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达赖回国的可能性 -- 非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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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现在一个可能是回来，一个可能是不回来。最近印度报纸放出来的空气是他要回来。但是，达赖的两个声明[12]，完全是反对中央，反对祖国大家庭，要求西藏独立的。这样，回来的路，达赖就自己堵塞了。据我看，达赖的声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时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达赖如果赞成这两个声明，就不能回来，要回来就要改变态度，站在反对这两个声明的立场，拥护中央。要达赖从那个环境出来，离开索康、赤江、帕拉等人，办法很难想，这全靠他个人的意志，个人想办法。我们是留有余地的，还选举他做人大副委员长，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的位子也给他留着。留有余地，我们的态度就很主动。其他的叛国分子，他们也可以回来，但是要改变态度。
注释
这是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詹东·计晋美等的谈话。
人大位置保留到1964年。外逃时处处网开一面。
过河时大炮就在后面对着，电报发来，不许开炮。
渡江时被飞机发现，弹舱都开了，又接到命令说不许开火。
再远些，在达赖未亲政前，怕他被人谋害，派人监护他，给他输液，生怕他像前任一样，被人饿死了又或者毒死了。
达赖至今还声言崇拜太祖，认为自己是半个共产党员，听起来有点搞笑，他当年确实是有入党的意图。他之所以出走，说是跟太祖有关，因为太祖对他说“宗教都是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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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和班禅他们也是谈自己不信，你们信，我没办法。
这样使得我们占据了制高点：仁至义尽，能动手我也不动手。
很多皇帝都“信”喇嘛，奉为国师，礼遇有加，地位尊贵。现在换了个无神论的TG主政，一上来就摆明态度说我不信教，那是骗人的。达赖等吃惯宗教唬人饭的自然感觉不适啦。
之前也就有班禅去过北京，乾隆还是康熙造了庙等着；当时咱刚得天下，哪有那底子。
太祖的个人意见，开诚布公。达赖是已经给他周围的人影响了吧，比较敏感。
据说，新疆西藏的许多汉人干部称胡耀邦为“胡乱邦“。老胡在政治上确实天真点。这一点，现在的胡总比之强太多了。
我在续三里讲的那些事情，其实并非秘事，1995年的《人民日报》上早已明文披露，而且能准确到某年某月某日。全文一字未提恰扎的“泄密”而是全力指责“达赖利用恰扎破坏班禅转世灵童寻访认定工作”。可见中央其实已然默认恰扎泄密乃官泄，现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这件事上有很多惨痛的教训，有些问题不知中央注意到没有，首先是恰扎的问题。
恰扎的身份特殊，他是原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民管会主任，中共灵童寻访小组组长。扎什伦布寺是历代班禅喇嘛驻锡之地，恰扎是班禅的大管家，而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身份表明他正是中央所说的“爱国”喇嘛的中坚分子，正是这么一个人，居然倒到达赖的阵营，企图瞒天过海，公然在中央眼皮底下搞小动作。更令人忧心的是，抱他如此想法的喇嘛并不只一人。
阿嘉洛桑旦增久麦嘉措（格鲁派安多塔尔寺的堪布，前中国政协委员 、青海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青海省佛教协会主席，中共灵童寻访小组的成员，1998年流亡美国）说到：“嘉亚任波切[十世班禅的经师，中共灵童寻访小组原组长]去世后，扎西伦布寺的恰扎被任命为灵童寻访小组的领导。1995年，灵童寻访小组的成员突然收到立即前往北京的指令，当局让寻访小组的成员讨论恰扎仁波齐背叛祖国，将班禅灵童寻访情况通报达赖喇嘛的罪名进行讨论，虽然我们非常清楚寻访事宜向达赖喇嘛通报一事是经过中国政府同意的，但我们还是被迫谴责恰扎仁波切，并表示支持当局逮捕恰扎仁波齐。除此之外，还命令我们谴责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转世，并另立一位新的灵童等，由此我无法再保持沉默，因此当场对此表示反对，并发布了要求释放恰扎仁波切，承认达赖喇嘛确认的转世灵童的呼吁声明，当局因此对我进行威胁，并警告我要效忠于中国政府。我只好默默地返回我所在的寺院……”
我以为班禅转世事件，实质再次宣告了中央寄望于“爱国”喇嘛维护统一策略的失败，也让中央指责恰扎搞小动作的声明显得非常可笑。因为尽管恰扎是用搞小动作的方式来认定达赖所指灵童，但因为是达赖所认定，仍然得到所谓“大德”高僧的认可，置中央的权威于何地？
仪式只是形式，达赖的认定最重要，甚至不在乎欺骗世人，持这一想法的藏传佛教喇嘛们的厚脸皮和赤裸裸的政治丑恶程度，TG是自愧不如了。扎寺的高僧们可能忘记了，当年第十世班禅也闹过双胞，达赖方也另外立了一个班禅，是TG承认了班禅官员选择的灵童，最后也逼到达赖承认。TG逼得了一次，难道逼不了第二次吗？为什么要把达赖的认定看得那么至高无上呢？
