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宋代是否是一个民主的朝代？ -- 任爱杰

宋代是否是一个民主的朝代？

大漠公狼 2003-10-28 14: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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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认为宋代是一个很民主的朝代，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通常，人们对宋代的制度很欣赏，比如宋代不杀读书人，而且宋代大臣的地位也比较高，包青天的故事也广为流传，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君主专治是在宋代得以空前加强，到明代发展到了顶峰。

宋代虽然对读书人待遇比较好，但是那是因为读书人比较好控制，宋太祖曾经说过“纵使所有文官都去贪污，也比一个武将强。”，起深层意义便是读书人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宋代虽然不杀读书人，但是对读书人的控制却是很强的。

在宋代，为了保证皇权，采取了很多加强君权的措施。

首先，宋代的“台省合一”为后代开了和坏的先例。在宋代以前，御史台和言官是分离的。言官在秦汉时期单独存在（即议郎），不担任行政职位，重要的国家大事要由议郎参与的廷议会议讨论，以便使皇帝做出正确的决定。这种廷议会议实际就是国家的最高决策会议，所以秦汉时期的皇帝都很重视议郎，始皇时议郎多达千人。并且廷议会议上是允许反对皇帝的意见的，即便是严厉的秦始皇也从没有对廷议会议的反对者治罪，汉武帝时才首开以廷议治罪的先例。到隋唐时期言官虽然隶属于门下省，但是依然相对独立，拥有很大的自由度（如魏征就是言官的领袖）。御史台负责弹劾百官，言官则负责纠正皇帝的言行，言官对于监督皇帝的言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台省合一”后，御史台和谏院的责任完全相同，以前的言官现在只能与御史一道监察百官而不能对皇帝有所监督，这使得对皇帝的监督大为削弱。

其次，正式确立两府制，进一步削夺相权。在宋代之前，宰相作为全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拥有很大的权利，由于宰相不是终身制，且多由地方“能法之吏”充任，所以对皇帝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在秦代，宰相的权利足以与皇帝抗衡，宰相见皇帝时，皇帝要起身还礼，宰相领导的中央政府很少受外界的干扰，所以在秦二世不理朝政的情况下，秦政府依然能在李斯的领导下正常的运行，直到李斯、冯去疾死后秦政府才迅速崩溃。到了汉武帝以后，虽然由于任用外戚，设立中朝等举措使皇权有所加强，但是宰相大多有较大的独立性，只在汉武帝等少数时期宰相比较被动（公孙宏被汉武帝任命为宰相时曾对家人说：“我的死期到了”）。隋代虽然设立三省，实行多宰相制，但是尚书省主官品级高于其他两省的主官，尚书令的实际地位与秦汉时期的宰相相当，对皇权的制约作用是很大的。同时因为政令不通过门下省的复核是不可以实行的，所以皇帝要为所欲为并不容易（除非像李世民那样同时控制尚书、门下两省）。到了唐代，由于李世民明白尚书令的权利很大，所以这一职位不再授人，并且抬高中书、门下两省以制约尚书省，同时将政事堂和枢密院的设置固定下来，这样做一来可以削弱相权，同时也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在此之前负责决策的中书省与负责批驳的门下省吵架是常有的事情。如果说唐代制定的两府制是为了提高办事效率的话，宋代将其制度化则是完全为君主专制服务的。在宋代，三省制实际成了摆设，所有的政事均有政事堂和枢密院负责，而两府又直接听命于皇帝，同时，宋代历代皇帝通常要任命两个政见完全不同甚至是有仇的人同时为宰相，使得宰相忙于内耗而无法对君权构成威胁，因此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党争最为惨烈的一个朝代（虽然没有死人）。党争可以说贯穿整个宋代历史，并且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远可谓空前绝后，即便是在大敌当前，即将亡国灭种的时候依然不忘窝里斗。最典型的便是李纲，虽然李纲指挥开封保卫战取得了胜利，但是本人自知不懂军事，而朝臣强迫其指挥增援太原的战役。由于李纲指挥失误，不但丢了太原而且损失惨重，加速了北宋的灭亡。这其实都是宋代皇帝人为造成的。

再有就是“冗官”问题，表面上看，宋代的“冗官”是因为优待知识分子，广开科举造成的，但是其深层的原因则是为分散权利，使得各级官员互相牵制，无法对皇权造成威胁。宋代的国土并没有增加，但是官员数却猛增，当时就有人认为“县不增多，而官五倍于前代”，宋太宗一朝科举取士所得的进士比整个唐代所取进士都多，这么多的进士都要安排职位，官不多才怪。这样一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政出多门，官吏互不统摄，权力过于分散，自然无法对君权构成威胁。

