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比邻中国》－德国前总理施密特 -- atene

首先老瓦发言，一张口，吓一跳，他居然说的是德语！法国人的外语能力大概很多人都领教过吧，:)

老瓦的开场白是这样的：N多年前，我们也是在汉堡，也同样给老施同学过生日，那时Peter Ustinov还活着（还记得吗，那个胖胖的小老头，那个波洛侦探？），他最后发言说，今天，我们都是Hamburger!(众笑） （注：肯尼迪在西柏林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Ich bin ein Berliner”）。

老瓦接着说，在我刚开始会说话的时候，我妈妈问我:"你是在德国出生的，你觉得开心吗？”我回答：“开心！”妈妈问：“为什么呢？” 我说：“因为这样，才使我这辈子某一天遇上施密特的几率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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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基辛格的发言：在我50多年前刚刚认识施密特的时候，打死我也不信，我们可以今天在这里为他庆祝90岁生日。那时候我不明白的是，老烟枪和过度饮用可口可乐居然是某些人长寿的秘诀。（众笑，老施开心地举起他的可乐杯子示众）。

人们说，好朋友是那些可以半夜3点打电话到你家的。而这，的确在我们身上发生过。当年在我在阿尔及利亚出访会谈当中，老施打电话给我，他认为，他可以教我，怎样和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老瓦）打交道。那时我还没见过老瓦，他刚刚出任法国总统。老施给我出主意，怎样使美法关系更加友好。你们今天都看到了，他的目的的确达到了，我们三个，今天晚上，作为好朋友，坐在了一起。

记得尼克松的《领导者》里也曾提过一个意大利总理，名字忘了，说是那边议会在开会，这边有小的跑过去告诉这位总理，说是那厢干起来了，这哥儿们就问了一句，扔抽屉了吗？

施密特1975年访华见到的第一位中国领导人是邓小平，邓在首都机场迎接他并陪他检阅三军仪仗队。从机场到城里的路程要大概30分钟，现在则要一个小时或更长。

在进城的路上，从车窗里看出去，路上成千上万的自行车，偶尔有汽车过往，车身漆黑，里面坐着政府官员。北京给施密特一个意想不到的“不象中国”的印象。长安街两旁的办公楼与其它共产主义国家的单调建筑毫无二致。

邓个子不高，可以说瘦小，身着蓝色的毛氏制服，长着一张普普通通的脸。开始的谈话充满了客气、外交词套、小心谨慎，但是，施密特很快发觉邓的固执，也许这是因为施知道他曾两次被毛赶下台。拜会毛之前，施密特和邓还有一次见面交流，其间邓说话不多，让施密特主谈，提了很多问题，但不发表自己的观点。后来才明白是在等毛对施谈话的态度。

和邓的第一次面谈

邓让人感兴趣的地方大概是他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志以及让人心悦诚服的劝说能力。和毛会面时，邓当时也在座仔细聆听，可面无表情，使人无法解读他对毛的观点有什么看法。之后和他的单独面谈颇有点令人遗憾，因为他只是重复毛的观点。

施密特于是主动从欧洲-德国的角度介绍当时的世界形势，话题涉及军事局势、德国的割裂、欧洲内部的权利之争、与美苏的关系、原料危机、世界汇率机制等。

二人共有两次长谈外加两次国宴。邓在宴会上活络很多，教施怎么用筷子，兴致很高地拿着酒杯和人碰杯，施大爷说幸亏他们那会儿不知道“干杯”意味着要一口干掉。。。

从与中国领导人的谈话，施密特得到的信息是：西方低估了苏联的危险性。邓警告“勃列日涅夫的外交政策会比赫鲁晓夫的更危险”。中国人的策略当然一方面是试图让北约对苏联施加更大的压力，另外一方面苏联在中苏边境上陈兵百万，中国人的担心是有缘由和正当的。

