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非文摘】从西伯利亚归来 -- njyd

　　苏联人打开营门。我们像绵羊步入羊栏。警卫清点我们人数时，战俘营指挥官，一位个子矮小的中年红军上尉走出总部。

　　这位红军上尉开始他照例宣讲的训话之前，先派人召来负责营地纪律的德国军官。德国大队长跑步到达。他原来属于纳粹国防军，仪表无可挑剔：紧身上衣纽扣一直扣到喉结；衣袖上绣有镶边；胸前佩带着勋章，皮靴闪亮如玻璃。他把皮靴后跟啪嗒一声靠拢，笔直立正，举手敬礼。苏联上尉打了个手势，那德国俘虏遵命稍息站立。

　　训话开始。那是有关纪律、我们的未来任务（在棉花地里工作）、导致我们目前可怜处境的法西斯主义等等的例行告诫。

　　“要牢记一件事情！”指挥官最后说，“在这个战俘营里，你们要听这位德国大队长的命令，对他要绝对服从。”

　　指挥官命令我们解散以后，德国大队长立刻决定让我们全体一起睡在营地唯一的大宿舍里。德国战俘已经占据了上层床铺，因此意大利战俘就都睡在下铺，灰尘和稻草屑不断从上铺如雨洒落。

　　我们上面的德国人睡在草垫上。草垫下面是木头床板。用木头条拼成。德国人用战地背包充当枕头。我们无法不注意到从条板之间的宽缝中露出来的那些背包。

　　看到这些鼓鼓囊囊的背包，我们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免不了有这样的想法：“这些德国人应有尽有。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从来没有跟德国人情投意合过。他们想尽办法让我们过不了好日子。这是我们捞本的时候了。”

　　因此，那天深夜，以小刀和刀片的空空妙手导演的好戏开始了。这些刀片和手轻轻伸向那些德国战地背包，开始割开几十条小缝，掏出指甲刀、指甲锉、打火机、香烟盒、德国钢笔、剃须用具、肥皂、梳子、鞋油和其他常用小玩意儿。这些无声妙手再深挖一点时，开始拖出内衣裤、袜子、羊毛衫、衬衫、毛巾和围巾。这些空空妙手简直像在挤一群德国母牛的奶。

　　不过那是慢工细活。想到每次从背包里取出一件东西时，这些德国人的脑袋便会下陷一分半厘——结果很可能是石破天惊的一声惊叫——你也许会同意，这项工作实在需要和外科医生进行腹部切开手术一样的灵巧和细心。这行动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整个过程中，不断有黑影在宿舍里闪进闪出。

　　天亮时，那些德国人发现自己的脑袋枕在空瘪的背包上。德国人开始对我们谩骂和恐吓。我们全不做声，等待发展。

　　事情昭然若揭。睡下铺的人已经扒窃了上铺的东西德国大队长找来的苏联人立刻心里有数。但是搜查结果迁速显示，我们没有一个人窝藏德国人财产。赃物在哪里呢？

　　搜查宿舍时，我们奉命站在门外。一名少不更事的年轻军官拿出天真的勇气对付我们。

　　“把东西拿出来，否则就请你们进去！”

　　我们面面相觑。进去？进囚室去？我们全体五十个人？

　　营地指挥官比较世故。他击中我们的要害：“在每一件赃物找到之前，你们这些意大利人的伙食将仅限于面包和水。”

　　这一招很厉害。不过我们开始体会到指挥官是成见很深的反德派。对于这次德国战地背包失窃案，他绝对不痛心疾首。不出所料，天还没黑，他就给自己找台阶下：“三天不给口粮。以后再看情况办理。”

我们三天断粮过后，配给又恢复正常。我们都了解，他根本不打算贯彻他“以后再看情况办理”的宣告。他也从未想到——至少看来如此——命令他的手下搜查我们宿舍屋檐下塞得满满的雨水槽。侥天之幸，巴塔阿拉尔是个极少下雨的地方。因此，那个月还没有过去，意大利战俘已经公开用德国刀片刮胡子了。

