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小杂感·“焚书”·小别的话（1） -- 陈郢客

这是顾准的原意吗？顾准是真诚思考过的，我读他的书读的不透，只觉得有所共鸣，还有好多问题不明白，一直苦于无高人请教，先生您高才不妨细细解读一下：顾准这段论述理论上的荒谬何在？怎么如“人是万物的尺度”一样导向虚妄的？在哪个关节点用了小手法搞欺骗的？实践上有什么危害？而且因为其“貌似”真理，又有何流毒的？如果有时间望不吝赐教。

在我看来，陈mm的观点和顾准相似而能引起我共鸣的是，一个人的思考和他建立的体系，看起来巍峨耸立像一座大厦，但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洗，最后不过变成河畔几粒漂亮的砂子而已，后人可以借鉴的可能是你的一条结论也可能是你思考问题的一种方法，甚至能为人所记住的，不过是一句和你体系毫无关系的俏皮话。在陈mm看来——如果我没有曲解的话——哲人们对自己发现的“真理”砖石如此珍视，又找来好多的材料搭了一个豆腐渣工程，她对先哲建立体系用心有种宽厚的猜测。而顾准的意思在我看来，更有批判性：试图建立体系的哲人，觉得自己即使没有认识了全部的真理，也是认识了真理的关键部分——可以作为框架的那一部分，后人只需要修修补补就可以了（当然马克思可没有这么说过，不过是被放在火炉上烤罢）。可如果最后有所归结，我想说作为个体的人，应该谦虚一点，“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是不可能的，“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也是不可能的，人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局限。一个必然的推论是：人不应该盲从某一个人，无论他有多么伟大，即使自己没有能力做深入的思考，但多看看多听听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和真理性的看法。这一点，陈mm没有说，而顾准说了，这是对陈mm的曲解？是这个推论让老兄您恼火？还是对马恩列斯不过是一个眼镜的说法令您不爽？还是仅仅因为我把陈mm和顾准相提并论令您不高兴了？花慰~

复【原创】小杂感·“焚书”·小别的话（1）

家园

【原创】小杂感·“焚书”·小别的话（6）

有一个too old的读者风格的故事：某厂请某日本人修理机器，某日本人拧了一圈螺丝，美其名曰：拧螺丝：劳工费1元；知道这个地方拧螺丝，知识费：9999元。

众人叹服。

梁实秋晚年论鲁迅：【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

这是梁氏的自作聪明，然而大众中的多数，也会以为确切。某种意义上，梁实秋是民族魂。（后文会展开）

我先定出民国的几个坐标系——

韩邦庆的小说和侯孝贤的电影能还原晚清的死气和生机：嫖客们在妓院里谈恋爱。

——这是最辛辣的白描。这也侧面证实了巴金反家族小说的意义：大家族走到了尽头。尔虞我诈，死水婚姻，世故老人吃尽年轻人的希望——巴金作品所反映的30年代是大家族容不得青年人的真诚选择，不管是读书、就业还是恋爱——然而亦可见到底不是晚清了——那时，士人才子只能在妓院里谈恋爱，哪里有相配的女学生？女子无才便是德——男人为自己的利益宣扬这句话，然而走到尽头，男人亦深受其苦：除去少数大家闺秀（可惜大家闺秀藏在深阁里，顶多林黛玉的诗被传了出去，众男人嗟叹yy想象一把），能说个话的慰个怀的甚至做个红颜知己的，只能到妓院去找。因为妓院出于服务意识，必然会培养女子的才艺。这个进程，明代路径可见：请注意明末士人、名妓纠葛于国事的关系。陈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别传》，端的有种种国史大义。唯有浅薄人才会说：大家怎么能为妓女立传？

20年代，知识界争鸣论辩，吵什么问题？

吵科学和玄学的问题！

吵中国是否要走印度精神文明非物质文明的路线！

……

你不要以为这是笑话，这是真相。

泰戈尔访华，便有如此背景。而且反对的显然出于劣势：固然知识界两派似乎旗鼓相当。运作泰戈尔访华的，自有金钱、政治雄厚的背景，反对的青年们，只能跑到泰戈尔会议现场发传单，——整个过程，泰戈尔并不愉快，他也并不明白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倘若我们不能深入内部，所得的也必然是皮相之见。

哪里是这派好人那派好人的问题？道德的纠葛在道路的大义中彻底无效。梁启超不希望中国富裕？然而他到了欧洲旅游了一圈，便觉出当日欧洲有很多弊端，——重又信仰中华旧路。他开的药方献给欧洲人固然不错，然而献给中国，却要大大坏了。

梁任公1929年逝世。在协和开刀，留过美国的中国医师技术不好，做坏了。——社会就势兴起中医、西医的大讨论。梁家子弟自然暗痛不已（鲁迅老爹死于中医庸手，所以他遂信西医），然而梁启超毅然写了一篇《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为协和辩护，并将大脑死后捐于医院。这毅然亦有种种不得已——就个体而言，生死绝途，恨骂医师无能是人的本能；然而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名人，事关中国社会变革，他必须就此促成方向选择。这是很悲壮的一幕，梁启超名言“战士死于战场，学者死于讲坛”——其死虽非主动“殉道”，然而如此隐忍护路，亦不失慷慨。——这便是1929年的中国。

那时中医、西医的势力和今日中医、西医的势力恰成反比——所以当年的热门话题和今日的热门话题看起来完全相同，终究完全不同。

梁启超其心可鉴，然而他就中国方向道路，到底也看错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关涉无数同代人后来者的命运，关涉一个民族的崛起或沦落，这便是政治的残酷和真相。政治之争，关涉人命太多，份量太重。

否认此种残酷，试图从这派好人还是那派好人下手论证的人——隔靴搔痒，亦误众人。

我最早开蒙，读了不少科学家的故事，数学家的趣味題，浅要的数学史——家人显见愿意我的偶像是居里夫人，就算无此天分，也可做个技术人员。这是他们期待的道路。造化弄人，我和居里夫人的道路愈行愈远，然而读科学史却成为一种嗜好。

我国确欠科学，很多人职业理工，却不能将科学精神用于历史，用于确立人物的坐标。

一种重大理论，一项创新实验……往往有一千个歧路和一个成功的可能性。如果研究理论，能将999个歧路排除，指出某条路隐隐有成功的可能，当然这条路走到中途会是什么样子，他已经想象不出……

这算不算有建设性呢？

陈景润论证到1+2，众人皆以为天才，亦以为建设——若有人说他又没有论证到终极的1+1，必然被众人打了出去。

然而……很多人却不能把科学史的道理同样施用于我国历史，我国现代人物。

论史是要有科学的精神的。

我越来越相信：数学这门人类通用的语言，亦适用于研究历史。

鲁迅的伟大便在于他能绕过种种陷阱，指出某条路真正隐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