邓的谈话中也提到，中国准备应对可能的常规战，也就是说不光是核对峙，隐含的意思是可能会发生：占领土地、控制人口、截获资源。

在会谈要结束时，邓说了一句对德国政策而言最重要的话：“我们希望德国有一天会重新统一。”邓说此话时的直率让施密特甚为吃惊，他随即很真诚地表示了感谢。

普通中国人的日子

人们穿着便宜棉布作的、蓝灰色调、同一样式的服装。穿灰色衣服、胸前别着这一支圆珠笔的是干部。除了服装样式统一，大家说的话也都是一样的。人们很好客，但不能流露得太多；和外国人的交流多是礼貌的、中立的。

对德国他们几无所知，听说过一点希特勒和马克思的名字。有的干部知道德国参加镇压过义和拳，青岛曾经是德国的殖民地。对于当时的德国没什么了解。

同行的作家马克斯弗里施，-因为写过一本名为《中国长城》的书，受邀随行-，这样形容他眼中的中国：“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一个陈列橱窗，没有任何宣扬物质占有能让人达到极乐天堂的广告。一定有另一种希望。他们的脸看不出不愉快，没有黯淡无光，也没有愤世嫉俗。看起来没有什么可引发嫉妒的。”

随后的日子里，施密特爬了长城、去了南京和乌鲁木齐。

长城上的景色超乎想象，令人难忘。这座天下无双的建筑物绵延起伏，一望无际。

通过这次旅行，施密特说，他头一次意识到这个国家幅员辽阔，新疆少数民族人和汉族无论在长相、语言还是穿着上都不一样；北京飞往乌鲁木齐的时间和从纽约到洛杉矶的时间一样。

和那时的苏联相比，中国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苏联，贫穷在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清楚可见，人们只有生活必需品。

华国锋访问欧洲

1979年10月，华国锋访问德国，这是历史上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出访欧洲。

这时的德国内政处于剧烈变化中，环保和反对核武器运动风起云涌，社会自身也在发生变迁中；事后看来，华的来访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华没有毛那种不容置疑的气势，但他很开放，谈话时很友好，很聪明，不过仍然对共产主义坚定不移，不是经济改革派。（华应该还是支持搞特区的[URL=]http://www.archives.sh.cn/docs/200802/d_158010.html [/URL]）与毛邓不一样，他的胸前口袋上没有别着笔。第一次施密特可以与一个中国领导人开放地交流看法。在华的代表团尚在巴黎时，吉斯卡尔德斯坦就打电话通告了施密特，让他对华很是好奇，事实上，两人有如此之多要谈的，官方宴会后，他和华又私下交流到午夜时分。（施密特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共为G8雏形的发起人，俩人至今都是好朋友。）

没有来由，施密特有种感觉，华只是个过渡者。

观看国庆阅兵

1984年庆祝35周年国庆，施密特受邀参加国庆观礼。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和中国阅兵式的区别：一个向外，一个向内；苏联想向世界展示自己有多强大，中国想要增强人民的民族自豪感。

中国的庆典也的确如此，坦克和火箭展示只占整个庆典很小一的部分，更多的是，穿着鲜艳服装，-有一部分是民族服装-，的各界各族民众拿着气球、风筝或者小旗，从维吾尔族到藏族方阵，一个接一个。

就好像科隆一年一度的嘉年华会？嗯，不过更有纪律性。

邓和共产主义

十年前第一次来访时，天安门广场三还立着两个德国人和两个俄国人的画像 - 马、恩、列、斯，现在只有毛的画像还在。为什么邓让毛的画像仍然挂在那？

邓自己倒是不需要毛，但是，他知道有很多人出于理想仍然敬仰毛。

邓是共产主义者吗？

很可能他认同共产主义理念，因为他想要实现社会公正；但是，他不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斗士。理想主义这个词和他不搭边，他是个天生的实用主义者。读过邓氏文章和讲话的施大爷认为，邓不是搞理论的料。

他的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事留给别人，能干的事马上作。作不可能的事，则是毛的专长。要概括的话，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志士，而是一个务实的社会主义者。

再见邓小平

见面伊始，邓说：“我三次被赶下台，最后一次是在见你后不久”，微微一笑地继续说：“我想，那是目前为止最后的一次。”

他们两的话题涉及方方面面，施密特想知道为什么中国会对越发起战争，邓不假思索地回答1979年对越战争是为了给越南“一个教训”，如果它不从柬埔寨撤军的话，中国会保留对其“再次上课”的权利。