　　由于好几种因素，例如闲聊扯淡、伙食改善、一份缮写工整而足以消闲解闷的壁报，以及托尼诺的冒牌鳖脚俄文班，甚至在舒密卡，光阴也飞度如云。

　　1943年九月底，要我们转移的命令来了。西伯利亚的夏天本来就不长，现在已经过去大半。天空可以嗅到雪花的气味。白桦在初来的北风中弯腰弓背，了望塔上，戴了手套的警卫有节拍地击掌取暖。

　　我们再度上路。先搭火车，然后是卡车。最后，在吉尔吉斯大草原南部边缘的卡拉干达郊外的庞大战俘调遣站稍作停留后，我们又重新登程，目的地是乌兹别克南部的巴塔阿拉尔。

　　在令人窒息的牲畜车里挨过三十天后，筋骨肌肉酸痛、精神沮丧的大队战俘，缓缓穿越苏联最南方的滚滚沙尘。他们沿着一条在三米高水泥墙之间流动的运河左岸蹒跚前进。运河是腁手胝足建造的，用来灌概这片干旱的种谷物和棉花的中亚沙漠。我们不时可以看到鱼贯缓慢前进的骆驼队，有些载着宽脸黄肤的乌兹别克人，有的驮着大包的棉花缓慢前行。

　　那是1944年2月。天气仍然凛冽刺骨，不过空气里，青草的芳香里已经有春天的气息。我们的路线沿着运河的每一个转折而行。警卫告诉我们，运河穿越巴塔阿拉尔地区好几个集中营组成的营区。在第一个交叉路口（说得更确切一些，那是横跨运河的第一座桥），大队人马奉命暂停。

　　苏联人把大队分成了五队。他们率领四个分队过桥。第五个分队（我的这队）沿着运河继续筋疲力尽地行军。

　　“再见！再见！”我们彼此高喊。不过我们实在太疲倦了，连友谊都无法充分表达。幸运的是，托尼诺仍然和我在一起。

　　“你和我，”他说，“我们是连体双胞胎战俘。”

　　经过三小时行军，突然有人大喊：“营地！”听他的声音，活像哥伦布的水手发现了陆地。

　　我们拖着脚步走到营地大门外停下。带刺铁丝网的后面出现了德国脸。最初是十个。不久增加到了二十个。最后是五十个。他们的制服干净整洁。我们注意到他们都带着勋章和军衔标志。

　　“那怎么可能呢？”托尼诺想不通。他偷偷跑到铁丝网旁边，隔着铁丝网和德国人搭仙。不久，他回来汇报。

　　“他们是斯大林格勒俘虏来的德国人。苏联人让他们保留一切！军衔、勋章……”

　　“他们是不是也保留着战地背包？”

　　“也保留战地背包。”

　　“战地背包！”消息迅速在我们之间传开。我周围的声音听起来有点鬼鬼祟祟的味道。

　　“我倒真想看看他们在这些背包里装了些什么东西，”托尼诺喃喃自语，不象在对我说话。

　　五月中旬．西伯利亚寒气不再那么凌厉，生活也变得比较容易接受。五月二十日那天，战俘营的那位苏联医生居然善意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几乎把我打倒在地。不过苏联人的友谊就是如此：粗大而沉重．恰像他们在顿河流域对付我们的那些五十吨重的坦克。

　　我对医生微微一笑，然后凭我那只独腿，像袋鼠一样跳开。

　　“慢着！”医生喊住我。他走进办公室，片刻后拿着一副崭新的T字拐杖出来，拐杖的支臂横档还垫了灰布。

　　“拿去吧。希望这拐杖能支撑着你平安而健康地回家。”

　　我对他的眼睛逼视。他了解我的感受：不光是感激他给我的那副拐杖，更重要的是感激那几个意想不到的、非常富于人情味的字眼：“平安、健康、回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苏联人说出这些单词。

