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伪满洲国江防舰队史话（一） -- 海风微澜
一、吉黑江防舰队的创设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18年3月3日，苏俄单方面与德、奥、保、土四国同盟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正式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举动引起了西方列强的强烈不满。为了防止布尔什维克的进一步扩张，由英法美日等国组成的干涉军联合俄国国内的白俄反动武装，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展开了血腥的镇压行动。
中国作为协约国一方亦参加了对苏俄的干涉行动，决心乘此良机收回长期被沙俄独占的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航行权，申张主权，保护边民。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命令北京海军部的王崇文少将担任吉黑江防筹备处处长，负责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江防防务，并从海军第二舰队麾下的长江舰队抽调了3艘浅水炮舰：“江亨”（Chiang Heng）、“利绥”（Li Sui）、“利捷”（Li Tsieh），组成江防舰队，拟驻扎在哈尔滨。同年8月，从上海千里迢迢赶赴东北的3艘炮舰终于驶入了松花江。9月25日，中国舰队以“江亨”为旗舰，由“靖安”号运输舰拖带“利绥”，“利川”号拖船拖带“利捷”，进驻到庙街一带水域。并准备自庙街（Nikolayevsk）进入黑龙江。
然而，俄国西伯利亚政府当局却对中国舰队进入黑龙江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中国驻鄂穆斯克军事代表直接找到俄国西伯利亚政权的首脑高尔察克进行交涉，但俄方坚持认为只有中国商船能在黑龙江里航行，而军舰的进入则是对其主权的侵害。而中方则认为军舰与商船同为船舶，享有同等的航行权，交涉遂陷入僵局。
此后，“靖安”号奉命返航上海，舰队改由“利川”拖带“利绥”、“利捷”两舰。为了赶在江水封冻前进入黑龙江，10月18日，舰队拔锚启航准备驶入黑龙江，24日，驻伯力的白俄军队突然炮击舰队，舰队航行受阻，被迫向下游回驶。由于俄方的粗暴干涉，舰队只能在庙街过冬。
1920年，外国干涉军与白俄军队节节败退，苏俄红军则不断向东进攻，战火逐渐烧到了庙街一带。3月11日，约2000名红军突然袭击了由石川正雅少佐率领的日军第14师团歩兵第2连队第3大队的2个中队。日军由于人数上处于劣势，只得退入在庙街的日本领事馆，据险防守，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的步伐。由于红军缺乏重武器，遂转向中国舰队求援，商借几门火炮以作为攻坚利器。中国舰队对红军素有好感，经各舰舰长讨论，将“江亨”舰3英寸口径边炮1门，配给炮弹6发，钢弹、开花弹各3发；“利川”舰五响格林炮1架，配给子弹三排计15响，借给了红军。红军有了重武器的支持，作战果然顺风顺水，经一昼夜激战，一举攻克了日本大使馆，日本领事石田虎松一家全部自杀，2个中队的日军及部分白俄军大部被歼，石川少佐以下约130人被俘，日本侨民358人被杀。这一事件史称 “庙街事件”，在日本则称为“尼港事件”。
“庙街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异常愤怒，在强烈抗议的同时扣留了中国舰队，向中国政府步步施压。同年9月，中日共同调查组成立，负责解决这一事件。12月24日，中国方面以向日方赔偿3万元以及撤销舰队司令陈世英的职务了事，风波遂告平息。
