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华的逝世想到文革后邓做的三件事。 -- 九霄环珮
无论是资本、管理资源、技术资源、市场资源还是原材料资源都不一定是按照劳动力密度分布的，市场竞争决定了大多数情况下是劳动力发生流动以适应这些资源的分布而不是反过来。看世界各国无不如此，我国怕也不能例外。
就社会保障水平而言，肯定是在一些方面有恶化，不过我想，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二次分配的问题，一次分配的优化应该有比较优先的位置，当然二次分配也不是不重要。
但至少证明了是可能的。因此是实践的可能性，应该是高于理论上的可能性的。
在此对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做出的牺牲表示敬意，的确，未来如何解决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保障问题至关重要，这些东西不仅仅是福利，也是生产力。当年听布莱尔的演讲，对于安全感能够鼓励创新印象很深刻。
首先一个是农民本身的实际收入降低，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基层治理恶化、机构膨胀以及农业生产力发展停滞，导致农民负担增加，压抑了继续从事农业的积极性。这是把人往死路逼的做法。
李昌平的书很生动的描述了这一问题。我也接触过这样的例子，印象极其深刻：本世纪初期，湖南某个县的农民宁可到东莞去打600块一个月的工，起早贪黑有一顿没一顿，年积蓄不过2000多元，但也不愿种田。为什么？最主要的驱动力是，如果种田，扣除各种摊派和成本性支出后，4口之家的全年的结余不到1000块（当然这家也有风险性的额外收入，女主人在公路边偷偷卖淫，因为这个被抓了）。
第二个是城乡差距持续扩大，诱导农民向城市流动，这是一种群体性的心理刺激。现在很多人的想法就是，先往城里去混着，没准就能找到发财的机会。
第三个是工业、建筑业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
另外补充一下，现在效果比较好的劳动力异地流动（比如长江三角洲地区使用的苏北和安徽农民工），是有组织的，是当地政府参与。反之，东莞现在已经出现民工荒了。
这两个概念都是扯不清的。
你的意思是，劳动力的主人是个体农民本身，自由配置劳动力是想种啥就种啥，想去哪里打工就去哪里打工。但问题是，农民工一旦出卖了自己的劳动力，他就只能资本家叫干啥就干啥，再无“自由配置”的可能。换句话说，他根本没有配置自己劳动力的自由，而只有选择被谁配置的自由。
人民公社体制下照样也有民工，不过据说那是有组织的民工，以“民工师”“民工团”的形式出现。因为是有组织的，所以不自由；同样是因为有组织，他们的劳动收入要交给组织一部分；但还是因为有组织，他们可以得到组织的保护，免受近日民工的许多苦难。这本质上是民工让“民工团”支配自己的劳动力。
分田以后，这种有组织的民工消失了，民工成为一盘散沙，在和资本的博弈中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只能接受血汗工厂的低工资。最后，是民工的血汗撑起了城市的30年繁荣。
还是毛泽东说得好，集体化才是大仁政。
农民直接成为关于自己劳动力使用的决策者，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劳动时间。不管我们说农业劳动多苦，但不争的事实是，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农民一年有很多空闲时间，这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一人就那么几亩地，再精耕细作，你能用多长时间？原先的集体化的劳动组织不是没有试图利用这些时间。但是，资源分布的不平均性决定了劳动力流动在大部分情况下是较优的解决办法。
至于自由，这个概念容易简单化，说不太清楚，还是就事论事吧。
即使假定过去的社会保障好，社会组织好，如果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化是必然的，问题就不再是过去怎么好了，而是现在的条件下该怎么做才能过得去。
八九十年代的广东,不过你让那帮家伙现在来画画看,初中毕业就拿着假冒身份证进工厂打点血汗工的人群,不知道该怎么上画?
当年的那些打工妹,运气好的,历经沧海有桑田了吧?运气不好的,回家享受包产到户后的田园生活了.
你先去弄一颗小麦种子来，自己花盆里种一次，看看到底能有个什么样的结果。
粮食是地里种出来的，不是纸上写出来的。
我老家苏北农村，亲身经历还是有的。
所谓数据，当预先已经有一个观念的时候，就变成戏台上的脂粉了。
一看就知道你对种地并不懂，花盆里种东西和地里种东西差别可大了。
花盆里种东西得出的结论并不能适用于在田地里种植。
这句更可笑，我说过粮食是纸上写出来的吗？
花盆也好，地里也好，种什么东西也好，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体会一下持续数个月地管理一个东西的过程，以及看看自己是不是也会偷懒、遗忘，看看这些“反积极性”的东西对最终结果的影响。
除了仙人掌和乌龟，你长期地养殖过什么植物或动物吗？
现代职业要求专人决策劳动力如何使用，例如工人，就不决策自己劳动力的使用，而是“领导叫干啥就干啥”“顾客让干啥就干啥”。这种专人决策保证了劳动力使用的效率。
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由于水利、化肥、农药的进展，使得农业生产效率提高；而人民公社的管理形式，要求大家都来出工。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时间里，大家没什么农活可干打打闹闹，跟企业订单不足似的。
这时候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南街村、华西村的道路，开辟新的产业领域，让大家有新的事情干；另一条是分田，大家回去自己干。这就是雪里蕻说的，人为降低劳动效率，这样看起来大家也都忙忙碌碌了。
后一条路的结果是，分散无组织的农民很快被打垮，被迫外出打工。而改革派的笔杆子们则把这种被迫解释成“劳动力流动在大部分情况下是较优的解决办法。”但是劳动力流动出去打工跟南街村华西村相比，是只劣不优的。然后笔杆子们就选择性失明了。
现在的情况下，重新组织起来搞集体经济，仍然是比一盘散沙出去打工要优的。哪怕是组织起来集体打工，也比分散打工强。但是改革派在搞新的两个两个凡是，“凡是邓小平搞的都是对的，凡是打着改革旗号的就一定不能质疑更不能改。”
这可能比进了工厂怎么干更重要。
首先，现有的成功事例就其广泛性而言不足以证明就地工业化是可行的。
其次，集体打工并非不可能，但是古今中外有无大范围发生的例子？设想理论上的可能性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可能想得不够全面，而设想不到的因素阻碍了理论上的可能性的实现。
286本身很有一些问题，他搞的资本主义是比较压制劳动力的资本主义，长期来看不好。甚至短期来看也不一定是必然的。
我在田地里种，在盆里（温室）我主要做的是育苗工作。
我在少年时还从事过水稻和小麦方面的农业劳动。
种地这事，该干啥就干啥，包产到户以后做的事情，集体时候基本上一样也不少。
还是那句话，产量提高，种子 化肥 水利 农药是关键。这是能被统计数据证明的。积极性？只不过是一个宣传下的心理作用，这和当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科学规律。
你要求用"广泛性""大范围"的例子来证明,但这种例子在现有政治路线下根本不可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