　　托尼诺也在那天收到一副拐杖。自然，比我的更漂亮，而且非常合适（我的太长了一点）。

　　“你怎么得来的？”我问。

　　“我的性感，”他扬着那丑陋的大鼻子回答，“因为在这儿，老兄，只有两件事情是真正有用的：身为意大利人，最好有我这种轮廓：能说几句俄国话。有了这两种本钱——我的意大利面孔和俄国话——什么事情都能办得顺利。是的，性感和圆滑。那就是在护士之间吃得开的秘诀。一句委婉的奉承，适当时机捏好分寸的挤眼，一段那不勒斯歌曲，连篇谎话．拐杖自然会从天而降……而且还不止拐杖而已……”

　　他用他奇怪而混杂的口音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他说话带点罗马涅原籍的口音，也夹杂着成长之地拉齐奥的口音。我着迷地听着他口若悬河，因为在他无休止的言语、肆无忌惮的打浑，大张大合的手势后面，永远有另外一种声音，一个敦促你保持希望的声音。这就是我们的勇气之源。

　　由于在舒密卡的生活变得不再那么令人绝望，我们的谈话也逐渐从战俘营生活转到比较轻松的题目，比如电影、书籍、运动、女人和食物。总而言之，理性正慢慢抵消我们生活中比较暗淡的部分。没有理性，日子很难熬。

　　例如——我们的伙食很坏。因此我们发明了酸菜汤猜奖。玩法很简单。你只要猜漂在迪西奥菜钵里的白菜叶子片数，或者明天凯奥的汤里有几片菜叶，后天是桑普罗尼汤盆里的片数……以此类推。每人选个不高于十五的数字（谁听说过同一个莱钵里一次有十六片莱叶的？），选定的数字一丝不苟地用笔记在他的名字旁边。酸菜汤盛出来以后，托尼诺履行正式点叶子的工作。

　　假如十一是正确的答案，猜中这个数字的人（可能不止一个）就有权利喝锅底剩下的汤。那是半勺子（不可能更多）的很咸的浓汤，外加一大片面包。中奖者的胃感激涕零地接受这种甘露。

　　我们在三月中一个酷寒的夜晚抵达舒密卡。在牲畜车中待了六百九十六个小时，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都起了变化。我们的骨头快要戮穿皮肤。我们满怀恐惧，坐立不安．胡须把我们下半截的脸变成黑色面具。污垢在身上结了壳。成群结队的虱子侵入我们的头发、身体和衣服。唯一可靠的杀虱办法是用大拇指和食指指甲咔哒一声捏死它们。

　　舒密卡是西伯利亚南部的一个小镇，坐落在乌拉尔山东麓的草原上。周围没有公路可通，只有一条土路，可是土路到了那小火车站后面就没有了。

　　车门最后被拉开时，外面的气温是摄氏零下四十度。谁都不急于要出来。直到乌克兰老警卫气得破口大骂时，我们中间身体最强壮的人才跳进积雪里。都缺了腿的托尼诺和我，是最后出来的一批人。搀扶我们的是普罗迪。他在我们这一批人中是年龄最大的，可是他眼睛明亮，皮肤滑腻如年轻人。我们一瘸一拐走到火车站月台时，警卫遥指停在铁轨旁边的两辆送货马车：残废者的交通工具。从铁轨到马车只有二十五米，可是我在西伯利亚最初跨出的那几步艰苦而缓慢。

　　“赶快！”普罗迪对我说，“不然，你会失去另外一条腿。”

　　我一瘸一跛地往前跳时，他伸出胳臂搀扶住我的胸部，支撑着我，然后帮我爬上一辆马车。一上了车，我就钻进这一群人中间取暖。不过即使挤在一团，也不可能抵御那种严寒。冷风直侵肺腑。不到几秒钟，我们的皮肤已经发青僵硬。痛彻肺腑的血和眼泪，从我们仍未愈合的伤口、冻伤的皮肤和和我们的眼睛中泪泪流出。