1920年4月，苏俄通过驻中国大使宣布放弃对中东铁路的所有既得权利和利益，而此时混乱的中国政府竟无暇顾及铁路的收回事项，只是由地方上派出护路军与警察队布置在中东铁路沿线。江防舰队则趁乱接收了原中东铁路的“第6号”巡逻船，并命名为“利济”，编入了舰队。
由于吉黑江防防线过长，原有四舰不敷使用，舰队司令部下属的将校局随即从中国戊通轮船公司购入了3艘原俄国商船，并将其改造为军舰，命名为“江平”（Chiang Pien）、 “江安”（Chiang An）、“江通”（Chiang Tung）。后又增购两艘商船“江清”（Chiang Ching）、“江泰”（Chiang Tai），亦改造成为军舰，一同编入了舰队。新舰艇的加入使江防舰队的实力陡增，已拥有了10艘炮舰的规模。5月，吉黑江防处正式改名为吉黑江防舰队，处长王崇文被任命为舰队司令。
另一方面，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决定将黑龙江的军舰航行权交还给中国方面。1921年10月，中国舰队驶出松花江，溯江而上，终于进入黑龙江水域。至此，经过14个月的漫长征程，中国的军舰终于能名正言顺地巡航于黑龙江上了。
完成拖带任务的“利川”舰原来准备返航上海，但在江防舰队的干涉下最终留了下来，随即被编入了舰队。
1922年直奉大战中，奉系军阀头子、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的专列险被直系军阀控制下的“海容”、“海筹”号巡洋舰的炮火击中，吃足直系海军苦头的张作霖发誓要筹建自己的海军，而处于自己实力范围之内的吉黑江防舰队自然成为其极力拉拢的对象。而此时的江防舰队三年内累计欠饷已达10个月之多，官兵苦不堪言。所以，在张作霖许以补发军饷和改善待遇之后，双方一拍即合。4月，江防舰队便改换门庭，成为奉天航警处麾下的江防舰队了。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身亡，其子张学良继承了他的衣钵，后张学良与蒋介石妥协，东北易帜，张被任命为东北边防总司令。东北海军及江防舰队表面上被置于蒋介石的指挥之下，实际上仍旧听命于张学良。
此后，中国与苏联针对中东铁路的路权问题迭起纷争，1929年10月，矛盾激化，中苏爆发了中东路战争，中、苏先后在同江、富锦爆发海战。战斗中，江防舰队的“江泰”、“江安”、“利捷”被炮火击毁，“江亨”、“利川”自沉，而“江平”、“利绥”、“利济”、“江清”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江防舰队经此一战，兵力折损过半，实力一落千丈。后虽经打捞修复了一部分舰艇，仍不足以恢复到战前水准。
（该文原载《现代舰船》2007年09B，转贴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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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北海军江防舰队的丧失与伪满洲国江防舰队的成立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迅即占领沈阳后，东北海军总司令部遭到破坏。当时东北海军总司令沈鸿烈正遇父母双亡、回家奔丧而不在司令部，因而幸免于难。9月20日，为避免被日军逼迫充当汉奸，沈鸿烈等人化装搭车入关，转往青岛恢复东北海军机关。而江防舰队适时正巡弋于松花江下游，事变发生后即由谢刚哲率领急返哈尔滨。10月，谢刚哲又奉在青岛新组建的东北海军司令部的调令，让其回任总部参谋长，江防舰队顿时群龙无首，又因为吨位较小、远航困难，只得由留哈的“江亨”舰长、舰队补充大队长尹祚乾代理舰队长之职，在哈尔滨观望警戒。
