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知青岁月 一. 我的农家生活 -- 润树
77年国庆节，一个画画的知青朋友要我和他一起去重庆为公社买颜料画毛主席像，我得以第一次访问这座著名的山城。我们坐了六七个小时火车，到达时已是夜晚。从火车站出来，乘缆车上到两路口。我和朋友在饭馆吃了饭，本想找旅馆住，但人生地不熟，所带钱粮也不多，最后决定还是去找四舅想办法。
四舅和四舅妈都是重庆第二工人医院的医生，家就在两路口医院的院子里。过去听母亲说他们享受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如今见一双儿女都长得很高，想必是天天喝牛奶的缘故。但他们住的并不宽敞，只两间房，因此在医院里给我们另找了睡觉的地方。表姐也是知青，身材高挑，文静漂亮，正好回家过国庆节。表弟与我同龄，喜欢文学，说认识一些重庆文联的人，我表示有兴趣与他们见见。他说这些人有时把抽屉打开给他看，里面有好多手稿，但不能发表，只有叹气，与他们见了可能也没什么好说的，因此我们终于没有去见。第二天，他带我们参观了曾家岩，渣滓洞等地，晚上还到一个山上的公园看了山城夜景。我的朋友大概觉得住在这里不便，第三天就回去了。我却还想逗留两天。
我这一逗留，就见到了一个大人物。四舅弄来一张某杂技团庆祝国庆演出的票，地点在建筑辉煌的人民会堂里。四舅的一个同事带我去的，我们的位置特别好，第二排靠中。坐定后，听到广播通知说有贵宾光临，请大家保持秩序和礼节。不一会儿，这班人进来了，有几个高大的洋人，一个中国女人，和几个陪同者，就坐在我的位置后面。我很好奇，不时回头看一下，其中一个疑是主宾的洋人对我微笑点头。带我来的人就给我使眼色，意思是要我别回头（可见大城市的人与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就是不一样）。第二天才听说这班人里有布什和韩素音。前者是知道的，做过美利坚合众国首任中国联络处主任，离职后调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后者是英籍女作家，常在《参考消息》上见到她写的文章，都是说中国的好话，还曾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
隔天二姨父来四舅家访问。他家在南岸黄角椏的邮电学院，我于是同他一起过江，爬山去他那里看看。二姨父很健谈，解放前曾在上海念大学，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和我一路说话，十分投机。
正当我在重庆乐不思返时，有小道消息说将要恢复文革前曾在全国实行的高等学校统一考试，而不再从工农兵中通过推荐选拔录取大学生。我幼时听说过高考，记得母亲说有一年的作文题是“当我听到国际歌的时候”，很高深的样子，但已是很遥远的事了。本来以为这还要过一两年才有此可能，哪知在我回到内江后报纸上就正式公布了，而且考试日期就在十一月，仅剩一个月左右时间了。我赶快到生产队处理好一些事情后回家复习，准备考试。
刚到家，四弟从学校带回一份物理模拟试卷，我按规定时间做了一下，他拿回学校，老师给了60分左右，说我考物理应该没有问题。此时大哥正谈恋爱，他女朋友的父亲是内江四中的教师，说他们学校要办一个高考补习班，我愿意的话可以住在他家参加补习，我当然乐意。在选择考理科还是文科时，我有考文科的想法，不确定，但父母都坚持我考理科，也就同意了。我们仍担心政审这一关，填志愿时，尽量避免那些与国防军事相关的学校和专业。那一年是各省自己出卷统考，四川的理科考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文科以史地代理化。
考场在资中一中，我住在过去文江镇学校的两个老师家里，钟老师教过我数学，水平很不错，她的爱人王老师教过我历史和地理，他们的两个女儿也参加考试。
政治的考题我一点也不记得了。
语文考了一些修辞，默写了毛主席的《蝶恋花 答李淑一》，这些占40分，然后是作文，给了一篇关于极左思潮干扰教育的文章，考生据此写一篇读后感，占60分。我当时觉得考得还行。但后来估计作文可能得分很低，该死的批判文章！
数学第一道题是解一个一元二次方程，用公式套就可以了，8分。这公式记得滚瓜烂熟，2a分之负b加减根号b平方减4ac，可我得到的答案总不能在原方程式里获得验证，真是见了鬼。搞了几分钟，还是那样，只好放在那里，往下做。以后的题大都不难，其中有道几何证明题，我比较拿手，引一条辅助线就清楚了。但有道后来听说是所谓点圆的题，却把我难倒了。内容大抵是：解方程（x + 3）平方 + （y – 4）平方 = 0 并将其 在直角坐标系上表示出来。哎，怎么会有这样的题？
物理和化学是合在一起考的，各两题。化学考的是反应后溶液浓度的计算之类，记不清楚了，我感觉不大好。物理我都做出来了。其中有道题是关于一个物体从空中一高度落入水中后运动轨迹的计算，我在复习材料中看见并做过，算是守株待兔，运气不错。
考试完了后，各种传言满天飞，大多是什么人如何了得，考得怎么好，还有人用诗歌形式来写的那篇读后感，神乎其神，不一而足。不知这些人是自己给自己壮胆还是用来吓唬别人，或者两者皆具。不过，我因为老在盘算自己错过的题，最后一门化学又考得不好，而过去从小学到高中考试几乎都是满分，从未有过这么多的错误，听了这些风传的大话，十分气馁，便不抱什么希望了，回到生产队下地干活。
后来，我却得到了体检的通知，知道上了录取分数线。这次为了防患于未然，我听来偏方，临检前跑到一个老师家里，喝了半斤醋，帮助降血压。这也是各显神通，有些眼神差的，就花功夫把视力表上的符号分布通通背熟了，临场可以做到指哪打哪。虽然这些也算小小的作弊，但整个招考过程，比起过去的推荐选拔还是要公平一些。那些年，知青招工，参军，上大学拉关系走后门之风很盛，干部子弟占尽优势。而这次高考，从出题，考试，阅卷，到录取，整个过程都得到严密的监控，无疑是给社会吹来的一股清风。
我最后被第一志愿的大学录取，实出意外。该校当时在四川有一所分校，而我是去上海本部，更加欢天喜地。当时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命运一下子就改变了，前程一片光明 。我离开公社前，朋友们在三大队刘兄那里聚会为我送行，而且都买了纪念品送我。这些朋友后来大都上了大学，可惜我没有能够为他们送行。
