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儒学在汉代才大成，兼答煮酒正熟兄 -- 任爱杰

煮酒正熟兄在煮酒正熟:与锥子、任兄再论李陵一文中认为：

进而追问：

首先，批判李陵叛国并非鼓吹皇权至上。批判李陵和批判皇权至上并无任何冲突，锥子兄和其他几位赞同我意见的仁兄都表达过同样的意见。这一点还请煮酒兄明鉴。

下面进入本文的正题。

煮酒兄似乎认为儒家是汉武帝阉割的。其实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是儒家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其实是在汉代才发展完善的。汉朝不但没有“阉割”儒术，反而是集大成的时代。

现在看到的儒家经典，除了少数几部，几乎都是在汉晋时代成书的。而那时的“大儒”们为了宣传自己的理论，假托古人制造了不少“经典”，比较有名的例子如《尚书》（这本书被人一造再造，甚至有把前面的书拆散了自己加文字扩充的例子。）、《礼记》等等。“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其实是汉代的产物。

所谓“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并不是说“百家”的学说就不能用了。事实上，凡是百家中实用的学说，例如“兵家”、“农家”、“医家”等等都是没事的。儒家是治国的理论。准确的说是由治自身而推及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所以它的竞争对手也是治国的理论。而罢黜的矛头也就指向这些理论。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百家”中的其他学说最后无不改头换面在儒学中找到了一席之地。比较为大家所知的如“外儒内法”、又例如阴阳五行则一方面成了儒家的易数卦象，另一方面则借了道家的壳成了道教。而《礼运大同篇》与其说是儒家学说，不如说是脱胎于墨家学说。

儒家在汉代的大成，其实不过是中国从此有了一个新的主流思想罢了。这个主流思想兼收并蓄了先秦流行的各种思想，搞出一个小至个人生活，大至平定天下无所不包，无所不致的理论。

孟子这个人和他的理论在汉代其实是不怎么被待见的。无他，和他在先秦不被待见的原因一样，过于理想主义。事实上，孟子一直要到唐朝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才逐步升高。而恰恰是被后人诟病为“阉割儒学”的宋明理学把孟子的捧上了神坛。朱熹编订《四书》才把《孟子》定位最高经典之一。而被人说成“没有汉化”的元朝却把孟子封为了“亚圣公”。

孟子学说中的很多东西更接近于墨家学说。虽然孟子说墨子的“兼爱”是“无父”而“无父无君”就是“禽兽”了。但是，孟子也不是死守儒家的原教旨主义的“爱有等差”。他主张在爱自己的亲人的同时还要爱别人，要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和他所“批判”的墨子的“兼爱”在实际操作上几乎没有区别。

汉儒的观点更接近孔子的观点。孔子的观点是什么呢？孔子主张“仁”、主张“君臣父子”、主张“有教无类”。但是孔子更看重“华夷之防”。说到投降，其实孔子并不鄙视投降者。所谓“春秋无义战”。孔子并不认为战败投降有什么了不起。孔子很推崇管仲。这位老兄可是个变节者。可是孔子却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又说，“狄夷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即使是孟子，在也说过“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然后又给了个例子“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

所以李陵叛国恰恰是信奉“华夷之防”的汉儒所鄙视的。至于伍子胥，第一他是楚国人跑到吴国去。这两个国家在当时都不被认为是华夏核心，反而都是属于南蛮的（当然，如果认真计较，吴楚两国的上层文化还没有北方蛮族那么落后，还是在华夏文化圈以内的。）所以这种叛变并无什么不妥。也就是说，在那时的儒家看来，如果投降自己民族内部的敌手并没什么问题，而投降文化完全不同的外敌则是不可原谅的。

看看，孔孟语录一出，大家都没话可说了？

我以为都是要慎重的。无他，变得太快了。荀子也是儒家，可是他那套我觉得和孔孟的多少甚至有点抵触。

任老师要是有时间不妨展开说一说，我对历史上儒家学说的变迁挺感兴趣。

而"仁"靠什么来实现呢?老先生又说了:

"克己复礼曰仁".