当时张学良为保存实力、静待变化，提出“不抵抗”方针，东北三省遂处于整个混乱的状态。一片乱象中，沈鸿烈指示尹祚乾“忍辱负重，相机行事”，并要江防舰队以无线电与青岛总部保持联络。此时处于冰封期，江防舰艇不能活动，只得以部分人员和枪炮协助丁超、李杜所部吉林自卫军对日伪军作战。1932年2月5日，哈尔滨陷落。江防舰队由于江水封冻，寸步难行。日伪方面遂展开了对江防舰队的诱降工作。伪黑龙江主席张景惠以及筹组中的伪满洲国官员轮番上阵劝降，但江防舰队依然不为所动。而日本海军在事变爆发后成立了“满洲海军特设机关”，也频频与江防舰队接触，先后派出日本海军驻东北特务机关长小林省三郎少将以及曾参与对同江之战中战沉的江防舰队舰艇打捞工作的日本商人棚泽，极力拉拢尹祚乾，妄图吞并江防舰队。沈鸿烈则从青岛派出一名中尉队长到哈尔滨送信，要尹祚乾与日伪地方当局暂时维持关系，侦察其动向，等待时局转变再徐图恢复。当时舰队的全部舰炮和枪炮已经按计划运到江北交给马占山抗日部队，部分官兵因此提出炸毁舰艇以免资敌；但尹祚乾认为一旦失去战舰就丧失了待价而沽的资本，故极力阻挠。在他看来，即使把舰队带回青岛对他本人也不会有地位和权势上的好处，还不如转投日方。在多方的威逼利诱下，江防舰队屈服了。1932年2月15日，“满洲海军特设机关”的佐佐木高信少佐在哈尔滨马迭尔饭店与江防舰队签订协议，江防舰队正式“归顺”伪满洲国。同日，江防舰队的全部舰艇被引渡给了伪满当局，东北海军江防舰队终陷敌手。有一二百官兵不愿附逆，上岸组织义勇军参加抗日。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建国”。而江防舰队则被置于伪满军政部的管辖之下。尹祚乾被任命为舰队司令，参谋长为范熙申，补充大队长为黄勋。严昌泰、范杰、赵文溶、刘安国、刘崇褒被分别任命为“利绥”、“利济”、“江平”、“江通”、“江清”的舰长。原来舰队中的“利绥”舰被指定为旗舰。全舰队官兵共计640余人。此外，军政部还任命了伊藤整一海军大佐与川畑正治海军少佐等担任舰队的顾问。4月15日，伪满军政部公布了“陆海军条例”和“划定警备担任区”，江防舰队各舰遂被配置于松花江上的5个防区：第一防区上游哈尔滨到肇州；第二防区下游哈尔滨到通河，派驻“利济”舰；第三防区通河到依兰，派驻“江清”舰；第四防区依兰到佳木斯，派驻“利绥”舰；第五防区佳木斯到同江，派驻“江平”、“江通”舰。
（该文原载《现代舰船》2007年09B，转贴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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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伪满江防舰队的组织机构、警备区域、设施及教育
江防舰队隶属于伪满洲国军政部，而以海军建制纳编伪国军序列，并先后在部内军需司下设舰政课、参谋司下设江防课两个行政单位，支援作业。在舰队的具体编制上，主要分为舰艇队和补充队，其中前者又分为若干战队和炮艇队。
舰队的陆上设施是位于哈尔滨市传家甸的江防舰队司令部。此外，原东北商船学校的校舍被用作江防舰队补充队的兵营，江防舰队的医院也设在此处。修船处位于市外的圈儿河，船坞、弹药库、重油库也分散布置在周围区域。除了在哈尔滨的总部外，江防舰队在富锦、黑河（后在虎林增设一处）设立了办事处，实际就是舰队的前进联络基地，主要从事军需品的供给以及通讯联络的中继站。
1933年，川崎造船所买下了具有四、五百吨级舰艇建造能力的哈尔滨斯克达造船厂。为了满足“顺天”、“养民”舰的建造以及日后的日常维护，对该厂进行了第一期改造，在哈尔滨市太平区江防舰队基地边搭建了新厂房。这样，在日本国内建造好的舰艇就能在拆卸后运到哈尔滨重新组装起来。日后由日本播磨造船所承建的江防舰队的舰艇都是通过这一方式在哈尔滨造船厂组装建成的。1943年6月1日，该厂被正式移交给伪满政府管理。但该厂在1944年的一次火灾中损失惨重，多数机器设备都毁于一旦。一直到战争结束时都未能恢复元气。如1945年5－7月间该厂曾负责建造数十艘舟艇，但由于器材缺乏以及效率低下，直到战争结束也未能完成。
江防舰队的警备区域主要是松花江、第二松花江、嫩江、挠力河、穆棱河以及黑龙江、额尔古纳河、乌苏里江、松阿察河、兴凯湖等在中国境内的部分，共约4500里水路。而其中，江防舰队的警备重点是松花江流域，因为松花江及其支流是伪满洲国的交通运输大动脉，几百艘汽船在江上运送沿岸出产的大豆、小麦、煤炭、木材，不仅在经济上举足轻重，更蕴藏着巨大的军事价值。
