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政治，妙不可言（写到哪里就哪里） -- acton
- 复 能
家园 时间长了这个交警对高薪习以为常了之后呢？ 我认识的一个人的弟弟，在广州当交警。交警曾是非常贪的，为了点小钱，什么事都敢干。现在完全不同了，因为交警每月有上万收入，而且有公家补贴的房子，再也不会贪百八十块。百八十块想来该是不会了，那几百上千（或者更多）的呢？
顺便摘录吴思的《潜规则》里讲的一个故事：
在晚清官员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咸丰四年（1854年）六月的记载中，我看到了类似的故事。他讲了宁波渔民和商人购买海上安全的经历。
当时宁波外海不靖，海盗很多，渔民和商人的生意大受影响。这本来是清朝水师的失职，他们领饷吃粮却不干活。但是这又很正常。公务员偷懒，按术语说就是追求闲暇效用的最大化，这是很有名的，举世公认的，老百姓也是充分理解的。大家并不真指望官员们尽职尽责地为人民服务。他们也许有这种良心，但是没有这种必要。满清王朝垄断了公共服务业务，没有人敢和他竞争，所有竞争都叫造反，那是杀头之罪。
商人和渔民们没有办法，就自己凑钱激励水师，麻烦他们出海维护治安。这又属于一件东西卖两遍了。商人和渔民已经在各种税费中掏过钱，其中已经包含了供养水师维护海上安全的费用，现在却不得不再掏一遍。当然，并没有人逼他们掏钱，我们只能说他们是自愿的，他们认可了这第二等公平。更准确地说，是认可了自己的二等身份。
据宁波知府段光清说，这办法开始还管用，水师干活了。但是今年给了钱，明年又给了钱，一年一年地给下去，这笔钱好像又成了水师该得的一笔陋规，水师再次懈怠起来，渐渐又不干活了。另外一种解释是，海盗越来越厉害，水师缺乏训练，打不过人家，不敢出海干活了。不管怎么说，总是百姓花了两次钱，仍然没有买到海上安全。
btw, 若公仆们真的认为工资低（低于自己实际的工作付出）所以不得不贪，那干嘛还赖在位置上不走呢？要知道想挤进公务员队伍的人都排了老长的队唉～
家园 这正是我下一节所要谈的
家园 未必是你懒惰，也不是你没有兴趣参与 而是没有这个能力。至少现阶段是这样的。须知知易行难。躲在别人身后指指点点谁都会，哪怕眼光再高看得再准也没啥了不起，因为不需要负什么责任。这就是区别！
在一些朋友那里，我似乎是一个另类，因为以我出名的保守态度。我不是共产党员，但却非常欣赏共产党。交接中，加入共产党但大骂共产党甚至主张西式民主的，大有人在，一些甚至行政级别不算小。而我却从不为那些批评声音而改变自己的立场，算是一个顽固派吧。读研究生的六年中，有过几次加入党的机会，而且也有学友力劝加入，但我都没有。所以如此，实在是自己并不喜欢从事政治的实务，比如开会或者从政。记得周谷城也没加入共产党，也属于非常欣赏共产党的那类。人问其故，说自己懒惰。此语甚得我心。家园 老实说吧，老兄的想法尚未超越古人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0443
家园 受教了，花！
家园 如果政府官员是为了社会利益最大化，而改变承诺 倒也罢了。就怕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不遵守承诺。另外，如果政府的政策和规划朝令夕改，恐怕只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要是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去统一和规范政府及个人的行为，怎么能形成一个诚信的，和谐的社会氛围？社会的发展是靠长远的规划和有效的施行，而不是一个又一个的补充条例去实现。您提到的令人应接不暇的社会变革只是让一批又一批的人先富了起来。为什么大部分的人没有享受到社会变革带来的实惠呢？我们的政府是不是对少部分人慷慨，对大多数人吝啬呢？
家园 这个实在不敢苟同 爽约会导致经营成本上升，对某一方面或许利益更大，但对另一方面很可能利益受损，直觉来说，不能说是活力的表现。
我倒觉得，爽约是制度不全的无奈之举。
- 复 这个实在不敢苟同
家园 另一个相关问题，不妨也转载 算是天涯上那个贴子讨论的较为深入的。
作者：聪明神气猪 回复日期：2006-12-5 02:16:54
作者：Acton 回复日期：2006-12-4 19:19:32
作者：格里高里 回复日期：2006-12-4 16:28:02
“以那位取消视察的官员而论，除非发生公共安全事故，必须赶赴处理；其他事情中，其去做的社会收益一定会大于原先安排的社会收益。在这里，改变选择其实意味着机会较多，也意味着收益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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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猜测未必正确。未必是其去做的社会收益一定会大于原先安排的社会收益。也可能是个人收益大于原先安排的社会收益加个人收益。
比如可能是那个官员的上级添孙子了，去包个红包祝贺一下。这件事中就看不出什么社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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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的有道理；但从整体而言，您说的这种情况似乎难成为一个总体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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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on兄，我要问的其实也是这个问题。