时光飞逝，忽然间，已经过去三十年有余了。
在上海所在街道的名字和一座百货商场很像
而那个分校的名字和国内某著名大学下属的某个学院的名字是谐音
“当我听到国际歌的时候”——这是文革前很有名的高考作文题。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有个考生写作文时看漏了一个字：“际”字，文题于是乎变成了“当我听到国歌的时候”，作文跑了题。据说，这篇文章写的非常之好，感动了改卷老师。给零分？考官实在是于心不忍。层层汇报上去后，众多官员和改卷老师不停地开起了大会小会。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给满分！！！
但是，加了一句——下不为例。
喝醋的事又被你看到了，可你吃醋的事好像还没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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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还有一帮小朋友要论证还是推荐制好呢。
文革没有传说那么坏，改革也没有吹嘘那么好，不过在逆反心理作怪下，一切要倒过来的话，不是更奇怪么？
上海化工学院？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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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月，我离开了农村去上大学，但仍然保持与农村的联系。每次暑假回家，都要回生产队去看一看。第一次我是约好几个朋友一起去的，在孙队长家坐了一会儿。有好些人来看热闹，我在与老乡的对话间，流露出一些大学生的优越感，思之有愧。第二次我一个人去的生产队，并过了一夜。我已经忘了农民五六点钟就早起的习惯，七八点尚未起床，孙队长还以为我病了。此时他又做了队长，这天早晨未出工，带着我到田间去转了一下，告诉我生产队的一些变化。第三次，是81年夏天，下了暴雨，沱江发了很大的洪水。我到了区上，正准备去队里，却见到了来开会的孙队长。他对我说，在忙着分地搞承包责任制。我记得这正是他以前对我称赞过的刘少奇的搞法。但这时他说，很不愿意这样搞，无奈上面压力太大，顶不住。我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工作，至88年来美国前，回过几次四川，但没有再回生产队去过。给孙队长写过一两次信，从此再无他们的消息。
自80年代起，城市的副食品供应获得较大改善，城市人普遍认为这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结果。记得84年的国庆天安门游行，一改过去工人打头阵的惯例，而由农民走在前面，人们都说农民兄弟当之无愧。从此，农村联产承包制似乎成了改革开放的一个神话，受到极高的评价，但此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尚未受到质疑。到了90年代，农村的情况似乎变得不那么好了，三农问题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人们开始反思搞单干的弊端。这方面，有很多熟悉农村的人士都已在理论和实践上作了全面的解读。我作为当过两年半农民的人，也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农村在50年代的集体化，是中国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必然结果。六七十年代看过一些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像《创业史》，《黑凤》，《大地》，《艳阳天》，《金光大道》，因此对于集体化还是单干，感情上完全是站在前者一边的。当然农村的实际情形并不像小说里那样浪漫和理想化，农民的生活仍然是艰难困苦的。问题在于如何解读农业生产后来发生的那些变化。
有一种说法认为，集体化的农村承受了中国工业化的巨大成本，因此对农民是不公平的。这一点基本上是事实，无可否认。在城市，由于新建工厂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工人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长期没有得到提高，为了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国家只能以低价向他们提供粮食和副产品，这就使农村的产品价格被压得很低，收益甚微。那么，单独说对农民不公，也还不完全准确，因别的人并未从中获利。其结果是国家工业体系的建立，从长远看是有利于全体中国人的。而且国家当初这么做，隐含一个前提，就是在实现工业化以后，要回馈农民，帮助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如果这个过程得以完成，那么农民先前的付出就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然而此种补偿后来长期未得兑现，广大农村的机械化进程也被延迟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农村集体化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养懒汉，干好干坏一个样。这些基本不符合实际情况。所谓平均主义，大锅饭，就按人头分粮来说也许是成立的，但它保证了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应该是集体化的一个优越性；而在挣工分上，就是多劳多得，能力强的多得。由于有评工分这一关，懒汉是很难混的，干好干坏大不一样。我看到的农民基本上都是勤劳的，懒汉很少。
