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袁本初密码 -- 张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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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这个问题有意思

            所以,开国功臣问题很难解决,革命时不能不大赏,江山太平后又必须收回他们的特权和财富。

            关键在于封侯以上的爵位,至少一定的经济权益是世袭的。即使大家都奉公守法,原来的世袭原封不动,以后的皇亲功臣越赏越多,国力总是有限的,理论上就是一个到最后无法支撑的体系。因此采取种种手段中途予以消灭,无法避免。

            秦灭六国后,根除了世袭的土壤。上层人士想搞例外,也不那么容易了。宋以后的事情我不太清楚,只是凭感觉贵族的世袭特权也大大削弱了,所以手段上温和一点?

      • 家园 “天下男子每人升三级爵位”?

        汉明帝又大封自己的儿子们为王,同时赐天下男子每人升三级爵位,工龄超过20年的高级公务员每人赏帛100匹,工龄超过10年的每人赏帛20匹,工龄不足10年的每人赏帛10匹,官府吏每人赏5匹,书佐、小吏每人赏3匹。

        这怎么可能呢?整个大汉帝国人人封爵???

        • 家园 汉承秦制,大部分男子都有爵位

          由低向高,第一等爵位叫公士,二等叫上造,三等叫簪褭,四等叫不更,五等叫大夫,六等叫官大夫,七等叫公大夫,八公乘,九等叫五大夫,十等叫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等叫左更,十三等叫中更,十四等叫右更,十五等叫少上造,十六等叫大上造,十七等叫驷车庶长,十八等叫大庶长,十九等叫关内侯,二十等叫彻侯。当然还有别的说法,各个时代不完全一样。

          “彻侯”在汉朝中后期避汉武帝刘彻的讳,改为“列侯”;“关内侯”又名“关中侯”。后来,列侯中又发展出“县侯”与“亭侯”两级。

          当然,汉朝与秦朝不同,还有最高等的“王”爵,单字王如“赵王”、“楚王”、“齐王”又比双字王如“济北王”、“淮南王”、“江陵王”高。所以东汉朝至少有23等爵,男人们要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且有的升呢。升爵以后,很多税费和劳役可以减轻或免除,财富大大增加。第四等爵“不更”就是不必定期服劳役的意思。

          这些怨我没说清楚。

      • 家园 嗯,先花再看

        其实您完全可以把一章分为上下两节,俺也好多一个地方献花。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俺也不例外。。。

    • 家园 【小声问一下】汉朝需要避讳年号么?

      避讳的花样在汉朝还是比较简单的。至少不用避嫌讳(同音字)。大概因为这是秦朝的暴政之一(据说秦朝为了避秦始皇的讳,把正月的读音改掉了。)而且很多时候为了方便,该避讳的也可以变通,例如班固在《白虎通》上就谈到过“讳名不讳姓”、“君前不讳父母”、“五世以上不讳”、“奏章临文不讳”、“不偏讳”等等。

      到了南北朝,避讳制度逐渐严格,连同音字也须兼讳。如东晋简文帝名昱,故改“育阳县”为“云阳县”。到了唐朝,老李家那帮子胡人学会说汉话不久,对同音字搞不清楚,经常写错别字,所以怕别人也照此办理,所以就继承六朝糟粕,不但连同音字要避讳,而且还要帮古人改名。唐高祖祖父名虎,唐修《晋书》称南朝沈约先人沈浒为沈仲高。

      到了宋代,避讳的范围更加扩大。不仅当代君主要避讳,而且中华民族始祖轩辕氏也在避讳之列。以后,又连及孔子、老子,其名字也要避讳(即所谓的圣人讳)。到了政和八年(公元1118年),宋徽宗更把与皇帝相关的称号都当作避讳字来禁用:先是禁用“君”、“皇”、“圣”三字作为名字,而后又扩充到“不许以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字为名字”(见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七)。

      至于年号避讳,印象中似乎并无定规。有些时候要避讳,有些时候反而不避。

      避讳的例子如河南商丘玄武镇唐以前名为观武集,为避讳贞观年号而更名为玄武集。又例如北京附近的延庆县原名隆庆州到了明朝的 隆庆 年间,为了避讳明穆宗的这个年号,又将其改为 延庆州。

      但不避讳的例子也不少。以河南省登封县为例。秦代置阳城县,隋炀帝大业初年设嵩阳县,唐代武则天万岁登封元年(696)来嵩山祭天地,并取皇帝登岳封禅之义,改年号为万岁登封,改嵩阳县为登封县,沿用至今。

