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对于汉奸日寇，坚决镇压。

十四

孙甘店战斗后，陈再道司令员召集骑兵团、一分区独立团以及冀鲁豫军区三分区（鲁西分区）基干团的领导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反击日伪军对元城地区的蚕食进攻。

形势是严峻的：大扫荡之后，冀南军区东面与山东军区的交通被切断了；西面，与太行根据地的通道也中断了，目前只能和南面的冀鲁豫边区依靠在一起。现在，日伪军又把元城以南的据点连成一线，企图再把冀南、冀鲁豫分割开来，这将直接威胁这两个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是八路军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军区领导决心把盘踞在孙甘店、南李庄、龙王庙和甘露镇的敌人清除出去。

面前的日伪军有五个团、三个守备队近六千人，陈再道司令说：“现在我手里只有三个团两千人，要拔四个据点，你们看，怎么打？”。

大家都没吭声。孙甘店、南李庄、龙王庙和甘露镇相隔不远，无论先打哪一个，其他据点、包括大名县城的敌人都会出来增援，一旦缠上了就难办，而且，越往后就越难打。

一分区的桂干生司令员首先表态：“先打南李庄。这是敌人最重要的据点，打掉它，有很强的震慑作用”。

军分区司令发话，大家当然同意。可是，南李庄是个大集镇，有炮楼、有工事、还有暗堡，有守军一个团加一个守备队，防御强度和一个县城差不多。而八路军这边，除了骑兵团的400人，一分区独立团是个小团，冀鲁豫三分区基干团也不满员，三个团都没有重武器，让谁担任主攻都够戗。

已经查明的情况是，南李庄守敌一部为“东亚同盟自治军”第二旅的程坤团，庄里还有个日本商社机构，经理是个名叫志磨的毒品贩子，带着二十多个配有武装的日本浪人。可是，那个守备队是个什么性质，却让人弄不清楚。

有人说，守备队是日军的一个中队。理由是这帮家伙是由日军“部队长”松本大佐带来的，而且，南李庄的指挥官是岩乔秀男大尉，守备队的士兵穿日本军服说日本话，每天在军营里支起一口大锅烧热水、大家排队跳到桶里洗澡（那时候，北方老百姓一个月能洗一回澡就算不错了，象他们这么讲究卫生的实属罕见），不是日本兵是什么？

也有人表示反对，因为这个守备队相比其他日军服装破旧，而且没有重机枪和迫击炮。虽然他们会讲日本话，可是搞急了却还是用中国话骂人，好象不是正宗的小鬼子。

桂干生司令员问侦察员：“守备队杀猪的时候剥不剥皮？”

“只褪毛，不剥皮”

“那就是皇协军”， 桂司令员笑着说：“正宗的日本鬼子杀猪和杀羊一样，是要剥皮的”。

原来，这个守备队是一支由朝鲜人、蒙古人和东北人组成的“皇协军”。这样的部队主要担任日军的后勤保障和战区治安任务，他们的装备和日军相似（只是重武器比较少）、军装也差不多，受日军军官指挥，操练和作战的口令也都是用日语，所以稍不留神就会把他们当成日本鬼子。

守备队的情况弄明白了，可是南李庄应该由哪支队伍担任主攻，三个团长谁也没把握。

曾玉良团长结合头天打孙甘店的情况，解释骑兵团必须分出一半兵力守马桩、攻坚力量不足的困难，正说着，陈再道司令忽然插嘴：“如果把战马都留下，让老乡帮忙喂马，你们全团是不是就都可以上了”。

曾团长和况政委一听这话，知道陈司令是准备拼骑兵团了。俩人 “腾”地站起来，当即表示骑兵团决心改成步兵作战，申请担任主攻任务。

陈再道很高兴，立刻部署：骑兵团主攻南李庄；三分区基干团负责防守孙甘店、龙王庙、大名县城三个方向；一分区独立团则阻击甘露镇的敌人援军。

桂司令员说：“我完全同意陈司令员的决心和部署，骑兵团在什么时间打响，从哪个方向突破，把你们的意见汇报一下”。

曾团长提出，从近期作战的情况来看，敌人也知道夜战是我军的特长，因此他们一到天黑就上寨把守，天亮以后吃饭睡觉，而我们正可以来个出其不意。南李庄的东门外有高粱地，我军可以利用夜暗进入埋伏，到拂晓时，趁敌人疲劳麻痹，一举攻入据点。

陈司令高兴地夸奖：“有勇有谋，方案就这么定了！骑兵团是红军团，现在各连队3/4的干部是红军，还有红军战士、红军班长，战斗力强。你们必须保证完成任务，攻下了南李庄，元城老百姓忘不了你们、根据地的群众忘不了你们！基干团、独立团的任务也很艰巨，要负责打援，要全力保证骑兵团攻坚”。听了领导的指示，团长政委们都拍胸脯请首长放心。

领导们开会的事情，战士们并不知道。

四连长在村口指导新兵钉马掌，陈再道司令的警卫排长周开树（47年牺牲）站在旁边看热闹，他问韩永正：“我到你们连当骑兵，你要不要？”，韩猛子说：“没问题，只要陈司令同意，我这连长给你当”。没想到，一言成谶，这句玩笑还真兑了现。

晚饭前，刘春雷去后勤处领取津贴储蓄，他的新马刀和原来的刀鞘配不上，想找个皮匠改一改。可后勤处长说帐本都封存了，司、政、供、卫机关人员全部要下连队，有什么事过两天再说，大刘这才晓得要打大仗了。

