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袁本初密码 -- 张四维

避讳的花样在汉朝还是比较简单的。至少不用避嫌讳（同音字）。大概因为这是秦朝的暴政之一（据说秦朝为了避秦始皇的讳，把正月的读音改掉了。）而且很多时候为了方便，该避讳的也可以变通，例如班固在《白虎通》上就谈到过“讳名不讳姓”、“君前不讳父母”、“五世以上不讳”、“奏章临文不讳”、“不偏讳”等等。

到了南北朝，避讳制度逐渐严格，连同音字也须兼讳。如东晋简文帝名昱，故改“育阳县”为“云阳县”。到了唐朝，老李家那帮子胡人学会说汉话不久，对同音字搞不清楚，经常写错别字，所以怕别人也照此办理，所以就继承六朝糟粕，不但连同音字要避讳，而且还要帮古人改名。唐高祖祖父名虎，唐修《晋书》称南朝沈约先人沈浒为沈仲高。

到了宋代，避讳的范围更加扩大。不仅当代君主要避讳，而且中华民族始祖轩辕氏也在避讳之列。以后，又连及孔子、老子，其名字也要避讳（即所谓的圣人讳）。到了政和八年(公元1118年)，宋徽宗更把与皇帝相关的称号都当作避讳字来禁用：先是禁用“君”、“皇”、“圣”三字作为名字，而后又扩充到“不许以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字为名字”（见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七）。

至于年号避讳，印象中似乎并无定规。有些时候要避讳，有些时候反而不避。

避讳的例子如河南商丘玄武镇唐以前名为观武集，为避讳贞观年号而更名为玄武集。又例如北京附近的延庆县原名隆庆州到了明朝的 隆庆 年间，为了避讳明穆宗的这个年号，又将其改为 延庆州。

但不避讳的例子也不少。以河南省登封县为例。秦代置阳城县，隋炀帝大业初年设嵩阳县，唐代武则天万岁登封元年（696）来嵩山祭天地，并取皇帝登岳封禅之义，改年号为万岁登封，改嵩阳县为登封县，沿用至今。

也可以用皇帝年号去改置县名，如河南省通许县。北宋建隆三年（962）置通许镇，宋咸平五年（1002）以“咸平”年号改置咸平县，金又改名为通许县至今。(按：金改这个地名却是因为咸平乃是敌国年号。改掉是为了不让人怀念前朝。这个方法也是沿用了。后朝一般要把有前朝年号的名称改掉。但这并不算是一种很严格的避讳。)

至于原来就有的名字也不用改，例如湖北咸丰县，原是不毛蛮地，元时称散毛洞。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置散毛千户所，属施州卫。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置咸丰县，属施南府。时至今日，咸丰县仍据湖北西南部，属恩施市。也没有因为清朝的“咸丰”年号而改名。

这些年号避讳的例子都起自唐宋，袁本初似乎没有必要理会几百年之后并不严密的规定？

之前三国时代

公元前1世纪中叶。

西汉帝国如日中天，雄踞于世界的东方。

那是一个光明的时代，那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袁氏家族的兴盛之路，就从这个时代开始。

公元前60年太初历九月的一天，西汉帝国首都长安未央宫北阙城楼外的藁街上人头攒动，就连空气也好像凝固了一般。这里有整个西汉帝国最辉煌的建筑，也弥漫着最阴森的气氛。辉煌处处可见：未央宫由西汉第一位丞相萧和亲自督造，就连汉高祖刘邦都为它的华丽感到惊讶和愤怒；阴森也触手可及：上百年来，西汉帝国最重要的一些死刑犯，都是在这里结束人生旅程的，其中就包括南越王赵建德、楼兰王安和大宛王毋寡，他们的首级高悬在北阙城楼上，意在警告着那些还敢于同帝国政权为敌的不法之徒。而在这一天，由全副武装的军人押解到这里的，偏偏正是他们昨日的顶头上司——负责主管长安及周边郡县地区治安、并检举天下违纪官员的司隶校尉盖宽饶。