      也可以用皇帝年号去改置县名,如河南省通许县。北宋建隆三年(962)置通许镇,宋咸平五年(1002)以“咸平”年号改置咸平县,金又改名为通许县至今。(按:金改这个地名却是因为咸平乃是敌国年号。改掉是为了不让人怀念前朝。这个方法也是沿用了。后朝一般要把有前朝年号的名称改掉。但这并不算是一种很严格的避讳。)

      至于原来就有的名字也不用改,例如湖北咸丰县,原是不毛蛮地,元时称散毛洞。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置散毛千户所,属施州卫。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置咸丰县,属施南府。时至今日,咸丰县仍据湖北西南部,属恩施市。也没有因为清朝的“咸丰”年号而改名。

      这些年号避讳的例子都起自唐宋,袁本初似乎没有必要理会几百年之后并不严密的规定?

      • 家园 如果只是讳中的一个字,汉朝固然无需避

        袁绍如果字“知本”,“续初”,“子始”,“仲建”之类,在汉朝肯定没人管。不像后世,连同音字都需要严格避讳。但是汉朝毕竟有避讳制度,皇帝和皇后的名字就不可以用,自己父母的名字也不可以用。否则,东汉时期也无需将“秀才”改成“茂才”了。像“本初”这样完全不改,实在太明显,太过分了。如果人们将来说袁绍“本初好”,“本初坏”,无异于公开评论先帝,这毕竟是汉朝不能容忍的。此仆所以惑之一也;

        同样的道理,如果说名字互训,那么可以和“绍”字互训的组合实在太多太多,为何偏偏要用袁绍出生前后的那个年号“本初”?以袁氏深厚的家学,难道会找不到一百个与“绍”字互训的合适组合?此仆所以惑之二也。

        再比如,袁术的字“公路”和“术”肯定没法互训,但倒是和图谶中“代汉者当涂高”里的“涂高”互训。目的何在,不言而喻。

        可能没有说清楚,请各位见谅。

        • 家园 又查了一下,年号避讳自晋永康始

          晋武帝太康元年,改永安县为永康,到了晋惠帝永康年间则改永康为武康。《经史避名汇考》卷十(清 周广业 著)说“避年号始此”。

          所以东汉应该是不避年号的。而避年号也不是定规。后世有避有不避,见前文例子。而即使避,也主要避前朝的年号,以免引人思念前朝。但是年号这东西太复杂。各朝重复使用同一年号的,甚至同一朝代重复使用同一年号的都在所多有。故避讳与否端看当时情势而定。

    • 家园 四维品三国

      之前三国时代

    • 家园 【原创】第一回 引易经直臣死义 测灾异博士亡身

      公元前1世纪中叶。

      西汉帝国如日中天,雄踞于世界的东方。

      那是一个光明的时代,那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袁氏家族的兴盛之路,就从这个时代开始。

      公元前60年太初历九月的一天,西汉帝国首都长安未央宫北阙城楼外的藁街上人头攒动,就连空气也好像凝固了一般。这里有整个西汉帝国最辉煌的建筑,也弥漫着最阴森的气氛。辉煌处处可见:未央宫由西汉第一位丞相萧和亲自督造,就连汉高祖刘邦都为它的华丽感到惊讶和愤怒;阴森也触手可及:上百年来,西汉帝国最重要的一些死刑犯,都是在这里结束人生旅程的,其中就包括南越王赵建德、楼兰王安和大宛王毋寡,他们的首级高悬在北阙城楼上,意在警告着那些还敢于同帝国政权为敌的不法之徒。而在这一天,由全副武装的军人押解到这里的,偏偏正是他们昨日的顶头上司——负责主管长安及周边郡县地区治安、并检举天下违纪官员的司隶校尉盖宽饶。

      围观的人群无需等待太久。在短暂的肃静之后,突然间刀光一闪,盖宽饶身着朝服的躯体便立时倒在了血泊之中。没有刽子手:划开盖宽饶脖颈的凶器,是他自己的佩刀。对于罪犯的自杀行动,卫兵们这次破例未加阻挠,因为此时坐视不管,乃是他们对老上司表达最后敬意的唯一方式。在几分钟的沉默之后,包括藁街在内,长安城的“八街九陌”上哭声震天,市民们泪洒如雨,为这位西汉帝国最廉洁奉公的官员悲叹。而把他逼入绝境的,恰好又是西汉帝国最体察民情的君主——汉宣帝。14年来,这位出身市井贫民的君主将西汉帝国带入了空前绝后的盛世,天下太平,匈奴远遁,史称“昭宣之治”。

      既然未逢昏君,那么盖宽饶又因何而死?