经济学假设是人是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物，是个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公共选择理论似乎也有这种个人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看兄台这篇小文的意思，是想从这个角度入手了，结果给人感觉是虎头蛇尾，理性不足。
现在的问题就是，兄台怎么就知道官员在失约的时候新的选择的个人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一致的呢，事实上，个人效益和社会效益经常是矛盾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应该让格里高里来回答，而正是兄台应该回答的内容。
我作为你的粉丝，看到文章开头的时候本来是期望看到这个环节的逻辑链条的。
作者：Acton 回复日期：2006-12-5 8:53:41
谢谢聪明兄的诘疑，好的提问要比答案更有价值。
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大体可以如此分类：（1）两者重合，如斯密所论看不见的手；（2）相分离，如囚徒困境。前者属私人产品领域，后者属公共产品的提供。私人产品领域是两者交换，各自有获，而公共产品领域所提供的内容是相同的，双方的目标一致，但谁都不愿意承担成本。
政府（官员）约定某个时刻视察某企业时，此时两者的关系更类似于私人产品市场上的合约。一方得到了领导重视的名声；另一方则得到了提供"软环境"的声誉。因为两者所追求的不是共同的公共产品，因此谁也不存在那种搭便车的动机，这其实是你情我愿，双方获利的行为。假定没有其他的安排，政府应当是很乐意去视察的。现在，政府失约，而去做了另一件事，很明显，在这件事上，政府受了损失（企业一方也是如此）。以常理而论，必须另一件的收益完全足以弥补此事的损失，政府才有动机去做。
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交易而言，上述逻辑应当能够成立。前面那个朋友的质疑是官员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之间的不一致。他举的例子是"比如可能是那个官员的上级添孙子了，去包个红包祝贺一下。"这象这类将个人利益放在公共利益之上的事例，也许有个别官员真的这么做，但事实上，我很难将它视为常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其实是要冒很大的风险，视察时本来就要惊动一批人，除了企业之外，自己这边也要一堆官员前拥后簇。如果为了私利，而把所有人的安排都打乱，这么赤裸裸地去做，就要冒丢乌纱帽的风险。
当然，我并不认为官员大公无私。如果上级的官员添孙子，他还是会去的，不过多半得拣晚上去，或即使是上班时间去，恐怕也得拣不那么惊动公众的时候去。毕竟还是有纪律的，我们看到，有些官员晚上抗洪时因为赖在家里而免职的情形。而官员也是有理性的，不会赤裸裸地与公众对着干。
那有人就问了：你怎么知道那个官员所选择的另一件事的重要性一定大于此事，你如何证明官员们的失约总体上是因为存在另外的更有利的选择？你所说的一切，不过是在理论中推断而已，缺乏验证。
这确实问倒了我。我所说的，毕竟只是一个假设，尚来不及验证。涉及证明的时候，需要钱、时间、人手来调查研究，如果这样问我，我承认我做不到。不过，与我对立的观点的主张者，我也没看到确切的经验证明。在不存在经验验证的情况下，我只能说，我的解释以及我的结论较为合理罢了。
- 复 这个实在不敢苟同
家园 容我转载在天涯与草鱼子的讨论（2） 作者：草鱼子 回复日期：2006-12-5 13:35:36
“第二，我的意思是强调机会——亦即收益——的重要性，虽然我并不否认信用的重要性。对于经济增长的要素来讲，撇开其他因素，我们可以假定这样一个函数：经济增长=f(机会，信用）。我的意思是，在目前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亦即机会特别多的时代），机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要大于信用。
举例来说，国内贸易的信用环境并不比国际贸易好，我曾与一名老总说过，他有段时间因为在国内收不上款，只好与外国人做。因此，信用对人的影响是有的。但是，这个老板仍然不愿意放弃国内生意，因为国内的机会实在太多。几年过去了，记得他当时谈起北京奥运时，眼睛放光（不知他进军奥运市场怎么样了）。
不妨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下一个总体判断。总体上，中国经济的信用环境要远远差于欧美，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快于欧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机会（收益）实在太多。我原来见一文，说上海某建筑设计所，每年的大单好几十个，这些单子，放在欧州，有些几十年都难以遇上。”