围观的人群无需等待太久。在短暂的肃静之后，突然间刀光一闪，盖宽饶身着朝服的躯体便立时倒在了血泊之中。没有刽子手：划开盖宽饶脖颈的凶器，是他自己的佩刀。对于罪犯的自杀行动，卫兵们这次破例未加阻挠，因为此时坐视不管，乃是他们对老上司表达最后敬意的唯一方式。在几分钟的沉默之后，包括藁街在内，长安城的“八街九陌”上哭声震天，市民们泪洒如雨，为这位西汉帝国最廉洁奉公的官员悲叹。而把他逼入绝境的，恰好又是西汉帝国最体察民情的君主——汉宣帝。14年来，这位出身市井贫民的君主将西汉帝国带入了空前绝后的盛世，天下太平，匈奴远遁，史称“昭宣之治”。

既然未逢昏君，那么盖宽饶又因何而死？

为了理解一代名臣盖宽饶的奇特死因，我们起码得把时间机器向回拨一个半世纪。

公元前213年，从秦帝国的首都咸阳城内，突然升起了一股不祥的黑烟，并很快蔓延到了整个帝国：在丞相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帝发动了他那臭名昭著的焚书运动。

按照李斯的建议，秦始皇把自己能够收集到的史、诗、书、百家语等先秦古籍销毁得干干净净，惟独秦国官方的史册与“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烧。于是乎，各种儒家经典都损失惨重，只有《易经》因为有推导和预测未来的用法，所以被算作占卜类巫书，这让它交了好运，得以在焚书运动中幸免于难。

【《易经》简介：约500字，略】

【西汉早期的《易经》研究和门派分化：约300字，略】

【孟喜与《孟氏易》研究：约400字，略】

古人普遍相信，天文和历法对于人类的现实生活起指导作用，天灾预示着人祸，星宿的位移可以决定个人的沉浮、战争的胜负，乃至于国家的盛衰。为了“上应天意”，他们不惜花费巨资建造神庙、金字塔和宝塔，甚至举行血腥的人牲祭祀仪式。两汉之际，商周时期盛行的人牲祭祀已经基本绝迹，但一旦发生异常天象，全国上下仍然会人心惶惶。每逢日食，皇帝都会下罪己诏，朝廷大员集体辞职，甚至有无辜者会被君主处死或勒令自杀，以向上天谢罪，这正是古老人牲祭祀的变相复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孟喜作为一位头脑机敏的入世学者，也就不可避免地改变自己的研究重点，从原来的推算气候变化和改进历法制度，转向解释异常天象和预测人事吉凶，再与秦汉时期流行的图谶学结合起来，成为后世许多迷信思潮的理论鼻祖。

尽管才华横溢，但孟喜生前并未得到官府的欣赏。他有五位学生：翟牧、白生、赵宾、焦延寿、盖宽饶，其中前四位都终生作平民，只有盖宽饶后来出任司隶校尉。盖宽饶虽然是孟喜的学生，但后来却转而研究《韩氏易传》，也颇有成绩。他为人清廉奉公，家中买不起马，他的儿子入伍参军，只能自己背着行李，从长安城步行走到长城前线军营。但由于性格刚正严厉，他得罪了大批皇亲国戚，又与宦官们交恶。公元前60年，盖宽饶上表斥责得宠的宦官，在文中引《韩氏易传》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宣帝得表大怒，怀疑这篇文章是想劝自己退位。执金吾等官员揣摩皇帝的心思，便指控盖宽饶企图逼皇帝禅让，谋朝篡位，大逆不道，这样便上演了上文描述的那悲惨的一幕：盖宽饶被捕之后，在未央宫北阙城楼外拔出佩刀自刎，血溅宫门，震惊朝野，天下易经学者无不闻风丧胆。但时代潮流毕竟无法逆转：没过20年，又出了一位易学奇才，把《孟氏易》理论进一步政治化、神秘化，使它在朝廷上和社会上名声大噪。此人就是焦延寿的学生京房。

京房原本姓李，在跟着焦延寿研究了一段时间《孟氏易》以后，竟然通过推算，得出自己应该改姓“京”的学术成果。他生于“昭宣之治”的盛世，但在“举孝廉为郎”，踏入宦海之时，西汉帝国已经由盛转衰。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自幼性格仁弱，偏爱儒家思想，不理解儒法并行，杂用王霸的传统汉家制度。盖宽饶自杀后，时任太子的汉元帝深知其冤，向父皇进谏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怒不可遏，痛斥元帝说：“乱我家者，太子也！”为此，他还差点要将太子废掉，改立“明察好法”的淮阳王为皇储。

【汉元帝即位后的天灾人祸：约800字，略】

除了大力精减政府规模，节省官员工资以赈灾之外，汉元帝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最终他痛定思痛，认为天灾人祸不断发生，主要原因是“阴阳不调”，于是召来大批易经学者作参谋，以便预测灾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朱云、五鹿充宗和京房三人。

