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也来说说“彭帅.庐山.为民请命”。 -- 十八亩段

兄弟以为,彭总当然应该是为民请命.那些话,是他回湖南老家,老乡跟他说的,也是他亲眼所见.把这些话拿到中央全会上去说,不是为民请命是什么?

问题似乎不在于彭总是否为民请命.而在于为何要打倒"为民请命"的?

（插一句，在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的不只彭老总一人，如果不算那几大“秀才”，还有一位张闻天。而且，张闻天还是在彭德怀“出事”之后，将自己的万言书在小组会上发布的，更为可贵。但是，此举恐怕也更促成了毛的决心。）

难道毛泽东不代表人民了,不想人民过好日子了?

还是领导者犯了糊涂?

要不就是----上太忍?

再不就是体制问题?

好像都不是.

据毛泽东的卫士说,在全会上发表那篇著名的讲话前的晚上,他一夜都没睡,在院子里抽烟,第二天早晨,满地都是烟头.

兄弟以为,他那是在做一个权衡和判断.

忘记谁说过的:做决策的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

兄弟还要补一句:也是最孤独的时候.

兄弟可以很肯定地说,那天晚上毛泽东所思考的问题,是绝对不能跟别人商量的.因此,当时他是如何考虑的,后人肯定也只能猜测了.

所以,兄弟也只好猜测一下,一人之言,不足为据.

他当时想的应该是:我肯定是错了(指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这种错误属于路线错误；属于路线错误就应该下台；如果我下台中国谁来领导？刘少奇？他能管住彭吗？我下台，中国可能出大问题；我不下台，最多经济上出点问题。

“两害相权取其轻”，结果就不言而喻了。

到后来，彭和张冷静下来，又都主动向中央做检讨。兄弟相信，他们也都是伟人，早晚也会想到这一点的。

兄弟瞎参谋出身，那时候，老参谋经常这样教导我们：虽然是个小参谋，永远要用首长的眼光看问题！

没算在全民大炼钢铁的情况下收了多少斤，问问家里的老人，让他们说一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低标准时代自己、亲人及大家的遭遇吧！！没有人为破坏，何来如此“天灾“？

外链出处

该文写得很专业,我没有细读,就其结论来看,非正常死亡上千万应该是有的,而且原因主要是人为的.

另外,我看彭上书(写信),就是他认为当时的政策在某些方面,(不是所有方面),将要或已经给国家的经济建设以及百姓的生活带来麻烦, 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而这些影响没有被中央的决策层充分认识.

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把问题摆出来.他根据自己的调查和思考,认为有的问题是很严重的,不仅仅是粮食产量的问题,还有炼钢等.

他的这种想法,不仅体现在他的信中,也在他的笔记,上山之前的谈话,以及后来的八万言书中反映出来.

例如,他在上山之前的会议上的八条意见:

1.人民公社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

2.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

3.“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 13000 多个，现在怎么办？

4.每个协作区、省要搞个工业系统，这不是一两个五年计划能办到的事情。

5.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6.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9 至11 月）发生的，而影响则不止3 个月。

7.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认识）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

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8.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作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

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他还在一次常委会上当面对毛郑重说：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东欧人民生活水平比中国高得多，还出了匈牙利事件.

总之,他当时的心态我认为就是提出问题,希望引起重视.不知道这算不算"为民请命",这要看你究竟如何定义这个词.但他当时已经发现了实践中的不少问题,尽管有些还没有完全暴露,这是无庸质疑的.

在市区不断堵车，深感即便对比去年此时，交通状况恶化了很多，心中不禁感叹，怎么办？看来路是已经修得够宽了，不大可能再拓，但北京的车一定要更多的，将来这北京可不好出门了。

想想北京的市政府真是不像话，纽约，东京，新加坡，哪个现代化的大城市能主要依靠私家车和的士解决交通问题？要搞公共交通才是正理阿。

骂完忽然有些灰溜溜。

因为发现北京其实到处都是老鼠洞一样的工地，猛然醒悟地铁和轻轨的施工已经开始好几年了，几年之内，大批工程都将竣工。

北京市出了陈希同王宝森，但这样一个出了陈希同王宝森的市政府还是明白早几年开始修修地铁和轻轨的，如果如老萨这样今天堵在车里才琢磨出来，那再修什么也完了，一条地铁总要五六年的工程量吧。

