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袁本初密码 -- 张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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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第三回 窦宪击胡起是非 袁安庭争论古今【上】

      有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自从出任河南尹,主管首都政务以来,袁安的仕途便一片光明。他在职十年,政绩备受各方好评。到了汉章帝建初八年,袁安就顺理成章地升任九卿之一的太仆。

      所谓“九卿”,就是朝廷中地位仅次于太傅、大将军和“三公”的九位官员。“九卿”职位的设立开始于周代,后来名称多次变易,到了东汉时期固定为: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太鸿胪、宗正、大司农和少府。东汉九卿不仅有五彩斑斓的华丽官服,到了皇帝举办重大祭祀时,他们还可以戴上一尺二寸长,七寸宽的旒冕,也就是一块系着多串玉珠、前圆后方,象征天圆地方的木板。皇帝戴的旒冕有12串白玉珠,即“十有二旒”,木版前端系的白玉珠串长4寸,后端系的白玉珠串长3寸。官员们戴的旒冕则不同,只有木版前端系玉珠串,成色也不同:三公与诸侯应当戴7串青玉珠旒冕,即“七旒”;九卿应当戴5串黑玉珠旒冕,即“五旒”。戴上旒冕,穿上朝服之后,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外形立即变得极为威风潇洒,望上去犹如神仙下凡一般。

      三公和九卿们毕竟不是时装模特,他们各司其职,工作相当繁重。袁安担任的太仆,主要负责管理皇宫内的车马,以及为近卫部队督造武器。每当御驾出行,太仆都要亲自为皇帝驾车,而坐在他们身边的,则往往是东汉政府中最有权势的大将军。鉴于汉朝人除非生病,否则很少坐轿,所以皇帝只要出远门,大将军和太仆就会和他坐在同一辆马车里。这个被称为“乘舆大驾”的同车三人组合是何等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之间说的每一句话都很可能是国家大事,而这种对话又经常发生。作为御用驾驶员,太仆虽然要集中精力驾车,却无疑能够耳闻许多重大机密,增进对时局的了解,自己也可能会时常发表一些意见来影响国策。另一方面,太仆也往往成为皇帝在朝廷里的传声筒。能够出任太仆,说明袁安的驾驶技术很过硬,为人诚实可靠,不会轻易泄漏机密信息,在政治上深受皇帝的信任和器重,因而能够参予中枢决策。

      需要袁安当皇帝传声筒的时机,很快就到了。元和二年春季,也就是在袁安出任太仆两年之后,随着武威太守孟云的一封加急奏折传到洛阳,朝廷上掀起了激烈的辩论。

      同以往的多次辩论一样,这次辩论的焦点在于汉朝与老对手匈奴的外交关系。此时,昔日庞大的匈奴帝国已经以戈壁滩为界,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活动于河套地区及秦晋高原北部一带,臣服于东汉帝国;北匈奴则活动于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南部,与南匈奴不时发生冲突,偶尔还会侵犯东汉帝国的边疆,并对受汉朝保护的塔里木盆地诸小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经常与西域都护班超交战。

      公元1世纪末,东亚地区气候变冷。作为游牧民族,匈奴人的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牲畜大量死亡。南匈奴由于有汉朝政府每年提供的巨额补贴,生活基本无忧;而北匈奴自给不暇,往年役属的部落纷纷叛变,又连年遭到北方的丁零人、东方的鲜卑人、南方的南匈奴、西方的乌孙人进攻,国势衰败,无力再与东汉帝国长久抗衡。东汉帝国四境不安,也有意同北匈奴和解。元和元年,北匈奴的优留单于派使者来到武威,通过太守孟云向东汉帝国提出通商的要求。汉章帝表示同意,优留单于就让手下的几位酋长赶了万余头牛马到边境上来,要和东汉商贩作交易。一路上,东汉地方官吏对北匈奴酋长、商贩们都很客气,对方也十分满意。但走到上郡时,南单于突然派骑兵拦路袭击,将北匈奴商团的牲畜全部抢走了。随后,南北匈奴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北匈奴屡屡吃亏。北匈奴优留单于大怒,又派使者到武威向孟云抗议,说南匈奴身为汉朝藩属,多次向自己挑衅,肯定是出自汉朝的授意和纵容,要求汉朝责成南匈奴,立即交还以往强行夺走的北匈奴牲畜,否则就将倾巢南下问罪。

