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张献忠屠蜀” -读江上苇《锦城破》有感 -- 萨苏

“七杀碑”是民间长期以来流传的一则关于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的传闻。据说，张献忠杀人如草，还特别立碑明志,上书“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这也就是有名的“七杀碑”。

更据说，49年以前此传闻天下皆知，作家田闻一在采访中特别提到，这块碑一直保存到解放初,他父母那辈的都见过。

然而，近些年来，由于网络的发达，学术成果在民间的传播交流远胜以往，已经有众多专业的或业余的论者指出过，考古发现的所谓“七杀碑”上并无一“杀”字，与传闻截然不同，实为张献忠“圣谕碑”(“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可见“七杀碑”实为清统治者为诬蔑张献忠而散布的流言，并且，此流言影响之大，足以证明在清朝的严厉思想控制下，“众口皆碑”道出的未必是事实。

又然而，仍有论者坚持以某些文章中提到的“解放区前一直保持的七杀碑”的存在为由，认定“七杀碑无杀字”为谬论或谣言，更质疑现存“圣谕碑”系解放后伪造，甚至说原来有“杀”字的“七杀碑”已经被“毁尸灭迹”了。

以上所谓“质疑”毫无根据，只能说明质疑着对“七杀碑”的历史所知无几却妄下揣测。不过，“七杀碑”的真伪问题的确是许多人关注的话题，故于此将“七杀碑”文物之原委略作简述，以释诸疑。

首先，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都是解放前在国统区发现的，当时的文献都有记载，并不是解放后才冒出来的，因此，“解放后伪造”一说绝不成立。

其次，所谓“解放前人尽皆知的七杀碑”，指出就是上面两块碑中的一块，该碑解放前陈列于成都市“少城公园”，后移至少城民众教育陈列馆。

第三，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当时的照片仍在。

第四，除了照片以外，少城公园当时的陈列说明(见于30年代的出版物)中，文物名称是“献忠碑，世称之七杀碑”，附带说明三点，I 年代，II，来历，III，疑点。

第三部份，也就是疑点部份指出，碑文残缺，无法细辨，但残存的笔画中没有“杀”字的笔画，而有“与”“思”“量”的笔画，还有一个完整的“自”，这与史料记载中张献忠的“六言圣谕”相符(注，这则六言圣谕在明末清初的很多史料中都提到过，而传说中“七杀碑”的碑文与张献忠“圣谕”的差别，正在于后者没有七个杀字，多了“自思自量”几个字。换句话说，“七杀碑”碑文中有“杀”无“自”，“圣谕”中有“自”无“杀”)，因此，怀疑此碑并非“七杀碑”，而是“六言谕碑”。

可见早在“七杀碑”最早被公开于众时，就有学者质疑“七杀碑”之传闻名不副实，就连陈列方都怀疑“七杀碑”之说是以讹传讹，而且特意在陈列中说出来，所以在文物名称中没有用“七杀碑”，而用了“献忠碑，世传之七杀碑”，这个文物名称的意思就是说只能肯定它是张献忠留下来的碑，而且就是传闻中所说的那块所谓“七杀碑”，至于碑文是否与“七杀碑”的传说相符----“疑点部份”特意加以指出。

现存的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现在再看一下，广汉那块碑是很晚才由洋人发现的，名气不大很正常，成都那块“七杀碑”碑文上明明没有“杀”字，为什么长期无人怀疑呢？翻查一下史料就不难得知，原来这通碑本来一直放在成都一座官衙的空屋里，严禁外人靠近，据官府的说法，谁摸了它就会引起火灾，故而一般老百姓固然没有机会靠近，官衙里也没人敢去一探究竟。直到辛亥革命胜利后，当时任四川军政府成都知府的官员从重庆来到成都，住进这个衙门，才打开屋子，让允许人们看此碑。后来杨森到成都任职，就把它运到少城公园展览，同时命人写了“陈列说明”。这就是“七杀碑”真面目长期不为人知的缘由。

根据史料和文物，个人推断“七杀碑”的传说大致形成如下：

张献忠当年命人将自己的“六言圣谕”刊印刻石，于是有这样的碑刻留下来。(关于此事及“六言圣谕”内容的记载均非孤证)

张献忠当年曾经留下碑刻在成都官署的事，是有人知道的。但是那些人可能不识字，或者没有机会亲见，或者流传下来的碑文不完整，比如，只有前面两句“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留传了下来，后面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了。

