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知青岁月 一. 我的农家生活 -- 润树

四川人大多是很实在的，很少有人把报刊杂志和广播电台上的官方语言挂在嘴上，因为这在日常生活中说起来很不自然。当然，在城市和工厂，也不大能听到与官方话语唱反调的话。但到了农村，农民说话的自由放任就没什么约束了。他们很多人对毛主席的称呼是毛老把子（即老头子），这不能说是贬义，但也没什么敬意；对共产党和社会现状的不满的话，也时常口无遮拦地说出来。我与孙队长关系较近，有时到他家去坐一坐，他讲话没什么顾忌。那时正批宋江的投降主义，他问我，毛主席为什么要批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难道他是要大家起来反他吗？我知道他这样理解有误，但也不好回答。他还说，农村在刘少奇搞的那几年比较有办法，让我更觉意外，虽然不同意，但对过去的实际情况不了解，也不好反驳。

我们这里解放前有一个糖坊，可以榨甘蔗制糖，也许能带来不错的经济效益。现在制糖业由国营企业包办，农民种的甘蔗交国家，所获回报就低一些，可能是有些人不满的一个原因。另外解放前比较富裕的一些人，拿现在的生活与过去比较，有不平也是自然的。但由于可以种甘蔗，加上较好的粮食生产条件，我们生产队的效益其实算好的，每十个工分的价值在一元左右，比起那些只有几分或一两角的要好多了。家庭劳动力多的，到年终分红在扣除所有分粮分物的成本后，可得几百元，那就相当殷实了。另外，家家都利用空闲时间买灯草来编草帽，可获得一些额外的收入。我曾请父亲帮忙，给他们买了一些批发价的草帽扣，得到大家的感谢。整体来看，我们生产队多数人家的生活条件是不错的。有些年轻姑娘还穿上了的确良衬衣，而我要等到上了大学才有机会穿上化纤衣服。

农民在自留地里种一些蔬菜，除自己需要的外，多余的就拿到集市上去卖。每家也都养猪养狗养家禽，数量不多，主要是受饲料而不是政策的限制。把这些东西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在我们那里是闻所未闻，（近闻这种做法在那时就被当作极左而受到批判）。养猪平时用青饲料，但猪上架子后（躯干发育完成，约八九十斤），就要连续几个月每天加入一斤多像豌豆或玉米这样的硬饲料，才能使其上膘。因此在粮食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养猪是不容易的。我们生产队每人的平均口粮不足400斤，普通人家一年能送两头150斤左右的肥猪就很不错了。那时国家收购的毛猪价格大约是每斤五六角，这是当地农民现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农民的文化生活比较贫乏。从生产队，到大队和公社，除了有线广播和学校外，没有其它任何文化设施。公社办的有线广播通到每户人家，用来播放通知，也转播一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不过，我们那里的交通比较便利，人们还不算孤陋寡闻。我们偶尔可以在一公里外的甘科所看上露天电影，再远一点就要到三公里外的硫酸厂，或十公里外的县城了。记得75或76年在甘科所看了一部叫《百花齐放》的纪录片，内容是一些器乐名家像闵惠芬等的演奏，被其强烈艺术感染力所震撼。另外，大队、公社和区都有宣传队，偶尔为社员们演出。生产队常开社员大会，讨论生产队的问题，以及评工分、选干部等，也有时事政治学习。76年元旦毛主席的《鸟儿问答》和《重上井冈山》两首词发表后，就专门组织学习过，我还做了讲解者。

从教育上来看，适龄儿童都到大队的民办小学上学，中学生就要到3公里外的公社学校。高中在农村尚未普及，但我们生产队有几个高中毕业生。文革中中学毕业的叫回乡知青，他们不享受国家给予城市下乡知青的安置照顾，但在招工和大学招生时，受到同等对待。他们也更有机会在民办学校任教，当赤脚医生，或者担任其它一些职务。如果只是在生产队劳动，那么有些就不如一般的农民老实本分。有个与我同届的高中毕业生常往我这里跑，喜欢和我说点与生产劳动无关的话。有一次他和几个人一起去集市为生产队卖菜，负责收钱。事情办完，其他人都回来了，他却不知去向，大家猜他可能是拿着钱跑了。可是没几天他还是回来了，交了钱，但数目上有问题。估计他在外面转了几天，看看搞不出什么名堂，花了一点钱后，只好回来。以后他就不大受到信任。