那时，苏联对越南的支持堪比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目的是为了向中国施压。

双方谈到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废除计划经济，邓介绍了大略的经济改革框架，指出自己在其中的作用 ：他只作建议，即引入灵活的政策、改善和其它国家的关系，具体实施工作由其他人来做。他对经济所知不多，但他支持这些改革。目前这些政策的成功说明，没有他，那些负责的人也能做得很好。

对于当前的通货膨胀问题，邓没有直接作答。他说，可以想见，刚刚通过的对工资和价格改革的决议会引发通货膨胀，但他不相信在中国会出现通膨。他觉得，危机乃（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问题的终极表现，正好可以衬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邓想要经济改革，同时也想保持党的根基。不同于毛大权独揽 ，邓把权力分派给一组人，他比毛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至此，他在团结、融合党内不同派别方面做得比毛成功。和其它所有政党一样，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是各种派别纷呈，不同的是，其派别之争不易为外界看清。

经济特区是聪明的做法，他可以把重心放在一个改革阻力较小而易出成果的地方。选择沿海特区，除了这些地区某种程度上靠近世界经济，此地的经商传统尚存一息 ；初次出海，与他们在台湾、香港或者新加坡的海外亲戚作起生意来，让人放心。一次走一步，是邓的特点；毛则是七步一次走。

• 【原创】《比邻中国》－德国前总理施密特

花上好帖 ！

哈哈哈哈

往好了说是实事求是。

后面有一段说不少政客不懂经济时，他还讲戈尔巴乔夫经济上完全是“业余”，一点面子都不给。因两德统一，戈氏在德国的待遇比较高的。

他的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事留给别人，能干的事马上作。作不可能的事，则是毛的专长。

施密特出过很多介绍外国的书，比如比邻法国，比邻荷兰。这本比邻中国可以看作这一系列的其中之一。对推进德国人民对外界的了解作出了很大贡献。不仅言传，在他当总理任内，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创立G7峰会，重视中国的变化，不愧是一个政治家，战略家。

面会赵紫阳

从两人的谈话里，施密特可以感到，邓只负责改革的框架，具体实施及细节由胡耀邦和赵紫阳负责。不过，看起来这两人性格的性格差异很大：赵深思熟虑且稳健；胡常喜冒进。因此当时的一个疑问是，如果邓不在了的话，这两个人如何和睦相处。

赵紫阳和邓的区别在于，赵希望经济和政治改革同时进行，而邓的直觉告诉他，这样会导致混乱。和后来的朱镕基总理一样，赵紫阳在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水准令人印象深刻。

通过改革陈年积疴的国企，赵紫阳希望为企业扩大活动余地、注入活力，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进入企业管理层，削弱党委在企业中的领导地位，在计划经济中引入价值规律。同时，为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要控制货币和贷款发放量；为此，银行系统亦需变革，央行将只负责货币发行量，其它的商业活动将由工商银行承担。

施密特提醒，引入改革意味着，当世界经济出错时，中国会受到强烈冲击，指出当前发达国家，特别是负债累累的拉美国家，受到滞胀的重创。希望中国在开放的同时能避免其它发展中国家犯过的错。

赵紫阳承认对此亦有担心，表示中国在接受外资贷款上比较小心，贷款要用在开发自己的加工能力上，要保持进出口的均衡。（之前中国积攒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自1983年年底被大量用于设备引进，外汇储备会很快用光。）

赵紫阳在金融和经济方面的能力是从哪来的？邓答曰“边干边学”。中国通过各类学校和大学培训来积攒经济改革所需的经管人才，派出10000名学生去美国、1000名去德国学习，除此而外，组织短期培训工作小组对企业人员进行培训。邓言称，要提拔更多的年轻人到管理岗位，“他们一定要找到能干的年轻人。”

如果有天分的中国或者俄国人拥有和西方青年人同样的教育机会， 你就不会奇怪，在这些国家时不时会有天才冒出。

可是，如果没人实行天才的想法、没人听从天才的命令，天才也是无用的。相对于俄国，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着异乎寻常的执行能力。他们从哪来的这种能力呢？