而五九年开始的饥荒，是不需要多少这样远的目光，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八月，如果还不能预料年底的饥荒，那就令人觉得可笑了。或者说，即便从五九年八月开始，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饥荒的危险，让整个国家机器开动起来，他们进行救灾的余地也已经极为有限，那时候又不可能向国际寻求援助的。这恐怕不需要神仙一般的预知能力，当时发现情况不对的远远不止一个彭德怀吧，只不过如彭德怀这样有勇气的，再无第二人。

饥荒不是一下发生的，人祸不是一天造成的，并不是五九年夏天中国人都丰衣足食，钱袋鼓鼓而到了冬天突然一下就变出了三年灾荒。灾难早已在慢慢浸润着中国。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彭德怀只不过是看到了灾难即将发生，而力图用自己的努力使它得以改变。

既然承认三年的灾难是人祸为主，彭德怀试图纠正人祸的努力就是对症之药。过速的公社化，大炼钢铁，其实一场经济危机已经迫在眉睫。经济危机其实不论对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一样会发生的，如果执行社会主义的机构没有如资本论的说法那样科学地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而中国在1959年，恰恰是一个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在摸索中，错误不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相反，当时僵化的体制令社会比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更缺乏自我调节的能力。

非社会主义情况下，在类似灾难面前，人类有自救的本能，并且能够尽量的趋利避害，而1959年的中国，这种本能已经被束缚，人民相信政府会带领自己走出灾难，并且顽强的跟随着政府的脚步。如果这时候政府的决策是错误的，灾难将无法自行消失而只会南辕北辙的扩大。只有上面改变了，下面才能够开始行动，这也是困难时期延续三年之久的重要原因。权力的集中，伴随的也是责任的集中。

彭德怀的做法，就是试图改变上层的一次拼争。假如为了他自己，他大可以等到灾难发生以后，再来上书，那时他的说服力，乃至于推翻上边的可能性更大些吧。

一个飞行员依靠娴熟的技术将客机安全迫降成功，我们说他挽救了飞机上人们的生命，大约没有人会指责这种说法。总不会说飞机上的人本来就没有受伤，根本没有挽救的必要，你要他们都摔伤了，再一一救护治好才算挽救了他们的生命吧。

既然如此，在五九年夏天彭德怀的上书难道不能称为为民请命，一定要等到遍地饿孚再上书才叫为民请命么？古来为逆君乱命而强项的为民请命者不计其数，难道一定要君之乱命把国家糟蹋了以后再请命不成？

至于三年困难时期是否真的那样灾难深重，回去问问那个时代的老人就可以知道。

作为小民，大约是灾难到来之前很难觉察的，至少是认为上面有办法的。流沙河回忆五九年秋天看到农民进城疯狂抢购糕点，还振奋的写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民也来吃点心了。流沙河先生自嘲自己终究是一个书生，对于灾难的敏感，是不如最早发现饥饿的农民了。那时，距彭帅上书过了几天？

三年自然灾害到什么程度，那个时代的人的纪录太多了，我已不忍枚举，我想每家人都有自己记忆中的“三年自然灾害”。 这不是一部统计数字所能描述的，也无论那数字是多少，也掩盖不住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的祖父过世时，父亲曾经回忆，在三年困难时期，祖母不放心在西山农场劳动的祖父，让父亲带些食物去看他。父亲骑车直到西山，虽然是篮球队出身的身体，也全身虚汗，因为只吃一点增量法的主食，很快就饿了，但不可能有别的食物。祖父看到父亲到来，让他把吃的原封带回去，并打开一个饼干筒，里面拿出些点心给他吃。父亲看完放心就回家了。然而多年以后才知道，那时祖父已经断炊多日，浮肿，那几块饼干是他保留下来仅有的食物，他不要父亲带来的食物，是想把活下去的希望留给几个孩子。

祖父没有死，因为他们一起劳动的一个人藏有一袋黄豆，每天分给他十几粒来吃，就活了下来。白天还要劳动，那人的潜力真是让人想不到。

几十年后，父亲回想起来，还为自己当时根本没有领悟祖父无望的心情而伤心。

这样的历史，是不用参看表格中的数字了吧。

彭帅的七万言书，是一九六二年上的吧。

可能，还是不符合您为民请命的要求，那时候，恢复的希望已经出现了。要做到您要求的为民请命，可真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