下面记述几个比较典型的农民家庭。

孙队长 – 初中文化程度，媳妇是从邻近的四小队嫁过来的，他们有三个小孩。他的父母和一个妹妹也在队里，但他们是分了家的。在农村当生产队长需精明能干，懂得所有的农活，为人处事公道，干活也要起带头作用。这些孙队长都是具备的。他家的经济条件一般，因为孩子都还小，不能干活。不过他媳妇很能干，出工不单过，还养了两头猪，编草帽也是好手，因此日子也还过得去。孙队长有点狡诘，有时说话不那么直白，还带一点讥讽。他喜欢我写的字，对我也就比较客气。我回家时，母亲常买一点糖果让我带给孙队长，说是给他小孩的，其实也是拉拉关系。孙队长有时去公社开会，顺便就把报纸信件带回来。一次，他带回我的家信，说他已经拆开看过了。我颇感意外，知道他侵犯了我的权利，但也没说什么。他大概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以后就没有再犯。孙姓在生产队占主导地位，但有家周姓三兄弟时有挑战。一次，在周家老大做了一件非常恶劣的事情后，孙队长一怒之下，召开社员大会追究，并摔挑子不干了。此后大队进行了调停，但孙队长去意已决，无可挽留。最后，大家选了女会计当队长，而由孙队长转任会计。这位新任队长姓钟，是个女强人，颇能服众，农活有不懂的，屋里自有男人指点。这男人在屋外却不大成熟，有一次把两口子的房事也说了出来，被人不时拿来取笑。

周家三兄弟 - 周老大四十几岁，个子高文化低，而老二老三却都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有时说话吞吐周纳，别人需要琢磨一番才能理解。这三兄弟都娶了媳妇，各有自己的家，也就是说是分了家的。他们都很能干，但在生产队并没有担任什么职位。周老大很自私，不时干些荒唐的事。有一年夏天，下过大雨，生产队去买来红薯藤，分到每个人头上包干栽种。这位老大，居然把红薯藤大把大把地埋在地里了事。此事被发现后，孙队长实在想不通一个老农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愤而辞职。我当时也很震惊，在日记里写下“富裕中农某某某… …”。犯事的周老大没有受到任何处理，事情就算过去了。哪知到了冬天挖红薯，他又干出一件很恶劣的事。他的一个儿子在学校上小学，放农忙假回来帮生产队挖红薯，有人报告钟队长说看见他把红薯顺路背回了自己的家。钟队长马上在地头召开社员大会，追查事实真相。在事情已经非常清楚，而且小孩所为显系周老大指使的情况下，老二老三以貌似公允的样子出来说了一大堆推理判断的话，为自家大哥开脱的意图非常明显。然而，最后还是以老大认错结束，让两个兄弟白费了功夫。

另一周家两兄弟 - 这兄弟俩也是分了家的，各有老婆孩子。周大很老实，默默无闻，周二却油嘴滑舌，好吃懒做，还干蒙人的勾当，远近闻名。周二的媳妇也不争气，出工不多，家务也做不好，拖着三个小孩子，穿得邋里邋遢，像讨口的一样，家里时常缺粮。其实他们也不比别人家少分粮，而且小孩子吃得比大人少，应该有富余才对。问题是一旦分到粮食，周二就拿到市场上去卖了变钱，或者还帐，或者买酒买吃买什物，家里的粮缸不久就空空如也。周二又只能这里去借，那里去贷，多了，难免就有还不上的，失去信用。时间长了，近的地方借不到，就往远处发展，还借不到，就靠蒙。时间都花在这些上面，出工就少，到了年底，不但没有现金分红，反而欠着生产队钱。如此循环往复，人的脸皮也就越来越厚，管不得别人怎么议论。不过周二也有优点，他往外面跑得勤，社会上的事情知道就多，嘴皮子又好使，每到他回来劳动，总有吸引人的话题。而且大家乡里乡亲，他对生产队的人也还没干过什么太出格的事情，大家对他们一家也多少有些同情，看他们没粮，队里接济一点，也就认了。