迂腐的汉元帝万万没想到，朱云、五鹿充宗和京房三人虽然同为学养深厚的易经大师，却因为门派相异，不约而同地把主要精力用来相互攻击，却无法拿出治国安邦的良方。京房以擅长预测灾变升官，又想以此打击政敌五鹿充宗及其后台——中书令石显，于是利用召见的机会，向安帝指出：“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希望安帝加罪于石显和五鹿充宗。结果，京房聪明反被聪明误，遭到降职为魏郡太守的处分，石显和五鹿充宗乘胜追击，诬告京房“非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终于迫使朝廷将他处决。虽然京房被杀，但他的《京氏易》因为预测灾变最灵验，还是被汉安帝诏令列入当时的大学“学官”，让太学生们认真研习。从此，《孟氏易》与《京氏易》便取得了权威的官方学术地位，追随者日众。

京房死后，汉朝日益衰败，以魏郡元城王氏为首的外戚势力顺势崛起，逐步控制了帝国的政权。公元8年，假皇帝、安汉公、太傅王莽篡位称帝，建立起所谓的“新”帝国。

【王莽的失败统治：约800字，略】

【南阳人刘秀逐步统一中国：约1000字，略】

【刘秀对图谶的热爱：约400字，略】

【东汉帝国的建立与边区形势：约700字，略】

东汉帝国名为西汉帝国的继承者，实际上与其前任已经有了很多区别。西汉初期，皇帝的权利受到诸多限制，除了散布于帝国各地的诸侯王国之外，外朝的相权也十分巨大，常能够决定皇位的归属。汉武帝大力架空丞相，建立起超越相权的大将军、大司马幕府，并加强自己以尚书台、侍中为首的私人班底，组成了足以与外朝抗衡的中朝系统。王莽为了进一步削弱外朝，按照他奉若圭臬的周代古经《周礼》，将西汉外朝的最高职务“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从礼法上限制他们的权势。这一举措显然有利于皇权的巩固，所以刘秀即位之后，废除了王莽颁行的所有法律，惟独保留新“三公”——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只是后来把大司徒改名为司徒，大司马改名为太尉，大司空改名为司空而已。

从制度上说，三公仍是东汉帝国初期最高的行政职务。不过司徒掌民政，司空掌经济，而行政权与财权实在尚书台与御史台；太尉掌军事，而兵权实在各将军和校尉。甚至就连这名义上的最高职位荣誉，有时也会被东汉政府新发明的“太傅”一职占据，后者号称“上公”，意思就是位居三公之上。上公和三公只有在兼职“录尚书事”之后，才能参予中枢决策。面临如此不利的窘境，外朝的官吏们自然难以甘心，他们施展政治智慧，使用种种方法，与中朝争权夺利。中外朝权力之争，贯串着整个东汉帝国的历史。直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在其名作《出师表》中，还不忘告诫作为君主的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内外相争这样的局面，本是汉朝皇帝们精心设计，肯定也乐于看到的。但有时中外朝斗争过于激烈，甚至连皇权也无法加以有效控制，只得任其恶性发展，最终损害整个帝国的利益，这是后话不题。

汉光武帝吸取西汉末年和新莽政权的历史教训，为了打击残余割据势力，肃清吏治，体察民情，又建立起空前庞大的行政监察系统，在中央则为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在地方则为州刺史和郡督邮。设立之初，这些职务的主要工作不过是视察和监督，但由于受皇帝的信任，权力越来越膨胀，这恐怕是刘秀始料未及的。

在对待开国元勋的问题上，刘秀处理的方法非常高明。有太学教育背景的他深知，能打天下的人未必能治天下，赐予功臣过多的行政权力，反而会害了他们；像项羽、刘邦那样大肆分封功臣，更不利于国家统一，反而为内乱打下了基础。因此在战争结束后，他便重用知识分子治国，功臣们在获得爵位和适量田产之后，通常赐一闲职，令其颐养天年。光武中兴，以“云台二十八将”为首的三十三位将领居功至伟，他们是：【名单略】

