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再评南开砸车事件——我看社会矛盾 -- Alarm

注：本贴是对哪里哪里:虽然不至于每个人都必须选边站的回复。

当今中国的社会矛盾，首先，它们是客观存在，无论你说的民工讨薪还是南开砸车事件，还是你没有提及的越级上访、老上访（在北京都形成了所谓的“上访村”了），或者是其它的一些群体性事件，都是社会矛盾的客观反应。对此我觉得没什么好回避的，也不想回避。其次，这些矛盾虽然严重、但是还没有到需要用社会革命才能解决的程度——中国1927～1949这22年的社会革命已经够尖锐、够彻底了，连土地私有制都被扫除了，农村的宗族权力也被基本上摧毁、仅仅留下一点残余而已。

所以我觉得，对今天的社会矛盾，完全应该、也完全能够以法治精神为指导、以法治社会为手段，建立一个社会内部的妥协机制、裁决机制，动态地化解。

社会革命不是闹着玩的……那是以国家的大动荡大破坏、以千万颗人头落地、以遍及全社会的仇恨为代价的——法国大革命、连拉瓦锡这样的著名科学家都不能逃脱上断头台的命运。中国的大革命，共产党这边的革命烈士就不说了、他们的死都是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损失；就是国民党那边被镇压掉的党政军警宪特、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同样是那个时代很优秀很杰出的人，放到今天同样能够成长为社会建设的骨干力量；更不要提革命中因为各种原因而屈死的冤魂了，这些人无论是死在国民党手里还是共产党手里，都是那个时代最无辜、最无奈的牺牲者。

所以说，不是矛盾尖锐到无法调和、迫不得已的程度，千万不能用社会革命的模式去解决社会矛盾……建国以后提出了“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就是为了把大多数社会矛盾从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的框架下解放出来，用更加缓和、更加就事论事的办法来解决；而“文革”期间把社会矛盾上纲上线、用社会革命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的做法，以及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和社会创伤，也从反面证明了这种做法的极端错误与荒谬。

法治精神法治社会，讲究的就是个案分析、实事求是、局部推进、长期积累，最终形成全面进步的局面，个案分析是做到事实求是的前提条件，实事求是是保证局部推进的基本要求，局部推进、长期积累才能够形成制度和传统，最终达成持久的、不可逆转的全面进步。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要具备实现这个构想的社会前提同样不容易，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因此我认为现在这么提倡“和谐社会”就是认识到了问题的紧迫性和机会的不可重复性。所以，现在我们面对社会矛盾就应该贯彻而不是背离这个方针，不能够去掩盖矛盾、但是同样不能去夸大矛盾，无论是掩盖还是夸大矛盾都不能贯彻这个方针。具体到现在的网络世界，我认为有一股人为夸大矛盾、试图用社会革命框架去解读现阶段社会矛盾、甚至是故意煽动社会革命的潮流，对此我坚决反对。

具体落实到“南开砸车事件”，我认为应该客观冷静的分析事件本身，不要掺杂太多的感情因素、更不要随意地把这个事件和其它社会现象牵连起来、上纲上线到两个群体甚至两个阶层的对抗，无论是车主还是学生，每个人该负什么责任就负什么责任。如果说网络世界是虚拟的、也不能决定现实社会中的对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那么起码也要在这个虚拟世界上把事情的经过讲清楚、把责任讲清楚、对双方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只有公正的评价、处理每一个“南开砸车事件”——也就是河里面很多人所不齿的“就事论事”——最后汇集起来，才可能形成一种机制一种氛围，能够事前预防、事后化解这类矛盾。每一类矛盾都这样处理这样化解，社会才能够长治久安。

