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北京对西方为何不再忍让(1) -- 常乐

中国经济界传出十月是拐点之月的说法，首先是以前三季特别是九月经济数据来下结论。而九月经济数据，“拐”味最浓。最特别的，还是金融数据，包括货币供给数据与人民币贷款数据。前者出现近年未见的M1增速快过M2的情景。这一意外数据，既反映出经济复苏的加快，也反映微观经济活跃的表现，这才是中国经济拐之所在。

后者则是九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五千一百多亿元，超出市场预期，意味金融当局对货币政策，小收之后再放。中国今年以来新增贷款额累计巳达八兆六千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九，当局再放手，证实经济由被刺激拐向自主活跃。

外贸外资的数据同样令人意外。按海关总署的数据，中国外贸进出口从今年三月开始已连续反弹，呈逐月回升趋势，但说得上拐的，是九月进出口双双超千亿美元，是为实质性增长。

商务部公布九月千家重点零售企业零售额监测数据，零售额是同比增长百分之十点六，增速比八月加快一点四个百分点，创今年以来的最快增速。

由这些数据看来，中国经济的拐点已现，而且在十月可能趁势大拐一下，但这个时候，不论官民，说话的人都谨慎起来，谈防忧的多过唱好的，原因何在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共领导层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有个“三不”的定义，即中国经济在企稳回升，但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胡锦涛这样讲，温家宝这样讲，官员也这样讲。既有“三不”，怎能言拐。

再一个原因，是有这“三不”的定调，就决定了宏调政策不变的基调。但如果“拐”了，这宏调政策怎能不变？于是大家在看，十月的拐点能不能拐出名堂，也在看，领导人的言论，会不会也有拐点。

在继续实施2008年以来出台的一系列刺激消费增长的政策的同时，应该将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要抓紧研究制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比重的具体方案，明确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步骤、重点和措施。要完善职工薪酬制度，抓紧研究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完善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制度，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

要加快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类扣除制度，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税负水平。还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并有计划地将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按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基金的投入，消除居民消费后顾之忧。

去年底时，市场普遍认为中国今年出口虽会受到冲击，但仍能维持小量增长；即使在今年初出口开始呈大幅下降局面时，市场仍认为那只是去年基数较高的结果，外贸局面乐观形势仍然可期。因为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依然比较“低级”，必需品份额占比大，即使西方需求受金融危机冲击下降，由于“土豆”效应，中国出口甚至有可能上升。但是，截至9月末，中国出口表现依然欠佳，全年总体下降局面已成定局。某些专家所讲的中国出口“土豆效应”根本不见踪影。

土豆效应又称“土豆悖律”，原是指在大萧条时期，消费者舍弃高端奢侈品而转向中低端产品，导致对后者需求上升进而拉动中低端产品销售量和价格同时上升的现象。上海证券报发表上海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胡月晓文章表示，“土豆效应”消失的原因，在于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贸易融资大幅下降所致。

缺少国际贸易融资支持，如没有金融机构的付款担保，即使存在外方需求，中国的许多中小企业一般不敢接单，或者接单周期缩短、数量下降。

按信用证操作规程，许多中小企业根本无法获得贸易融资服务。

证券时报发表记者储着胜评论文章表示，在国际社会寻求经济再平衡的大背景形势下,扩大内需对于中国来说,就不仅仅是面对经济危机时才做出的一种选择,而应该是一项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如此观之,目前所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就具有明显的短期特征。只有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公众的长期消费能力,扩大内需才能长久地持续下去。

文章提出，要提高社会公众的长期消费能力,首先要加强科技、管理和制度的创新,努力提高社会经济效率和效益。社会公众的消费能力最终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

要改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根本的途径是创新。创新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技术、管理等操作层面,而且还包括制度层面,这是更为重要的方面。

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对于提高社会公众的长期消费能力也非常重要。

要提高社会公众的长期消费能力还需要大力发展金融业。

文章称，在社会财富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影响社会公众长期消费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因此,要想提高社会公众的长期消费能力,还需要对目前的财富分配关系进行调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提高社会公众的长期消费能力,不能仅仅看成是扩大内需以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实际上它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因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但预计到明年中期左右，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的两难局面就将卷土重来，而彼时才是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真正考验。

其一，与单纯的“保增长”政策目标不同，“保增长”、“调结构”、“控通胀”等多个目标齐头并进，将导致调控政策的把握难度明显增加。

十一年前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可资借鉴，彼时中国用了两年时间就彻底走出危机阴影，但是其后应对产能过剩、实现结构优化、刺激消费等政策成效却未见实质性突破。

其二，调控政策最怕左右手互搏，而未来出现政策掣肘的可能性极大。2007年货币调控政策就曾陷入到类似的尴尬之中：国内物价上涨的压力很大，但是通胀的主因却来自于海外资源品价格上涨，属于输入型通胀；另一方面，海外市场普遍预期人民币大幅升值，大量海外热钱将涌入境内。央行为应对通胀而不断加息，但不断提升的利率又吸引更多热钱进入，反而加剧了通胀压力。

美国经济落后中国经济复苏大约两到三个季度，据此判断也将在明年年中走向复苏。由此而来的则是全球流动性再度泛滥，从而持续推高大宗商品价格。与此同时，人民币升温的预期也将进一步升温，最终难免会出现与2007年相似的经济状况，而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同样难逃两难格局。

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羅奇表示，內地四萬億元人民幣的經濟刺激計劃在表面上達到了增長的效果，但相信有關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持久，預期中國明年中的經濟將出現放緩，呼籲中國要盡力做到平衡消費，方能保證宏觀經濟的穩定性。