吃饭的时候，团长宣布：上级决定发起“元城战役”，由骑兵团担任攻坚主力，还说这一次是下马作战，要把战马留在马棚里。战士们很兴奋、士气也很高，都说前两天孙甘店没拿下来不够意思，这回肯定是要杀个回马枪。吃完饭，炊事员发大饼子，说这就是明天的伙食，炊事班下一顿不管饭了，也要扛枪打鬼子去，大家都觉得好笑。

回到马棚，地方干部已经等着了，战士们头一次把战马交给老百姓喂养，感觉真有些怪怪的。接着，连级干部把装有文件和笔记本的图囊摘下来、交给政治处保管，各级干部挨着个安排自己牺牲后的代理人……

元城县的县长表示：有什么个人物品，可以交给地方政府保管。他保证把战马喂好，保证每个烈士都能睡上棺材，让大家放心。

刘春雷没有什么东西可上交保管的，就签了个字，表明如果自己牺牲，津贴储蓄和抚恤费归集体公积金。队伍集合前，他把大饼子啃光了，二十多岁的小伙，正是能吃的时候，“谁知道能不能活到天亮，何必再饿一晚上”。

天黑，部队出发，一切都显得紧张而匆忙。

骑兵团徒步行军的本事不行，骑马的时间长了，大家都落下个罗圈腿，再加上战伤多，跛子瘸子也不少，越是老兵越走不快。大刘班上最灵活的是郝二孩，扛着两杆大枪、前前后后地来回窜，刘班长的腿伤刚好，又正生着病，班里面领取作战物资、分发弹药的工作就都由这位新战士代办了。连长和指导员（当时叫“连政委”）也来回跑，确定突击组、火力组和梯子组，大刘负责梯子组。

团里的战术安排是这样的：拂晓前，骑兵埋伏在南李庄东面的青纱帐里，天亮的时候，游击队员在庄子里放火，火起之后骑兵团趁乱攻击。三连担任主攻，二连和四连跟进，一连作为预备队。

可是，事情的开始并不顺利。

部队借暗夜到达了预设埋伏地点，发现东门外的青纱帐没有预想的那么大、藏不下全团人马，只好改变计划，三连和四连留在青纱帐里，一连绕到西门外埋伏，二连退到一里外的坟堆里。埋伏的过程中，又有战士踩到了毒蛇窝，还没开仗就损失了两个人。

梯子组的刘春雷发现自己没有梯子。骑兵团的梯子是由地方政府协助准备的，可负责这事的地方干部想当然地以为攻坚部队一定是步兵，于是就把梯子都送到三分区基干团去，而基干团是外来部队，和地方干部不熟，所以也就没多问就收下了。结果，骑兵团等了一晚上也没有梯子，梯子组只好靠自己想办法。

拂晓，预定的攻击时间到了，南李庄据点里的火却没点起来。头天傍晚，五个游击队员就混进了南李庄，躲在关系户的家里，到了后半夜，游击队在屋子里堆柴草，准备放火。关系户老乡大吃一惊，急忙阻拦，游击队就把他们家人都捆了起来。房东老头哭着说：“你们都是好汉啊！你们要军粮，我从嘴里省下来给你们送去；你们要打仗，我把儿子送到你们队伍里当兵，可你们为啥还要烧我的房子呀？”。游击队员听到这话，下不去手了，于是松绑放人，火也没点成。

骑兵团等到天亮也没见动静，不敢再等了，怕再拖下去会暴露了埋伏，只好动手开打。

南李庄的四周由土寨墙环绕，有东西两个寨门，一条公路横穿全寨，路两侧的高房子改了据点，屋脚处掏了枪眼，成为暗堡。这些工事大都是石友三的部队建的，后来又经高树勋的队伍修了一道。说起来，国民党的部队在敌后也打仗，可他们搞得很“正规”，建碉堡修工事，把军火和粮草都存在仓库里，结果鬼子一来、他们就跑，现成的东西都便宜了敌人，实在是够笨的。

战斗一开始，骑兵团的攻击达到了突然的效果。那段时间，为了便于夜间活动，防止狗的叫声泄密，游击队开展了“打狗运动”，把十里八乡的看家狗全都打死了，因此，我军的行动完全没有被敌人察觉。三连来到寨门前，敌人的哨兵探出脑袋问：“干什么的？”八路军拿枪一比划，哨兵立刻就当了俘虏。

三连冲进东门，寨门边住着伪军一个连，有的在睡觉、有的在生火做饭，还没怎么反应过来就被消灭了。四连也随即按计划向纵深发展。

二连的出发地是乱坟岗，比前面的部队要多跑一里地，当刘春雷冲进南李庄的时候，战斗已经打得很激烈了。东门营房里的伪军虽然被消灭了，可附近民房里还散住着一些日伪军，曾团长和况政委正带着两个警卫班逐户清剿。二连长张起旺请首长后退，曾团长说：“不必了，这里的事情警卫班就能对付，二连赶紧去路南增援四连”。

当时的情况是：一连在西门外佯攻，吸引住皇协军守备队，其他三个连则从东门冲进了庄子。南李庄被一条公路分成了路南、路北两个部分，北边人多、南面人少，三连在路北以攻为守、压迫住敌人主力，二连配合四连集中攻击路南，首先消灭驻在这里的伪军。

路南的人家明显比路北穷一些，房屋也比较矮小破烂。伪军分散居住在民房里，八路军挨家挨户搜索攻击，边打边喊话。常常是八路在外面喊、老百姓在屋里劝，伪军想明白了就把枪丢出来，举着手跟在房东后面当了俘虏。有个大院里住着三十多号伪军，他们打开大门，想穿过公路跑到路北去，八路军早准备了四挺机枪等着，一阵猛扫，上了路面的全部撩倒，剩下的跪在路边不敢动了。