      孟云转达北匈奴优留单于要求的奏折传到洛阳,立即遭到朝廷百官的一致反对。作为百官之首的三公,太尉郑弘、司徒桓虞、司空第五伦都认为,北匈奴一贯诡计多端,反复无常。此次若让南匈奴交还牲畜,北匈奴一定会轻视汉朝,不如拒绝。北匈奴这些年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假如真敢南下犯边,发兵击退便是。惟独袁安反对说,此次外交争端,错误实在南匈奴,北匈奴往年看到汉朝的牲畜跑出国境,也都派人送回来,说明他们本无恶意。边事以和为贵,让南匈奴交还牲畜,避免一场战争,无损于大汉国威,反而向外国证明了大汉的公正无私,所以应该答应优留单于的要求。

      御用驾驶员的意见,往往就是皇帝的意见。司徒桓虞明白这个道理,于是立即表态,改变立场,支持袁安的建议。郑弘和第五伦非常愤怒,当场与桓虞、袁安争吵起来。最后,汉章帝出面调停,按照袁安的意见答复优留单于。但是,南匈奴说夺来的牲畜都已经被吃掉了,拒绝交还。汉章帝闻讯,干脆自己付帐,下诏从国库里调拨专款,让度辽将军兼领中郎将庞奋去市场上买双倍的牲畜,还给北匈奴。同时,对于南匈奴以往斩杀、俘虏北匈奴兵民的“功绩”,又不加批评,反而照样按军法赏赐。

      但是,汉章帝为何甘心做这样的冤大头呢?因为他希望维持北方草原上的政治均衡局面。北方草原气候干旱少雨,汉族这样的农业民族难以在当地实施长期统治,所以不让任何一个游牧民族独霸北方草原,乃是汉族政权稳定北部边疆的上策。南匈奴曾经多次要求与汉军联合北伐,一举消灭北匈奴,统一大漠南北,但这样并不符合东汉帝国的利益。汉章帝时,北匈奴已经过度衰弱,难以与南匈奴和鲜卑抗衡。汉朝如果联合周边各民族发兵,完全可以将其摧毁,却难以控制北匈奴治下的土地和人民,只能将它拱手让给南匈奴或鲜卑。这样一来,长城以北势必又将崛起新的草原帝国,给东汉帝国制造大量的麻烦。与其这样,还不如扶持北匈奴,使它与南匈奴和鲜卑等北方民族形成相互敌视的政治均衡局面。因此,答应北匈奴的赔偿请求,而又适当地赏赐南匈奴,不失为一着妙棋。这样做花费固然不少,但和战争经费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东汉政府每年赏赐给南匈奴的岁币是一亿零九十余万钱,此次赔付给北匈奴牛马两万余头,按照近年出土东汉简椟所载物价折算,市值约3亿钱。相比之下,如果在长城沿线多常驻一万名职业步兵,每年即使不打仗,没有损兵折将,不需建造新军事设施,也要至少多花5亿钱的军费,骑兵的花销更是数倍于此。《孙子兵法》云:“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绝非夸大其词。正如拿破仑所说,世界上没有比战争更花钱的事情了,和平永远是廉价的,因此往往不被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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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第二回 楚藩王拜佛取祸 袁郡守平冤救民

