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备战经济学兼为毛泽东时代辩护(一) -- 达雅

结果就被渡轮云拿到了

　　顶多就是给锦州解围而已。国军的兵力把三处加上也不占优。

　　金门是个特殊情况，有大海隔着，又没有控制渡船，否则那三个团即使打不下金门也能撤出大半。

　　类似的例子有登步岛，同样是渡海作战失利，但因为海面较窄又控制了渡船，五个营对七个团，撤退时没丢一个伤员还带回数百名俘虏。登步岛

这种第几个包子是因果关系问题，其他的容易犯错的是人们往往把同时关联的事情作为因果，比如刘翔穿了白裤衩拿了冠军，有些人就会说白裤衩重要啊，实在是没有白裤衩就没有刘翔啊等等。

看中文论坛久了，有时候发现自己也受了影响不够严谨，最近重新开始照着学术标准认真一点，坏毛病还是要改了才好。

做得更好当然应该也有可能。只是最近在想一件事，中国的言路不畅，特别是社会人文经济领域没有大家出来，这样自然对于决策层有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从TG建国前的所作所为来看，除了书上的理论，各种实用有效的做法层出不穷，表明中高层内有某种机制保证了一些并不见得有多少文化的人，能够互相交流、刺激、发展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这种猜测是否有道理？有什么途径可以对此做一个比较清晰的比较？

这实际上是研究TG的真正的运行规则，既不是它表面说的那些谁都不当回事的东西，也不是吴思所说的潜规则。我怀疑TG有一个自然形成的不公开但是有效的运行机制。当然也可能根本不存在这种机制，只是历史的偶然成就了它。

七、运动了！

“运动”，或者叫“政治运动”、“群众运动”是新中国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从“镇反”、“三反五反”，一直到“文革”，基本和备战经济相始终。这一篇分析这一现象，并为其做辩护。

首先声明，“辩护”并不意味着辩护人想干这件事情，正如同杀人犯的辩护律师并不想被害人死掉。我为“运动”辩护，乃至为整个备战经济辩护，并不意味着我想现在来搞搞运动，无非是说，“运动”这件事情，有些你没注意到的苦衷和效能。

先说苦衷。新中国的“运动”发生在战争的强大外部压力下。而如果对一群人施加强大的外部压力，那他们内部的矛盾就会激化，因为外部压力使得他们无法拥有足够的资源和时间来心平气和地解决矛盾，于是砍下对方的脑袋也许就成了最有效率的方式。所以人类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强大压力下的激烈内斗是一个普遍现象。例如，当二战德军败局已定的时候，发生了最接近成功的刺杀希特勒事件；而911以后美国在遭到恐怖袭击压力的时候，也明显收紧了言论自由的尺度。从统计的角度看，新中国承受的战争压力以1964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69珍宝岛冲突之间为最大，这中间恰好是“文革”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往后战争压力减小，“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运动也就有气无力了。

“运动”中常常要整人。一个人本来工作干得好好的，“运动”来了，就突然给他安上一个帽子，“右派”、“现行反革命”啥啥的，不许正常工作了，下农村，进监狱，最坏的情况是给冤杀了或者折腾死了。那当然他所从事的工作也就不能顺利进行了。所以，“运动”中的“整人”大大损害了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但是，考虑到强大的外部战争压力，这种“整人”也是不得已。因为战争压力客观存在，社会必须启动一种机制去反敌特反动摇，得把存在的疑似的敌特分子动摇分子给识别出来。但是说实话，人类到现在也没什么办法准确识别疑似敌特分子动摇分子，只能搞“宁可错抓，不能放过”，于是本来不是的也给当疑似了。这不是新中国独有的，1949-1979台湾那边也抓了杀了不少疑似共产党嘛。新中国独有的，大概是按比例抓右派，5%的指标层层下达当任务完成。现在看来当然很荒谬，不过，现在也有按比例评先进和末位淘汰么，所以也没什么。

其次说效能。“运动”客观上是人力资源系统的一种临战演习。它成功模拟了战争状态下各单位的混乱状况。新中国一度同时和两个超级大国打仗，所面对的战争是全面核战争。新中国又刚刚开始搞工业化，自己这套新的工业体系，以及作为工业体系核心的 人力资源体系在全面核战争下面能否抗得住，毛泽东他们也没底。而“运动”导致的混乱，就客观上成为一种演习。老有人给我举例子，哪里哪里运动得都停工了，群众斗来斗去工作瘫痪。这在和平发展的角度看当然很可惜很不正常，但是从备战演习的角度看呢？