　　“行行好，让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托尼诺大声喊道。我们也加入央求的嘶喊。也许是看到那么多僵尸样的脸心有不忍，那些警卫很快点过我们的人数，然后命令赶马车的出发。

　　马车驶过那些尚在沉睡中的小镇的无灯街道。难以想象真的会有人睡在那些黑洞洞的小屋子里。不久，我们在一幢大木房子前停下。我们爬下马车，彼此搀扶着走进屋内。我们在细流温水的莲蓬头下洗了淋浴，灭了虱，经过虚应故事的健康检查，然后被送到附近一幢似乎庞大无比的两层建筑物内。那就是舒密卡的监狱兼战俘医院。因为正面是红砖砌的，所以它在大草原和围绕它的矮房子中显得特别突出。有点像裹尸布上的一团血渍。

　　苏联人准许朋友们呆在一起。因此托尼诺、普罗迪、我和其他几个人在底层一个大房间内找到安身之所——和其他所有病房一样，没有床，只有铺在地板上的稻草垫。每块草垫上有一条粗毛毯和一条塞了稻草的粗糙被子。一个小窗户透进恹恹无力的冬日太阳。

　　这不是个奢华的病房，却是我们被俘以来第一次有真正的枕头垫脑袋，有真正的墙壁可以靠背。那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我们终于有了正式的口粮。这里的规矩是一天进行四次食物分配，虽然不能算是真正丰盛的餐点。

　　上午9点，我们有一小杯茶，很浓，味道不错的俄国茶，还有450克俄国黑面包。11点30分，酸菜汤，还有一大勺子“快餐糊”（Kascia），这是那里苏联人的主食，基本上是磨碎的玉米或大米，煮熟后加猪油——我们这里是骆驼油——至少在乌拉尔山这一边是如此。苏联人通常吃快餐糊的时候配以咸猪肉、腌板油和烟熏肥肉，不过我们一星期只有一次肉。下午4点，再一杯茶。晚上7点，又是酸菜汤。

　　我们不喜欢这种汤。酸酸的，上面漂着几片白菜叶子。菜叶永远不会超过十片或十二片——我们总是在数的。汤的强烈发酵味道使我们反胃，不过好在这汤总是热的。

　　我们发现自己很幸运。三月底前后，监狱里的小道消息传出来了从谢科沃出发的牲畜车上的其他意大利战俘的遭遇。这个医院太小，只能收容少数几个人。其余留在舒密卡车站滴水成冰的火车上的人，遭到了斑疹伤寒的袭击，很多人死于非命。

　　小道消息终究是小道消息。我不能确实说出在那车站被迫停留期间有多少人丧命。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斑疹伤寒至少把他们消灭了三分之一。这消息立刻使我们病房分成两个意见相反的阵容。一派相信苏联人对遏止这场瘟疫未做任何努力。另外一派则相信瘟疫是苏联人故意制造的。不管真相如何，也许是因为事出意外，也许因为战争使人类感情僵化。苏联人未能遏止这场瘟疫是事实。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俄罗斯人天性上就是宿命论者，他们对白己人的生命都是漠不关心。

　　我们挤在那牲畜车里二十九天，横越大草原。我只能记得同伴中的五六个人。不过两件每天的例行公事记忆犹新。

　　口粮每天上午11点左右分发。列车在空寂的大草原中停下。车门半开，两名囚犯在一名苏联哨兵的监视下扔下一堆积满污垢又发霉的俄国面包在车厢地板上。有时候是五条长长的长方形德国式黑面包，大约四指高，每条重约两公斤。有两次——凭良心说——我们还收到干鲱鱼的额外赏赐。干鲱鱼极咸，上面是一层厚厚的盐粒，吃了以后令人口渴。

　　“分面包”是我们每天最重要的事情。一件很精细的工作。几乎像做礼拜，在用木板堆起来的神坛上进行。面包（每人刚好分到225克）是我们唯一的粮食。因此我们神情肃穆地盯着这些面包被切分成五十份。

