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说明】关于鲁迅 -- 萨苏

也是政治意识形态化，都以为自己真理在手，都在争夺话语权，解释权，双方的差别仅仅在于两派相争的结果是胡风输了。这里很难说谁更正确，双方的争论文章都没法看，令人看不下去。如果胡风赢了，那么就是周扬等倒霉。

几次在电视上看见关于他的节目。若干年前偶然看过他写给王映霞的情书，似乎还读到过他写的在日本留学生的一篇小说，都实在没觉得怎么好。

又，最近重新看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前看是大学时期，当时人小根本不懂，只觉得是“魔幻”。现在看了一大半，没觉得怎么特别好啊。

(抱歉问题比较多比较傻，您若有空简单回几句就可。希望不耽误您时间。)

又查证了一下，钱钟书、杨绛在法国留学时，正值纪德《访苏归来》问世，毁誉蜂起的1937、38年。钱、杨由牛津至巴黎，落脚在拉丁区，与清华同窗旧友盛澄华住处相去不远。盛澄华专攻纪德作品，常得便就近向纪德本人请益。对此，杨绛在《我们仨》里也有追忆。另外，杨绛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中还提到曾看过不少反苏小说：

至于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 当年写就后并未立即刊行。而是类似本雅明的同名日记，被作者自愿封存数十年。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得以问世。所以，钱钟书、杨绛两位是不大可能在解放前阅读此书的。记忆有误，特此更正并致歉。

很可能的原因，一，当时新文化运动后的小说今天来看普遍水平很低，但在那一拨人中，郁达夫还算不错；二，郁达夫对青年的性苦闷的表达比较直白，也相对比较深刻，因此对其作品的社会性评价往往会高过对其作品的文学性评价，这是意识形态优先的表现，丁玲早期的作品的影响力在我看来也是如此；三，郁达夫是一个才子和文人，又死于日本人手中，这些因素都可能提高了他的文学地位，毕竟那时还不是一个专业化的时代，他至少还不是如今日益常见的靠作品过日子的作家，在是稍后才出现的，诸如沈从文和巴金等，而且说起来鲁迅先生后期也都不是靠文学作品过日子的作家了，那时的许多所谓的作家都如此。

我也曾如你迷信过那一时期的许多人，但实在没有发现他们的作品在文学上有多好，也曾一度怀疑自己的判断力的。其实，一般说来，我们的直觉大致是对的。

国内的文艺指导权在中宣部，而文艺指导思想则是毛主席在延安的讲话。对于胡风和周扬来（事实上还存在第三、第四等争夺者者）说，只不过是在盼望中宣部对其授权，给个副部长当当。他们在热切盼望之中能做的就是端出自己对主席讲话的“正确解释”（正如你所说的解释权），同时指出别人的“错误解释”。

胡风与周扬以及这些漩涡中的人的确没本质差别。“胡风分子”之一的贾植芳就说过：胡风成了周扬会比周扬还周扬。这话不由人想一个问题，在解放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论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为什么所表现出来的人文操守非常差，典型的就如“胡风案”中的舒芜先生。

我觉得这事的内因在人性，外因在体制。人性没啥好说的，几千年来没多大变化，如果说有变化的话，也是几千年来不同制度让其表现出不同的变化。

现在，回到我说事的原点。我认为胡风受苦的原因最终还是要归于当时的体制，他和谁、争什么都是后延的。为什么这事我要往体制上靠，其实我是从人性倒推的，体制放大了人性的丑恶面。

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后逐渐实行计划经济。在政、经两条线上都是“独此一家 别无分店”。对于个体来说，人人都要过日子、养家糊口，同时还要想过上更好的日子。

搞文艺靠什么过活呢，无非就是卖文字、艺术作品等；想要过的好一点，就得多买一点。可当买家只此一家的时候，不同品种的竞争变得惨烈就可以理解了。另外，贩卖文字的同时也在贩卖思想。对于人文工作者来说，换来稿酬的同时，自己成果的散播也会带来极大精神上的愉悦。如果自己的作品永远只限在手稿上，对作家来说是一种痛苦。

新中国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存在专职作家这种行当。专职作家若按要求写，写多写少都有人管饭，但要写出了轨不但会被砸掉饭碗，甚至可能被论罪；相反，如果写得让主管很满意，除了有人管饭还可以饭菜得很风光。说到的胡风和周扬之争，也没能逃脱这个圈圈。之所以要把对手踩死也容易理解了：我是对的、你的就必须是错的，因为买主只此一家。对手最好是永世不得翻身，再踏上一只脚。

现在就好多了。出现了独立撰稿人等这种东东，不靠体制发工资，写作就可以糊口；如果还嫌写作不自由，甚至可以选择出去写，如高行健等。要想传播自己的观点、看法也很容易。互联网、博客、微博、翻墙措施等等等等，使从思想控制到了理思想泛滥的地步。网上人人都能诌两句，有钱谁都容易弄个书号。就像郭小四活在这个时代是他的幸运，胡风活在那个时代也是他的不幸。

同样，我能写这些也感谢这个时代；当然也感谢铁手搞了这个平台；也感谢你，有了一个自我思考的由头。也可以说，写这些仅是为了把一些想法清楚地表达出来，就是一种愉快，同时这也不损我的生计（毕竟不靠这吃饭）。

最后说一点胡风的个人原因。主席的《讲话》引言开篇就说：

这一段，结合延安整风运动，我是这样理解的，在解放区，文艺就是革命文艺，就是为工农服务、为革命服务。如果不同意，可以坚持同时离开。显然，主席说的很明确，既指明了思想，也指明了行动。胡风从未在延安呆过，对《讲话》似乎领悟得不够透彻。

比如：

和

听君一些话，胜读十年书，谢了。

小妹妹博学多闻，令人敬佩。

对郁达夫他们那一代人所受文学训练而言，小说并非正经文体，并不受重视。而所谓“白话”的现代汉语更是十足的新生事物，掌握起来难免生疏吃力。以我们的眼光观之，他们的小说既缺乏技巧，语言也不流畅，总之是缺乏灵性。这是写作技巧的问题。

与鲁迅先生的作品相比，郁达夫的小说格局小得多，大多只能反映出某种个体的苦闷而已，而且总是不恰当地归结到“性”之一途。缺乏鲁迅作品所蕴含的对民族性和社会黑暗的深邃洞察力和火焰般的激情。这是作品思想性的问题。

解放时走了的，如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在国家危亡的时候，他们都过的比较安适，走了之后过的也比较安适。他们的水平可能已经到了终极人文关怀的顶点了，即使亡国灭种，也不过是人类统治人类而已，只要他们的小日子过的好就可以。

这几年有些人很推崇他们，对鲁迅等人却一再强调要全方位的重新认识，比如偷看弟媳洗澡什么的。这算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