小康的孙家 – 这家人的掌门人孙大爷五十几岁，夫妇俩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尚未结婚，大儿子在东北当了几年兵回到农村，娶了邻居家的姑娘，但未与爹娘分家。这样，一家六口人，没一个吃闲饭的。孙大娘主要在家主持家务，其余五个劳动力几乎都是出全勤，工分挣得高，副业也办得全，日子自然过得红红火火，每年年底可得几百元分红。孙家媳妇是队里的记分员，还是团小组长，我这个团员当然归她管。有一次填什么表，我在家庭出身栏填了革命干部（这是我大哥为了搞清楚我们这样的地主的孙辈究竟应该算什么成分，几年前向《人民日报》写信询问得到的答复），她从未听说过这个成分，私下怯生生地来问我。我只解释说自己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没有提过去一直是填地主这档事，她也没穷究。

魏家三父子 – 这户人家就住在我和蔡兄的的屋子后面。魏大爷六十几了，高高的身材，一头白发，红光满面，看上去颇有老者的风度。两个儿子魏大魏二却个子低矮，面相猥琐，话也说不大清楚。他们也算是三个劳动力，家里却是穷得叮当响。魏大爷不干农活，只是给生产队看看山（收获季节防偷盗），魏大魏二算不得强劳动力，三个人挣的工分便都不高。更要命的是没一个女人操持家务，算计生活，一家人穿得衣衫褴褛。魏大虽然能力不强，人却诚实善良，干活不偷奸耍滑，有时还帮助别人。虽然大家时常拿他们兄弟俩打趣，给他们介绍对象的却也不是没有。他们的情况本地人都清楚，自然机会不大，被介绍的女子便都是外乡的。有一次，魏大按约去相亲，像下地干活一样，光着脚就出了门。结果到那女家连家门都没让进。下一次吸取教训，上门前特别去买了一双新鞋。哪知天不作美，头晚下了大雨，天亮起来一看，根本无法穿上鞋在泥路上蹚。魏大倒也有办法，把鞋搭在肩上就上了路。但到那儿仍是满地泥泞，还是无法穿鞋，他也舍不得把新鞋弄脏了，结果婚事没谈成，只好又背着鞋子走回来。多年下来，魏大媳妇没娶上，人们取笑他的谈资倒增加了不少。不用说，魏大不成，魏二的婚事就更没门了。

妇女主任 - 我们生产队的妇女主任倒真是女的，姓孙，除了管计划生育外也负责本大队的知青工作。孙主任对我的表现印象不错，一年下来推荐我为本大队的优秀知青代表，出席全县的表彰大会。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我见证了什么是虚伪，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自知青下乡的政策实行以后，一直有“扎根农村”的舆论宣传和相应的典型人物的塑造。但真正有此愿望的人很少。我下乡后，积极劳动，也是希望早点调回城市。但逐渐地，看见农民一辈子在农村，吃苦耐劳，还不乏乐观风趣，我觉得呆在农村也不是那么可怕，而且今后搞农业机械化，科学种田也是可以有为的。在县里的大会上，有个一表人材的男知青作典型发言，在讲了自己的优秀事迹后，表示要响应号召，一辈子扎根农村，赢得阵阵掌声。但是第二天，我听人说此人获得招工录取的通知其实已经揣在口袋里了，感到难以置信，受到莫大刺激。我从小学到高中，得过的荣誉很多，但从此以后，渐渐把这些看淡了，很少去积极争取。此事也影响到我对孙主任的看法。她是本生产队的几个党员之一，在生产队的劳动中和某些事务上，不仅没能起带头作用，反而落后于一般的群众，大家对她的意见不少。而每当她召集我们知青开会时，讲起话来却冠冕堂皇，我有时便故意和她唱反调，算是消解一点受到的刺激。

以上这些，也许使人对农民产生负面的印象，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中国有句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所谓好事，就是人们为了生活天天都在做的正当的和平常的事，因此不须得到特别的传播。而一些不好的事，被传开了，大家就从中得到一点警戒。尽管过去三十多年了，我仍然能回忆起生产队几乎每一个人的形象。他们中有当大队民兵排长兼生产队出纳的退伍军人，有认真负责和严守规章制度的保管员，有快乐诙谐的小青年，有洞察世事的老大爷，有教书育人的民办教师，有治病救人的赤脚医生。总之，这是一群整日劳作，很少闲暇，乐天知命，不乏善心的人，他们的音容笑貌，永在我的心中。

不过坏事写得太少，只有丢公款的，还能得到谅解。

我一个表哥跟你差不多时候下乡的，我记得有一年过年的时候他回家，带了100多块钱的分红。

谢你的宝。

俺主要是想问,可有往事回忆录啥的?