　　首先，明确的问题是如何确实做到每片面包重量分毫不差，更不必谈到谁分到更为厚实的头尾的最高优先问题。

　　因为那把随身携带而保留下来的小刀，托尼诺当选为“切割人”。我是他的副手。不过我们虽然是“民选”，但是大家却毫不信任我们。那次长途旅行期间，人人每天上午全神贯注挤在我们周围。四十八个脑袋随着托尼诺刀锋的每一个动作而上下起伏。起伏得整齐划一，操练纯熟。我可以发誓，分割这些口粮的是这些脑袋，不是那把刀。

　　最初托尼诺用眼睛“称”那些面包片。但是我们不久发现，人眼难免出错。因此眼睛告退，天平登场。托尼诺做成了天平。构造很原始：两根木头扎成十字架，垂直的一根做支柱，水平的一根（那是大费手脚的）做横档。横档的两头分别栓着一条绳子，绳子的头上有个活套。左手的活套吊起一块差不多是225克的面包块，作为“基准片”。我把托尼诺所切好、差不多大小一样的各份塞进右手活套。然后添加或减少面包屑。直到两端吊着的活套完全平齐为止。

　　可是这种程度的准确，在我们当中比较迁腐的人看来还是不够。最后，我们众议佥同，采取下述制度：第一步，切好、称好重量相等的各份面包；第二步，五十份面包沿车厢板壁排好；第三步，抽签分配。最后一步需要我每手拿起一块面包藏在背后，然后，托尼诺按姓名字母先后顺序，问每一个人：

　　“哪一块？左手还是右手？”

　　答复在仔细长久的思考之后才能做出来，好象抽头彩奖似的。只有抽签分配完毕之后，我们才能心安理得地坐下来吃，而且鸦雀无声，有如五十名天主教苦行会修士。每一口都是圣餐。我们慢慢咀嚼每一口面包或碎屑，先在嘴里从左到右翻动三、四次，才把它送到胃里。吃完这份面包——一总共225克——可以拖得像一次酒席那么久。

　　第二件例行公事发生在每“餐”结束时关上车门之前不久。每天同样的喊声从车外轨道传到我们耳里：

　　“车上有死人吗？”

　　这问题不久就不再使我们吃惊。我们躺在臭气熏天的车厢里饿得半死，没有足够的水喝，只有一个小炭炉驱走西伯利亚的可怕寒气。我们慢慢习惯于生死不过一道拉门之隔的看法。有几节车厢受过诅咒，命定遭殃．有几节受到神佑，逢凶化吉。我们那节车厢二十九天里只死过一个人，在神佑之列。不过受诅咒的远多于受神佑的。事实上，每天上午总有四五具尸体埋人铁路两旁匆匆挖出的集体坟墓里。从小小的窗口，我们看着尸体拖过土块和石头时，脑袋忽上忽下地跳动，这些可怜的死人就像刚刚遭到射杀的疯狗一样被拖去掩埋。他们一到土沟里，脸和身子就被一铲铲的泥土盖没。通常死尸是一丝不挂地人土，有时候也穿着军方发给的棉布短裤。没有军衔徽章，没有制服。

　　我们瞪着眼睛看着那堆新土，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微微隆起，呆若木鸡，怎么也没法相信那是真的。也许我们全都想到同样的一件东西——在这个国度里谁也不敢竖立的十字架。

　　那年整个一月里，我们躺在那个小房间的地板上，揣测着我们的命运。苏军尚未决定照顾我们。不过许多苏联老百姓已经返回谢科沃。其中有些妇女在她们的棉袄里揣着黄瓜、半颗卷心菜或者一条灰尘多过面粉的黑面包送给我们，使我们也不至干饿死。

