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护火运动，代表的是哪一种民族主义？ -- 镭射

本来对“火”不感到“圣”，谁让他丫的来借题捣乱呢？

有文化的人，可以借激光分割物体。

在“民族主义”这颗树上，树的根结点就是“民族主义”四个字。咱这没文化的，凭您海阔天空滴绕来绕去，也不会迷糊喽：顺着切是细分，横着切是斩断。

总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先高抛发球的人，反过来指责别人高抛回球。。。

您用政治理论直接给大家贴了标签，别人用理论解释一下都不可以？恐怕说不通吧

是新儒学里的一个新枝，他和陈明是大陆新儒家的两个著名人物，他只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个，他的理论观点代替不了其他人，也不是大陆新儒家的全部，对TG执政近60年来的经验教训，社会上方方面面包括土共自己都在时常反思总结，连胡，温都在讲要解放思想，增进民主，要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他们还大提什么意识形态之争吗？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及实践之路需履新。

方克力的文看了，蒋庆的观点态度不奇怪，他的那篇文章发表在89年的事后，诚然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也可以想象他的情绪面，方的文应写在96年左右，那时TG的舆论导向如何过来人也该知道，方的文有很多内容针对蒋的情绪面而言。

但是你评述什么文化民族主义的论点和蒋庆存在着太多的疑问和距离吧，学习西方民主=主张人权高于主权，反毛=尊蒋，主张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这些论点我没看过蒋的文章，从你的论述和提供的引文里也没看出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说点不好听的吧，感觉你的文章象把七荤八素的材料放锅里一起搅和搅和，盛出装盘：看，我的西红柿炒蛋。

至于正统或主流，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和西方一些制度与理念是否各能覆盖社会方面方面的全部，他们能否各安其位，恐怕是中国发展之路不可回避的问题。

不需问对与错，难道这不就是民主主义，爱国主义？

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好象只有国家大乱时才能实现,如春秋战国、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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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只不过是西人特意贴的贬低中国人的标签，这个标签他们是不会用在自己身上的。当代中国人有民族自豪感，但从没有浅薄到吹嘘自己是优等民族的地步；不像德国人和日本人曾经做过的那样。当代中国人对自己有信心，也提倡向外国人高明之处学习，没有什么排外的问题。中国人对中国的认同以及对民族利益的维护，是爱国主义，不是民族主义。

告诉你这样几点：

1、蒋庆的《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被新儒家视为可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人于1958年在香港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并列的新儒家纲领性文件，如果说它代表的只是蒋庆的个人意见，那也是过去的事了。

2、现代新儒家在哲学上批判惟物论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力拒马克思主义，认同自由主义的普适理念，在经济上主张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而2004年的读经运动宣告了大陆新儒家与自由主义的正式结盟。建议你在批评我之前，先看看有关的资料。

3、就本文而言，你（可能还有其他批评我的人）并没有理解我在说什么。我这篇文章要说的是这样几点：

（1）我先指出，自从90年代后，中国出现了两股被人称为“民族主义”的思潮，一种是“文化民族主义”，以蒋庆、陈明等人为代表，另一种是“政治/经济民族主义”，以王小东等人为代表。

（2）这两种思潮虽然都自命为“民族主义”，但其理论内容是相互排斥的，而不是相互补充的；

（3）我提出的问题就是：如果以这次海外护火运动为参照，那么到底哪一种“民族主义”的理论叙述更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呢？

如果硬要给某个事件予以一定政治性的描述，则必须分辨事件的政治属性，在圣火事件里，这个属性不明确，至少，新儒家们没有给出这个明确。正如下面楼里谈到的应激反馈解释，就完全和合法性没有任何关系。新儒家在讨论问题之前，是不是应该明确他们所谈的概念内涵，解释解释他们眼里的“XX民族主义”，如有必要，不妨把这个西来的概念用中英两个语言表述以消除歧义。虽然这些个主义在中国其实主要是在香港非主流地玩了二十来年了，不过却仍然是一个人一个说法，更不幸的是每每差别有一个马拉松那么大。