我国东北地区的河流在每年11月上旬就进入了封冻期，直到次年4月下旬至6月间冰雪才会完全消融。所以，伪满江防舰队的活动在冬季中受到很大的限制。江防舰队的舰艇除一部分留驻黑河外，大部分都驻扎在哈尔滨。在冬季里，由于河流封冻，舰队寸步难行，所以在此期间，日军“驻满海军部”的部员会指导伪满海军人员进行舰体构造、武器、动力系统以及其他相关基础科目的学习。除此之外，还进行陆战的训练。
江防舰队还在道里江桥东侧设立了相当于日本“海兵团”性质的补充队，招收伪满陆军官校的毕业生以及应征入伍的伪满“国兵”，先进行为期一年的专业技能培训，再登舰实习，以期为江防舰队储备补充兵员和技术人才。如1935年到1936年，经过冬歇期的训练，到这年4月26日舰队重新出动时，就有180名受训完毕的新兵被补充进了江防舰队。
除此以外，江防舰队还与日本海军展开了合作。1934年1月，尹祚乾与补充队大队长黄勋、副官张堃一行赶赴日本考察海军。他们访问了横须贺、吴港、佐世保，参观了驻泊在此的舰队。这次日本之行对于整日滚打于小炮艇上的伪满海军人员可谓大开了眼界，回满后决定也像模像样地派出留学生派赴日本学习海军。3月10日，原满清皇族肃亲王曾孙端寯、伪满执政府警卫长佟济煦的三子佟志杉与从1932年度补充队中遴选出成绩优秀的马延扬、杨仲幸两名士官和高飞等8名士兵，作为首批海军留学生被派赴日本，委托横须贺海兵团对其进行培养，主要学习海军基本理论及炮术等，其后还安排他们至正在中国沿海行动的“天龙”号巡洋舰与“淀”号水雷炮舰实习。9月，这批学生学成回满。
1935年11月，江防舰队参谋长严昌泰、“顺天”舰长赵竞昌、江防舰队军需长邢伟周、军医长任鸿志一行再次赴日考察海军。他们先后参观了东京计时器制作所、日本光学工业株式会社、石川岛造船所、播磨造船所、吴镇守府、海军潜水学校等地后于12月回满。
四、日本的满州海军特设机关与驻满海军部
日本海军的势力长久以来即有染指中国东北之意，然而苦于以关东军为代表的日本陆军势力在东北十分强大，所以处处受制。“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为避免陆军独占东北，日本海军亦积极跟进，于1932年1月底抢先在沈阳设立“海军特设机关”，并派遣小林省三郎少将担任首席代表（主席），负责配合关东军作战以及争夺满洲境内的海军资源。同时，日本海军还在哈尔滨设立了“临时海军派遣队”。
1932年9月，日满签订了《日满协定书》，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并在议定书中明确规定，日本对伪满负有共同防卫的责任，如果伪满遭到敌对武装的侵略，则日本有权向其开战。
随着日本与伪满洲国的关系日益紧密，日本海军打算将原来的临时性质的海军特设机关变成常设机构，以期加强对伪满水上力量的控制。1933年4月1日，日军合并了两个部门，在伪满的新京（即长春）成立了“驻满海军部”，下设“临时海军防备队”，拥有四艘武装汽船。
“驻满海军部”与日本本土的要港司令部的地位与权限大致相当，平时负责伪满洲国“国境”内的水域的警戒、防御任务，战时则负责对外敌入侵伪满的防卫及反击任务。实际上，“驻满海军部”已将伪满的一切水上力量都纳入了自己的控制之中，俨然成了江防舰队的“太上皇”，舰队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听命于“驻满海军部”。
“驻满海军部”设司令官一名，司令官以下设参谋长、参谋、副官、机关长、主计长等职务。司令官统辖下的舰船在名义上受伪满军政司指挥，但实际上日本海军大臣对其有直接指挥权。“驻满海军部”成立后，原特设机关主席小林省三郎少将接任司令官，而原特设机关副主席伊藤整一大佐则被任命为参谋长。