可见在“爱教”的前题下，“爱国”便成了一个难题。
和平解放西藏的时候，TG也曾抱着依靠西藏上层管理西藏的策略，但西藏的动乱无情地打碎了这个天真的想法。幸亏太祖转航也快，马上就使出TG惯用的无敌招数土改、阶级斗争，百万农奴大翻身，一举扭转局势。达赖逃亡，西藏顺利实施政教分离，向现代化迈进。
文革之后，中央“拨乱反正”，宣传工作和精神教育上不知不觉中又依赖于“爱国”喇嘛，而放弃了本身固有的立场，以往极力宣传如何在中央领导下“百万农奴大翻身”的景象不复重现。这种策略带来的很多副作用正在慢慢呈现。
西藏与内地宗教文化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人将到西藏旅游作为人生一大目标，美其名曰心灵圣地之旅。西藏特有的高海拔、严寒与交通闭塞导致历史上汉文化在此地鲜有传播，这也可能是藏传佛教得以在此长盛不衰的一个外在原因吧。
纵观中国的历史，中国从一个所谓的中原之地最终扩张成为一个疆域辽阔而巩固的大帝国，汉文明对被征伐之地的同化功不可没。可以这样说，没有民族融合与文明同化，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也没有今天的汉族。汉之初，青海甘肃尚属匈奴，而今这些地方，中央帝国早已深入人心。如果没有长期的民族融合文明同化，今天的中国最多不过是另一个前苏联罢了。
西藏的不稳定有多少是真正源于西藏民间对中央政府或者汉族的不满，又有多少是源于西藏上层出于自身利益人为制造的不稳定，不太容易讲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西藏太稳定，西藏上层（也可以讲既得利益阶层）在中央政府那里的份量铁定会下降，不利于维持他们的政治地位，更不利于他们向中央讨价还价。对于达赖，这些人一方面不愿看到达赖归国，因为这会严重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起码他们在藏族同胞的号召力会一落千丈。另一方面，这些人又愿意看到一个流亡的达赖在那里与中国叫板，因为这样的话中央出于与达赖对抗的目的必然会依重这些人。这些藏族中的既得利益者之所以敢玩脚踏两只船的游戏是吃准了汉人对藏传佛教缺乏了解，也没有治理西藏的经验。
文化同化民族融合历时甚久，需要外部条件配合。如果说康熙大帝时因为经济交通原因无法对西藏实施有效的统治的话，那么在经济发达、交通状况已得到根本改观的今天，就应该将文化同化和民族融合作为一个基本的国策持之以恒的贯彻下去。当然这个过程中会有反弹，会有来自国外的这样那样的指责，国内一些人也可能会因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经济援助而心生怨言，但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所谓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象胡耀帮那样在民族政策上的理想主义，除了用“幼稚”两字以外实在找不出其它的词可以形容。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因为80年代初胡的民族政策才导致了89西藏暴乱。
至于达赖本人，“大西藏自治”出罢，“有限自治”也罢，统统不予理睬。否则必然会加大巩固新疆和未来台湾回归的代价。达赖及其仆从除了以宗教领袖自居外，其它政治资源有限，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筹码与中国讨价还价。依我看，对达赖就一个字——拖。如今达赖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困难，看他能撑到何时？对他甚至连谈判都不必了，不管其本人如何巧舌如簧，也不管他如何地低三下四，除了无条件投降以外没有其它谈判的余地。等到达赖归天，再转过头来削弱那些“两面派”。
上层没抓住，能抓住下层的东西也不多了，像土改一样的情况毕竟不多阿
我大学班上就有两个西藏的同学，除了汉语有一点点问题以外，其他方面与班上的同学没什么区别，其中一个人还和一个汉族女孩结了婚，彻底汉化了。大学四年，藏族同学与班上同学感情甚笃。现在每逢节日还打打电话什么的。班上的同学有人去西藏也必到府上拜访。这些人应该算得上是铁杆同盟了吧
但是那批人迟早要淡出历史。未来如何？很有些担心。
你所提到的西藏上层内部的问题，正是我接下来要说的问题。
我们对西藏的直接掌控，正确来说应该自1951年始，西藏这一百二十万土地能归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功应记在太祖身上。不是说有历史渊源就有理所当然的继承权的，还要看实力，看决心，看政策。昔日的宗主国统治形式被西方所破坏，再是那种管理方式，西藏迟早离我们而去，因此改是必然的。西藏残酷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落后的经济状况、一百多万的人口都成为我们直接掌控西藏的有利条件。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有利于我们实行政教分离，能把原本的统治者变为单纯的宗教领袖，而由TG直接控制西藏的实际管理。改善落后的经济状况，有利于得到民心。一百多万的人口，能产生的问题无疑少很多。
人口问题要多谢清政府了。自七世纪到清朝（1644-1911），西藏由于僧尼不能婚育、不能从事生产，人口减少了800万。从清朝到1950年，又减少80万。如果西藏还有上千万人口，平叛还能平得那么轻松？反正各种条件看下来，不叫“天助TG”是不行的。
TG是吞下了这么多土地，但能不能消化而且消化好才是大问题。如果消化不良，到肚子里的肥肉又吐了出来，那才要捶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