四川平定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几乎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就利用民间流传下来的“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口碑，在后面加上七个“杀”字，而且声称这块“七杀碑”就在官署中，以证明其说词可信。

研究口碑的流变就会发现，完全凭空捏早的口碑是不容易流传的，而以已有传说为基础，捕风捉影，十倍百倍夸大的效果却很明显，正因为张献忠确实曾经有圣御碑留下，当时又有两句碑文流传下来，所以统治者在后面加七个字，将其“补充完整”，就比较容易被接受。久而久之，“七杀碑”的说法就深入人心了。

就像《鹿鼎记》里讲得：“‘未知鹿死谁手'，只不过未知是谁来杀了这头鹿，这头鹿，却是死定了的。”

十七世纪明朝告终。当时天下大乱，民不聊生。随着改朝换代而兴起的各路大规模农民起义军中出现了一个反抗暴虐的木匠名叫张献忠。他于公元1600年出生于四川以北荒芜不毛的陕西省。身材魁梧，下巴很厚，面色苍黄，外号黄虎。1628年，全陕饥馑。成群流离失所的农民组织起来，在北部平原上四处流亡，并自立各种称号，例如什么“山中侯”、“平原王”等等。张献忠就是这么个头目自称“八大王”，他率领一支队伍，转战在赤地千里、饿殍无计的北方广阔的黄土高原上。后横渡黄河，直奔中原各省，抢占鄂西长江中游两岸湖泊连片的鱼米之乡，杀富济贫，称霸一方。

明朝历代皇帝从1622年开始就同北方女真族交战，所以无力镇压烽火四起的造反叛乱。虽有葡萄牙耶稣会扶助朝廷铸造大炮、购置军火也无济于事。女真族在明朝叛将协助下，一举攻进关内。在此期间，张献忠于1635年溯河西上，第一次入川，攻下成都。在当地明官军阻击下又北上，返回陕西老家。1640年张献忠和其他农民军领袖结成同盟之后，再次离开陕西，重新割据了鄂西二十一个地区，重新西进入川，又攻陷成都。据说这次他残暴至极，竟逢人便杀。

满清的史学家引用了张献忠的话谴责张献忠：“上天以仁待人，而人反天。杀、杀、杀、杀、杀、杀!”根据惯例，得胜的将领可以准许士兵，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在烧一支香的时限内任意烧杀，为所欲为。而据传张献忠在攻克成都之后，大开杀戒。他竟点了一支大蜡烛，这支大蜡烛点了七天七夜，听任士兵胡作非为。

张献忠在成都称王，定国号为大西，自称西王，抗拒清兵入川。尽管他为人残暴，却被誉为爱国义士。1644年清室第一个皇帝在北京称帝，张献忠声明效忠于明皇朝，准备在川、陕两地招兵买马作为抗御清兵的基地，无奈满清骑兵飞入进川，他终措手不及，清军于1645年秋挫败并杀死了张献忠。成都又遭洗劫，惨况空前。

随后的五十年中四川战乱不断，大规模的残杀，使成都平原人口大量减少。数不清究竟有多少人在刀下丧生。但根据1710年人口统计，当时成都平原入籍者不到十二万人。而十七世纪时曾高达二百万人。幸存者当时都纷纷逃到深山，或者像猴子一样栖木为室，或者像人猿一样穴居于临江的岩洞。 ．

直到1949年成都解放，那儿的一个公园里还矗立着一块张献忠短暂统治时期留下的“七杀碑”。在这块花岗岩碑上刻了七个杀字。四川所有的孩子都知道这块张献忠的石头，都听说过他杀人的事情。对于这种说法，我也一直信以为真。后来到1963年，我才在杭州的一个博物馆里听到了一种截然相反的却又为今天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根据这个新的认识，张献忠是一个爱国的罗宾汉式绿林好汉的领袖。他生性残暴这一点虽然不假，但使四川人口锐减的并不是张献忠。事实上张献忠战死后四十年中，那些与清兵抗争的各个据点依然存在，战祸一直延续不断。四川平原后面的山民如苗族和倮锣族一直坚持抗清斗争。再加上长期战乱之后，接踵而至的瘟疫和灾荒又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今天，成都公园里已经不再陈列这块“七杀碑”了。成都大学的历史学家们经过认真细致的考证研究之后，已推翻了这桩历史公案，为张献忠恢复了名誉。

从李自成在北京的所作所为来看，张屠蜀很有可能，因为流寇的通性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