一党统治在中国历史上早有先例可寻：文官制度（Mandarin），这种由高等文官组成的体系对于几千年来这个国家的稳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共产党和传统的文官选拔制（科举）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其成员不仅出自贵族或者封闭的统治阶层，而且砖瓦匠的儿子也可以当官，就如同木匠的孙子也能当上共产党的总书记。

天安门广场的悲剧

西方媒体所谓的“屠杀”缺乏一个判断的准绳。只要把这件事件和余波仍在、死了好几千人的布拉格之春比一比，就会发现（西媒）所用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 。这种事件被别有用心地滥用了。对有些西方政客和媒体来说，中国对世界是威胁，而俄国是民主国家 。这种道德上的片面性是受政治和时政新闻利益驱使的 。

施密特认为事情的起因之一是，年轻人对成年人的反叛，这种现象在民主国家也存在。60年代后期德国也经历过这些。胡耀邦的下台及其出其不意的早逝，让中国的年轻学生把他捧成偶像。其实，胡与戈尔巴乔夫的立场相差一大截；而且学生对什么是民主所知不多。初始，年轻人的游行令人感到兴奋、充满刺激，有人觉得这将是场动人心魄的事件，然后这股情绪会传染给越来越多的年青人。

各行各业的人开始参与游行的原因，是因为通货膨胀影响到其生活。但是，经济危机并不意味着学生应该把国家推向崩溃。通货膨胀问题源于邓，包括赵紫阳，没有真正认识到，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一个货币政策。施密特和赵紫阳讨论过这个问题，赵紫阳虽然对其有理论上的认识，但是未能在实践中得以贯彻。至少赵紫阳承认有这个问题，邓则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回避态度。施密特感觉，邓低估了货币供应量的作用及其由此引发的通膨的（破坏）程度。

整个80年代要求民主化和自由化的风潮越来越厉害。如果在这方面放得宽松些，局势会不会好一些？有无可能避免89的矛盾激化？

很难说。。。。。。从古至今、从中到外，反对政府的活动从来都是存在的，只是激烈程度有所不同。学生运动一开始是遵守制度的。西方人不明白，在儒学中个体和个人自由从来没有象在西方那末重要。（这场学生运动）其实不是什么争取自由的运动。而且西方人很容易忘记，欧洲的个人主义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发明；这个概念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在德国扎了根。

毫无疑问，这个概念对西方人来说是个好发明。但是，中国从来没有这个概念，从汉代开始她贯彻的是儒学/孔学的伦理观，国家和集体的意义远远重于个体。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关个人自由的教育从来不是重点，直到今天亦如此。个体自由从来不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

由学生发起的运动往往易失控，因为学生常走极端，他们尚不知自己该遵守的底线。当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如此，但是，只要时机合宜，声势强大的一小撮就能引发一场群众运动。这不只是共产国家的专利。尤记麦卡锡在五十年代引发的那场反共群众激情运动，当时有人也失去了理智。

所有这些运动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缺乏理性。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完全超出当时的可能。89这场运动亦如此。比起一个专制体制，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更容易结束这样的群动，只需把政府选掉。无论如何，政客/政治家们，-不管是哪种体制下执政-，不能在群情激奋的群众示威前态度摇摆不定，应该时时把整个国家的福祉放在首位。

令人吃惊的是，中国政府在处理这种事件上没有做好技术准备。不象俄国，中国没有足够的驻地警察。德国一直有这样一支专门联邦警察队伍，他们训练有素，知道如何处理暴力游行示威。如果汉堡爆发示威，可征调周围地州的联邦警察。没人会想到调用军队。在中国，是另一套做法。学生的过分/无理要求、领导人面对骚乱的恐惧、领导层内部路线斗争的外泄（赵紫阳在外宾面前抱怨无实权）、在戈尔巴乔夫面前的丢脸（戈氏无法从被学生占领的前门进入人民大会堂）、技术准备不足，这一切指向最后的悲剧。

