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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是天生就有的，都必须在实践中成长、磨练、检验、淘汰。

造反派又怎么了，马天水、徐景贤还不是干得很好。

老干部本来就会做事？邓小平打的第一仗，百色起义，打成了个逃兵，到49年不也成为合格的高级军事指挥员了嘛。

照现在这种机制出来的是什么人，团干部P嘛不懂，下车伊始哇啦哇啦，就是很会理政？

一岁的爱因斯坦能去解决物理问题么？十岁的毛泽东能去领导中国革命么。把核按钮交给一个孩子，如何？那叫犯罪。把一支军队交到一个毫无经验的人手里面，成就这支军队的可能性大啊，还是毁掉的可能性大？

作为个人来说自然要有历练的过程，但这不等于说作为一个管理者不需要经验，历练。作为一个阶层，这是必然的结果。

文革中坐着直升飞机上来的例子少么？造反起家的少么？自然这里面有强人，精英。但整体如何？（另外，马疯掉了，徐写的回忆录据说是否定文革的）。

最后，在管理国家上造反派不如老干部，这是个对既有事实的描述。

你说文革中哪个上台的造反派是小孩子掌握核按钮的，哪个是毫无经验地去指挥一支军队的。

实际上文革在初期之后很快提倡“三结合”，也就是军代表（或者工代表）、革命骨干（领导干部）与群众代表（包括造反派在内的群众组织）三结合，其中有造反派占主导地位的，比如上海，但也不是大权独揽。

你把我的观点歪曲、夸张，虚构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目标加以反驳，也实在没意思。

我的观点是

比喻和实际的观点分不清楚，你的理解力真让人汗颜。

俺怎么记得好像还有一种说法：“老、中、青”的“三结合”啊。具体是什么不清楚了，好像是按年龄来搭配领导班子的。

还有一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这套拍脑门，划粗线的办法，不管是X%，还是XX%，都是毛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开始的。

这种定百分比摊派的做法，本身就是不可取的。

毛刘做事的方法，或者说是半斤八两，或者说是青出于蓝。

晋绥土改，刘、康二人，放手让农民搞土改，在土改过程中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完全丧失，杀人权下放到村一级。

结果最后搞成了农村的宗族仇杀。

至于5%、10%的比例，搞百分比摊派是不是合理，你可以看看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毛在农民问题上是事必躬亲，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这个数字不是随便拍脑袋想出来的。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当时的土改可以说是开天辟地以来头一遭，如果没有一些基本数据放在那里做指导，我认为情况会更加混乱。

我不是为毛张目或是鼓吹，只是认为毛在土改的问题上可指责的地方并不多。

　　当时有相当大的程度是说的一套做了又一套，有相当多的具体做法并不在报纸上表现出来，真要查，得找各级政府文件。

　　比如说一个当时人都知道的事实：67、68年武斗很厉害，是老毛语录还是中央文件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没多久江青在某次讲话中提出“文攻武卫”，于是大家都把自已的武斗称为“自卫”。

　　中央这件、报纸都经常强调：抓阶级斗争要注意政策，不能搞扩大化。68年底当时的内蒙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记不清是腾海清还是郑维山了，有一篇讲话，其中提到江西清理阶级队伍搞出了二十万（也许是四十万，记不大清）人，我们内蒙要向他们学习，给下面人的感觉就是抓得多比抓的少好。

　　关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当时是把大寨取消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当典型来宣传的，要搜了只能从搜“自留地”，“家庭养猪”上着手，具体的词汇前后用的不一定一样。

　　至于江青的这个讲话，是有他的目的的。文革刚开始时，参加红卫兵是绝对要看成份的，我当时就想去参加，到学校一看条件家庭出身一定要“红五类”，象我这样父亲是知识分子的只能参加外围组织，这是“下一等”了。而到江青这个讲话的这个时候，红卫兵已经接近被归为“保皇派”，就是站在当时还掌权的官员一边，非红卫兵的其他造反组织处于受压制的状态，江青这个讲话是为了支持造反派，之后没多久上海就发生了十二月风暴，造反组织夺了上海市政府的大权。

　　实际上直到文革末期，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是基本上没什么机会升上去的，就是少数因造反出头的人也经常因家庭出身而受到攻击。王洪文在上海造反头头中并不出色，选中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根红苗正”。就是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出身问题也是重要的攻击靶子之一。

偏偏现在出了一帮新老左派－－年轻的老左派，看不到毛泽东和四人帮的区别，何其糊涂。

这里----在墨西哥世界杯赛上，阿根廷以12：0击败了英国队，阿根廷共产党员马拉多纳攻入了6个球。英国队队员说，他们看到可恶的共产主义者就腿软……

我太阳,实在忍不住鸟,喷.

没看出来。

问题并不在于他们不能做事，不想做事。

而是在于当时中国这个讲究资历、讲究等级的社会里

以他们的出身，处处掣肘，做不了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