      为了理解一代名臣盖宽饶的奇特死因,我们起码得把时间机器向回拨一个半世纪。

      公元前213年,从秦帝国的首都咸阳城内,突然升起了一股不祥的黑烟,并很快蔓延到了整个帝国:在丞相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帝发动了他那臭名昭著的焚书运动。

      按照李斯的建议,秦始皇把自己能够收集到的史、诗、书、百家语等先秦古籍销毁得干干净净,惟独秦国官方的史册与“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烧。于是乎,各种儒家经典都损失惨重,只有《易经》因为有推导和预测未来的用法,所以被算作占卜类巫书,这让它交了好运,得以在焚书运动中幸免于难。

      【《易经》简介:约500字,略】

      【西汉早期的《易经》研究和门派分化:约300字,略】

      【孟喜与《孟氏易》研究:约400字,略】

      古人普遍相信,天文和历法对于人类的现实生活起指导作用,天灾预示着人祸,星宿的位移可以决定个人的沉浮、战争的胜负,乃至于国家的盛衰。为了“上应天意”,他们不惜花费巨资建造神庙、金字塔和宝塔,甚至举行血腥的人牲祭祀仪式。两汉之际,商周时期盛行的人牲祭祀已经基本绝迹,但一旦发生异常天象,全国上下仍然会人心惶惶。每逢日食,皇帝都会下罪己诏,朝廷大员集体辞职,甚至有无辜者会被君主处死或勒令自杀,以向上天谢罪,这正是古老人牲祭祀的变相复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孟喜作为一位头脑机敏的入世学者,也就不可避免地改变自己的研究重点,从原来的推算气候变化和改进历法制度,转向解释异常天象和预测人事吉凶,再与秦汉时期流行的图谶学结合起来,成为后世许多迷信思潮的理论鼻祖。

      尽管才华横溢,但孟喜生前并未得到官府的欣赏。他有五位学生:翟牧、白生、赵宾、焦延寿、盖宽饶,其中前四位都终生作平民,只有盖宽饶后来出任司隶校尉。盖宽饶虽然是孟喜的学生,但后来却转而研究《韩氏易传》,也颇有成绩。他为人清廉奉公,家中买不起马,他的儿子入伍参军,只能自己背着行李,从长安城步行走到长城前线军营。但由于性格刚正严厉,他得罪了大批皇亲国戚,又与宦官们交恶。公元前60年,盖宽饶上表斥责得宠的宦官,在文中引《韩氏易传》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宣帝得表大怒,怀疑这篇文章是想劝自己退位。执金吾等官员揣摩皇帝的心思,便指控盖宽饶企图逼皇帝禅让,谋朝篡位,大逆不道,这样便上演了上文描述的那悲惨的一幕:盖宽饶被捕之后,在未央宫北阙城楼外拔出佩刀自刎,血溅宫门,震惊朝野,天下易经学者无不闻风丧胆。但时代潮流毕竟无法逆转:没过20年,又出了一位易学奇才,把《孟氏易》理论进一步政治化、神秘化,使它在朝廷上和社会上名声大噪。此人就是焦延寿的学生京房。

      京房原本姓李,在跟着焦延寿研究了一段时间《孟氏易》以后,竟然通过推算,得出自己应该改姓“京”的学术成果。他生于“昭宣之治”的盛世,但在“举孝廉为郎”,踏入宦海之时,西汉帝国已经由盛转衰。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自幼性格仁弱,偏爱儒家思想,不理解儒法并行,杂用王霸的传统汉家制度。盖宽饶自杀后,时任太子的汉元帝深知其冤,向父皇进谏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怒不可遏,痛斥元帝说:“乱我家者,太子也!”为此,他还差点要将太子废掉,改立“明察好法”的淮阳王为皇储。

      【汉元帝即位后的天灾人祸:约800字,略】

      除了大力精减政府规模,节省官员工资以赈灾之外,汉元帝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最终他痛定思痛,认为天灾人祸不断发生,主要原因是“阴阳不调”,于是召来大批易经学者作参谋,以便预测灾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朱云、五鹿充宗和京房三人。