备战演习要尽可能逼近战争的实际情况，暴露战争中可能发生的问题，以便检验系统战争状态下的能力，并作出相应的安排。这个大家想必都不反对吧。因此，在演习中暴露问题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暴露得越充分越好。而要暴露问题，就要逼近真实战争的状况。战争中，各种工业设施、科研院所都有可能遭到打击而瘫痪，于是演习必须检验整个系统，在局部瘫痪的情况下还能不能正常工作。而某些单位群众斗群众恰好就造成瘫痪，就为检验系统的可靠性提供了可能。跟一般的演习不一样的是，一般的演习中，瘫痪不瘫痪、哪里瘫痪、瘫痪到什么程度是导演部规定的，好比自己出题目自己模拟考试，很可能因为思路盲点把一些问题给忽略了。而群众斗群众造成的瘫痪，总导演毛泽东都不知道哪里会发生以及发生到什么程度，这就好比随机抽题目来模考，逼真程度就好多了。

“运动”的演习效果不仅在宏观上，也在微观上存在。家庭之内、亲朋好友之间“划清界限”、“互相揭发”，“查海外关系”，这是后来大家最诟病的。这些行为，在和平时期看来确实有问题，但是在战争中，却是不得不做的。战争中，会有人牺牲，会有人投敌，会有人被误会甚至误伤，会有人奉命打入敌方。每一个人都面临“怎么处理国家利益和个人感情”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当时全面战争的能力，就取决于每个国民把国家利益看得多高，因为中国的预案是通过长期的人民战争来打败敌人，这就需要每个人都自觉地成为战争机器的螺丝钉，把个人感情抛到一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通过演习，逼真的演习来让每一个人拷问自己的灵魂，“要是我家谁谁谁当了反革命我怎么办”，“我相不相信他是反革命”。这种拷问当然极端痛苦，但却又是人民战争所必须的。

从事后的结果看，“运动”充分完成了临战演习的任务，成功检验了人事系统和整个国民经济系统在战争状态下的可靠性。最极端的例子是，“东方红”人造卫星的总工程师，一个个被打倒、调离，但是整个团队前赴后继，成功把卫星送上了天。当时看记录片，当看到前总师在牛棚里听收音机才得知卫星成功发射的消息，第一个感觉是真胡搞，但转念一想，这么胡搞也能搞成，这系统真不是一般地强悍。

正式有了如此强悍的系统，老毛才有资本豪言“早打、大打、打核大战”，才有了底气主动挑起珍宝岛冲突。而在打造这个强悍系统的过程中，“运动”客观上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但是，正如大规模军事演习有伤亡名额一样，“运动”也会有误伤和牺牲。所以1979年以后，就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行动，因为备战已经完成，“疑似”也就可以放出来了。死掉的，就要追认烈士，跟军事演习的烈士一样。前两年我刚开始看到张志新死刑内幕的时候，觉得这人整个一神经病怎么能当烈士，现在想想，要是没有“文革”这大演习，她也不会成神经病嘛。

运动的说法有理.包括在西西河的党的好干部们一定推荐您这编参加重要党的文献.估计比《中国社会阶级分析》那篇地位高。

我看完您这篇，一拍脑袋我终于明白过来了。原来你们这就叫备战，其实我估摸着又糊涂了。没道理呀？

一个国家备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民。感情您说的运动是对付非国民的吧？那里自己捉搌自己同胞的道理呀？

前几段您说这战备经济的时候我感觉您的见识站伟大呀，用几十亿来早出毛泽东圣像。这些圣像使的帝国主义不敢人侵。从而保护了您们。

为了战备，把农民的口粮都拿出出口换美圆来给党和国家领导人获得更重要的生活物资来改善你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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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看过前几天西西河有人发的那些外逃者的照片吗？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感情您眼里那些不是人对不？

刚看了春桥同学的《论洋奴哲学》以及他后期包括被审判时的一些预言。觉得温相（尽管他是极端反毛的）说得对：张是深得毛晚年思想的真传的。

毛为何要发动一场这样史无前例的运动？以他的智商难道不知道建国后至少56年以后只要象胡爷爷那样清静无为就可以永远被人民毫无争议地敬仰？但他仍然在73岁的高龄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掀起了这场波澜并把它称为“文化”（为什么不叫别的名字？）大革命。张某人更是早在进京的时候就预见了粉身碎骨的前途并义无反顾。

重温一下那句话：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比旧的地主资本家还要凶恶一百倍！

你这套东西，去凯迪什么的地方可能好使。。。

由于年龄、阅历和时代的关系，全面理解毛泽东超越了我目前的能力。

我承认，毛泽东思考的不仅仅是备战，他更关注的，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未来。

但是，备战这个因素，可以解释毛泽东时代大量发生的，今天看来不合理的现象，给这些现象一个合理的解释。而这个因素，恰恰是那些攻击毛泽东“不懂经济”“胡搞”的人有意无意忽视的。因此，只要讲清楚这一点，那些攻击也就不成立了。