此外宋代专用读书人也有加强君权的意图。中国古代从汉代开始便有所谓用“能法之吏”还是用“能文之士”为相的争执。在宋代以前各朝对知识份子的待遇不同，但是有一点是比较统一的，即始终坚持“宰相起于州郡，将军出于行伍”的基本原则，一般都要求宰相必须吏员出身，即便是科举出身，也都在长期从事地方的基层工作后才可以担任较高的官职。但到了宋代，科举出身的各级官吏一旦考中便被任命为官员，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多数只会空谈。而且由于儒生天生的门户之见，使得本来就很严重的党争愈演愈烈。相对而言，吏员出身的官员虽然相对在品德上要差一点，但是党争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而且他们才干都是一流的，历代有作为的宰相绝大多数都是吏员出身，如秦代的李斯、汉代的萧何、唐代的狄仁杰、宋瑾等人，都对历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相反科举出身的宰相大多碌碌无为，就连名相魏征也没有提过什么有建设性的意见，他的两百多份奏章大多被束之高阁，本人也从失望到绝望，最终遗憾的离开人世，从《见太宗十思疏》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魏征对唐太宗的失望。并且魏征在编订《隋史》时随意删改史料的做法也的确称不上君子（当代学者考证《隋史》是二十四史中歪曲事实最严重的）。而其他的科举出身的官员多是贪官污吏或碌碌无为之辈，宋代的大奸臣几乎清一色是科举出身，张宗昌、秦桧等人都是科举中的佼佼者。宋代重用读书人本质上还是因为儒生君臣思想浓厚，便于控制，秦桧杀岳飞如果没有宋高宗的授意和支持，借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重用读书人的另一个恶果是真正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被大量埋没，名将狄青因战功被任命为枢密院长官，但他的地位远远低于与他同级的富弼，甚至连一般的小官都不如，另一位因抗敌有功而被任命为宰相的人（叫什么忘了，好像是姓李），上任一两个月便被大臣们以“宰相需用读书人”为由，在一片叫骂中被赶下了台。试想如果像狄青这样的人才被重用，宋代的历史可能会是另一中结果。至于包拯的故事之所以广为流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治而非法治的现实，在中国历史上法制程度最高的秦代这样的故事是不会被人们传颂的，因为类似包拯这样秉公执法的官员太多了。（可以看看《云梦秦简》）

宋代虽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处于中国历史上的巅峰，在世界同时期也是出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但是正是宋代推行的一系列加强君权的政策使得中国在经济等方面的优势被抑制并最终被西方超过。说句题外话：贻害无穷的八股文就是起源于宋代的十段文，首倡十段文的王安石晚年后悔莫及，称“原意变学究为秀才，不想变秀才为学究”

我们讨论一个朝代君权的强弱不应当只看它的表面现象，要看它的制度。例如秦代给人的印象是君权很强的时期，但是从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秦代皇帝的君权远不如后代，即使比汉代也差的很远。秦始皇是大独裁者，但是其子弟为匹夫，就连皇位的内定继承人扶苏也要到边疆去积累战功，争取蒙氏兄弟和李斯等大臣的支持，李斯可以决定皇位的确立也反映出当时宰相的权利之大。有人认为秦始皇让扶苏到九原监军是因为不满扶苏，其实那只是儒生们的看法，由于秦代实行“择勇猛者而立”的传位习俗，而且秦代政权的基础是以蒙氏、王氏为代表的军功贵族，让扶苏接触军队和军队将领实际是为了确立扶苏在秦国的威望，以便其能够更好的继承皇位。而秦代的重要决定均是经过廷议讨论后才做出的，如果说宋代没有杀过读书人就是民主，那么秦始皇不但没有杀过对其持反对意见的大臣、议郎，连治罪都没有，后人所谓的“坑儒”其实是“坑术士”，西汉初儒生均不言“坑儒”，即便是正统的儒家卫道士司马光也只称“坑术士”、“屠术士”，可见秦始皇所杀的是谣言惑众的方士、术士而非坑儒（陆贾等秦代大儒均活到了汉代），至于宰相王涫虽然反对郡县制，但是在廷议后照样当他的宰相，丝毫不受影响，按宋代的标准秦代岂不是比宋代更民主？要知道宋代皇帝要罢免宰相比杀只鸡还容易，看看宋代走马灯式的宰相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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