      迂腐的汉元帝万万没想到,朱云、五鹿充宗和京房三人虽然同为学养深厚的易经大师,却因为门派相异,不约而同地把主要精力用来相互攻击,却无法拿出治国安邦的良方。京房以擅长预测灾变升官,又想以此打击政敌五鹿充宗及其后台——中书令石显,于是利用召见的机会,向安帝指出:“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希望安帝加罪于石显和五鹿充宗。结果,京房聪明反被聪明误,遭到降职为魏郡太守的处分,石显和五鹿充宗乘胜追击,诬告京房“非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终于迫使朝廷将他处决。虽然京房被杀,但他的《京氏易》因为预测灾变最灵验,还是被汉安帝诏令列入当时的大学“学官”,让太学生们认真研习。从此,《孟氏易》与《京氏易》便取得了权威的官方学术地位,追随者日众。

      京房死后,汉朝日益衰败,以魏郡元城王氏为首的外戚势力顺势崛起,逐步控制了帝国的政权。公元8年,假皇帝、安汉公、太傅王莽篡位称帝,建立起所谓的“新”帝国。

      【王莽的失败统治:约800字,略】

      【南阳人刘秀逐步统一中国:约1000字,略】

      【刘秀对图谶的热爱:约400字,略】

      【东汉帝国的建立与边区形势:约700字,略】

      东汉帝国名为西汉帝国的继承者,实际上与其前任已经有了很多区别。西汉初期,皇帝的权利受到诸多限制,除了散布于帝国各地的诸侯王国之外,外朝的相权也十分巨大,常能够决定皇位的归属。汉武帝大力架空丞相,建立起超越相权的大将军、大司马幕府,并加强自己以尚书台、侍中为首的私人班底,组成了足以与外朝抗衡的中朝系统。王莽为了进一步削弱外朝,按照他奉若圭臬的周代古经《周礼》,将西汉外朝的最高职务“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从礼法上限制他们的权势。这一举措显然有利于皇权的巩固,所以刘秀即位之后,废除了王莽颁行的所有法律,惟独保留新“三公”——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只是后来把大司徒改名为司徒,大司马改名为太尉,大司空改名为司空而已。

      从制度上说,三公仍是东汉帝国初期最高的行政职务。不过司徒掌民政,司空掌经济,而行政权与财权实在尚书台与御史台;太尉掌军事,而兵权实在各将军和校尉。甚至就连这名义上的最高职位荣誉,有时也会被东汉政府新发明的“太傅”一职占据,后者号称“上公”,意思就是位居三公之上。上公和三公只有在兼职“录尚书事”之后,才能参予中枢决策。面临如此不利的窘境,外朝的官吏们自然难以甘心,他们施展政治智慧,使用种种方法,与中朝争权夺利。中外朝权力之争,贯串着整个东汉帝国的历史。直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在其名作《出师表》中,还不忘告诫作为君主的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内外相争这样的局面,本是汉朝皇帝们精心设计,肯定也乐于看到的。但有时中外朝斗争过于激烈,甚至连皇权也无法加以有效控制,只得任其恶性发展,最终损害整个帝国的利益,这是后话不题。

      汉光武帝吸取西汉末年和新莽政权的历史教训,为了打击残余割据势力,肃清吏治,体察民情,又建立起空前庞大的行政监察系统,在中央则为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在地方则为州刺史和郡督邮。设立之初,这些职务的主要工作不过是视察和监督,但由于受皇帝的信任,权力越来越膨胀,这恐怕是刘秀始料未及的。

      在对待开国元勋的问题上,刘秀处理的方法非常高明。有太学教育背景的他深知,能打天下的人未必能治天下,赐予功臣过多的行政权力,反而会害了他们;像项羽、刘邦那样大肆分封功臣,更不利于国家统一,反而为内乱打下了基础。因此在战争结束后,他便重用知识分子治国,功臣们在获得爵位和适量田产之后,通常赐一闲职,令其颐养天年。光武中兴,以“云台二十八将”为首的三十三位将领居功至伟,他们是:【名单略】

