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也来说说“彭帅.庐山.为民请命”。 -- 十八亩段

山东的农村算是比较富裕的，土地也算肥沃，就这样还饿死了很多人，50岁以上年龄的，对那个时间段的事情记忆的很深刻。

GCD公布资料，美国人推算非线性死亡数，有人改非线性为非正常。

首先，我们看到的所有关于59年~61年饥饿死人的数字，统统是推算出来，没有一个能例外。而推算依据的唯一原始数据，来源于82年中国政府公布的《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中国从来没有专门有关饿死人的统计数字。

如果真有59年~61年饥死那么多人的事情，文革中却很少提起，太耐人寻味了，也多少说明一点问题：多半假的，文革后编的。因为文革当中，无论怎样混乱、动乱、瘫痪，人们的确把以前的事情(GCD干的)，几乎都审了一遍，这是不争之事实呀。说那些死了那么多人的地方(四川、河南、安徽、江西、山东等)，决不会不提才5~6年的这件事，非但当权派一定会遭批，遭报复都可能，可是事情到84年，才一石激起千重浪，因为美国人发表了有关研究论文。

ANSLEY J COALE 教授，当时任美国人口研究学会会长，是第一个推算中国在59年~61年间“非线性死亡”人口的人物(1984年)。如果这项研究得诺贝尔奖的话，A-柯尔教授是获奖者第一人选。

他说得很清楚：“按官方开列的死亡率计算，1957年的死亡数为 590万，1964年为802万，这些年的死亡数呈从590万到802万的线性趋势，可算出1958年至1963年(线性)死亡总数为4180万。由官方记录得出的死亡人数为 5740万，照此计算，困难年代超量死亡数约为1600万”。[美] 安斯利-柯尔( Ansley　J　Coale)：《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美国全国学术出版社1984年版。

他又在同文中说：“1957年和 1964年经过对少登记数调整后的死亡数力1040万和940万。按照线性趋势，1958一1963年调整后的死亡总数当为 5940万。实际死亡总数为 8620万，超过线性趋势的死亡数约为2700万”。[美] 安斯利-柯尔( Ansley J　Coale)：《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美国全国学术出版社1984年版。

A-柯尔教授弄出来的非线性死亡人口数字，到了港台某些人手里，如获至宝，并且逐步变成了“非正常死亡人口”，有的干脆就说：饿死的。GCD饿死了三千万，接下来就破口大骂……，中国人民的救星何其多啊，呵呵……。

你还别说，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至理名言“谣言重覆一千遍就是真理”，有时候真会发生。59年~61年“饿死三千万”，便是一个例子。这样的推算，得到的数字，真那么值钱？让我们看看吧。

随看看：非线性死亡数1600万，2700万，A-柯尔自己就推算出两个数字，相差1100万之巨。一千一百万，是个不小的国家总人口数啊：荷兰、匈牙利、秘鲁……，一误差就差掉了呢。

再看：按对称原则，57年为起始年，63年就该为终止年，57年~63年才对。或56年~64年，58年~62年也行。可是A-柯尔教授用的是57年~64年，不伦不类，在这种小地方耍小聪明，千方百计地把出非线性死亡数字推算大一些，“大大益善”呃，这样的推算

有多少科学意义？

再看：如果从51年(再往前没有资料了)，推算到69年，51年~69年划一直线，那么非线性死亡就消失了，就没有人饿死人了？同样的方法啊，这样的推算不荒谬？

……。

最关键致命伤：A-科尔教授用的推算方法，数学上不能成立！中国政府部门公布的资料，没有分城市数据和农村数据，而是混合在一起的，中国城市人口，在59年~61年，保证了口粮供应，没有饥荒-死人的嫌疑。

可是推算出来的城市非线性死亡人口数字也很大，却怪不到“饿死”头上，一下揭露、戳穿了，推算出来的“非线性死亡人口”归罪于饥荒的说法，数学上是不能成立的。数学是最最严格的学科了，数字上不能成立意味着什么，网友都明白吧。

也许A-柯尔教授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白”费功夫了。其实，我们后生们，不听人说，也是不明就里的。

BTW，A-柯尔教授，用来推算“非线性死亡人口”的文献资料是下列几种，特别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1982年)”，是中国第一次公布较详尽的人口普查资料：

*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编：《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电子计算机汇总)》，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 * 国家统计局编：《中因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编：《中国人口年鉴》(历年)，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

*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1982年)。

……。

* [美] 安斯利-柯尔( Ansley　J　Coale)：《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美国全国学术出版社1984年版。

* [英] 班-久蒂(J　Banistcr)：《对中国人口普查结果的惊奇与确认》，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会1985年佛罗伦萨会议文集。

* [法] G-卡洛(G　Calot)：《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统计资料的建议》，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会1985年佛罗伦萨会议文集。

……。

希望，读过这些原文之后再来讨论。好比没有读过《红楼梦》，光看别人评论红楼的文章，却参与评红楼人物等，没有多少意思。

认为A-柯尔教授首推的“非线性死亡”---->“非正常死亡”---->“饿死的”--->“GCD饿死了三千万”……，这符合历史或不符合历史，每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希望以后别再说这是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了，承认这是推算出来的数字，仅仅是认定一个事实，不再弄错。

58-59年这两年信阳地区的实际粮产量和上报产量是多少？后者和上交公粮的数量直接相关。

既然说到信阳地区某专员的回忆，我不妨引几段在这里。

http://peacehall.com/forum/lishi/396.shtml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事件发生时，我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虽然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一和平时期的血的教训，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激荡。

。。。

在 1958年夏收中，当时在嵖岈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 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的，当时我就不相信。地委书记路宪文跟我说出现如此的高产典型时，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亩晒场能晒多少，怎么会一亩产几午斤小麦呢。于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的。然后我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 12000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水稻，有个别的地方浮夸说亩产几万斤，还出现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不过， 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全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

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我主管农业、政法、财贸三条线。为了让全区各县市领导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8月初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但这个会议事先未经地委讨论，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彭德怀）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常委会讨论。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人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我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歉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 30多亿斤，最多超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 。。。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

总共才收了20多亿斤粮食，交掉16亿斤，你还指望老百姓不挨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