      ※字数太多,7千字以上不能发,只好把一些不重要的段落略去,对全文影响不大。

      对于汉光武帝刘秀来说,公元41年一定是个让他扬眉吐气的年份。在这一年的年初,即三统历前一年的年底,流亡到匈奴的代王卢芳回国投降,北方的边患得以解除;不久后发生了日食,但并没有带来什么天灾人祸;十月辛巳日,刘秀终于公布了他期待已久的诏书:废失宠已久的皇后郭圣通为中山太后,改立自己年青时的梦中情人阴丽华为新皇后。

      刘秀与阴丽华本是一对老夫老妻,在公元23年便已结婚。但当刘秀北渡黄河讨王郎时,为了得到河北豪强的支持,在公元24年又娶了真定望族之女郭圣通为妻,反把阴丽华降为二房,长年不与同居。公元25年,郭圣通生下皇子刘强,因而在次年被册立为皇后。公元28年,阴丽华产下皇子刘庄,便对郭圣通的地位重新形成了威胁。刘秀对郭圣通本无多少感情,等到卢芳臣服,河北平定之后,他们的这段政治姻缘自然也就走到了尽头。

      出于多方面考虑,在赶走郭圣通之后,刘秀便大封诸子为王。此时,他的三位妻子已经为他生下了十一位皇子,其中郭圣通生刘强等五子,阴丽华生刘庄等五子,许美人只生了刘英一子。因为刘强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刘秀没有借口废掉他的太子之位,只得让郭圣通到她的次子中山王刘辅那里去养老。其余九皇子,除刘衡已经夭折之外,八人同日受封:刘庄封东海王,刘英封楚王,刘康封济南王,刘苍封东平王,刘延封淮阳王,刘荆封山阳王,刘焉封左翊王,刘京封琅玡王。自古母以子贵,子以母贵,鉴于生母郭圣通已废,刘强颇不自安,多次要求让位给阴丽华的长子——东海王刘庄。刘秀犹豫了两年,公元43年终于下旨,诏命刘强与刘庄换位:立刘庄为皇太子,改封刘强为东海王。随着郭圣通在公元52年去世,刘强彻底丧失了政治前途。为了崇阴贬郭,刘秀命洛阳官吏捕斩郭家宾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

      【光武帝驾崩,明帝继位:约400字,略】

      作为汉光武帝的次子,汉明帝的皇位起初不甚牢固。他的长兄刘强虽然早已不是皇太子,但依然拥有庞大的政治资源,而这就是潜在的威胁。刘秀的遗体尚未下葬,宫内便爆发惊天大案:山阳王刘荆给异母兄刘强写信,说刘强有天子相,何况“上以求天下事必举,下以雪除沉没之耻,报死母之仇,”应当东合诸王,西联羌戎,两面夹击洛阳。不久后,烧当羌果然兴兵攻陇西,先战于允街,又战于允吾,汉军大败,谒者张鸿阵亡。当年秋天,汉明帝察觉内情,降刘荆为广陵王,命他和刘强都离开洛阳,返回封地,严加看管。刘强一回封地就病倒了,汉明帝闻讯后十分关心,立即派中常侍、钩盾令【管理皇宫近池、苑囿、游观的大宦官】和太医前去探视。几个月之后,刘强就撒手人寰。在汉朝历史上,这类的巧合并不是第一次,也绝不是最后一次。此种宫廷黑幕虽然令人惊讶、悲伤和愤怒,却也的确是为了政局稳定所必需的帝国之恶。

      刘强死后,汉明帝仍有八个弟弟为王,其中沛王刘辅、楚王刘英与东平王刘苍博学多才,最负盛名,而刘辅擅长的便是《京氏易》和图谶,由此也可窥见当时的学术风气。诸王都是郭圣通与阴丽华的儿子,惟独楚王刘英的母亲是许美人,因为母亲的地位低下,自己也不受光武帝宠爱。汉明帝却最喜欢这个弟弟,大约是因为此人最不可能威胁自己的皇位吧。公元64年,皇太后阴丽华驾崩,而诸藩王都已返回各自的封地,汉明帝虽然得以控制了整个中央政权,却又不免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和危机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来自印度的佛教登上了中国上层贵族社会的大雅之堂。

