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血斗南苑 – 北平陷落前二十九军的最后一拼 上 -- 萨苏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从长辛店通往芦沟桥方向的路上，一支中国军队在行军，这支部队，就是大名鼎鼎的二十九军二一九团。他们的任务是反攻芦沟桥，夺回前一天失去的阵地。

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正是这支部队在芦沟桥的一声怒吼，打响了中国全面抗战的第一枪。谈到抗日战争，二一九团和芦沟桥的名字，都不应该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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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路军官兵，日军评价他们“穿染色的单层军衣，没有钢盔，装备还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水平”

二十九军老兵马步先回忆，当时“到了晚上，大概走到桥西边二三里地时，旅长何基沣坐着吉普车来了，说：‘二一九团向后转。’他接到了上边来的命令，不上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时南苑已经丢了，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都牺牲了，大势已去，所以就撤了。”

大势已去。

七月二十八日南苑之战，是平津抗战的转折点，这一战，中国军队不但折了两员大将佟麟阁和赵登禹，而且南苑的失守，迫使二十九军当晚开始撤离北平。从此，北平和天津开始了八年的沦陷生涯。

而按照日军参战官兵的回忆，整个平津，打得最惨烈的，也正是南苑之战。连日军中著名的“勇将”，当时担任华北驻屯军第一大队大队长的一木清直（后曾担任日军登陆中途岛部队大佐指挥官，因为日军未能登上中途岛就遭到惨败，转而帅一木支队增援瓜达尔卡纳尔岛，因为迷信刺刀拼坦克，被美军歼灭，是死在美军手中的日军第一个支队（旅团）级的高级军官）在第二年接受朝日新闻采访的时候，都不得不对二十九军在南苑的英勇奋战表示钦佩 – “面对面地死战也不肯退却”，“中国兵甚至负伤几次依然冲上来拼杀”（《芦沟桥事件一周年座谈会》）

当年，曾经有两个对七七事变前后二十九军抗战的误解 – 第一，对七月二十九日二十九军忽然全部撤离北平，放弃大好古都感到不解，不明白为何打着打着忽然中国军队就撤了，当时日军不是还没有攻城么？不免怀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是汉奸；第二，我曾一直以为芦沟桥在北京的北面 – 日军从北方来，自然战斗应该首先在北边展开喽。

直到后来有机会去芦沟桥旅游，才发现这个著名的地方其实是在北京的南面。而看当时平津之战的作战图，更有一个发现 – 此战中日两军争夺最激烈的南苑，宛平，丰台等地，都是在北京的南面！

这个现象曾经让我感到奇怪。于是，询问一位在军校任教的朋友，他回答我说这一点也不错，当时双方的战斗，主要在北平的南方进行。这是因为，在长城抗战之后，日军势力已经明目张胆进入冀北平西各地，并在冀东扶植了殷汝耕伪政权，北平东西北三方的交通都被日军控制。所以，当时驻扎在平津地区的二十九军部队，其实已经处于三面受敌，能够和后方联系的通道，只有南方一途。战斗集中于北平以南，正说明日军在发动攻势，试图全力切断第二十九军的退路，而其可以随意深入中国军队后方，又反证了两军战斗力的差别。

从战后的情况来看，七七事变的爆发，有一定的偶然性，当时日军并未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日军直到二十日才做好全面占领平津的军事部署。但是，此事又有必然性，因为地处北平南方咽喉的芦沟桥和宛平县城，一直是日军窥伺的重点。日军多次挑衅，以图控制这个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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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最终攻占宛平城，此时已经是七月二十九日，迫使宛平守军放弃阵地的原因，也是南苑的失守

日军控制宛平，意味着切断北平守军最后一条自己控制的对外交通，此后，北平的中国军队无论补给还是调动，都必须在日军的刺刀下仰人鼻息。那样，宋哲元只有两条路可走 – 要么，只在北平部署象征性部队，主力南撤，其实是将北平天津拱手让出。那他这个失去地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也就当到头了；要么，依然在北平作“土皇帝” – 条件自然是作日本人的傀儡了。四面无路的二十九军那时即便想反抗也不会有机会。