对于西媒/德媒事后认为中国将走回头路、独裁者执迷不悟等等言论，施密特批评：对那种不考虑别国历史、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的新闻写作手法，自己的评价不高，因为它把一些读者的赞扬看得重于对局势的现实分析。用西方民主国家的宪法标准来套中国和邓、用中国尚未能达到的民主标准来谴责他们，是自以为是和傲慢的。以中国历史作为衡量尺标的人会很快看到，有好几百人死亡的天安门悲剧并非不得了的大事，大跃进和文革中死亡的人数都是以百万而计的。

最后一次见邓小平

施密特想亲自了解上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领导层是如何作出决定，也想借此（在西方）引发不同的观点：当时苏联眼看着支撑不下去了，西方不能承受把从前与苏联的对峙转到与中国对立；为此，帮助中国坚持改革，是将中国融入世界的最好方法。

施大爷的这次访华行动受到德国媒体的大肆批评，包括他长期担任共同出版人/总编的周报《时代》。

1990年5月施邓再会，见面时邓说：“我们是真正的好朋友，能想什么就说什么。”

邓明确表示中国的改革会继续下去。施密特试图说服邓，中国应该加入G7，而邓仍然持发展中国国家的角度看问题：很奇怪的政治现象，7个国家支配整个世界。谁给他们的权力来制裁中国？即使增加其成员人数，大多数的国家也不会认同。

邓主动说到天安门事件：制裁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初建的前25年里没有任何作用，这次依然无效。很久以来中国就生活在制裁和孤立中。关于8x8，这件事情的影响会很快过去。“我们必须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事情的起因在党，甚至包括党的高级领导人。”

此一番话给施大爷留下深刻印象。他解读邓之所以如此开诚布公，是因为邓要表明，他和共产党对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不会受意识形态的迷惑。当时谈话记录上记载着邓的话：参加游行只是部分学生，开始只有40%，后来为70%。人们忽略了年轻一代。在党内领导人中出现支持的声音后（赵紫阳？），参加游行学生的人数开始上涨。但是，邓警告，对此事的作用不要高估。他特别强调，6月份没有一家工厂出现罢工 。这件事情对四个现代化的政策毫无影响。

关于台湾问题，邓对施大爷掏出心底话：解决台湾问题的钥匙在美国手里。一国两制不仅是为香港制定的，更是为台湾，对台湾会有更多的让步/优惠：接受当地政府保留军队。

三年后施大爷再次来华时，邓已身患重病，无法会客，施大爷很是惆怅，不能忘怀邓对他最后说过的一句话：“我希望 1997年到香港呆一小时，在中国的土地上走一走。”

邓南巡进一步巩固、推动了中国的改革。

将来的某一天，回首望去，很有可能人们不再把他仅仅看成是一个最成功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而是把他当作20世纪最成功的政治家。他用自己毫不动摇的、实干主义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志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融入世界，帮助中国人民走上长久的富裕之路。

施大爷：我喜欢这个人。

• 【原创】《比邻中国》－德国前总理施密特
• 不太同意嘉木mm的这个说法

的确“不愧是一个政治家，战略家”。

我这也是看得有感触，才想大概地介绍一下。不过，目前只能把第一章先弄完，其它的等以后再说。第二章会有另外一个河友帮忙。

江泽民

与邓不一样，江不是那种冲锋在前、攻城拔寨之人，他的长项在于保持协商、稳定和平衡。因此说，他是正确的人出现在正确的时间。（让人相处）很舒服的一个人。

天安门事件之后，为保证连续性和稳定性，邓选择江作接班人。江自己说过，即使在梦里他也从没想过会成为国家主席；他早已设想好，等到自己从上海市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后，去大学教书。出乎领导层的意料，邓把他提拔到北京。邓这么作当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江泽民虽然没有在中央工作过的经验，但是他也没有被卷入过（中央的）派别之争。