克己,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复礼,就是要恢复周礼.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所以,臣子是不能说君王的坏话的,连想都不要想.

大家就算敢得罪你，也得罪不起后面那尊神啊！在西西河这地方，要对这些开火是需要勇气的：）

孔孟之道可以扬弃也。这里搬出孔孟语录不过是为了回答煮酒老兄说的“阉割儒学”的说法。

事实上，我认为儒学从来就没有被“阉割”过。或者说，儒学天生就是不举的。要不然，汉武帝凭什么看中这么一个学说呢？

孔子的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孟子的义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孟子所处的年代对周天子连表面的尊敬也没有了。所以他不象孔子那么复古，也并不在乎四处去劝说诸侯称霸而不顾当时还有天子的事实。孟子虽然批判墨子，但其言论不如说是披了儒家外衣，结合了道家小国寡民的墨家修正主义。而所谓的“诛一夫纣”不过是给辩论对手挤兑得没办法想出来的偷换概念罢了。

所以孟子虽然号称“亚圣”却不为历代所待见也就不稀奇了。

帮我纠正了一些关于儒学 因不求甚解而造成的误解。花以致谢。

煮酒坦言，从前一直误认为孔孟学说在汉代以前就被广泛接受为一个统一的儒学体系了。现经任兄指出，多谢。

总结一下任兄的指正和同时表述的观点，大致是这样的：

1 两汉儒学比较接近于孔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言论基本上不属于两汉儒学范畴。

2 孔子不太鄙视投降，但非常看重“华夷之防”，所以应该会鄙视李陵这种叛国行为。由于汉儒接近孔儒，所以汉儒也会鄙视李陵的叛国行为。

任兄的第一点应该是事实(我略做核实，确实如此)；第二点属于合理推测。对于这两点我都很认同。

但我前贴所针对的、或者说我不认同的，是任兄对李陵非常负面的评价和一些羞辱性措辞，如“小人”等等。我觉得这种观点比较走极端，不够宽容，比较流于意气。

我前贴的一些论点有问题(任兄指出的那些)。现在我调整一下我的论点，重新表述如下：

不要忘记，刘彻时代发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尚未完成，先秦时期遗留下来的多元化世界观和价值观仍在影响着士人的价值评判。而基于孟子的君臣平权理念(这个应该也隐隐属于被罢黜之列)，刘彻对李陵本人的欺弄[注1]、对李陵祖父辈的刻薄与不公，距离“君之视臣如土芥”已不远矣，而其后因误听人言而族灭李陵满门，更是负李陵极深极重，这种情况下李陵不复归汉，无可深责。

如果以汉儒思想为据，那么李陵的投敌自然是大逆不道。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拿汉儒为依据呢？为什么置上古更为合理开明的平权精神于不顾，反而将汉武时代开始形成的、主要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汉儒思想奉若圭臬？？凭什么“朕即国家”、“不死于王事即为不忠”这些说法就是绝对真理、唯一评判标准，一旦未能达到这个要求就是不堪小人、大逆不道？？

我以为，一个社会如果只奉行一种价值观，这个社会必然是畸形的、极端的、严重悖离人性的、多发人道主义惨剧的！一个正常的社会，可以存在某种主流价值观，但不能人为压制非主流价值观，而恰恰应该容忍这些非主流，以形成多元的思想生态。唯其如此，那种畸形、极端、悖离人性和人道主义惨剧，才有可能得以避免，理解和宽容的精神才会有生长和发展的土壤。我认为司马迁和班固对李陵评语中的惋惜和哀叹，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宽容和理解，而这种宽容和理解，恰恰来自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精神层面思想层面尚未高度大一统，先秦时代多元化价值观还有一定存续，还在发挥作用。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是应将其放回到其所属的那个历史语境中去，而不应使用后世的价值观。

作为一个个体，我们每个人当然可以有各自更为推崇的价值观，你可以用自己推崇的价值观来约束和要求自己，但当你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就不能只看到自己推崇的价值观，而无视那段历史中客观存在的其他价值观。对历史人物进行评判如果一味使用自己推崇的单一价值观，就不免会陷入主观和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