你问学生该怎么自救？首先我认为学生就没有沦落到需要用非法治渠道才能“自救”的程度、这个社会也没有沦落到需要学生“自救”的程度；其次是建立法治社会，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就是青年人——这关系到他们未来的命运——而学生同样是青年人中一员。所以，如果非要用“自救”这个词，学生们也应该选择和法治精神吻合、与建立法治社会合拍的办法去“自救”，而不是选择聚众砸车、打警察打老师这样的群氓行为。

他还干着包税人的买卖，“交够国家的，其余都是自己的”，

他还可以雇一群人手持武器闯入民宅，随意拿走值钱的东西。

没错，两者都是存在的，两者都是应该避免的。但更重要的是，两者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

正常人不会喜欢矛盾，因此正常人也不会无端去夸大矛盾。绝大多数人并不能通过煽动社会矛盾而直接得利，反而很可能要冒一些直接的风险（即使不大），为什么还有不少人夸大矛盾，乐此不彼？又为什么有更多的人为这些被夸大的矛盾起哄？没事搞事是人类的天性，还是中国人的国民性？都不是。那只是因为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可能有着一些不满情绪需要发泄，但又无法直接发泄。当一些矛盾被掩盖时，人们就事论事的权利就被剥夺了，然而这些矛盾造成的不满并不会消失，最终必将在其他地方，在另外一些存在发泄机会的矛盾事件中，以不理性的方式爆发出来。

所以说，就事论事是好的，但单方面要求人们‘就事论事’是不切实际的。有情绪是人之常情，你可以期望一个人自我约束、理性看待个别事件，这值得鼓励。然而站在探讨社会问题的高度，期望整个社会自我约束、理性看待个别事件是无济于事的，就如同我们不能立法规定每人的IQ或EQ必须达到某个标准一样。

更何况，表面上所谓的孤立事件(如南开砸车)在舆论意义上，在引导风气、建立社会价值观的意义上，一点都不孤立。很多集体行为其实是人们对社会风气的不满与抗争，说白了就是借题发挥，这种行为的社会影响远大于‘惩罚某某’‘保护某某’‘维护某某事件中的正义’等等微观结果对当事人的影响。造成社会影响本身就是很多人所期望的，这种期望也是合理的，是有可能为行动者带来切身利益的。在这一角度看来，人们未必不理性，也许他们只是---理性地---借题发挥而已。对于推动社会与文明的进步，这固然不是理想情况下的最优解（法制社会，就事论事，人人道德自律才是），但作为一个能力有限的平民百姓，生活在如今的社会，你能肯定这种借题发挥(假设发挥的程度掌握得当)不是现实情况下的最优解吗？

回到主题：夸大矛盾这个现象，其根源不在于人们不想就事论事，而在于人们不被允许就事论事，即矛盾的存在与矛盾的被掩盖。这意味着要避免矛盾被夸大，必须从减少矛盾与减少掩盖矛盾/允许就事论事入手。若以矛盾被夸大为由增加对矛盾的掩盖，则无异于饮鸠止渴。

格式尤其清楚明了，读起来真舒服！

看来我初中高中的语文需要回去重修了，我怎么愣是没有找到怎么自救的具体方法呢？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掀车事实发生之前，老师来了，警察来了。那这些本来应该“法制”的处理问题的人有干过什么么，怎么就没有解决掉呢？

不要老是说什么“怕引起骚乱所以没有带走车主和那个剐了她的车的学生去处理”这样的话。如果警察“怕骚乱”，那就不会有后来的试图把“闹得最凶”的学生带上警车这样的事实。莫非是警察觉得带走别克方的人会发生骚乱而带走学生方的人就不会发生骚乱？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

社会革命到来的时候，非常容易造成严重的误伤或者过度伤害。

拉瓦锡之死，罪名并不是因为他当过包税官，这个罪名杀不了他，而是他被人诬陷“与共和国的敌人来往”。原因是他过去得罪了不少人，其中一个（似乎是因为学术原因而得罪的）成了第一共和国的高级官员；另外一层上不得台面的，就是某些第一共和国新贵盯上了他的财产——拉瓦锡捞钱有术、经营有方，还娶了个有钱的老婆，积攒了一笔可观的家产。