西仁说，他所认识的江是个通过自己可靠的言行来说服别人的人。江证明，中国不需要一个统帅式的领袖也能保持稳定。江更接近现代西方当权的政客/政治家。

这种说法大体是靠谱的。不过，他1999年发表的“三个代表”在文体上有倒退的意思，不是指其内容。（不仅工农兵可以入党，企业家也可以入党。）

1990年，施密特是以私人身份访华的。虽然什么官方头衔都没有，施密特还是想发出一个小小的信号，抵挡部分由西媒人为煽呼起的、针对天安门事件的激愤，因为这种激愤会引发中国左倾。在与基辛格和德国外交部协商后，他接受了邓在上次访华时发出的邀请。江见面时称施密特“中国的老朋友”。

90年代初的全球问题

江马上就欧洲的局势发问，施密特回答：对东欧发展有影响的，一是苏联的日渐式微，二是波兰的社会变化；确信除东德和波兰外，苏联会从东欧撤军；两德的合并趋势不可阻挡，西方会出现裁军，但是，苏、美、英、法的军队仍会驻扎在德国的土地上。

戈尔巴乔夫还能支持多久，很难看清。（西方）有一种担心，苏联会出现一个保守好斗的新领导人，在美国有讨论该如何帮助戈尔巴乔夫。

就全球最重要的问题，江泽民首推世界人口增长及其环境负载/污染。在国际政策上，他坚持和平共处、互不干涉的原则；承认因为电视的存在、不干涉是不可能的说法，但是，不同国家的不同价值观是经过长期历史过程而逐渐形成的，因而不能同意那种社会主义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有存在地位的看法。有些国家想一笔勾销社会主义，这是不可能的。民主、自由、人权是具体的、相对的，不是抽象的、绝对的概念。应该视每个国家的历史、社会的发展状况和相对的经济发展状况而言。如果没有去年的事件，中国的领导人对此还没有如此清晰地认识。再次出现这种情况是不能排除的，将来学生还会上街游行示威，人们也会再次显示他们的意愿。中国政府会象西方学习，训练和建立一支配备有非致命武器的警察来专门对付类似冲突。

大事上毫无动摇、但是对学生充满理解的口气与邓的说法一脉相承，很相近，但不是一字不差，相比邓以前对毛的观点毫无二致地重复，中国从这方面来讲已经进了一大步。

二见江泽民

这次的印象是，江泽民的位置已经坐牢固了。他的兴致很好，不象邓那样观点明确、尖锐，但绝非摇摆不定。

要提一下的是，他接待了一组他个人并不熟悉的客人：InterAction Council(国际行动委员会外链出处)，其组成成员是关系密切友好、时常见面的前顶尖政治家们，这些人包括英国前首相卡拉汉、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为支持中国领导人的改革，施密特和福田赳夫一起提议1993年的年会在上海举行，双方对此很兴奋，中方邀请其成员来京并以国宴款待。在开幕式上，施密特把90年江泽民讲的话做了进一步地发挥：“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发展没有一个万能方案，对美国没有（这样一个万能方案），对拉美没有，对非洲没有，对中国没有，对欧洲也没有。相反，我们要把每个国家作为个案仔细观察分析，对每个国家发展的判断标准和结论需结合其实情，象一个训练有素的医生那样，对每一个病人做到对症下药。因此，我们必须对每一国家作新的评定，以便清楚我们的利益所在、人类利益所在，然后据此行事。”

江泽民访美

西仁的叙述：江泽民此行显得很放松，似乎摆脱国家社会主义马甲的束缚，在费城Drexel大学的接待会上，他坐在边上向翻译要纸，直接在上面用英文写发言稿，而且越写越多，偶尔会就某个单词和翻译低头接耳，然后他直接用英文讲演，无需看稿。他的英文令人惊讶的流利，富含幽默。象中国的第一代留学生那样，他为这个新世界所着迷。他很开心，也许第一次意识到，在公众面前持开放的态度可以争取到印象分。

在和克林顿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不再象在国内那般木呆。不顾基辛格的劝阻，两天后在哈佛，他直面关于8x8的问题，讲到党的工作并承认在政治工作上存在着“错误和意见不一致。”（江的原话应该是： “毋庸讳言，我们可能有缺点，甚至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我们在不断地改进我们的工作。”外链出处） “这不是道歉，但是朝正确方向迈出了明确的一步”，哈佛地首席历史学家W.C.Kirby事后评论：“如果再给我们十分钟，会有一场真正的交流。”