我现在是凭记忆粗浅地写写，缺乏深入调查，很不专业。

你喜欢读，我还是高兴的。

　　用地方话读：

　　一位老农到商店对女售货员说：“我要日历。”

　　“流氓！”

　　“六毛就六毛，回去报销撒（抱小子）。”

　　犹其是农村，很多在法定年龄前就结婚了的，城里也只是提倡晚婚。

　　知青中虽然有少部分结婚早的，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农村就谈了对象，但绝大部分是离开农村后才实际考虑这个问题。

农村没有电影院、戏院，也没有俱乐部，但农村人有自己的文艺演出，我还记得一点小时在文江镇公社大院看演出的情形。文革后，各大队都有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就更频繁一些。我们学校也参加公社的演出，我十二、三岁时还演过李玉和，唱过杨子荣、郭建光的选段，大一点就觉得有些难为情，不愿意上台了。

我落户的大队，也有一个宣传队，由一回乡女知青负责。当她来动员我参加宣传队时，我本不热心，但听说大队的其他几个知青都参加，也就同意了。我们利用晚上和下雨天排练过几次，但没什么大节目，一次正式演出都没有搞成。

76年8月的一个中午，我在家里听到广播通知，要我到公社去报到，没说是什么事。我去了后，才知道是公社宣传队希望了解我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文艺才能。我如实说自己什么乐器都不会，但看看那么多人在一起很热闹，还可以拿工分，就说也许可以写点东西什么的，他们就把我留下了。公社宣传队成员大多是下乡知青，人才济济，还有老三届的，会写的大有人在，根本轮不上我。此次排练是为了准备区里的文艺调演，因此所有的队员集中住在公社的学校，日夜加班赶排节目。谁知临近调演的日子，发生了大事，毛主席逝世了。由于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宣传队解散，队员各自回生产队听候通知。

到了十月下旬，宣传队排练终于恢复了，但区里的调演已经取消，我们需要准备一台节目，下到公社的各大队去演出。还好，原来的节目基本都能用，只要稍作修改。记得一个群口词，提到党的路线斗争，有一句说“十次斗争得胜利”。现在“四人帮”被打倒了，有人就问该不该改成十一次呢，公社武装部长说要慎重。有个老三届的回乡知青想了想，提议改成“历次斗争得胜利”，大家都说好，天衣无缝。宣传队由管知青的团委书记主管，公社的干部们也都很关心，党委书记常临场观看排练。我们的队长是地区民政局长的女儿，颇有表演才能，也很懂拉关系，见书记有一双可爱的儿女，于是把他们也拉进宣传队。这对兄妹还是中小学生，几个女队员合作，给他们编了一个以《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和音乐为背景的舞蹈，使书记的积极性更加高涨。在我们后来下大队的演出中，他每场都跟着跑，所到之处，安排和接待自然都很周到。我从小样板戏和广播听得多，普通话说得比较好一点，居然在群口词中和一个女队员一起作了领诵人，回大队演出时出了一点小风头。宣传队的演出结束后，队伍解散，大家依依不舍，一起到县城照相馆拍照留念，吴兄将之题为“心随明心忆华年”（那时报上有篇写鲁迅先生的散文，以先生“心随东棹忆华年”的诗句为题，明心是我们的公社名，我由此结识的一些朋友，在下一节有记述。）