　　她们都是些老太太。头发往后梳，罩着头巾。她们从不开口，只是递出礼物送给我们，同时频频点头，鼓励我们收下来。她们是有子女的母亲。这从她们凝视我们伤口而了无恐惧或反感的神情可以看出。她们完成特地跑来一趟的任务后，就缩在满是补丁、油渍斑斑的棉袄里默默地离开。她们走到门口时稍停片刻，回头用俄语对我们说：“再见”。

　　一月底的一个傍晚，我们的房门打开，出现了一名苏联军官。他下令把我们用担架抬到一个卫生中心。在那里我们洗了澡，灭了虱，也刮了胡子。然后被送到了部队医院。

　　那是一座阴暗的木建营房。苏联人在隔壁的一栋建筑物中设立了一个外科手术室，不断有担架抬进抬出。在那里，苏联伤兵和德国战俘的足趾、手和脚以骇人听闻的速度从伤患的身上切割下来，我们不久就称之为“肉类冷藏室”。但是别人的惨痛已经不再使我们动心。我们只有冷漠的好奇心。

　　苏联老百姓可以自由进出这个医院。他们往往在腋下夹了一条半公斤重的黑面包进来，有所图谋地慢慢走过走廊，向我们挤眉弄眼，故意显露他们的珍贵私货。我们先仔细地上下打量他们，然后试探道：

　　“嗨，同志，你喜欢这支自来水笔吗？”

　　交易就此开始。苏联人什么都要：自来水笔，手表，手镯，钱夹，戒指，打火机，铅笔刀，皮鞋。他们提出交换的千篇一律是那条面包。只此一条，重半公斤。对他们来说，这是好生意。

　　最后，命令来了。要我们转移到一个战俘营。2月26日凛冽的黎明，天空灰蒙蒙的，我们一瘸一拐地走到或躺在担架上被抬到附近的火车站。月台上响起俄语命令：“快点！跳上去！再快点！上火车！”

　　大约半小时内，我们把那些牲畜车挤得满满的。每节车厢大约有七八十人。我很幸运，爬上一节人比较少的车厢。这一节车厢里一共约有五十张没有血色的脸。我们一上了车，车门就沿着生锈的沟槽咯吱咯吱地拉拢，只听到“嘭”的一声，咔嚓落锁，一个苏联兵的声音：“关好了！”

　　我们头顶上四个加铁栅的窗缝透进拂晓的微光。五十双眼睛彼此默默打量。没有一个人转动。不久，托尼诺开始坐立不安，挣扎着凭借独脚站直身子，越过两个人，爬到一个窗缝边，把脸塞在两根铁条之间，向最近的一个哨兵高喊：

　　“同志！我们要去哪儿？”

　　一个冷漠的回答，从外面月台上升起：“西伯利亚！”

　　托尼诺攀在那里，脸夹在铁条中间，直到这列牲畜车最后蹒跚开动。

　　西伯利亚！

　　天亮时，两名士兵把我从临时拼凑的外科手术室中抬了出来。那是远征俄罗斯的意大利第八军“神枪手师”军医在顿河之西约八十公里、屡遭兵火的小镇谢科沃设立的。那是1942年圣诞节后的第三天。谢科沃是我们一小队意大利士兵的临时休息站——是正从顿河流域向西撤退的一个近两万德意联军大纵队的尾梢。

　　我被切断的左腿残肢痛彻肺腑——在我们穿越苏联的冰封大草原撤退期间，我受了冻伤。膝盖以下，好像所有的神经、肌键和肌肉都仍然存在似的。我几乎可以感觉到我的脚趾在收缩，小腿在抽搐。那两名士兵把我抬到一间小房内，放在地板上，旁边是另外四名新近截肢的伤兵。

　　“嗨”一个身材矮小，缺了右腿的人跟我打招呼。“我是托尼诺·范蒂，萨波迪亚人。你是谁？什么地方人？”

　　“我叫卡洛，米兰人”

