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政治，妙不可言（写到哪里就哪里） -- acton

四、经济增长阶段与腐败

既然说起了腐败，就不妨多谈一些。

前面谈了中国人的观念与腐败问题。这种中国人所独有的政治经历与民族意识当然很重要，但腐败的发生与克服终究是有规律的。各种客观因素都会影响到腐败，其中，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增长阶段。

范时杰君是一个非常爱读书和思考的青年，而且很有志于学问。这在研究生中，并不多见。有一个晚上，他到我住处谈起一个他的思考所得。他说，他要提出一个概念，叫政治产权。产权清晰，做事就会方便，经济领域如此，政府领域也是如此。中国的腐败所以严重，应当结为政治上的产权不清晰。甚至相比较古代的皇帝，其产权也更为模糊。因此，真正的问题是如何界定政治产权。

我的批评是，政治产权的概念应当能够成立，也确能解释一部分现象。但是如果将它作为是决定性的乃至决定性的变量，未免太过。现实的政治过于复杂，借助于单一变量是不行的。我们看英国与美国，在其经济起飞阶段，无不有着严重的腐败，这可能说明了腐败不单单是某种政制的因素，而称得上决定因素的可能仍然在经济领域。

许多腐败的发生其实是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从贿赂一方来看，当机会很稀缺的时候，就自然会想到采用非常道的办法。比如，很多年前，那么时候物资都紧缺，连拿买斤肉都要走后门。在那种情况下，搁在谁都有动机走后门。记得90年代初，城市里兴起一个装电话的热潮。谁认识一个人在电信部门，都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记得当年我的同事许多走了后门，花了近3000元装一部电话，比同时的价格大约便宜上几百元。没承想，装电话的价格直线下降，更到后来，初装费都取消了。现在这个时候，谁为装个电话去送个人情，岂不是很可笑的事情？

从受贿的一方来看，人家也不是什么一个唯利是图的人。原来工资很低，你只靠工资养不活家，而其他人，尤其是最初富起来一批的人，却是过得有滋有润。这自然让公职人员心里不平衡。工资一高，人家也就不那么在乎那些小恩小惠的受贿机会了。君不见，新加坡和香港的公务员工资一高，清廉程度在世界上也有得一比。我就不相信大陆人就天性爱贪小便宜？用效用理论来讲，当收入低时，多出几块钱也可以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因此自然有官员为了区区的小利益而出卖权力，但到收入较高时，理性的官员就不会为了几块钱而冒丢官的风险。

目下，中国公务员的工资还不是高，所以贪污的动机还比较强烈。但较原来那种仅仅靠工资都无法养活自身的情况，终究有了好转。所以，现在也难得见那种每做一件事情，都要额外掏钱的情况。在这方面，我一个假设，经济发达地区的腐败程度要远较经济落后地区的官员腐败程度要轻。我有朋友在深圳，说那边官员办事比较认真，有很强烈的服务意识。来工厂检查时，也不留下来吃饭。2003年，我曾去福建做去调研，感觉经济发达的厦漳泉三地的官员要比其他地方廉洁一些，至少在招待方面不会有意想把负担转嫁给企业。

早些时候，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一个怨言是市场诱使官员们去逐利。现在，因为普通的小规模腐败现象已经大大降低，那种责怪市场诱导腐败的声调已经听不到了。这里，固然也要感谢一些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神化，但归根究底，却是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市场程度加深，收入增多，使得腐败不再成为很多人必须的选择方式。

十多年前，李景鹏先生在其《权力政治学》中将中国的腐败区分为社会腐败与政治腐败，并认为前者孕育和影响了政治腐败。我想，放在今天，李先生应该对社会腐败不会那么痛心疾首了吧。

总体上，经济发展阶段与腐败的严重程度存在着很高的相关度，而当社会的制度化程度较高之后，各种程序较为完善，各种防止机会主义和腐败的措施也会越来越完善，而腐败的程度就会相对较轻。当然，经济的增长降低腐败程度，但不意味着政治就自然会廉洁。要反腐败，终究离不开政治领域的动作。关于这一点，放在下一节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