当然，以日军的想法，能够制造摩擦，发个声明吓退中国守军是最佳结果，九一八的成功使日军对此很有信心。这也是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十点三十分被认为失踪，十二点十五分归队，一九四四年在缅甸被新一军孙立人部击毙）为由挑起冲突，而丝毫没有收敛意识的原因。日军未作全面战争的准备，不是它不想获得北平天津，而是它认为根本无须兴师动众。

但是，日方后来承认，对二十九军敢于反抗的思想准备不足。

日本方面的资料是这样评价的，根据田中新一《支那事变记录》，七月八日早晨五点五十四分，芦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十点二十分得到详细报告，下午，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即与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决定派遣三个师团前往增援，次日，陆相杉山元即批准了这个计划。河边虎四郎的《北支事件回忆》同样记录了类似的情况，可见日军对扩大对华战争的积极态度。日军认为，第二十九军抗战热情的高涨，无疑是受到了早些时候傅作义部队在百灵庙方面的胜利影响，认为日军并非不可战胜。如果这种概念被中国军队树立起来，日军将没有征服中国的可能。

所以，日军无论如何也要“教训宋哲元”，同时实现占领平津的目的。而这时中国方面也不再肯作退让，于是，全面抗战就此爆发。

意识到和中国军队的战斗不可避免，日军的注意力，依然集中到了北京的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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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绘制的当时华北地区中国军队布防图，其中实线部分是二十九军所部，虚线是其他北方军阀部队。按照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记录，当时的二十九军，共有兵员七万八千三百多人，主力是37，38，132，143四个师，每个师兵员一万五千人，另有两个三千余人的独立旅，一个三千人的骑兵第九师，以及石友三部下的保安队两千余人。但因为装备的原因，总的战斗力不及日军一个师团。事实上，战斗打响以后，其他北方军阀部队始终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二十九军成了孤军奋战。

实际上，当时二十九军主力四个师的部署宛若一只巨大的三叉戟，西侧，是张家口的刘汝明第143师，东侧，是天津的张自忠第38师，中央，包括北平和北平以南直到保定，是冯治安的第37师，这是三叉戟的三个刃，前面还有一个独立第39旅作为屏障。三叉戟的柄，则是河间，大名一带担任预备队的赵登禹第132师。

从上面的部署可见，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颇通兵法，并没有把兵力完全集中于北平。这个布局中央相对较弱，两翼较强，后方也有强力的预备队，如果日军先取中央冯志安部，则可能遭到两翼和后方刘，张，赵三路夹击，若是先取两翼，其威胁对宋部核心的北平地区又鞭长莫及。外围还有其他北方军阀万福麟，冯占海等部，一旦开战也可期待获得他们的策应。

可惜，布阵虽好，但天下没有必胜的阵法。

宋哲元的这个三叉戟阵法，在七七事变以后，可说纯粹被他自己搞得七零八落。

要说宋哲元没有与日军作战的勇气是不正确的，二十九军上下的抗日热忱，与这位军长的默许关系密切。但是，他确实缺乏和日军决一死战的精神。七七事变爆发后，宋哲元迟迟不肯从安亭老家的“守孝”中返回任上，只是让部下与日军委蛇，到任后又拒绝中央军北上增援，一再向日军表示欲让步求和解，即便作战，也是“只应战，不挑战”，这些做法都使第二十九军领导层思想不明，严重影响了对日作战的全面展开。张克侠回忆，当时南京方面向宋哲元要对日的作战计划，宋根本拿不出来。

与宋哲元千方百计与日军和谈不同，日军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川岸二十师团，关东军的两个旅团利用谈判期间纷纷就位，对二十九军形成了战略的切割包围。而日军的眼光，也就瞄在了二十九军三叉戟戟头与戟杆相连接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南苑。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