打两个小时，二、四连顺着公路接近了西门，一连这时候在西门外也整得很热闹，皇协军守备队害怕被夹击，就放弃了西门据点，跑到路北的高房大院里去了。一连冲进来与大部队会合，共同解决了路南的敌人。

十点钟左右的样子，军区的作战参谋来通报：“陈司令员和桂司令员已到了寨门外”，曾团长和况政委吓了一跳，连忙跑出去迎接。

“报告，我团已攻入寨内，歼敌一部，将敌包围，正在组织进攻。刚才寨门里还有残敌未肃清，请司令员暂不要进寨……”。

陈司令显得很不高兴，打断曾玉良的话说：“既然把敌人包围了，就想法赶快消灭他！我的安全用不着你操心，我们当军人的，有什么好贪生怕死的”。说完，陈再道和桂干生骑上马，去视察基干团的阻击打援情况了。

曾玉良和况玉纯连忙回来传达司令员的命令“想法赶快消灭敌人”。

眼下，敌人已被压制在路北的区域里，曾团长决定由他率三连从东门向西攻、况政委带四连从西门向东攻、王永元参谋长指挥二连从路南向北攻，赖达元主任和一连控制住两个主要的街巷口，既防止敌人反扑也担任总攻的预备队。

命令传达到各连：“中午之前拿下南李庄”。

团领导直接下到连队，战士们都很兴奋。从拂晓到现在，战斗进展得很顺利，大家都觉得再打几次冲锋，按时完成任务应该没问题。这时谁也没想到，现在实际上已经没有指挥部了，如果战况发生意外变化，作战组织将会出现问题。

南李庄的路北，是敌团部和主力所在，这一带高门大户比较多，敌人在房顶上建胸墙、垒掩体，在屋角掏射击孔，形成了一个个碉堡，易守难攻。如果采取逐个攻击的战术，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战斗，迫于任务要求，八路军开始实施三面强攻。

骑兵团每个连都配备了四挺轻机枪，有一定火力优势。二连和四连把机枪架在路南的房顶上，用正面火力压制住敌人，以排为单位迅速冲进了路北。刚靠近大院，敌人就实施火力反击，有不少战士被打倒。紧急时刻，干部们高喊着“不要后退！冲进去打近战！”带头跑在了前面。

况政委在冲锋时被暗堡火力击中腿部和腹部，负了重伤。刘春雷看见两个战士把他抬下来，政委浑身是血，仍然努力地撑起身体向周围的战士们说：“同志们赶快消灭敌人！敌人已经动摇了。是共产党员，是好战士，就要勇敢冲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八路军冲进了路北，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二连开始的时候是以排为单位攻击，后来变成以班为单位，再后来就乱了。

实际上，骑兵并不擅长巷战。各级干部都带头向前冲、战士们也不停地跑，缺乏总体协调。几个回合下来，有的人冲到了前头、有的被堵在了后面，周围到处在开火，一时也弄不清哪座房子里是战友、哪间屋子里有敌人。有时候刚占领一个院子，从其他地方败退下来的敌人又稀里糊涂地跑进来，于是又接着开打；还有几次，大家掏洞推墙、打枪喊话，搞了半天，才发觉对方是自己的战友。

三面围攻，以乱对乱。八路军对地形环境不熟悉，各自为战，而敌人几经压迫，逐渐聚拢，从初期被袭击的混乱中恢复了指挥，我军就越来越攻不动。

打着打着，时间已临近中午，干部们都急了，一个劲地催促着吼叫着，战士们就更加不得要领。

大刘跑到一个大院的外面，听见院子里有人乒乒乓乓地朝外打枪。他没敢从大门口冲，带着几个战士绕到侧面，把院墙推倒了，守院子的敌人都跑进屋子躲起来，八路军就扔手榴弹。

“小李医生”李丹阳是老李医官的儿子，这次后勤部门下基层参战，分在刘春雷的班上。只见他紧跑几步扔了颗手榴弹，可也奇怪，那玩意在门槛里滴溜溜滚了好久，等伪军们都闪开了，才“嘭”的一声在地上震了个小坑，就象是放了个炮仗一样。大刘急了，赶紧又扔了一颗，敌人这回却大意了，没躲远。随着“哐”的一声，屋里有人惨叫起来，八路军立刻就冲了进去。

消灭了屋里的敌人，李丹阳却不肯走了。这屋子似乎是鬼子的医务室，里面的箱子柜子全都堆满了瓶瓶罐罐，穷八路的小李医生突然见到这么些宝贝，怎么可能迈得动步子，他生怕别人糟蹋了好东西，非要留下守着不可，刘春雷也只好由着他了。

说起来，见到医药就稀罕得走不动路并不算什么，更稀奇的是还有人把铁锅当宝贝。南李庄的伪军有几个大伙房，里边的大铁锅着实不少，军需员老贾看见铁锅就搬，并且一二三四编上号，生怕少了一个，王永元参谋长拿他没办法，只好派战士跟着帮忙。原来，造手榴弹需要用生铁，那时候，部队必须上缴一定重量的废铁，才能领取足够份额的手榴弹，后勤部门收集采买废铁不容易，经常为这事发愁。平时打仗，战士们哪里会想得到这个，而这次刚巧是军需员上战场，内行识货，顿时就“发财”了。

不过，还有更发财的。医务室后面有个跨院，院子里有几个穿便衣、用短枪的鬼子附隅顽抗，八路军没费多大事就把他们消灭了。进到屋里，看见两个鬼子自杀了，地上有个火盆，仔细一瞧，满屋子都是钞票！刘春雷还是头一次见到那么多钱，头皮都麻了。