施密特：不明白江泽民对Kirby先生有什么可道歉的，不过，美国知识分子的某些圈子（喜欢）这么想。

西仁继续他的观察：等到2005年胡锦涛访美时，可以看出中美之间关系紧张，胡锦涛和小布什之间未能找到共同点，在一次现场转播仪式上竟然称胡锦涛为“Republik of China”（中华民国）的领导人，新闻发布会上充满了FLG的喊叫。。。。。。

施密特：良好的个人关系在国际政治事务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个人认为，美国人和中国人会发现他们能同意的地方越来越少，这很遗憾；从长远来讲，必须要考虑霸权在握的美国和正在崛起的中国之间的公开竞争。

克林顿访华

西仁就是个八卦爱好者：1999年克林顿访华时带来两组总统车队，克林顿尚未到下一站时，总统车队已经在下个待访城市等待总统了。访问西安时因不同政见者被抓，克林顿让胡锦涛象个小学生似地站在红地毯上等着。这些算是一种霸权实力展示吧。

施密特：中国外交礼仪要每个其它来访国家的总统乘坐中国方面的车，来访者对此也认为顺理成章。只有美国人可以作这些出格的事。

尽管观点不同，克林顿和江泽民看来（为中美关系）找到了一个共同基础，这个在胡锦涛和小布什之间似未见到。

• 【原创】《比邻中国》－德国前总理施密特

王殊大使的回忆录中对这次会面的记载与施大爷的回忆可以做一对照，尤其是会谈前的花絮很有点意思

外链出处

第一次见到朱镕基

很重要的一点：在自己一生所认识的世界大国的顶尖政治家里，他（朱镕基）是对自己国家的经济最了如指掌的。

虽然他是工程师出身？

朱镕基是个特例。对了，江泽民和朱镕基都是工程师出身；这是这个国家的特色。翻翻（德国）总理团队的组成，不管是哪一届政府，其中没有一个工程师出身的。就是在议会里，绝大多数议员的背景都是教师和律师。朱镕基对经济有种直觉，这个基本上是所有德国政客/政治家都缺乏的。朱镕基不仅非常勤奋，他对经济有种直觉上的理解，这一般人得在哈佛、芝大或者圣加仑大学（欧洲德语地区最好的经济系）学上三年才能弄明白。企业管理和国民经济可能是他在上海当市长时就已熟知的，而货币政策这门高级财艺应该是他在北京当副总理和央行行长时学的。 他与他的那些受过一流教育而刚愎自用的苏联同行完全不样，朱镕基会非常固执，但归根结底是一位天分极高的实用主义者，一个实干家。特别让施密特印象深刻的是，他可以非常自然、无拘束地与西方交往；李鹏作不到，现在的总理温家宝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他最大的贡献在于为中国九十年代令人陶醉兴奋的经济开放打下一个良好框架。由于他的谨慎，中国的经济在九十年代的后半期没有再象八十年代末那样过热，九十年代初中国的通货膨胀超过20%。完成了邓交代的工作：继续开放政策，同时不能拿整个国家冒险。赢得许多西方企业的信心，大量资金涌入设备投资和合资企业。

中国需要西方的资本与技术，西方需要中国的市场份额。这在当时是双赢，也是为什么中国可以顺利地起飞；如果西方对中国毫无兴趣，朱镕基也不会有如此大的成就。

97亚洲金融风暴

本来中国可以借到巨额的外资，九十年代西方银行家排着队要给中国贷款，想趁着中国蒸蒸日上的经济挣快钱，但是朱镕基抗拒住了这些诱惑。泰国、马来西亚、南韩、印尼则贪得无厌，它们把短期贷款投入基本建设。当外国投资基金的某个高级管理人员突然觉得不安，开始撤资时，其他的一个接一个跟着撤，这些借贷国随即破产，投资项目化作乌有。

中国在97年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救助了亚洲而且强化了自身，美国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大加表扬。