我反复质疑你对政府信用忽视的最关键因素：是你将忽视信用视为“活力”的体现。这里再强调一下。我认为这里更应该用“轻浮”二字，随意更改计划，随意篡改承诺，如此的政府不值得期待。
其次，如今的机会是很多，但机会如何获得？如何使机会变成真正能产出收益的项目？这里靠什么？仅有机会就够吗？我想您还是忽视了一个要点，也是我已经强调的，就是机会只代表硬环境，信用关乎软环境，不重视信用的政府会危害某具体项目的预期收益，也就影响了投资商的投资热情。
您说到机会，难道中西部和东北的机会少于南方和沿海地区吗？那么为什么海外投资更愿意选择后者？我手里同样有500万，面对同一个机会，你说我是选择一个预期更明显的项目，还是选择一个不确定的项目？
机会是卖方市场，投资者是卖方市场，不是有了卖方就有买方，所以同样不是有了机会就有投资者。
我在东北和别人操作一揽子朝鲜投资项目的时候，发现朝鲜的投资机会均值远高于国内，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也很低，但最后真正达成意向的很少。为什么？朝鲜的局势使人们对投资前景难以有明确预期。这里和前面所说的道理是一样的。
作者：Acton 回复日期：2006-12-5 20:17:11
作者：草鱼子 回复日期：2006-12-5 13:35:36
“第二，我的意思是强调机会——亦即收益——的重要性，虽然我并不否认信用的重要性。对于经济增长的要素来讲，撇开其他因素，我们可以假定这样一个函数：经济增长=f(机会，信用）。我的意思是，在目前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亦即机会特别多的时代），机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要大于信用。
举例来说，国内贸易的信用环境并不比国际贸易好，我曾与一名老总说过，他有段时间因为在国内收不上款，只好与外国人做。因此，信用对人的影响是有的。但是，这个老板仍然不愿意放弃国内生意，因为国内的机会实在太多。几年过去了，记得他当时谈起北京奥运时，眼睛放光（不知他进军奥运市场怎么样了）。
不妨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下一个总体判断。总体上，中国经济的信用环境要远远差于欧美，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快于欧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机会（收益）实在太多。我原来见一文，说上海某建筑设计所，每年的大单好几十个，这些单子，放在欧州，有些几十年都难以遇上。”
我反复质疑你对政府信用忽视的最关键因素：是你将忽视信用视为“活力”的体现。这里再强调一下。我认为这里更应该用“轻浮”二字，随意更改计划，随意篡改承诺，如此的政府不值得期待。
其次，如今的机会是很多，但机会如何获得？如何使机会变成真正能产出收益的项目？这里靠什么？仅有机会就够吗？我想您还是忽视了一个要点，也是我已经强调的，就是机会只代表硬环境，信用关乎软环境，不重视信用的政府会危害某具体项目的预期收益，也就影响了投资商的投资热情。
您说到机会，难道中西部和东北的机会少于南方和沿海地区吗？那么为什么海外投资更愿意选择后者？我手里同样有500万，面对同一个机会，你说我是选择一个预期更明显的项目，还是选择一个不确定的项目？
机会是卖方市场，投资者是卖方市场，不是有了卖方就有买方，所以同样不是有了机会就有投资者。
我在东北和别人操作一揽子朝鲜投资项目的时候，发现朝鲜的投资机会均值远高于国内，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也很低，但最后真正达成意向的很少。为什么？朝鲜的局势使人们对投资前景难以有明确预期。这里和前面所说的道理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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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没否定信用的重要性。
前面列出的函数公式，相信你能够理解。理论都说到这个份上，其实就看验证了。如果我再解释我的逻辑，我都觉得我把您的智力看贱了。
作者：Acton 回复日期：2006-12-5 20:22:45
作者：草鱼子 回复日期：2006-12-5 13: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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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再多说几句吧，谁让我养成好为人师的毛病呢。
您举的朝鲜事例说明，在朝鲜的情况下，信用的作用更大。
机会抑或信用，在那个时候（或哪个地方）作用更大，这本来就是取决于不同的情况。比如资本，改革初，缺乏资本，那时其要素价格更高，而现在相对充实，劳动力的要素价格又上去。
当我举出上面那个函数公式，我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系数，这本来就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