也有说，集体劳动效率不高，磨洋工的现象很普遍；而农民给自己干活效率就高，因此自留地总比生产队的种得好。前者一般来说应该不会是事实，我自己经历过的劳动就远说不上是磨洋工。但有时农活就那么多，特别在农闲时，就不需要累得半死，这一点城市里的人也还是可以发点慈悲原谅吧。后者是对的，自留地多施肥，多浇水，当然就比集体的庄稼种得好。但自留地毕竟是很小的一块，把有限的肥料都用在上面是可行的，大面积的情况下，就不现实了。
然而，实际情况是，80年代后，农村的粮食亩产有很大程度的提高，难道说不是单干的结果吗？我认为单干的因素有一些，但主要还是《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土肥水种四个字起的作用。这四个字对提高粮食单产的作用，在各地可能有不同的排序，但此种在精神作用下带来的物质变化，是单纯劳动积极性所无法比拟的。土地的改良，对于大寨这样的地方来说，是至观重要的；肥料有农家肥和化肥之分，前者来自于养猪，后者主要靠中国石油工业在产量上的突破；水利网的形成，对过去靠天吃饭的农业来说，无疑是对人定胜天的一个良好诠释；而种子的改良所起的作用，今天就更是人人皆知的了。这四个因素的突破，基本上都是在八十年代前，与联产承包制关系不大。相反，在土地改良和水利建设上，实行单干后有退步。
那么，农贸市场上突然多起来的鸡鸭鱼肉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很容易解释，那就是，在粮食产量获得了突破以后，养家畜的饲料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那些攻击“以粮为纲”的人，不但忘了后半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而且大概也不知道家畜也是要吃粮食的。当然，什么“割资本主义的尾巴”限制了农民搞副业的说法，我也难断其真伪，至少在我见到的农村不是事实。
我说这些不是要抹杀改革开放的成绩。我相信，包产到户后，农民对于种什么养什么有更大的自主权，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生产出了更加丰富的农副产品。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把重点放在工业体系的建立上，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民生的需求。两相作用的结果，自然就造成了人民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差别。而另一方面，主要在土肥水种的作用下，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又成了后来城市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仍然信服古老的政治经济学：劳动创造财富。同时，我也相信，在建材工业能够提供大量建筑材料，日用品工业既有原料，又有广大市场的情况下，即使农村仍在实行集体化，其过剩的劳动力也将被大量的征召到城市，造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高楼大厦和工厂林立。因为这种策略，在大跃进时期就曾实行过，只是由于太激进，不久就归于流产。而且我相信，在社会主义的统筹安排下，这些进城建设的农民的劳动生产条件应该比现在的实际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背后没有资本家和工头像魔鬼一样冷酷无情地驱使他们，并贪婪无耻地榨取他们的血汗。
老实说，我曾经相信过资本主义的诸多神话，但我从未认为中国农村从集体化再到单干是一个历史进步。我的逻辑很简单：即使是搞资本主义，那也应该用社会化的大生产代替封建社会的个体在巴掌大的土地上单干。我们都知道美国现代农业的奇迹，那就是以不足5%的人口提供全社会所需的农副产品。对，它是私有制的，但我认为那不是要点，要点是它的社会化大生产。我现居美国有着广袤土地的德克萨斯，每天上下班在这片土地上跑100公里，道路两边都是利用率很低的农田，一望无际。在这些土地的中间，偶尔会看到一些农家房舍，但绝少看到有人在农田劳动。这里都是单季单产，只种玉米，高粱，或棉花。只有在春种夏收之时，才可以看见农家雇用的农用机械在地里操作，间或也开到马路上来，蹒跚而行，引来过路者的抱怨。看庄稼，其亩产肯定不高，但他们广种薄收，在政府的补贴下仍可生存。而中国农民没有这样丰厚的土地条件。中国农村要实行如此高效率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像现在这样分田到户将十分困难。如果中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集约化生产，则难以解决众多过剩劳动力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只有社会主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统筹兼顾，由全社会来承担农业现代化的成本。这是毛主席和广大共产党人在几十年前就认定，中国人民曾经选择和实行的道路。而且，只有如此，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才是前后逻辑相贯的，革命中对地主资本家的剥夺才是合理的。
我虽然离开了农村，但我衷心希望中国的农民能够脱离他们几千年传统的个体生产模式，组织起来建设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过上一个有文化的新生活。我为他们祝福，因为我曾经在那块土地上与他们一样地生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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