不过这些赞扬并非毫无私利，更象是危急时刻的祷告：啊上帝，我们赞美你，但是请宽恕我们的罪孽。要是当时中国人将其货币贬值，会在亚洲引发新一轮的贬值，这多半会把华尔街也裹挟进来。要知道，当他们开始外撤短期资金时，是华尔街上的人自己点起这场火的。

不该只是谴责渴望资金的东南亚国家大量接受短期贷款，谴责应该对准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他们把本来的银行危机演变成汇率危机。就这样。

朱的策略 朱的改革

朱执政期间，贫富差距加大，沿海和西部内陆差距加大。相比今天的当政者，他对西部省份没有任何动作。他的策略是，只要沿海省份马达轰隆响，西部也会好起来。现实正相反，资金和人才全都拼力向上海或广东流去。这难道不是他的最大错误？

他了解沿海和西部内陆的差距，因此决定先发展沿海以增加税收作为平衡。至于他是否低估了地区发展差距会如此急剧加大，无人知晓。但是，现在的政府有钱来调整失衡的地区发展，要是当时朱镕基没有牺牲内陆省份的发展，这笔钱是不可能有的。对于他这项政策的最后判定，尚需时日。

他对国有企业一面下最后通牒要停贷，一面却继续贷款的做法也颇多争议，他作错了吗？

朱镕基明白，施压并不能让国企变成盈利的私人企业。与他谈话中，没有感觉他对这个问题低估，而是相反。他的手法应该就是常见的红萝卜加大棒。

和朱镕基的分歧是在什么地方呢？

加入WTO。施密特承认自己当初可能错了，他当时劝朱镕基不必如此着急地加入WTO，因为美国会逼迫中国作所有可能的让步，中国应该等着WTO上门邀请，这样好设定入会的条件。自己低估了朱镕基对WTO的急迫需要，朱镕基想要借此对病恹恹的国企施加改革的压力。

他对手称他是赌徒。

如果在加入WTO上他失败了，他的对手一定会借此整他。他在经济问题上是准备冒险的。在有意识地引导国家经济政策方面，他和格林斯潘、李光耀同属最高级别。

朱镕基上台时中国正在经历第二轮通货膨胀，这次央行采用小心谨慎的调控方法让经济“软着陆”，避免了80年代那种忽冷忽热的局面，央行学会了有分寸的调整，使得经济既无通膨亦无滞胀。

中国人很聪明。一战通膨让德国人把希特勒选上台，因为他向公众保证能带来经济上的稳定。中国人也比八十和九十年代的南美人聪明。

朱和戈尔巴乔夫谁聪明

（朱）聪明太多了。施密特还栩栩如生地记得1988年和戈氏的一次谈话：你们印发太多的钞票了，去年你们的货币发行量大幅上升，今年看来也如此，价格不断上涨。这样你们就会出台法令，冻结价格，别人不再和你们做生意。他们去黑市作交易，你们就出局了。你们必须把货币量控制下来。“哎”，戈氏回答：“对您这种算计法，我们在莫斯科这还没人思考过。”苏联的最后一位总统是个经济门外汉。总的来说，世界上的政客/政治家们大多不懂货币政策。

2003年朱镕基退休后见的第一个外国客人就是施密特。施密特邀请朱镕基来汉堡自己家做客、到维也纳参加国际行动委员的碰头会，他的回答模糊不定；他需要中央的同意，至此还没有一个（中国）前总理参加过这样会议。

朱和德国工商业

朱镕基任上海市长时对大众汽车公司十分支持，此后德国对华投资及中德贸易一直在上升。他说，大的德国公司的董事会主席都是他的好朋友，中国从德国学到了好的管理经验和专业技术。

就长期而言，他十分看好共同发展。因为改革开放，他担心，中国也学到不少西方不好的东西，认为中国人应该从自己文化中汲取营养并发扬光大。施密特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很是迷惑，中国会在金融、经济、科研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30年后可以赶超美欧，但是，从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在精神道德方面上会对世界政治有什么样的贡献？

朱镕基承认，中国在新时代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明显减少，虽然在科技方面中国会和世界同步发展。对传统的传承是中国将面临的巨大挑战。

• 【原创】《比邻中国》－德国前总理施密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