　　我们都因为伤痛而筋疲力尽，不过还是自我介绍。托尼诺是那种能把整团哥萨克骑兵搞得手忙脚乱的人。相貌丑陋，冲劲十足（或者应该说是充满活力），也似乎讨人喜欢，慷慨大方。此外还有诺瓦拉人乔万尼，失去左脚，右腿则切断二十五厘米。黎齐人安东尼奥·布里西奥少了一条胳臂。那不勒斯人托通诺四肢健全，但是右腿内因为有弹片而僵硬得难以屈伸。

　　正午时分，一名士兵送来我们的食物：饼干，罐头肉，巧克力。我肚子并不饿。“你必须吃东西。强迫自己吃下去，”托尼诺说，“有一天，我们回到意大利时，我要请你到我家里吃饭。我母亲总是自己做面食。她是个好手。我一想到她做的面食就口水直流。你知道吗？战争应该让知道怎样吃得好的人打赢。这样一来，甚至战败的一方也能赢到一点东西。对不对？”

　　我微微一笑，看着他狼吞虎咽，眼镜半悬在大鼻子上，脸在凛冽的寒冬中有点像小丑。

　　新年带着和前一年同样苍白的脸色来临。我们继续等待明知不可避免的苏军攻击。1943年1月15日傍晚，一枚迫击炮弹在屋顶爆炸。屋外街头，我们听到爆炸声、喊叫声和街上皮靴的行进声。

　　门打开了。一名士兵出现在门口。他朝我们扔来五包饼干和五罐沙丁鱼，接着退出门外。

　　“带我们一道走！”托尼诺尖叫。

　　但是这个士兵的脚步声慢慢地在走廊上消逝。接着是一阵沉寂。我们面面相觑。

　　“会走的都走了”安东尼奥说。

　　“我在想，下次推门进来的会是谁？”我说。

　　曙光初现时，托尼诺正在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开一罐沙丁鱼。突然他停住了。罐头从他手上掉下来。罐里的油渗透了他的毛毯。屋子外头传来沉浊的军歌声，一秒钟比一秒钟清楚。苏联兵！

　　“大家躺到毛毯上面！”我说，“快！身上不要盖任何东西！要让他们一眼就看出来我们是残废！”

　　我们不盖任何东西躺在稻草上，五个瑟瑟发抖的可怜虫，肩膀靠在墙上，眼睛盯着房门。两发手枪声轰然在走廊上回响，房门随着一脚猛踢而洞开。

　　一个大块头走进来了，身穿黑皮大氅，腰系子弹带。带上插着一把短弯刀。大鼻子下面有两撇大胡子。手里是一支意大利手枪。

　　“德国人？”他对我们吼道。

　　“不，意大利人。”托尼诺回答。

　　我们谁也不敢呼吸。这家伙看着我们，啤了一口痰。他瞧瞧我们的伤口，摇摇他的大脑袋，喃喃讲了几句叽里咕噜的话。接着他朝天花板上放了两枪，骂了一句“意大利人！”，砰然带上房门走了。

　　“那家伙是游击队员，”托尼诺说。“如果他不把我们拖出去枪毙，别人就更不会了。”他转身对我说：“喂，你要不要吃点沙丁鱼？”

　　我正在吃最后一口时，房门又打开了。这次是个神情冷漠、中等身材、身穿黑衣的人。他瞪眼看着我们，两顎紧闭，然后微露笑容。

　　他说的是半吊子的意大利话。“你们意大利人，不是？”

　　“是。”托尼诺回答。

　　“好得很。意大利人不象德国人。意大利人心肠比较好。比较有感情。”

　　我们都立刻点头，好像是说：“你说得真对！”

　　“我，苏联陆军政委，”他接下去说，“苏联人不杀俘虏．你们受了伤。没腿。没胳臂。苏联人敬重。你们不会死。有一天回家告诉意大利人，说苏联人好。你们休息。别怕。好了，再见。”

　　“再见。”托尼诺代表我们全体说。

　　接着这个苏联政委拖着一条僵硬的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