由于处置有方，上述这些功臣无一人被刘秀处死。与他相比，许多开国皇帝都不免要汗颜了。

因为自己文化水平较高，所以光武帝建国之后，特别注重教育和思想引导。西汉前期侧重道家，中期儒法并重，晚期侧重儒家。刘秀则博采百家众长：削减田赋，提倡清静休养，是道家思想；厉行节俭，严禁奢靡，是墨家思想；重视教育，礼贤下士，是儒家思想；肃清吏治，整顿治安，是法家思想。于是人心思定，民风反朴归真，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迅速恢复，西汉高帝、惠帝、文帝、景帝四朝的工作，光武帝一朝便基本完成。难怪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高度评价东汉时期的教育体制，认为光武帝在百忙之中，深谋远虑，崇尚知识和道德，在很短的时间内移风易俗，使得整个帝国上下齐心，以至于朝廷君臣和乡野农夫思想统一，追求仁义，实在难能可贵：“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岂唯取重于缙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唯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

在东汉初年这种重视学术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便很容易得到重用。他们虽然没有在开国战争中立过功勋，但只要熟悉古籍，特别是儒家经典，就可以在朝廷里谋到一官半职，而这也正是后来权倾天下的袁氏家族的发迹之路。这个家族在西汉时期默默无闻，据《后汉书》记载，袁绍、袁术兄弟的六世祖——汝南郡汝阳县人袁良因为研究《孟氏易》有成就，在汉平帝时曾被封为太子舍人。太子舍人这个职务主要负责陪太子读书，值班站岗，保卫太子的人身安全，其年薪只有二百石粮食，在年薪二千石粮食才算朝廷大员的汉朝，实在不算高。但因为这个职务有随时“通天”的便利，所以仍然很具吸引力，社会地位远比它的工资级别高。问题在于：汉平帝虚岁九岁即位，十四岁时驾崩，根本没有生过皇子，因此王莽才拥立汉平帝的侄子刘子婴即位。【有趣的是，秦朝和西汉的末代君主都叫“子婴”，看来这个名字很不吉利呀！】汉平帝时政出王莽，王莽虽然迂腐，但无论如何，也不至于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太子设立太子舍人这个工作岗位。所以，《后汉书》中关于袁良在汉平帝时当过太子舍人的记载恐怕不可信，估计是袁氏后人为了光宗耀祖编造的，而且这编故事的水平也太低了，可叹《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居然看不出来。

这样看来，直到王莽建立新朝时，袁良都还只是一个在汝南郡汝阳县里研读《孟氏易》的普通知识分子。

《后汉书》还说，在汉光武帝的年号“建武”初期，袁良曾经担任过成武县令。刘秀有一位族兄刘顺，因为年龄相仿，又是亲戚加街坊，所以自幼关系就很好。刘秀与刘顺本来同为更始帝刘玄部将，后来刘秀在河北自立，刘玄被赤眉军打败，刘顺只得投奔刘秀，倍受器重。公元26年，也就是刘秀称帝的次年，刘顺被封为“成武侯”，获得原西汉的山阳郡成武县作为私人封地。汉朝侯爵有二等，即县侯和亭侯，前者统治一到几个县，后者只能统治几个乡而已。在东汉初年所有侯爵领地中，成武县的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每年上缴的租税比别的侯爵领地多一倍以上。然而，在公元26年，成武县还在齐王张步的控制范围内，直到公元28年才被“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马武率军攻占，所以刘顺对成武封地的统治，最早也只能从这时开始。刘顺终生任成武侯，公元35年去世。其子刘遵继位后，因为犯法降为端氏侯，成武县被收归中央所有，改划入济阴郡管辖。鉴于汉朝侯爵领地里不会置县令，所以袁良即便真的担任过成武县令，也只能是在公元35年，即建武十一年刘顺去世之后了，根本谈不上“建武初”，这又是《后汉书》的不严谨之处。

关于袁良的生平，流传下来的文字记载只有这些，还都不太可靠。尽管如此，但对于他研究过《孟氏易》的记载，似乎没有怀疑的必要。因为从后面的历史看，这部著作是汝南袁氏一族的家学，其家族成员素以精通《孟氏易》著称，袁良的曾孙袁京还发表过长达三十万字的专著《难记》，肯定不是浪得虚名。经过历代当权者的大力宣扬，包括《孟氏易》与《京氏易》在内，大批图谶预言书籍畅销不衰，雅俗共赏，成了东汉帝国的主流学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袁良研习《孟氏易》，并籍此升官发财的现象，也就顺理成章了。但终生不过官居成武县令的他，此时未必能够想到：东汉帝国最辉煌的官场传奇，竟然会从自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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