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的研究 1．概述 -- 润树

所以不管这种集中化的名称是什么，承包经营也好，土地流转也罢，产权这一条是坚决不能动的。经营权黑幕再多，产权不在手就永远有办法处理，但一旦动了产权，这中国历史上重复了无数次的故事就又要开始了，相信靠土地革命起家的TG不会不知道这里面的厉害。

而集中化本身其实不是大家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历史潮流所在，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经济利益驱动下，也只有真正有竞争力的生产方式才能更好的生存，就好像现在的外出打工相对于在家种地的优势地位，完全就是收入差异造成的结果。

我也很赞成这种事情不能一刀切的用行政命令解决，牵扯到几亿农民的生存根本的话题，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的TG也基本不太可能来个大刀阔斧。小范围的尝试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而事实上现在各种实质上的集中经营模式早就已经层出不穷了。远的不清楚，我乡下老家盛产各种水果，各个村子里的果园也基本都是几户人家承包经营的，原因很简单，要是每家的一亩三分地都来搞光跑市场就能把利润折腾的差不多，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下功夫去学这些，真正能做好的还是只有那么几个人。把地分了大家都不怎么挣钱，承包给少数人他们经营好了村子里整体也有收益，修桥铺路自来水卫星电视都是靠这个承包制给搞好的。其他人也不至于就没有生活来源，出去打工开矿搞水产养殖的干什么的都有，承包的那些到了忙的时候也要雇人帮忙。矛盾肯定也有，有人挣钱自然有人眼红，经营权的问题也折腾过不少，可这东西不是说是个人拿过来就能搞好的，靠的还是实实在在的真本事，大浪逃沙的能长期作下来的还是那些真下了功夫的。

所以对这种社会发展的力量来决定的问题，政策往往都是落后于现实的，包产到户能替代大锅饭那也不是开会拍脑袋设计出来的，我们能作的就是尽可能把各种可能的风险考虑到，扎实稳重的走好每一步，而不能因为怕犯错误就只会原地踏步。而且社会的进步永远都是波浪形的，不能因为过去某种制度的失败就完全否定其未来的任何可行性。

对于你说的这些问题，不是不能解决。至少全国到处出现大量失业无地农民的事情不会发生，这点水平土共还是有的。

另一方面，让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则是必须做的。很简单，中国18亿亩耕地，7亿多农民，一人只有2。5亩地。要达到人均收入2000美元，则1亩地1年要有800美元的利润，这怎么可能？

另另一方面，土地集中经营经济上好处是非常大的。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包括使用机械，集中的供水供电，减小农资农产品的交易成本，容易发展循环农业，轮作，使用农业技术。比如，黑龙江农垦系统大片集中耕作的土地亩产超过该省自耕农2成，成本还更低。

无法量化是否等于无法考量？无法量化是否等于毫无作用？

一个被公认为是正向的作用因子，我们可能无法量化，但当在同等条件下，这个因子必然会对结果产生正向的作用。

楼主的文章中压根不做考量，以预设结论来证明，看样你也有同样的问题。

至于粮产的徘徊，说是制度上的原因，怕不是共识吧。顺便说一句，我们能够在近三十年间享受很便宜的农产品，其中一个原因也正在于这种一家一户的生产。因为家里人干活是不付劳务费的。

最后，在人口压力仍然很大，城市化无法吸收足够的剩余劳动力的情况，合作化可能做到，工业化生产，怕是很难。

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

我非常同意老虎的观点，在解决好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之前，土地集中既不现实也无迫切需要。现阶段，中国并不具备大规模（全国范围)土地集约的条件，特别是政策性一刀切的土地集约化。

前一段时间还曾与一网友争论土地集约化的问题。我的一观点就是，如果农民没有土地之外的的其他收入，土地集约或者单干的土地产出都难以解决农民低收入的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现阶段，说实话，我对“使用劳动密集技术来利用返乡的农民工”不抱希望，而维持目前的单干还可以暂时解决失业民工的温饱问题，政府省去这部分人（以千万计）的社会救济问题。这各问题关系社会的稳定。诚然，土地集中在经济繁荣时期阻力比较小，但是在农民工就业还不稳定，基本社会保障还没来得及覆盖农民工的条件，没有土地集中何尝不是中国之福。如果前段时间“经济繁荣”时，全国普遍土地集中，而突然的金融危机下，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外贸企业不行了，带来大量民工失业。想想两千万（？）失去土地的失业民工将会给社会救济带来多大的压力。而目前的情况下，毕竟大部分农民工还游离在社会保障之外，这部分人的失业并没有直接给政府的社会救济带来压力，我想这也是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和精力解决其它问题的有利条件之一。

当年深宝安上市的时候也是用（宝安县大鹏镇大坑上村等）股东会的方法，现在那些卖地的农民生活都有保障,而且很富裕。只要考虑农民的合法利益，土地集约化是有可能多方共赢的。

你说

而林是在指出“从决策到领导等一系列人为的错误（人祸）”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取消农民退出权是人为的错误。

你们在对同一个事物进行解释，由于都没有直接证据（每个农民的工作时间和产出调查，现在在发达国家有这样的数据，中国现在提供不了这种微观数据），所以用的都是反证法。

如果你所说的短期的天灾人祸是原因，等到这些短期的冲击在1963年消失后，农业TFP会回升到58年前100的水平。但是，林没有发现在1963年后TFP的大幅回升，所以实际上林是用反证法否定了短期的天灾人祸是原因的观点。而农业TFP是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才恢复到58年前100左右的水平的。所以他的论证过程无懈可击（有逻辑问题的东西是不会在JPE上发表的）。

而你的TFP图中也同样显示TFP在1963年后没有大幅回升，证明了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不是由于短期的自然灾害而是制度变迁所致。

所以，你的结果证实了林的观点。你这篇文章最好不要拿到SSCI上的期刊发表, 在国内找个期刊。

制度再好也需要人来执行。感觉中央思路：1.流动，农民自由流动，鼓励城市有知识有抱负地人向农村流动。2培养和教育，县级干部进京培训，乡村干部进讲习所。政治和技术下乡，向农民传授新知识以及新技术，开拓他们地视野。3.调整管辖，加大省管县地力度，把过去地省市县乡村地管理层次尽量扁平化。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各项福利保障措施，这个必须小步快进，特别是医疗，感觉欧美地医疗体系并不完全适合中国，主席地赤脚医生值得借鉴。只有在这几条得到有效执行后，农业集约化才可以正式推行，不然欲速则不达。

很多农民呆在城市，有工作，有的有房子，还是农民。我看是城市不想负担其养老，社保，医疗。

缺钱，其实把他承诺下来又如何。这些钱多数几十

年后才兑现嘛！

中国的城市化应该以德国的中等城市群为

模式。城市化发展不好，就拖累了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