羅奇續指，現時中國的增長來自供應多於需求，當中包括大量的基建投資及寬鬆借貸，但這樣的增長模式在中國甚至全球都不能持久，更會產生資產泡沫及過度供應的憂慮。

今年4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快出台《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下称《指导意见》)。

……由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制定的收入分配调节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待批。相关权威人士透露说，诸项改革可能于今年内陆续出台。

“将出的《指导意见》主要是理顺国家、企业、老百姓三部分的分配结构关系，同时也包括二次分配中财政收支中拿出多少用于社保、教育等问题，甚至三次分配中的慈善事业也都涉及到了。”

“而初次分配政策是这次《指导意见》出台的重点。《指导意见》将会提出要在初次分配中适当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改变目前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

……垄断行业高收入、事业单位薪酬改革、离退休人员工资以及低保等方方面面在《指导意见》中都会得以体现。“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指导意见》提出了改革的方向，比如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模式是采用分类征收还是综合征收等”。

然而，《指导意见》提交国务院已近半年，之前有消息说今年有望出台，到现在仍未有音讯，个中原因引发诸多猜测。

“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非常敏感，也非常复杂，涉及的方面非常广，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影响尚未消失的背景下，出台会更为谨慎。”

德意志银行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马骏预计，未来十年，中国GDP将保持8%的年均增长率，此外通货膨胀率年均增幅为3%，人民币对美元升幅平均每年为4%。按此计算，每年以美元计价的GDP复合增长率相当于16%，而预计同期美国的GDP增长率仅为4%。因此他认为，中国GDP将在2019年超过美国。

……他同时指出，2010年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有望达到11%。随着投资增速减缓，以及美国经济二次下行风险造成的出口反弹乏力，二季度GDP增长将再次面临压力。

马骏指出，随着“4万亿”投资项目逐渐完成，2010年中国投资增速将放缓。预计2009年资本性投资同比增长80%，到2010年这一比例将降至20%。制造业由于产能过剩，虽然产能利用率提高，但投资增速将明显放缓；而房地产业的反弹也不可持续，随着新一轮过剩的产生，2010年下半年可能面临减速。另外，投资增速放缓和通胀压力增加，可能令市场面临滞胀风险。

在出口方面，马骏则认为，短期的明显反弹将不会持续很久。他表示，三季度和四季度美国GDP增长有望达到4%-5%，因此2010年二季度中国出口同比增速可能达到或超过15%。但到了2010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可能出现二次下行，从而拖累中国出口。

马骏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来源于城镇化进程，这一过程不仅将拉动投资，也有利于扩大消费在GDP中的比重。

开放性区域主义既是中国开放政策的产物，也是中国崛起的基本背景。在这个开放体系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迅速整合，但同时这个区域又不排斥其他国家。

就是说，开放主义应当是中国应付国际力量集团化的有效武器，也是中国在重建国际秩序过程中所应当秉持的原则。这个原则也能处理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中国没有成为美国的敌人，或者说美国没有能够把中国变成敌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开放性。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个事实上的G2可能不可避免。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这种趋向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任何组织或者会议，只要涉及到中美两国，这两国之间在这一组织或会议内的活动就必然成为重头戏。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这样，G20也会是这样。随着中国在其它国际组织中（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地位的上升，将来也会有一天发生这种情况。中国如果秉持开放精神，那么，G2的目标应当不是如一些美国人所理解的中美共治（世界）。中国不应当走美国西方道路，中国的责任应当是维持国际体系的开放性，而不是帮助他国使得这个体系封闭化。开放性是中国精神，也是中国应当贡献给这个世界的。

既然有关方面已经制定了调节方案，在行政审批上就须加速推进，并经充分的民意酝酿和博弈。如果方案缺乏出台的具体时间表，在落实上就不会有清晰的路线图。这样的方案也就只是拟议中的善意，难以契合民意期待。

中国的各项改革都已进入深水期，亟需突破改革瓶颈，绕过拐点屏障，将改革推向深入。就调节收入分配而言，不能因为推进难度大而稍有懈怠，踟蹰缓行。

当下的危机仅仅只是一个开端，过去5年经历过的高油价引导高粮价、高资源价、高资产价、高通货膨胀的危机还会很快卷土重来，其冲击力可能更为严峻。而对于中国来说，危机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　全球化将受根本性约束

资源是创造财富的本源。此次危机的本质是一个大时代性质的能源危机，……

2　登上大国的历史性机遇

此次经济危机使后化石能源时代的大历史变革提前5~10年到来，能源危机使发达国家全面衰退不可避免。国际大变革正在展开，国际新秩序正在重构，这是一个非常有利于中国的新格局。这有两点意义。

第一，如果没有核聚变的成功，全球不会再有任何国家能达到中国未来10~15年后的经济规模和总体国家实力。

第二，要将一个超过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约1.5倍、人均资源低的大国，建成为一个全新、合理、和谐机制的大国，否则庞大的资源消费将无法长期承受。

3　挑战问题

后化石能源时代的来临，与中国正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迎头相撞，这将是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根本挑战。这表现在四个方面。

将无法依赖海外能源完成现代化

粮食问题的潜在危机

发展方式将无法再以贸易立国

发展极限的来临

4　难点问题

农民与农业

财富分配是当前中国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这已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因素。

在未来高油价大背景下，资源管理已成为国家经济管理的头等大事。

再经过10年左右，中国的高速发展局面将基本结束，全球格局也将发生根本改变——高资源价的时代基本成型，同时全球将经历一个经济危机不断反覆出现的冲击。在此之间，不根本性解决中国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势必形成真正的危机。特别是财富分配格局急需改变，否则，在失去眼下这种高速发展的有利条件时，再进行重大的社会变革就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