      【佛教的起源:约800字,略】

      【佛教的早期发展:约1200字,略】

      【佛教传入东汉帝国:约1000字,略】

      迦叶摩腾与竺法兰完成第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翻译的时间是公元67年,而在此之前,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便早已成了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虽然他的佛学水平肯定非常有限。鉴于当时尚无成书的汉文佛经,这倒也不太令人吃惊。奇怪的是,他居然同时祭祀黄帝、老子与佛陀,而在此之前,并没有中国人祭祀佛陀与李耳的记载,所以楚王刘英可以被视为中国最早的佛教徒和道教徒。很明显,佛教的传入促进了道家思想的宗教化,而道家著作也对佛教思想的中国化起到了重要的帮助作用。更有甚者,早期的汉文佛经不仅借助道家文献的语言表达方式,而且还以老子与佛陀两人同时代为依据,炮制出“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奇特理论(“浮屠”是“佛陀”的另一种译法)。后来,西晋道士王浮以此理论为蓝本,写了《老子化胡经》一书,宣扬老子晚年离开中原西行,经过秦国与河西走廊,又翻越帕米尔高原到印度传教,印度人称他为佛陀,所以佛教乃是道家的支派。此书的内容虽然荒诞,却还一度被列为道家经典,可见这种说法的影响力之大。

      公元65年,以往多次入侵长城防线的北匈奴遣使请求和亲,汉明帝很高兴地同意了,派越骑司马郑众前往北匈奴谈判。当时,匈奴已分裂为南北二部,北部在戈壁以北,与东汉为敌国;南部在戈壁以南,臣服于东汉。东汉政府将南匈奴部落安置在今内蒙古南部和山西北部一带,负责防御北匈奴南下侵扰。出长城之后,汉使发现南匈奴贵族须卜骨都侯等人与北匈奴有联系,打算叛离东汉政府,迁往漠北。郑众等人于是立即上书,请求朝廷征发天下兵卒,到今内蒙古南部和甘肃中部驻扎,阻止南匈奴部落北迁。但东汉帝国承大乱余弊,户口稀缺,正苦于兵源不足。形势迫在眉睫,汉明帝只得下诏,命令全国暂时停止执行死刑,将已经定案的死囚都减罪一等,赐弓弩衣粮,发配到北方前线去充军;不愿意充军的死囚既可以找亲戚代服兵役,也可以捐缣帛来赎罪。即便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者,最多不过下蚕室阉割而已。这一决定很快就被证明为正确而及时的:没过几天,在中国便观测到了日食,汉明帝下罪己诏,同时北匈奴果然也南下犯塞。

      这份暂停执行死刑,捐缣帛赎罪的诏书发到楚国首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楚王刘英因为受了佛教“原罪”思想的影响,以赎罪为名,派人给楚相送去黄缣白纨三十匹,说自己“过恶累积”。楚相上奏朝廷,汉明帝回诏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恐有悔吝,其将缣帛发还,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伊蒲塞”和“桑门”都是梵文译音,“伊蒲塞”即并未出家的信佛居士,“桑门”即“沙门”,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和尚”。可见,在公元65年时,楚国已经聚集起了大量的和尚与并未出家的信佛居士,其中必然有不少来自南亚和中亚的和尚,而居士当以汉人为主。道教和佛教这两种新兴宗教,不仅有楚王刘英等贵族的支持,也受到汉明帝的高度赞许,前途可谓一片光明。