闹兄日前与老鹰的讨论，俺(因俗务缠身)只是粗略看了一下，当时就比较倾向于闹兄的观点。今日闹兄这个贴，行文表意更为完整 清晰，所以我对闹兄观点的倾向自然也就更明确了。

对闹兄下面这些观点，我完全赞同和支持 --- (1) 坚持在现行体制下和平解决矛盾的原则，反对暴力革命；(2) 加强法治，普通民众也应坚持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3) 就事论事，积累案例以为 未来案例判定提供参考“库存”，适当追究细节。

同时我也认为，强势群体利用既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操控法律条文，动用社会力量与法制力量欺压弱势群体，这种情况，与 无视法律的无政府暴民行为，都是一个健康合理社会的毒瘤，如果不能彻底铲除 (基本上不能)，就应尽量控制打压 --- 两种倾向都要打。

我国在解放前曾有过数十年强势欺压弱势的时期；但我党的立国基础是暴力革命，建国后的文革期间又曾出现过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现象，虽历时不长 但对社会体系的损伤却十分严重，而且我们的文化中也存在某种无政府主义倾向 (水浒)。这三股力量拧合在一起，我以为对今日中国社会民众的影响，要大于那几十年旧社会有产欺压无产的遗留。这令我对“左”的恐惧 大于 对“右”的担忧 (“左”大致是无政府主义，“右”大致是强势欺压弱势)。

如果说数年前哈尔滨宝马撞人事件 大致标志着“右倾”的顶峰的话，那么近日发生的南开砸车事件，似乎在预示“左倾”开始压过“右倾”。说实话，我一向认为，右压左，只是暂时的，不可能维持太久，因为弱势群体被欺压太过分了，总会出现个体性质的暴力反弹事件 (比如前几年出现的那位手刃十数位乡镇干部的义士)，令比较怕死的强势群体有所收敛，社会因此而暂时趋于合理 (或者说不再严重偏离合理)。但如果左倾对右倾占据绝对上风 --- 社会崇尚以暴力手段(而不是法治手段) 反抗强势集团的不仁，而且国家司法系统对此怀妇人之仁 而弹压不利 --- 这种趋势对社会的威胁很可能是极其严重的。再发生一次 春夏之交 那类大事件，不是耸人听闻。

一堆废话，归纳一下就是三句：左右都要防；暂时来看，左倾貌似略略压过右倾，应予防范；长期来看，左倾的危害大于右倾，国家司法在关键时刻不能手软 (当然也要注意技术手段的合理和适当)。

但是法制社会的建立，首先需要执法的畅通。如果执法都不畅通，合法的权益都无法保障，而一味地要求人民还相信法制，严格守法，那是痴人说梦话。

比从前大为增强, 关键因素就是互联网。哈尔滨宝马撞人事件本身是右倾达于极盛的标志，但随后的互联网同声谴责，对受害者家属最终获得较为合理的补偿 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此次的南开挂蹭事件，即使现场的警察和校方没有保护好学生的利益，一向唯恐天下不乱的互联网 (这是互联网与生俱来的特质) 也必然会炒个天翻地覆，最终还是会迫使暂时得了便宜的一方 向利益受损的学生 进行补偿。

而学生采取砸车的暴力行为 却矫枉过正，以维护公允和弱者为出发点，最终的效果却是更为严重地损害公允，将一幕强者欺压弱者的剧情演变为团结起来的暴民欺压富人的闹剧，而这个事件向社会传播的“暴民团结可以无往不胜、警察也没辄！”这样一个信号，从长远来看，对社会的损害，明显大于 强富 暂时性地 欺压 弱小。

另外，您坚称弱势群体得不到法律保护 --- 如果您说的是经济利益和机会，这个我非常赞同，但具体到南开事件上，我不能同意。您既然这么说了，还请拿出证据和合理论证来。