抗战时期，华北的各路政权都发行钞票，混着用。日伪票和国民党的法币是五块十块的大票，八路军的钞票是一元钱的辅币，只能在乡下用。骑兵团的战士每个月能有两元钱的津贴，可是这房子里的钱，事后统计居然有六万多块！敢情这里就是那个日本商社的办公室啊。

刘班长赶紧派人去向领导报告。

过了一会，副连长宋玉山来了，进门就发脾气：“你们几个不是梯子组的么？怎么不上房顶，在屋子里躲着”。刘春雷刚解释说没有梯子，副连长就火了，“没有梯子不会想办法啊！你们这么怕死……”，接下来就是一通臭骂，意思是说梯子组拖了集体的后腿。

宋副连长骂人，刘春雷不敢还嘴。

宋玉山这个人素来口无遮拦，他是陕西米脂人、和李树茂同乡，打临漳县城的时候是刘春雷他们排的排长。当时，看见新七旅二十团攻不动了，这个小排长居然敢当面骂二十团的政委李汉英（43年牺牲）“吃小米的，喝稀饭拉不出硬屎”，李政委急了，说：“有本事你去攻”，结果，宋玉山还真的就揣着四颗手榴弹冲上去了。打完这一仗，军区首长夸奖说“我军有个勇炸碉堡的宋同志”，宋排长也就成了宋副连长。不过，为了这说话不过脑子的毛病，宋玉山也没少吃亏，43年，他转到地方单位，解放后在大名县政府工作。

刘春雷空欢喜一场，还挨了顿骂，心里窝火极了。

出了院门，外面到处在打枪，搞不清周围的情况。贴着墙跟走了一截，发现北面的路口很危险，敌人在对面的房顶用“神枪手”实施火力封锁，突击组的好些人都倒在了那里。大刘他们刚在墙角露个头，一个战士的肩膀就中了一枪，这才知道对方的枪法厉害，赶紧又退了回来。一时间，大家都傻眼了，既冲不过去、又没有梯子，怎么能够消灭敌人啊？

就在这时，感觉身后有人在砸墙，战士们都纳闷：这堵墙的背后是刚才已经占领的日本商社办公室啊，里面砸墙干什么？不一会，“哗啦”一声破了个大洞，外面的人赶紧喊“别打枪，我们是二连的！”。宋副连长满脸迷糊地钻出来：“咦？我还以为隔壁也是房子呢……”

愣了一会神，宋玉山又开骂了：“胆小鬼，停在这里算什么，没时间了，快跟我冲”。大刘知道前面凶险，一把拉住领导，还没来得及解释，后面的李丹阳却已经径自冲了上去。

小李医生刚跑到路口就牺牲了。中第一枪的时候，他身体一晃、借惯性又冲了几步；第二枪大概打在了膝盖上，人跪下了，步枪撑着地，好长时间没有倒。敌人为了炫耀枪法，就一枪接一枪地打，一直把他身体打断、把插在地上的步枪打倒。

李丹阳是独生子，性格上有些傲气。他本来是准备看守药品的，结果被宋副连长骂了几句，自尊心受不了，于是冲动之下就不管不顾了。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发现小李身上中了三十五弹，躯体都打烂了，他的父亲老李医官也因此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刺激，最后被曾玉良团长礼送回乡了。

小李阵亡后，宋玉山也觉得硬冲不是办法，他想了想，命令：“先上我们这边的房顶”。可是，房顶上砌了胸墙，太高了，梯子组没有梯子确实很难办，大家一直转到后墙跟，才发现这里有个缺口没有砌胸墙。大刘对身边的战士说：“你们推一把，我上房顶”。骑兵没怎么练过搭人梯，几个人费了好大劲也没把他弄上去，这时候，刘春雷听见上面有人说话，他觉得声音还挺熟的，就把枪往上一递，喊着“快点，拉我一把！”，房顶的人倒也爽快，伸手就把他拽了上去。

跃上房顶才发觉不对，是敌人！一时间，大家都愣住了。刘春雷两手空空，可他反应挺快，一把抱住拉他上去的家伙当盾牌挡在前面，嘴里大声喊：“都不许动！都不许动！”，对面的七八个伪军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紧接着，宋副连长也跃上来，他挥着短枪喊“缴枪不杀”，还咋呼着“一排、二排全部跟上来”。随着上房顶的战士越来越多，伪军们一慌张，就把枪丢下了。

房顶上横放着一架长梯子，这下总算是有工具了，梯子组的人好高兴。可就在这时，一阵猛烈的弹雨扫射过来，足足有五挺机枪的火力，把战士们压在胸墙底下不能动弹。砖墙被打得直颤，可更让大伙委屈的是，这些子弹明明是从南面的八路军阵地上打过来的！

原来，从路南房顶上的机枪阵地上看路北这边，最高大显眼的宅院就是日本商社（刘春雷他们自己在房子里面，倒没觉得它的特殊）。巷战打乱了以后，机枪手们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射击掩护，这下子，突然发现“重点目标”上面人影晃动，立刻来劲了！五六挺机枪全都打了过来。

刘春雷他们趴在地上叫苦不迭。旁边，缴枪投降了的伪军们也同样趴着，却是一付幸灾乐祸的模样。大伙这才明白，难怪八路军把下面房屋占领了，房顶上的守兵却什么也不知道，敢情他们先前一直是这么趴着的啊。隔了一会，宋副连长想了个办法，他拔出马刀在胸墙上晃，其他人也赶紧举着刀挥舞，机枪阵地那边看见了十多把亮闪闪的战刀，这才停了火。