      不过,支持道教和佛教的传播只是汉明帝铲除异己的政治手段,而非改造社会风气的终极目的。公元67年,东汉帝国中央政府与外地藩王之间的矛盾再次激化,这回首当其冲的是广陵王刘荆。他虽是汉明帝的同母弟弟,却向来同情东海王刘强。以往因为有皇太后阴丽华保护,汉明帝不敢治刘荆之罪。现在阴丽华已死,而广陵地方官员又举奏,刘荆与门客沈凉等人召巫师祭祀,疑似在诅咒皇帝。汉明帝得报,便诏命长水校尉樊矹与羽林监任隗调查此案。樊矹是汉明帝的表叔,为人谨慎,善察中央政策,素来不与藩王往来。他在调查之后,便与任隗上奏,请求以谋反罪判处刘荆死刑。汉明帝见证据不足,担心天下人议论,佯怒道:“各位爱卿恐怕因为刘荆是我弟弟,才想置他于死地吧!如果他是我的儿子,看你们敢?”樊矹引周公诛弟,季友鸩兄等先秦故事,冠冕堂皇地回答道:“臣等正是因为刘荆是皇太后临终前特意托付给陛下的皇弟,才专门来向皇上请示。如果他是陛下的儿子,臣等连请示都不必,直接就诛杀了。”这话切合上意,汉明帝闻言一声叹息,便下诏赐广陵王刘荆自杀。

      刘荆是汉光武帝诸子中,第一个不仅非正常死亡,而且公诸于世的,其罪名又与巫师祭祀有关,这便为楚王刘英等其它藩王敲响了警钟。刘英倒也机灵,听说判刘荆死刑的是樊矹,想要讨好他,又无法直接与之结交,便找到樊矹的弟弟樊鲔,请求将女儿敬乡公主嫁给樊鲔的儿子樊赏。樊矹听说后急忙跑去阻止,可是为时已晚。当年樊矹就去世了,他的死令诸藩王长出了一口气,殊不知更大的灾难正在逼近他们。

      公元70年三统历十月壬辰日,中国又观测到了日食。这是汉明帝即位以来发生的第二次日食,朝廷三公都免官谢罪,请求辞职,以向上天表示歉意。汉明帝立即下诏,请三公立即复职,说发生日食的责任主要在自己昏庸无能。但是,日食这种自然现象的本质,是有黑暗的东西挡住了天穹,使阳光不能普照大地。这提醒我们,帝国内部可能存在各级官吏大事不请示,小事天天送,蛇鼠一窝,欺上瞒下,朝廷的政策难以贯彻到基层,百姓的冤情不能上达中央等等官场陋习。现在应当以日食为契机,详加整肃。在这份圣旨的最后,汉明帝宣布,责成各地的“刺史、太守详刑理冤。”在这句话中潜藏的深意,恐怕是当时大部分人都难以察觉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份责成各地政府部门“详刑理冤”的整风圣旨一下达,立即就有一个叫燕广的人上奏朝廷,告发楚王刘英同渔阳人王平、颜忠等伪造图谶和符瑞,其心可诛。同时,三公之一的司徒虞延也接到报告,说楚王打算谋反。虞延看了报告之后,感觉证据不足,又知道刘英是皇帝喜爱的弟弟,与朝廷的关系一向和睦,又专心修炼道教与佛教,不至于策划谋反阴谋,就将报告搁置下来,没有上奏皇帝。他哪里知道,这份报告的背后有大贵族集团指使,主要目的就在于陷害自己。