如果非要在西方政治学的概念与逻辑基础上扯这个“主义”的蛋，我非常想弄清楚和自由主义合流的新儒家们要怎么圆他们尊奉“正统”的谎——如果新儒家们只是“自由的人”披了个“儒家”的皮来说事，那么很多事情就不必扯上儒家了，加个新字也没用，这和儒家没关系。牟宗三与蒋庆的距离比儒者和柿油主义者的距离更为遥远，在认祖归宗上大可不必如此“儒家”一番，而陈明等人则完全是政治投机的架子，施琅可鉴。

这个时候，对所谓“民族主义”的讨论，不必做无用功，划在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或许还有新新自由主义炒剩饭的那个锅里去即可。

1、我并不想硬要给护火运动予以一定政治性的描述，这是你对我的误解。我想做的，是通过护火运动这一事件，来观察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这两个流派，看看他们谁更贴近现实。

2、在圣火事件里，新儒家们是给出了明确的看法的（何兄认为新儒家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看法，说明何兄并不了解他们）。他们的看法归纳起来，可以归结为两点：（1）奥运会的所谓“圣火”，与“中华文化”毫无关系，甚至相互冲突，对北京奥运圣火的冒犯不是对“吾儒”的冒犯，因此“吾儒”没有必要参与；（2）这次全球示威并不是“华人”的，而是“列宁主义”的，只是人们没有认识到罢了。一句话：奥运会也好，“列宁主义”也好，都是“夷”，而非“华”。火炬海外传递过程中的种种曲折磨难，不过是“夷”们之间的矛盾而已，与（他们眼里的）“中华文化”无关。海外华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要践踏自己的父母，而侍奉一个异族的强盗，这才是生命真正的尴尬，那才是生命最大的耻辱。”

非常支持

婴儿的哭泣有没有阶级基础?

分析多了潘金莲都会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再一引导很容易变成卖假药的,所以,理论上的事情,老百姓有点儿怕.

被忽悠惯了而已.

1，他们说的什么什么主义的，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生造的概念的内涵极大，一人一个理，正说反说都有理，所以干脆没必要说了

2，理论解释现实，现实是死的理论是活的，哪一个更为开放和包容（或者说更容易被被添加新的训诂，更容易被篡改）则哪一个就更贴近现实，而这两个主义为了凸显自己与执政党理论的分别，统统的封死了这条路，与之对比的则是马列毛邓江现在和谐了这样一个非常开放性的理论体系。

从您给出的新儒家对圣火的态度看，新儒家根本就不愿意使用“夷入夏”和“夏入夷”，而这个是传统儒家夷夏大防里必须的硬币反面。在这里我需要解释一下，有清一代是不准讲华夷之辩的，所以这个“传统”被割裂了二百多年后在康有为梁启超等儒者的努力下依据现实的要求复活的时候，理论跟不上实际从而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分歧：一个方面“中华民族”就此诞生并成为民族学民族与政治学民族之间的桥梁与维系，留下了辛亥革命不彻底的问题，而今以合法性要求现在被共产党传承着；另一个方面，就是在反满的现实要求下封闭了文化的交流同时继承了满清的满汉有别这一民族分割政策，从而将夷夏大防阉割去了一半。

蒋庆所谓的文化民族主义决不肯承认这点，因为他的政治理论不能解决当外国文化（比如说科技）比中国先进时中国是“夷”从而要天然的政治正确需要“入夏”的尴尬局面。这个理论上的死结使得蒋庆假设了中国是夏外国是夷的新儒家理论公理，从而自觉的掉入将新儒家理论体系封闭的陷阱——以是所谓的文化民族主义纯粹是虚伪，另一个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则是一没有定义的概念。

不肯承认夷夏大防以文化而区分，新儒家根基于华夷之辩不能或者说不肯以同一个理论解释马克思理论在中国的流行与今日美国强中国弱的事实，这是个两难的事情，而玩政治理论一着不慎就是掉脑袋的事情。新问题需要新思路，于是与自由主义的合流不可避免，而一旦合流，除去形而下的读经，新儒家就只剩一张皮了。这是一次纯粹的夏入夷，不晓得他们如何敢自称儒？

对比圣火传递看看新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合流，则愈见新儒家的闲的蛋疼和荒谬：自由主义算华算夷？丫都自封一日本（这是正儿八经的夷）词“主义”了，还肯尴尬和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