宋玉山的耳朵被子弹崩起的砖块打破了，他捂着伤口直骂：“把刚才开枪的那些人叫到这里来！照着打我的样子，打路口对面的敌人”。

中午，机枪阵地正在前移动，南李庄的西边突然枪声大作，跟着又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刘春雷他们知道，骑兵团没有炮、伪军也没有炮，有炮的是日本兵！

“是不是大名城的鬼子来了？”，“是不是我们被包围了？”。大家有些紧张。宋玉山副连长铁青着脸说：“怕什么，鬼子来了就消灭鬼子！准备战斗，不许胡说八道！”。

战场局势恶化了。

上午九点的时候，龙王庙的伪军向南李庄增援，被三分区基干团堵住了。但是，随着孙甘店和大名县城的日伪军陆续出动，基干团不足千人的部队要阻击三个方向的敌人，实在力不从心。十点多钟，孙甘店的敌军的攻击很凶猛，基干团眼看挡不住，桂干生司令员赶紧回来调部队增援。

赖达元主任正带着一连充当预备队，接到命令立刻就出发，临走时派了个通讯员向曾玉良团长通报情况，可是，这个通讯员跑出去没多远就在巷战中牺牲了，于是，骑兵团各部都不知道一连已经离开了南李庄、都不知道没有预备队也没有人封锁路口了。

将近十二点，一分区独立团的防线被敌人突破，部队也被冲散，独立团政委袁振（后来曾经担任山西和安徽的省委书记）带着几十个人跑回南李庄。而与此同时，甘露镇和大名县城的日伪军也尾追了过来，基干团抵挡不住，被迫退至距离南李庄仅一公里的第二道防线。

南李庄的敌人听到了增援的枪炮声，顿时亢奋起来。路南的民房里关着一百多伪军俘虏，而看守他们的只有五个民兵（就是先前准备放火的那几位游击队员）。听见外边枪炮声近了，俘虏的军官就哄骗士兵，说八路军撤退时一定会杀俘虏，于是，俘虏们发一声喊、撞开门逃了出来。这伙家伙跑到西门，正好遇到了陈再道司令。

陈再道司令是从防御阵地回到南李庄的，他想催促骑兵团尽快解决战斗。刚到走西门就碰见了脱逃的伪军俘虏，周开树连忙指挥警卫排开火拦截，可就在这时，路北碉堡里又突然冲出一百多“皇协军”，西门附近顿时一片大乱，就在这危急时刻，四连长韩猛子杀到了。

先前，到四连督战的况政委受重伤，四连在巷战中也打乱了。但由于他们的位置靠西边，所以较早地知道敌人援军的情况，韩猛子立刻把分散的部队尽量收拢，“皇协军”冲出来的时候，四连的人并不着急，他们以为有一连控制住了街巷口，正好可以利用敌人的反突击消灭其有生力量。可是，等敌人冲到了路口，四连这才发现一连不晓得到哪里去了，韩永正急忙带人杀出来。而这时候，只能进行肉搏了。

陈再道司令站在西门口。当时，前后都是枪炮声，四周还有许多哗变奔逃的俘虏，可司令员却不为所动，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肉搏场面。

仔细看了四五分钟，司令员旁若无人地向东门走去。肉搏战，关键在前几分钟，而最能体现部队精神和素质的也就在于这短暂的关键时刻。陈再道看到了他需要了解的东西，他放心了。

在骑兵团，四连的马刀功夫是最强的。可是，四连面前的这伙皇协军也十分凶悍，领头的军官全是伪满新京（长春）陆军军官学校的士官生（据说，韩国前总统朴正熙也是他们的同学），另外还有个四十来岁的朝鲜人独臂教官。他们刚到华北战场不久，还没受到过八路军的打击，所以十分亡命。

关键时刻敢不敢刺刀见红？肉搏场上最能体现部队的战斗精神。四连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一切——不知道一连上哪儿去了，近在咫尺二连的没有来帮忙，南边是逃窜的俘虏、西边是敌人的援军和打到跟前的炮弹、面前是拼命突围的敌人、身后是必须保护的军区首长……疲惫的战士，以一敌二地肉搏，六十多把马刀对一百三十多把刺刀，死战不退。

八路军的一级战斗英雄韩永正在这场肉搏战中牺牲了。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连长牺牲了，为连长报仇啊！”，战士们就没有从韩猛子的身旁后退一步，连长阵亡、指导员重伤、两个排长阵亡、一个排长负伤……副连长李树茂四处受伤，在昏迷之前用尽最后的力气刀劈了“独臂教官”。皇协军的十四名军官全部被砍死，敌人最终丢下五十多具尸体逃回了碉堡，而四连能够坚持战斗的战士也只剩下了三十一人。

四连击退了反突击的皇协军，一连也在西门外堵住了突破防线的日军。

一连接到增援命令后，先是击溃了孙甘店的伪军。他们和这伙敌人是死对头，前天夜间突袭没打好，现在野外阻击，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场恶仗下来，终于将程兴华的人马赶回了孙甘店。

返回南李庄的路上，战士们遇到支援前线的担架队，一问才知道，日军正在攻击基干团的防御阵地，有两处防线已经被突破了。一连长万怀臣心想：基干团是冀鲁豫三分区的部队，是来帮冀南军区作战的，不能让他们被敌人冲垮。如果基干团损失太大，那可是丢了八路军两个军区的脸。一咬牙，一连没有进南李庄，直扑突破口的日军，干上了。

一连的参战稳住了防线，但也因此承受了很大的损失。一连副连长许得和阵亡，两个排长和三个班长牺牲，至此，许得和、李树茂这两位刚从惩戒队回来的副连长一死一伤，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挽回了自己的荣誉。