      原来,虞延自青年时代起参加法律工作,为官清正廉洁,不阿附贵族集团,素来民望甚高,但也树敌不少,其中最主要的便是东汉帝国第一大外戚集团——南阳新野的阴、邓集团。早在刘秀起兵之前,这两个家族便已与刘家结为三角婚姻关系:阴丽华皇后的母亲是邓家之女,阴丽华的哥哥阴识是破虏将军邓奉的副将,邓奉是西华侯邓晨的侄子,而邓晨又是刘秀的姐夫。东汉建国之后,阴、邓两家除了不断奉女进宫、迎娶公主之外,仍然时常相互联姻,与皇室结成了“铁三角”。公元48年,阴丽华皇后的弟弟——信阳侯阴就的门客马成犯法,时任洛阳令的虞延将其逮捕归案。阴就闻报,不胜其愤,到宫中告御状,弄得汉光武帝只得亲自省理此案。在法庭上,阴就与虞延公开争吵,随后竟在皇帝面前厮打起来。虞延身高八尺六寸,腰带十围,力能扛鼎,阴就根本不是对手,几乎被打死,最后卫士只得举戟刺虞延,逼他放开阴就。最终,光武帝判虞延判案正确,下令将马成处决,并批评了阴就。作为豪门外戚,阴就不仅被一个没有政治背景的洛阳令当庭痛打,损失了一名重要门客,还遭到皇帝的公开批评,他对虞延的仇恨可想而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22年之后,这次燕广等人告发楚王刘英谋反事件背后的导演,便是树大根深的阴氏家族,特别是汉明帝的舅舅阴就。虞延假若以此案上奏,很可能会被认定诬陷藩王,罪当反坐;假若不上奏,则正是知情不报,势必又会成为招致日食灾变的罪魁祸首,无论如何都将难逃一死了。

      既然虞延不上奏楚王谋反,那么楚王当然就必须有罪。汉明帝得到燕广的奏折,立即命令司法机关展开调查。很快,调查结论便顺利出炉,报告说:楚王刘英长期以来网罗全国各地的奸诈之徒,伪造图谶和符瑞,欺骗朝廷,并越权擅自设置贵族、将军、二千石级别高官等职,大逆不道,理应判处死刑。在楚王官邸中还搜出与其交往的名人录,共计竟达数千人之多,他们都有涉案的嫌疑,需要一一逮捕调查。何况现在正值发生日食的敏感时期,可见这些奸诈之徒的恶行已经上干天怒,绝对不能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必须顺藤摸瓜,彻底清查,以便向上天有个交待。

      汉明帝得报,也知道刘英并非真要谋反,便只削掉了他的楚王封号,废除封国,徙居丹阳泾县,赐给五百户属民,并允许携带原楚国的卫士、奴婢和妓乐前往封地。但其它涉案人员,特别是虞延,可就没有这么宽大的待遇了。公元71年三统历三月,汉明帝给虞延发诏,指责他隐瞒告发楚王谋反案的材料不报,还曾经推荐与楚王有来往的幽州从事公孙弘,性质恶劣,已经不仅是尸位素餐而已,理应对近年的天灾人祸负责。虞延得旨,明白自己这次难逃厄运,便立即自杀谢罪,死后全家一贫如洗。同时,汉明帝又封燕广为折奸侯,委托他来调查楚王一案。

      【刘英自杀,上万人遭到牵连,数千人下狱,多位“云台二十八将”的后裔遭到打击;河东太守焦贶、千乘太守薛汉与吴郡太守尹兴、郑弘、廉范和陆续等冤狱:约2500字,略】

      经过半年多的审讯,公元71年夏季,在侍御史寒朗的极力劝谏下,汉明帝开始着手了结楚王谋反案。当时都城洛阳周围天干地裂,久旱不雨,明帝一日突然驾临洛阳狱,亲自过目案卷,点名释放了上千名囚徒。据说他刚录完释放者名单,洛阳城上空便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城郊农民欢声震天。明帝听到百姓对自己的歌功颂德,心中不免得意,回宫以后又与马皇后等人讨论,终于下诏定性说:“大狱一起,冤者过半,” 要求各地政府在坚持“详刑理冤”原则不动摇的情况下,对政策略作调整。