日本海军早在“驻满海军特设机关”时期，就拥有了自己的水上武装，即“临时海军派遣队”，这支武装是为了配合关东军与伪满部队在松花江流域与马占山的部队作战而建立的。因为当时伪满江防舰队的人员素质低下，难堪大任，于是日本海军于1932年5月从华北沿岸的警备兵力中抽调了一部分舰艇，成立了“松花江海军派遣队”，由阿部弘毅海军中佐指挥，并被配属于关东军司令官麾下，与关东军协同作战，而江防舰队则派出一部分人员填补各舰舰员的缺额。1932年11月，这部分舰艇被抽调回日本本土。此外，“松花江海军派遣队”还征用了3艘武装汽船“广兴”、“广安”、“广顺”参与作战。“广安”、“广顺”是1931年下水的103吨级河用汽船，配备一挺机枪，主要为陆军的运输船担任护航任务，有时也作为兵员输送船。“广兴”由于征用期从1932年5月中旬的10月上旬，只有短短5个月，因此资料不详，但根据当时的照片推断应与“广安”、“广顺”是同型船。
1933年，“松花江海军派遣队”又从华北补充了129名兵员，于是又征用了2艘武装汽船“广庆”与“广宁”，它们是1930年下水的420吨级河用汽船，装备80mm炮1门、机枪1挺，“广庆”乘员28名，“广宁”乘员31名。“广庆”、“广宁”与先前的“广安”、“广顺”都是浅吃水的江轮，有一根高而细长的烟囱，改装时在其上层建筑外加装防弹板，与江防舰队的旧式炮舰类似。
到了1934年4月，“驻满海军部”成立后，日本海军又在哈尔滨重新组建了“临时海军防备队”。原“松花江海军派遣队”的成员与一部分江防舰队的兵员被编入了新设的“临时海军防备队”，而“广安”、“广顺”、“广庆”与“广宁”4艘武装汽船就成为了“临时海军防备队”的主要作战力量。征用的4艘武装汽船，此后便没有了消息，估计于1934—1935年间解除了征用。
1934年间，“临时海军防备队”还征用了“江安”、“江顺”两船作为扫雷艇使用，并改装了一艘“福州”号充作测量船。“临时海军防备队”还向日本海军申请建造1艘“指导用炮舰”（排水量450至600吨）、布雷舰2艘（排水量300吨）、扫雷艇2艘（排水量40吨）、小型扫雷艇2艘（排水量20至25吨），不过由于经费问题始终没能如愿。
五、伪满江防舰队的主要作战活动
1932年4月16日，松花江开始解冻，江防舰队遂开始配合日军的陆上行动。最初的作战是配合日本关东军第10师团的作战行动，主要担负输送、掩护任务。18日，又协助日军占领了绥浜、富锦、同江各县。26日，日军中村少将指挥第33旅团（中村支队），分乘拖船7只、机船11只向依兰进发，江防舰队则担任了护航任务。5月16日，江防舰队又协助日军村井旅团进攻依兰。19日，舰队又从依兰出发，顺江下驶至富锦，协助日军小浜支队围剿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游击队。7月上旬，日军对马占山的部队展开了扫荡，江防舰队奉命担任巴彦、木兰一带江上警戒，并切断了巴彦至通河的水路交通。在一系列的扫荡作战中，日军痛感江防舰队的满籍人员素质低下，为此专门从“临时海军派遣队”中抽调人员，在每艘舰艇上都配备日籍指导员，甚至连报务员都换成了日本人。这一举动引起了江防舰队的极大不满，并直接导致了“利济”舰的起义行动。
9月底，尹祚乾率领5艘军舰巡航富锦。到达富锦后尹与当地官绅合谋将一批冬季生活用品走私到同江出售，并命令“利济”舰护送货船。“利济”舰舰长范杰与一批进步官兵认为这是举行起义的大好时机，经密商后决定在返航富锦途中起义。10月18日下午6时30分，“利济”舰完成护航任务后拔锚返航，19日0时30分，在距富锦10公里处，值更士兵郑义宽、周万才将日军指导员中川中尉及报务员渡边少尉分别击毙，并抛尸江中。“利济”舰遂转舵回驶同江。上午5时，全舰64名起义官兵卸下舰上所有武器，赶赴驻扎在街津口的抗日武装路永才旅，起义获得成功。江防舰队司令部立即下令各舰“整顿军纪”，调查抗日思想，加强精神教育，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1933年5月28日，伪满洲国江防舰队正式宣布成立，司令部设在哈尔滨埠头区（道里区）买卖街。
1933年春江水解冻后，舰队将其活动范围从松花江扩大到了黑龙江流域，并且企图进入乌苏里江流域。7月20日，经日本驻苏联大使的力争，舰队最终被允许进入乌苏里江。
9月2日，尹祚乾和顾问川畑少佐以“利绥”为旗舰，亲率“江平”、“江清”与是年竣工的炮艇“恩民”、“惠民”、“普民”共5舰，配合日伪军攻占绥远、抚远，又顺乌苏里江而下，进占饶河。其后与日军第10师团齐头并进，攻克了虎林。