在东门，桂干生司令员找到曾团长，告诉他说，陈再道司令发话了，一小时内拿不下南李庄，就不麻烦骑兵团了，他自己带警卫排上去打。曾玉良一听这话吓坏了，赶紧说“桂司令员，请你去拦着陈司令”，自己提着枪就往上冲，一边跑一边喊：“吹冲锋号！吹冲锋号！”

总攻开始了。

十五

总攻开始了。

刘春雷还在那个房顶上，只是，二连的人这时还弄不清楚战场的形势。按以往的情况，仗打成现在这个样子是有可能要撤退的，所以王永元参谋长一边命令战士们牵制住正面的敌人，一边组织收容伤员、集中俘虏，还派了人去找团长……

就在这时，冲锋号响了。干部们立刻跳了起来，放开嗓门叫：“进攻，进攻，快进攻！”。

机枪在参谋长的指挥下一起开火，压住了对面敌人的阻击火力，大刘从房顶上跳下来，扛着梯子朝北面路口跑。既然冲锋号响了，前面即使是刀山火海也得迎着上啊。

总攻开始了。说是总攻，其实也是三个连队各打各的。

四连的损失太大，只剩下一个排长指挥着三十个战士，不过，他们对面的皇协军守备队在刚才的肉搏中吃了大亏，骨干和顽固分子死的死伤的伤，其他人已失去了斗志，听见八路军的冲锋号就丢弃阵地乱跑，四连随即占领了守备队的队部。

三连在曾玉良团长的指挥下，一路掏墙打洞从东门打过来，清剿比较彻底。他们最后的攻击目标是炮楼，这个炮楼是日本人新修的，旁边挨着两座大房子，一边是仓库、一边是伪治安军团部。

总攻开始的时候，二连的队伍是分散的，军号一响，大家都从各处房子里跑出来，看见我们的机枪“哗哗”地朝路口北边的那座大房子打，就明白那是攻击目标了，部队也就迅速集中。不过，这么一来，分散隐藏在其它房屋里的一些伪军却也就趁机逃跑，途中还杀害了我们的几个伤员和担架队员。

在机枪的掩护下，刘春雷带领梯子组冲过了路口，把唯一的梯子搭在了房沿上。突击组的战士立刻往上冲，可是，刚上去就被打下来，接连死伤了三个人。敌人在胸墙后面躲着，我们的人翻墙的时候，他们就开枪。

于是换个地方，把梯子搭得斜一点，首端不从胸墙上露头，敌人一时看不见，这时，三个突击组长都已经伤亡了，谁带头冲？二排长辛明旺说：“我先上”，一排长苏昌太说：“行，我第二”，俩人就上了梯子。其他的战士只好说“排长，你们小心点”。

二连的排长苏昌太、辛明旺和四连排长郝船喜是同乡也是把兄弟，为了烧香磕头拜把子的事，他们在太行山整军的时候还挨了批评。然而，这一天，1942年8月31日，在抗日的战场上，三个西北汉子终于实现了他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

辛明旺在梯子顶上甩了颗手榴弹，人就跃进了胸墙，苏昌太和突击组的几个战士也上去了，郝二孩本来是梯子组的，可他手脚麻利，抢在其他人前面跃上梯子过了墙。这时候，房顶上胸墙后面枪声响成了一片，大刘听见动静，心说“坏了！房顶上有机枪……”。

就在这时，上面扔下来四五个手榴弹，大家见势不好、翻身滚开，可还是有几个战士被炸倒，并且，梯子也被炸断了……接着，不断地有手榴弹扔下来，八路军东躲西躲，不能再上去增援。这时候，郝二孩突然从房顶上翻出来，反手钩着胸墙就想往下跳，指导员张存有赶紧喊：“别跳别跳，再坚持一会……”，郝二孩一听，立刻转身又翻进了墙里。

事后，张存有说他当时的想法是让“好孩儿”吊在胸墙外，扔手榴弹掩护大家再次进攻，没想到这孩子性子急，没等话说完就翻回去了。

没过多久，郝二孩的遗体被敌人从房顶上丢了下来，同时被丢下来的还有一排长苏昌太。八路军战士的眼睛都气红了，可一时又没有办法。

梯子炸断了，梯子组又搬来了桌子，可是把桌子椅子垒起来，离胸墙还差了一大截。只好拿桌子、棉被挡着，人躲在桌子下面掏墙洞，可这墙脚是石头筑的，根本掏不动！刘春雷他们是骑兵，只有手榴弹、没有炸药包，这一时半会的到哪里去找爆破材料。

情急之时，指挥机枪掩护的王永元也跑过来了，他随身带了几根长棍子，选定几个点，把捆着四颗手榴弹的棍子举得高高的，凑在胸墙跟前引爆。几次三番，终于把墙炸开了，八路军的机枪立刻从缺口打进去，消灭了房顶上的敌人。

刘春雷上了房顶，才发现这里有台阶通向后面的营房和院子，敌人从台阶下冲上来，企图趁我们立足未稳进行反扑，可八路军哪里肯再被打下去。房顶空间不大，双方就肉搏起来，混战中，刘春雷和一个大个子扭在一起，那家伙力气太大了，拽着他猛甩，把他的马刀都摔丢了。大刘的头磕在马刀上，耳朵割去了半个，眼看就要快不行了，可就在这时候，大个子却突然痛得满地直打滚，原来，这家伙自己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了……真是够侥幸的。