      洛阳狱中的蒙冤者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但在楚王谋反案的主要事发地,更多的囚徒还在苦等着平反昭雪的甘露。楚藩国原本由许多块互不联结的飞地组成,南至淮河北岸的取虑,北至黄河南岸的须昌。自从楚案一兴,楚藩国便被废除,各块飞地分别被并入邻近郡国,东汉政府又在楚藩国的首都彭城一带改设了楚郡。既然立郡,就要有太守。在如此敏感的时期,这个职务可是个烫手山芋,汉明帝让三公联合商议合适人选。结果,三公一致向皇帝推荐字“邵公”的任城令袁安,说他为人“严重有威,见敬于州里,” “所在吏人畏而爱之”,能断、敢断大案,最适合出任楚郡太守。而这位袁邵公,正是那位精通《孟氏易》的成武县令袁良之子,也就是袁绍、袁术兄弟的第五世祖。

      楚郡太守袁安走马上任之时,正是楚王谋反案风头最劲之际,仅楚郡一地,涉案人员就多达数千名。官吏们知道皇帝龙颜大怒,人人自危,为求自保,竞相酷刑逼供,所以许多囚徒死在狱中,更多的人屈打成招。袁安深知“冤者过半”,所以一到彭城,连太守府都不去,就直接住进监狱,日夜审案,将在押嫌疑犯中没有过硬的罪行证据者,一律上报释放,总数多达四百余家,上千口人。府丞和掾史大惊失色,都向袁安下跪,叩头苦争,说这是“阿附反虏”,罪当反坐,将会弄得大家全部满门抄斩,断断不可。袁安平静地回答:“凡是在官场上混的,眼光高的都想当宰相,低的也巴望着作太守,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不能为此丧了良心。今逢圣世,却因为阿附上司的意思,让大批无辜者在狱中受折磨,陷君父于不义,太守我没法下这个狠心。如果上面不同意我的裁决,按照大汉法律,本太守一个人去顶罪,连坐者也不过是我的家属,绝不会殃及你们。”

      袁安的表章传到洛阳,恰逢汉明帝开始调整“详刑理冤”政策,双方一拍即合。得到平反的四百余家人出狱后,莫不交口称赞袁安的仁德,使他很快名满天下。次年,汉明帝将袁安调任河南尹,这个官职相当于太守,主管首都洛阳及其周围的荧阳、开封、成皋、偃师等二十城,名义上是平调,实际上是升迁。袁氏家族虽然不是东汉的开国元勋,也没有立过多少显赫的功劳,却从此进入帝国中央政府,而且在官民之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成为楚王谋反事件中的主要受益者之一。

      当然,要论楚王谋反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肯定还是汉明帝本人。通过这次为期近一年的大狱,他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大地主和新兴的宗教势力,巩固了自己的中央集权统治。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借着没收涉案人员的私人财产,解了自己在财政上的燃眉之急。汉制用周礼,讲究事死如事生。西汉制度:天子即位一年后就应该开始着手给自己建造皇陵,美其名曰“寿陵”,建造费用要占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东汉承大乱之后,加之光武帝重赏开国元勋,财政匮乏,光武帝本人性格又节俭,在位26年之后才开始造“寿陵”。而在明帝在位的第14年,他就开始为自己修建“寿陵”,而且比光武帝的原陵规模更大。据《汉晋春秋》记载,原陵实高六丈,而汉明帝的显节陵实高八丈;现存的原陵遗址高17米,而显节陵遗址高达25米,可证史册所载不虚。查清建造显节陵的巨额费用来源也不困难:显节陵开工的年份,是明帝在位的第14年,也正是楚王刘英自杀的那一年。实际上,就连显节陵工程都用不了这么多钱,但有钱总是不愁花:在楚王刘英自杀、显节陵开工的后一年,汉明帝又大封自己的儿子们为王,同时赐天下男子每人升三级爵位,工龄超过20年的高级公务员每人赏帛100匹,工龄超过10年的每人赏帛20匹,工龄不足10年的每人赏帛10匹,官府吏每人赏5匹,书佐、小吏每人赏3匹。