      由于处置有方,上述这些功臣无一人被刘秀处死。与他相比,许多开国皇帝都不免要汗颜了。

      因为自己文化水平较高,所以光武帝建国之后,特别注重教育和思想引导。西汉前期侧重道家,中期儒法并重,晚期侧重儒家。刘秀则博采百家众长:削减田赋,提倡清静休养,是道家思想;厉行节俭,严禁奢靡,是墨家思想;重视教育,礼贤下士,是儒家思想;肃清吏治,整顿治安,是法家思想。于是人心思定,民风反朴归真,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迅速恢复,西汉高帝、惠帝、文帝、景帝四朝的工作,光武帝一朝便基本完成。难怪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高度评价东汉时期的教育体制,认为光武帝在百忙之中,深谋远虑,崇尚知识和道德,在很短的时间内移风易俗,使得整个帝国上下齐心,以至于朝廷君臣和乡野农夫思想统一,追求仁义,实在难能可贵:“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岂唯取重于缙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唯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

      在东汉初年这种重视学术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便很容易得到重用。他们虽然没有在开国战争中立过功勋,但只要熟悉古籍,特别是儒家经典,就可以在朝廷里谋到一官半职,而这也正是后来权倾天下的袁氏家族的发迹之路。这个家族在西汉时期默默无闻,据《后汉书》记载,袁绍、袁术兄弟的六世祖——汝南郡汝阳县人袁良因为研究《孟氏易》有成就,在汉平帝时曾被封为太子舍人。太子舍人这个职务主要负责陪太子读书,值班站岗,保卫太子的人身安全,其年薪只有二百石粮食,在年薪二千石粮食才算朝廷大员的汉朝,实在不算高。但因为这个职务有随时“通天”的便利,所以仍然很具吸引力,社会地位远比它的工资级别高。问题在于:汉平帝虚岁九岁即位,十四岁时驾崩,根本没有生过皇子,因此王莽才拥立汉平帝的侄子刘子婴即位。【有趣的是,秦朝和西汉的末代君主都叫“子婴”,看来这个名字很不吉利呀!】汉平帝时政出王莽,王莽虽然迂腐,但无论如何,也不至于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太子设立太子舍人这个工作岗位。所以,《后汉书》中关于袁良在汉平帝时当过太子舍人的记载恐怕不可信,估计是袁氏后人为了光宗耀祖编造的,而且这编故事的水平也太低了,可叹《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居然看不出来。

      这样看来,直到王莽建立新朝时,袁良都还只是一个在汝南郡汝阳县里研读《孟氏易》的普通知识分子。

      《后汉书》还说,在汉光武帝的年号“建武”初期,袁良曾经担任过成武县令。刘秀有一位族兄刘顺,因为年龄相仿,又是亲戚加街坊,所以自幼关系就很好。刘秀与刘顺本来同为更始帝刘玄部将,后来刘秀在河北自立,刘玄被赤眉军打败,刘顺只得投奔刘秀,倍受器重。公元26年,也就是刘秀称帝的次年,刘顺被封为“成武侯”,获得原西汉的山阳郡成武县作为私人封地。汉朝侯爵有二等,即县侯和亭侯,前者统治一到几个县,后者只能统治几个乡而已。在东汉初年所有侯爵领地中,成武县的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每年上缴的租税比别的侯爵领地多一倍以上。然而,在公元26年,成武县还在齐王张步的控制范围内,直到公元28年才被“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马武率军攻占,所以刘顺对成武封地的统治,最早也只能从这时开始。刘顺终生任成武侯,公元35年去世。其子刘遵继位后,因为犯法降为端氏侯,成武县被收归中央所有,改划入济阴郡管辖。鉴于汉朝侯爵领地里不会置县令,所以袁良即便真的担任过成武县令,也只能是在公元35年,即建武十一年刘顺去世之后了,根本谈不上“建武初”,这又是《后汉书》的不严谨之处。

      关于袁良的生平,流传下来的文字记载只有这些,还都不太可靠。尽管如此,但对于他研究过《孟氏易》的记载,似乎没有怀疑的必要。因为从后面的历史看,这部著作是汝南袁氏一族的家学,其家族成员素以精通《孟氏易》著称,袁良的曾孙袁京还发表过长达三十万字的专著《难记》,肯定不是浪得虚名。经过历代当权者的大力宣扬,包括《孟氏易》与《京氏易》在内,大批图谶预言书籍畅销不衰,雅俗共赏,成了东汉帝国的主流学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袁良研习《孟氏易》,并籍此升官发财的现象,也就顺理成章了。但终生不过官居成武县令的他,此时未必能够想到:东汉帝国最辉煌的官场传奇,竟然会从自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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