房顶上满是血迹和死尸，二连终于把敌人打了下去。

控制了制高点，一切都好办。机枪、步枪、手榴弹，围着营房和院子打，敌人无法还击也无路可逃，很快就被消灭了。大家随即配合三连进攻炮楼。

三连已经占领了炮楼旁边的军需仓库，当时库房里有许多被服和木头箱子，曾团长就命令把这些东西堆在炮楼跟前烧，并且不停地往另一侧的伪团部院子里扔手榴弹。在火焰、烟雾中，八路军战士高声喊着“赶快投降！不然我们要炸炮楼了”——其实，骑兵团哪里有炸药。

炮楼里除了伪军，还躲着一些军官家属以及南李庄的豪绅富户。看到各处的伪军都已被消灭，再听说八路军要炸炮楼，里面的人顿时惊慌哭嚎起来，有人喊道：“如果投降了，你们真的不杀我们么？”

“我是八路军团长曾玉良，我保证八路军不杀俘虏！你们的援军已经被我们打退了，即便是他们以后能来，你们也早被我们炸死了，所以，奉劝你们赶快投降，留条活路”。

喊话过后没多久，炮楼里的人缴枪了，团部大院里的伪军也跟着投降。西门外救援的敌人听见南李庄里面的枪声停了，害怕我军集中力量反攻，连忙撤退。

攻克南李庄之后，骑兵团当天就撤离了战场，而日伪军则是到第二天早晨才进到庄内的，他们动用了五辆卡车拉死尸，并且从此放弃了这个据点。

南李庄战斗终于结束。守敌一个团和一个守备队被全歼，日本商社机构被摧毁。同时，八路军也重创了前来救援的各路敌军，致使孙甘店、甘露镇的敌人不敢在原地继续驻防，连夜撤走。几天后，我军又相继进攻金滩镇、龙王庙和刘马寨，这时，周边的日伪军已无力增援，八路军以近一个月的苦战收复了元城县的全部乡镇，粉碎了敌人的“蚕食”。而这个阶段的作战，也被称为陈再道司令指挥的“元城战役”。

在南李庄战斗中，八路军击毙了日本“军事顾问”、 皇协军守备队长岩乔秀男大尉、“经济顾问”志磨，还俘虏了伪团长程坤。不过，准确地讲，这个伪团长应该算是被伪军自己俘虏的，当时，伪军士兵想投降，可这家伙不同意，于是部下们就把长官捆起来交给了八路军。

这个伪团长挺有意思，开始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说，骑兵们也懒得理他。到吃晚饭的时候，他突然说“我要吃东西”，然后抓着大饼猛啃，吃完了就骂，满嘴的匪话。先是骂增援的部队怎么打不过来、骂手下的军官不得力、骂身边的士兵背叛他……骑兵们也就将就听着。

到后来，这家伙居然开骂八路，说我们破坏治安，意思是如果大家不抗战，世界就太平了，还说要用日本人的办法才能解决中国的混乱。这下子，战士们怒了，都骂他是汉奸卖国贼，可他把嘴巴一咧：“说卖国，要看是卖给谁。蒋介石卖给美国佬、你们八路卖给俄国老毛子，我卖给日本，好歹还算是个亚洲人”，八路说不过他，上去就要开揍。伪团长却把眼睛一闭，说：“我是军人，战斗失败了是可耻的，我要自杀……”。战士们于是不再理他，没想到，到了晚上，这家伙还真的上吊死了。

元城战役，八路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决地反击了日伪军的“蚕食”，粉碎了其割裂冀南、冀鲁豫根据地的企图，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信心。无论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这次战役中，129师骑兵团牺牲连级干部四人、排级干部九人，红军底子的班长几乎全部阵亡，再加上况玉纯政委等负伤人员，骑兵团伤亡过半，“一仗下来，就再也听不到有人吼秦腔了”。刘春雷班上的9个人之中，阵亡两人，重伤两人（其中因伤致残不能归队一人），轻伤一人，至于大刘自己的耳朵掉了一块肉，不能算受伤。

南李庄战斗结束后，下连队参加作战的十六名炊事人员只回来两个，部队连晚饭都没法做。全团头天夜里出动400人，完好回来的不到200人，当天的战斗总结会根本开不下去，战士们伤心地拿脑袋撞墙。第二天转营地的时候，一个人要牵几匹马，老百姓们更是哭声一片。

连续的未休整的作战、连续地重大伤亡，使战士的精神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特别是韩永正、孔庆忠的牺牲，给战士们的刺激很大。这两位干部的素质好、战功大、威望高，是有名的猛将和福将，大家感觉到，连他俩都幸免不了，眼下这个“坎”可能真的难以过去了。于是，有的战士就嘀咕：“看来这辈子是回不了家乡了，干脆和鬼子拼了”，产生了盲目拼命的思想。而出生在本地的战士，则开始想家了……

在这个时候，骑兵团迫切需要休整。的确，骑兵们太疲劳了，从反扫荡开始，部队一直在打仗。特别是元城战役这段时间，从打回隆镇、临漳县城，到打孙甘店、南李庄、金滩镇、龙王庙和刘马寨，牺牲了那么多战友，连追悼会也没有来得及开。连续的作战和重大的伤亡，让大家一时缓不过劲来，如果不及时地进行身体和心理上的调整，很有可能使得指战员的情绪失控、甚至导致部队的崩溃。

42年11月，骑兵团转入休整。

这期间，骑兵团召开了阵亡烈士追悼会，并且进行了战功评比。开始的时候，大家边评边哭，结果选出来的功臣全是烈士，后来领导觉得这样对部队情绪不利，就规定烈士另外记功，战士们只评选活着的人。这样，四连副连长李树茂等人记大功，而刘春雷因为带头打下了日本人的办公室，也得了一个功劳。