两月后，我与公社的另外三个女知青被选到区里的宣传队，准备节目参加县里的调演。区宣队已存在好多年了，我过去见过其中的一些队员，对他们的英姿潇洒，只能以仰慕来形容。虽然老队员有被调回城的，这届新队伍仍然有十分出色的人才。重庆知青占了不小的比例，有两个男队员，姐姐是重庆文工团的，自身条件也出类拔萃，舞蹈基本功扎实，颇有专业演员的风范。两位舞蹈能手编了一个集体舞，表现农村抗旱的情形。队里独唱的男中音、女中音和女高音都有很高的水准。搞器乐的也比较齐全，有二胡、笛子、高胡、杨琴、琵琶和手风琴等等。遗憾的是，我们在县里的调演中却没拿到奖，回来后领导和队员又发生矛盾，就没有像往常那样下到各公社去作汇报演出。

我有了这点经验后，竟被请到临近的十一大队宣传队作指导。队里有个女知青C，姓氏和我的相同，比较少见，我过去在公社第一次开知青会时就知道，但出于矜持从未和她讲过话。她圆圆的脸上有两个酒窝，一颦一笑都显出甜蜜娴淑的性格，很可以吸引人的目光。后来我们在彼此的一个朋友家短暂碰面，算是结识了。她的家在甘科所，现在熟了，我成了她的老师，就有机会被请到她家里去吃饭。她在甘科所工作的父亲与我论起我们的姓氏班辈，结果发现她比我晚一辈。我感觉到，她有些不情愿的样子。后来有一天中午，她到我们生产队来办什么事情，顺便来看我。当时是夏天，我像农村的男人们一样光着上身，与她对坐着，彼此都不以为意。自然，门是敞开的。也不只是为了避嫌，而是因房子没窗，总不能大白天关上门来点灯。但我知道，她同队的一个重庆女知青，也是公社和大队宣传队的，就曾和一个男知青在晚上关门约会被堵了门，搞得沸沸扬扬，非常难堪。那男的也是我的朋友，重庆人，潇洒倜傥，运气也不错，不久就被调到内江机务段当工人去了。后来，我听说他们真结了婚，也算应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预言。

此后我和C并没有什么交往。有一次我回家，第二天，C和她姐姐竟意外地出现在我家门前。她说她们姐妹俩来内江办事，顺便来看我们。这其实也很正常，母亲的热情款待使她们很高兴。77年冬天，我已经参加了高考，但也不知能否录取，仍然回生产队劳动。这年冬天的农田基本建设由我们附近几个大队分别抽人到十大队会战，C和我都在其中。我们早出晚归，而我要走好几里路，回家还要自己做饭，更辛苦一些。因我每天都要路过甘科所，C邀我住在她家。我正愁自己做饭的燃料又快没了，求之不得，就应允了。C家有三间房，他们给我单住一间。后来有朋友打趣我，暗示什么。但天地良心，我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我甚至都未往与她发展不寻常的朋友关系方面想。没几天，我接到了高考上线后体检的通知，就没再回去劳动。

但故事还没有结束。我上大学后，第一次暑假回家，约上几个知青朋友回了生产队，然后去C家。C的姐姐先从家里的阳台上看见我们，马上告诉了妹妹，然后就要去买菜做饭招待我们。我们因为只能短暂停留，把她劝住了。第二年我一人回的生产队，住了一夜，没去C家。她来过我家，但那天下午正好原来一班打篮球的同学有场比赛，要我去当裁判，就没顾得上陪她。母亲也许感觉到了什么，隐约说我不该冷落她。我们时有通信，她还曾寄来20元钱，要我在上海帮她买冬天穿的高帮皮鞋。我选了自己喜欢的式样买好后，把剩余的钱和一封信塞在鞋里，一并寄给了她。后来我一直没有收到她的回信，仿佛听一个朋友说她不喜欢那双鞋。从此，我再没有她的音信。我开始一直不解她为什么不再和我联系，就算那双鞋买得不好，后来才想到八成是她那时有男朋友了。

说的是宣传队，却引出这些话，过于琐碎了。有朋友在前面跟贴里问道有没有类式小芳的故事，我打了马虎眼，其实真的没有。仿佛记得小芳是农家姑娘，就此而论那是一点影子都不曾有过。和这位C妹妹的关系发展，可以算30%的接近。我们之间虽然没有开花结果，但我要乘此机会祝她幸福，今后也许有机会能再见到她，我希望。

四川话好像读不出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