是祭师或者教士基因,但由于个体自由的追求,他们知道自己只是人民一员,出于自身利益,整体阶层意志还是站位人民——而非认为自己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所以法国大革命英国宪章运动中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阶层还是选择了跟底层人民结合。

                而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孜孜以求的是皇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 家园 这三个贴应该发主题贴

              @真离 河友 @丽华天下 河友,你们这三个贴,改发主题贴吧,辛苦一下。

              很好的有益有趣文化贴。

      • 家园 孔祥熙,耶鲁大学,宋子文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至今都响当当 -- 补充帖

        但是他们是现代化吗?并不是,这才是核心和关键啊。

        这类人的出国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的现代化毫无意义。

        但是郭沫若拒绝了,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革命之路,而且至死不渝,深度的参与了中国近现代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中了。

        此处应该加个极为艰难,而且不仅限于军事斗争,还有文化现代化之路。

        他不是只为了复述一个屈原故事而创作的。

      • 家园 130年的习讲话,比120年变化不少

        一、提毛主席“晚年错误”:

        1、字数、段落、结构均不同

        120年讲话共161字,且单独一段,;

        130年讲话共111字,不是单独一段,而是紧跟在毛主席自己一大段对“规律的认识”讲话之后。

        2、120年习讲话“照抄”了110年胡锦涛讲话中的原句:

        (1)“犯了严重错误”

        (2)用邓小平讲话给毛主席的所谓“晚年的错误”作结论

        注:我查了100年江讲话,并没有使用“犯了严重错误”,虽然也用邓讲话,但是着重批评了否定毛思想的错误:

        邓小平同志坚决地批评了借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同志、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

        也就是说,过去30年,从江-胡-习的4次讲话中,“犯了严重错误”仅出现在胡讲话及习第一次讲话中。

        注:110年胡讲话提了“邓小平”9次,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纪念邓小平呢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系统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开创和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旗帜。

        130年讲话,习不仅没有再用“犯了严重错误”,用的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错误”,语法上有区别。而且压根不提邓小平----你没看错,120年习讲话提及“邓小平”4次,130年习讲话提及“邓小平”----0次,清零

        二、对毛主席的肯定段落中,有很多120年习自己讲话时没有的新内容:

        1、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

        2、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

        3、创造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

        4、创造性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处理党内关系

        5、三大作风

        6、在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深刻思考中,给出了第一个答案,那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7、高度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坚决惩治腐败

        三、通过毛主席的“人民”史观,具体承诺:

        1、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我们党的初心使命

        2、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

        3、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解决好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托幼、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

        中国走到今天,没有任何个人有“扭转乾坤”的能力。从国内到国际的严峻形势,也不可能让中国这艘大船的掌舵者,像川普/拜登那么左右来回折腾美国。

        十年的两次讲话,变化还是有的。一步一步看吧。听其言、观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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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老人家讲过(大意):人不可能不犯错误,但尽可能

          不犯原则性错误。老人家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实践的。文革不是老人家的耻辱柱而是老人家的丰碑!就说一点:中国1949年还是个农业国落后发达国家两次工业革命,而到1976年成为世界大三角之一,成为世界秩序主导者之一,请问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哪一个能把中国带到更高高度?!后来掌权的走资派扪心自问,对西方开放的政治基础是谁打下的?!

          说句不好听的,中共不改正“老人家犯了严重错误”的错误观点,新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就不会强大,就不会有大旗一挥,应者云集的情景。某人出国访问(印象是法国),都不敢说新中国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国家,只敢大谈儒家传统,还谈什么文化软实力,笑话!只能说还没悟道,还是中华文明的门外汉,还处于盲修瞎炼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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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现在看来毛主席没犯啥错误,他自己要求检讨那是他的仁慈是为了

            帮助其他人减轻责任。

            某些领导人试图靠孔子和儒家搞西方,那西方真是高兴死了。汉学家把中国的这点研究的透透的,也没啥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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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教员犯错误少的原因在于坚持调查研究

              教员不是神仙,既然是人都会犯错误。然而教员一生比较少犯错误的原因应该是在于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态度。

              从参加革命到解放后的整个人生之中,教员进行过数十次调查研究,做出了许多诸如《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一类的著名著作。通过各种走访群众,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做出的判断、制定的政策相对而言肯定是更加接近与实际情况的。教员这样严谨的态度,自然是少犯错误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原因。

              至于“自己要求检讨”之事,许多时候并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什么,相反很多时候都是作为领导,在替自己同志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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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怎么没犯错误

              发动文革就是最大错误。

              从最善意的同情性理解角度,也就是提出了正确的问题,给出了错误的解法。

              还有毛对于要打世界大战的判断也是错的。不过这个是可以用信息不够来解释的,也算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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