太祖的志向和勇气，实在是让人仰视到窒息的程度。

多年后，我们还只能管窥到他老人家的一点点雄才大略。

他失败了，但他选择的战争对象，是全人类的终极目标。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从这个角度说，联想到其法庭上的张狂和固执，张春桥也不算枉为太祖的知音了。

还是有不错的效果的。。。。。。。

比如如何解决历朝都很难解决的功臣问题。。。。

八、备战经济定价准则

经济学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而交换是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于是，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都从一个例子开始：一袋米换两只羊。所不同的是，大家对一袋米为什么换两只羊而不是三只羊的解释不同。西方经济学认为，这是由双方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而政治经济学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生产一袋米或两只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致相等。

一袋米换两只羊。那么，几袋米可以换一枝三八大盖？

一枝三八大盖。附带五发子弹。完好。1943年的中国。几袋米可以换？

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地点不同而不同，更因为对象不同而不同。在国军或伪军的单个逃兵那里，也许是两袋米（国军排长黄仁宇就因为担心士兵把枪偷走卖掉而夜不能寐）；在国军的某军需官那里，也许是三袋米，但要换成现大洋，还必须批发，一次200枝，（某抗日名将，好像是董其武，就得这么换下本来该无偿发给自己的200支枪以换取领到另外800支）；而对于八路军，你有多少米也换不来一枝三八大盖，因为那是他们的武器。

上面这个例子表明，战争中的交换，与和平时期的交换，存在本质的不同。或者，用科大胡不归的话说，战争是“经济学用不上的情况”。战争中，人们衡量物品，更多地是考虑其使用价值，而非价格或价值。

现在回到备战经济。备战经济自然具有经济的共性，交换也仍然是配置资源的手段，但是作为准备全面战争的经济形态，备战经济又必须高度重视物品在战争中的使用价值。

备战经济定价准则：商品的价格必须反映其在战争中的使用价值。

备战经济定价准则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社会中可以自由流动的那部分资源向备战作用大的部门富集。备战经济时期虽然是计划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主要通过国家计划完成，但是也还是有些可以自由流动的资源的。例如，同样是拿国家工资，可以流向国营大厂搞重工、军工，也可以流向百货商场当售货员。由于国营大厂生产的产品在战争中的使用价值大，反映为国家对军品的定价高，国营大厂效益好，于是大家抢着去国营大厂，国营大厂就可以招到更优秀的工人。通过这种资源富集，中国进一步为工业化凝聚了物力和人力，并在长达30年的时期里，使得工业化成为全民的的理想和道路。

备战经济定价准则同时直接导致了后来被抨击为“剪刀差”、“价格扭曲”的种种现象，并且已经被当作定论写在各种主流媒体上。但问题在于，拿市场经济当标准，备战经济当然是扭曲，不能反映供求关系；但站在备战经济的标准，市场经济不也是扭曲，不能反映战争中的使用价值么。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扭曲不扭曲，而是能不能完成备战的历史任务。而二战欧洲战场和1949-1979年间的海峡两边，已经雄辩地指出，市场经济在备战上是十分低效的，无法完成备战的历史任务。

举个极端的例子，当前一幅名画的售价可以相当于国际军火市场的一台主战坦克。但是，主战坦克在战争中的使用价值是一个大的正值，而名画则需要安排人手去转移，需要安排武装人员押运，一旦处于险境可能还要出动特战分队，因此是个累赘，使用价值是一个不小的负值。按照市场经济的价格它们相等，于是坦克研发部门和书画创作、鉴定部门得到同样的重视分到同样的资源，能这么搞备战么？

因此，大规模的“破四旧”，捣毁传世文物，经济上可以看作强行给文物定价，使它们的价格回复到战争中的使用价值附近。不谈它思想解放的伟大意义，仅从备战经济的角度，也是利远大于敝的。

事实上，“破四旧”固然损害了大量地上文物，但同时也保护了大量的地下文物。既然文物是“四旧”，没有价值，那也就没什么人去盗墓，于是备战经济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消灭了盗墓现象。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文物的价格从战场使用价值转向市场交换价格，大量古墓被盗，损失远远大于“破四旧”。这些地下文物和他们的主人，一定不愿意当今这样怀壁其罪吧。

凡是批判“破四旧”而不抨击改革开放对地下文物破坏的，不要回这个帖子。先检查自己屁股的位置去。

顶级文物是国宝

一般文物是矿物

破四旧破的都是一般文物

只要从矿（古墓什么的）里挖出来就是了

所以破四旧的破坏不如想象的大

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