      至于刚刚传入中国内地的佛教,虽然也处于楚王谋反事件的风口浪尖之上,却反而没有受到它的很大影响。据东汉末年文献《牟子理惑论》称,汉明帝本人酷爱佛像艺术,不仅在白马寺,也在显节陵、南宫清凉台和开阳城门上雕画了佛像,可见他终生迷恋于此,也可见他兴起楚王谋反案,其实与楚王信奉佛教和道教并无真正关系。打击兄弟藩王势力是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于汉明帝在公元73年又发动了一场类似的大狱,而这次倒霉的是根本不信佛教的淮阳王刘延。一年之后,汉明帝便又大赏了天下公务员。如果汉明帝不是在公元75年驾崩的话,没有人知道,类似的肥皂剧还会重复上演多少回。听啊,在楚郡和淮阳郡,那首古老的西汉民谣依然在回响:“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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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不好意思,催一下
      • 家园 不情之请象老萨一样分上中下不就可完整帖完咧?再不用此处省XX
      • 家园 好看。终于看到袁氏露头了
      • 家园 这回书有意思,花顶——
      • 家园 估算了一下,这个赐民爵三级还真有味道

        如果东汉沿用秦西汉制度,赐民爵三级意味着要授予三顷耕地,15亩田宅。按照我手头的资料做个估算,秦汉时一顷相当于现在1.8公顷,一亩相当于现在0.7亩左右,估算下来三顷为120汉亩。如果拿后世的占田法作个类比,晋武帝司马炎的占田法,一户基准为100亩,还有些杂七杂八的名义可以多获得一些;唐朝一户基准为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合计100亩,但是唐朝一亩大约为580平方米,换算到汉朝度量衡正好是一家120-130汉亩左右。看来历代都把这个看作一户农户适合耕种的面积。赐民爵三级,正好把耕地按照合理的标准分给了无土农民。

        这里面就引申出两个问题。第一,土地哪里来的。如果是打击楚王和旧贵族、大地主的战利品,那堪称东汉版的“和绅跌倒,嘉庆吃饱”了。第二,赐民爵三级如果不是汉明帝太大方而是实际需要,就说明世上无土地的农民太多了,急需分配土地。综合看,估计是汉明帝通过楚王谋反事件打击旧贵族和landlord,将其原有土地分配给了原来没有土地而不得不租种其土地的佃农。按照东汉的历史背景,光武帝刘秀对豪强都有所不满却又无可奈何,这恐怕也是能采取的唯一手段了。

        • 家园 打土豪,分田地嘛,说得好,花之

          只是中国的事情很多都没法较真,赐民爵三级是否代表每位成年男子都授予三顷耕地,15亩田宅?怎么授,什么时候授,授多少,几等田,位于什么位置,具体实施中还是有许多文章可作。不好再多说了,否则该有人怀疑影射什么的。

          光武帝承大乱余弊,官府在册户籍人口锐减,和西汉后期相比,不到三分之一。这么多消失者肯定不会都死于战乱,许多人应当是为了躲避税役而故意隐瞒,地主豪强们也乐得为他们提供保护,以便逃税。明帝普遍赐百姓土地,对隐瞒户口的人来说是沉重打击,因为邻居都轻松地升爵发财了,你再不主动向官府审报户籍就太蠢了。这样,国家的人口统计肯定要比以前准确多了,将来关于税收、兵役之类的政策也就更容易制订,更容易落实。

          楚王英谋反案,一王八侯被“国除”,他们的封地全部被中央收为郡县,至少增设了一个郡和十个县。没收的土地田宅一定很可观。没有涉案的人员被赐三级爵位,至少也是“不更”了,说明帝国已经有了足够的刑徒,无需再无偿地征用民力。即便将来需要的话,中央政府也有足够的经费可以雇佣工人。

          所以,开国功臣问题很难解决,革命时不能不大赏,江山太平后又必须收回他们的特权和财富。光武帝自己不解决,留待明帝去解决,也算是个办法,比刘邦和吕后高明。似乎后代只有宋朝做得比较厚道,其它朝代往往都只能靠暴力和阴谋解决,代价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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