地方群众也有受奖的，其中就有汪朝臣、汪朝服两位老汉。

在南李庄战斗中，汪家四兄弟汪朝忠、汪朝臣、汪朝学、汪朝服，最大的六十二、最小的五十一，都参加了担架队。本来抬担架是六个人或八个人一组，轮班上去，可这四个老汉不服输，偏要四个人一组。战斗中，他们不等局势平稳就冲上去救人，老二汪朝臣直接跑到战场中去，一边喊着“不要砍我”一边往下面背受伤战士，一个小时内，送上去三筐手榴弹，运下来十三名伤号，由于劳累过度，第二天病死了；老四汪朝服，在抬运伤员的途中遇到奔逃出来的伪军，敌人进行报复，他就用身体护住八路军，结果汪朝忠受伤，汪朝服被刺刀捅死。战斗结束后，骑兵团派人为汪氏兄弟抬棺下葬，其家人也被评为烈属。

刘春雷虽然在总结会上被评了功，但最终却没有得到嘉奖，原因是部队发现他犯错误了。

在刘马寨战斗中，大刘在打扫战场时拣到了一件皮衣服，这衣服是大衣还是披风当时也没看清楚。他没有上交，而是立刻就把它割成了好些块。当骑兵的嘛，坐在马鞍上裤裆特别容易破，于是就把这块皮子缝在裤子上了。班上其他几个战士也有样学样，都缝上了，因此被别人称为“高级屁股”，大刘还挺得意的。

接下来部队到张鲁集休整，和回民支队联欢的时候，那边的一位班长送给刘春雷一个“护身符”，上面有些莫名其妙的符号，人家解释说是“动刀动枪，生死由天，怨命不怨人，屈死冤鬼别来找我……”。大刘虽然不相信这个，但考虑到别人也是一番好意，礼尚往来，也就送了对方一块皮子，还告诉了他这东西的来历和好处。

没想到第二天，正好传达上级《关于严肃战场纪律的命令》。总共四条，第二条说“在敌人已被消灭或大部消灭时，应首先追击逃去之敌，然后组织少数兵力担任战场扫除队，其余部队迅速集结。不得乱抢胜利品和私物，丧失战斗意志……”，第三条又说“一切战利品，如……衣物，均应成为强化人民军队的资源……不得私自隐瞒或任意毁坏，以至转送变卖”。好家伙，四条中间，刘春雷就犯了两条。

回民支队的那个班长在学习讨论的时候把皮子拿出来说事，他们部队给上级写了个材料，刘春雷同志立刻就成了典型。一通批评下来，功过抵消，嘉奖的事情也就泡了汤。

其实还不止这些事，骑兵团连续作战，一方面有所缴获，另一方面严重减员，因此就显得装备比人员多。一个连只剩下四五个班，每个班就都有轻机枪，机枪手在前面走，后面还有匹战马驮弹药；象刘春雷这样的“大班长”，也是马刀、三八枪、盒子炮，全身披挂。这难免让苦哈哈的回民支队看了眼红。

回民支队原本是冀中的部队，在大扫荡中损失惨重，装备丢失得差不多了，当时，他们正准备加入冀鲁豫军区，马本斋（44年病逝）也调任冀鲁豫三分区的司令员。张鲁集这里是回民区、又恰巧云集着许多干部开大会，马司令一叫苦、领导们一商量，就决定从骑兵团抽调短枪、机枪和战马，支援回民支队。

王永元参谋长和赖达元主任不服气：“你冀中军区的队伍到冀鲁豫军区去，凭什么叫我冀南军区的部队出枪出马？”，俩人跑去找马本斋拍桌子，结果就被撤了职。桂干生司令员心肠软，找机会把赖主任调到自己的新九旅二十六团，可是对王参谋长就没办法了。这个王永元，39年骑兵团太行整军也多少是因为他，这回只好再让他去太行山学习。王永元于1957年去世，最后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61军 181师541团的中校团长。

元城战役后，许多从延安回来的领导都在冀南停留休息，于是，骑兵们每天听首长们做形势报告，从中知道了许多毛主席的指示。

上级也组织大家学习《论持久战》，这是毛主席在38年就发表的文章，可好多战士以前都没听说过。直到这个时候，刘春雷和战友们才从理论上真正认识到抗日战争是一个长期消耗的过程，认识到“相持阶段”的残酷性，认识到党中央提出“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的重要性。

在严酷的相持阶段，面对困难的局面、面对群众情绪的反复，怎么办？照毛主席的话去做。

从这时候起，根据地党、政、军合而为一，实施了“精兵简政、统一领导”。原先到游击区开展工作，党委派宣传队、行署派工作队、军区派手枪队，各干各的，现在统一组成武工队，效率大为提高；原先和鬼子打游击，民兵听行署的、部队听军区的、情报站听党委的，现在都统一协调起来了，力量更加强大。

先前，为迅速扩大局面，过快地发展了武装力量，导致过度使用民力的后果，伤害了群众的利益。现在，共产党就从走“群众路线”入手，树立军民鱼水关系，通过开展“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运动，减轻根据地人民的经济压力。而与此同时，日伪政权却加大了对占领区的掠夺，中国军民的持久抗战和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使得日本鬼子不得不撕去“亲善”的虚假面具，露出了“以战养战”的本质。在共产党八路军的真诚努力面前，岗村宁次的欺骗伎俩破产了。

在抗日战争最危险、最黑暗的日子里，党的指示就象一盏指路的明灯照亮了根据地军民前进的方向，在当时，毛泽东不愧是中国抗日战场上最为睿智的领袖。

“毛主席真是神人啊”，和许多八路军战士一样，刘春雷对毛泽东的崇拜，是从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从这以后，“咬牙坚持”、“长期抗战”、“拥政爱民”、“为人民服务”，成了共产党人使用最多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