工作中，只能草草回几句：

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不只是“几十年强势群体气压弱势群体”，而是几百年几千年一贯如此。举例而言：依大清律，死刑相当慎重、地方官作出死刑裁决后要逐级上报批复、直到刑部，这还不算，被判“斩监候”的死囚、最后执行前还得由皇帝亲自朱笔“勾决”，说起来这套制度设计也是够繁杂够完善的了。但是实际上呢？这套制度设计制约了地方官、让他们要收拾乡绅话颇有点难度，但是对付普通的老百姓、如果想弄死谁实在轻松得很，只需要栽个“刁民”的罪名、往站笼里面一扔、想让你站多久就站多久，想让你死你就甭想活着从站笼里面出来！什么是刁民？不知道，全看地方官的好恶、没有具体标准；很多乡绅也喜欢借用地方官的这个特权，来整治不听话的“草民”……清末有个封疆大吏恩铭，为官苛责暴虐，很喜欢站笼这个方便快捷的杀人手段……他的衙门口那一排站笼、少有闲置的时候至于族权就更是无法无天了，滥用私刑、弄死了人往往是不报官的，以致于有了“天高皇帝远”的说法。所以中国的那场社会革命才那样的残酷、无情而彻底，积重难返、非得用上铁血手腕才行

另外，社会革命、不一定非得是暴力革命，闹起来也是不得了的，也是要死不少人的……“文革”的时候，老毛作出过很多诸如“要文斗，不要武斗”之类的指示，我相信以他的见识和立场、他也不希望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来搞“文革”。结果如何呢？群众运动一来，根本不理会什么“只触及精神、不触及皮肉”，北师大附中的红卫兵照样可以把老校长绑起来、拿军用皮带活活打死！张震回忆录里面提到，“文革”爆发的时候他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当政委、“文革”一来就被打倒，后来“造反派”分裂、几派人都拿他这个大“当权派”当个财富、轮番批斗不说还抢过来夺过去的。有一次、某造反派为了把他抢走（当时他在另外一个造反派组织手里，被严密看管），悄悄猫在厕所的墙外，趁他上厕所的机会用绳子往他脖子上一套、猛一下把他拖翻过墙去当时张震一下子就不省人事——看到这里我都觉得后背发凉，摆明了造反派抢人的时候、丝毫就不怕把人弄死的！我都不得不感叹张震实在是命大，被人用绳子猛勒脖子拖翻过墙——从力学上分析这和受绞刑无异——居然还能保住一条命、居然没有把脊柱拉断造成终身瘫痪

目前各地的公安部门可以“重大事件”时采取“断网”方式

老毛说过“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在团结亡”，至理名言。

当今社会出现阶层或者阶级分化是客观现实，而且哪怕是同一个阶层或阶级也因为传统、地域、利益等等原因划分为不同群体，所以利益博弈无处不在……既然是博弈，那么“闹”是必然的现象。

不过有两点我认为绝对不能违背：一是不能说谎、不能拿谎言来作为“闹”的工具，这样闹是闹不出真相的，没有真相也就不会有公正和公平；二是不能出圈，闹出圈了、事态也就扩大到利益博弈以外的范畴，到时候利益博弈本身就很难实现、事情就难办了！

还是回到开头那句老毛的语录，和这句话差不多同一年代诞生的、还有一句脍炙人口：有理、有利、有节……

这玩意在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中，根本就是把双刃剑……网络上传播谣言煽动事端的事情还少了么？

从到场以后到掀车之前这段时间里面，他们维护过或者说是有效的维护了学生利益么？在这段时间里面，你不能否认学生还是合法地维护自己合法的利益吧？可是显然，这个时候的执法具有偏向性的不作为，从而使他们首先就丧失了本身应该具有的“法制”和“正义”的地位，后来才引发的学生都不信任“警察”“教师”，不信任合法途径的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