另一方面，由日方建造，拆解后送往哈尔滨重新组装的“大同”、“利民”号炮舰，于9月7日进入黑龙江，溯江而上占领漠河，并一直到达了伊穆卡附近水域。
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恢复帝制，江防舰队也随之改称“满洲帝国江防舰队”。4月，原日本海军顾问川畑正治少佐任期届满，由松本少佐接替其担任江防舰队的顾问。同月，江防舰队司令部被迁移至哈尔滨市傳家甸五道街。
随着江水的解冻，舰队的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松花江、嫩江、乌苏里江、黑龙江、第二松花江上都活跃着舰队的身影。“恩民”、“惠民”还从虎林一路下驶，最终到达兴凯湖，并在当壁镇下锚；其他舰艇还一度沿着穆棱河到达了密山。
此外，6月1日竣工的炮艇“济民”从黑龙江出动，一直深入到海拉尔地区。一时间，江防舰队的活动范围遍及东三省的河川水路，猖獗一时。
10月，“顺天”、“养民”号大型炮舰竣工。翌年，改进型的“定边”、“亲仁”号的加入，使江防舰队的实力达到了鼎盛，其规模与当时的苏联黑龙江区舰队等量齐观，甚至是略胜一筹。
1935年5月中旬，度过了4月枯水期的江防舰队，再次驶出了蛰伏了一个冬天的军港，开始了作战行动。在当年的舰队行动中，“利绥”、“利济”、“江通”、“江平”、“普民”、“济民”、“恩民”、“惠民”、“大同”、“利民”、“定边”、“亲仁”从5月到10月间向松花江方面共计出动44次；“江通”、“恩民”、“普民”、“惠民”6—8月间向第二松花江方面出动10次；“大同”、“利民”、“江平”在5月和8月向黑龙江方面出动2次；“江清”、“江平”、“惠民”6—8月间向乌苏里江方面出动了6次。在日伪军和江防舰队的联合打击下，东北抗日武装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1934年5月，江防舰队还曾决定为纪念溥仪即位成为伪满皇帝而举行观舰式，结果由于松花江一带水域抗日活动活跃而不得不延至次年。1935年9月9日，在哈尔滨传家甸埠头的松花江江面上，即位纪念大典观舰式粉墨登场，有15艘舰艇参加了观舰式。依照日本海军的传统做法，刚刚于8月31日竣工的“定边”舰被指定为御召舰，“恩民”、“济民”被指定为供奉舰。
此后，由于伪满境内的东北抗日武装纷纷转入山区作战，江防舰队在松花江内河流域的作战活动逐步减少，舰艇被更多地被派赴伪满所谓的国境线上进行巡逻，特别是伪满东部“国境”上的东北义勇军、金日成的游击队、周保中的中朝混编游击队一度令伪满方面疲于应付。因此，江防舰队也时常在镜泊湖与牡丹江市之间的宁安附近地域与这些抗日武装作战。此外，江防舰队还经常参与对苏联从热河省向八路军根据地秘密运送武器弹药的水上运输线的封锁作战以及在中东铁路沿线支援护路的日军作战。
江防舰队的活跃也加剧了中苏边境地区的不安定因素，伪满与苏军在“国境线”上的纷争也日益激烈，双方沿“国境”大量构筑监视哨与要塞阵地，双方的越境事件屡有发生，摩擦不断。其中1937年6月爆发的满苏乾岔子岛事件就是规模较大的一次。
事件的起因是1937年5月，苏联方面突然宣布废弃1934年9月苏联与伪满政府缔结的《满苏水路协定》，继而派兵占领了黑龙江上的一些小岛和沙洲，并在乾岔子岛下游封锁了水道，禁止伪满的船只在江上自由航行。伪满江防舰队立即出动，企图打破封锁线。苏联方面立即闻风而动，向国境全线的舰队下达了总动员令。
6月19、20日，苏军派兵越过边境，在乾岔子岛以及更上游的金阿穆尔岛登陆，“乾岔子岛事件”爆发。20日，伪满军队的监视队发现了侵入伪满水域的2艘苏军炮艇，双方立即交火。另一方面，在黑河方面警戒的伪满军队也发现了3艘入侵的苏军炮艇，并遭到炮艇的炮击。苏军还一度在乾岔子岛附近的无名小岛登陆，而大批苏军也在苏联一方的国境线内大批集结，战斗有愈演愈烈之势。30日，侵入乾岔子岛南侧水道的3艘苏军炮艇又与在岸上警戒的日本关东军三原部队发生冲突。双方先是用机枪对射，随后炮兵也加入了战斗。双方炮战20分钟，结果三原部队的炮兵击中了苏军的第3号炮艇，该艇艇体中部中弹后发生大火沉没，另一艘苏军炮艇也被击成重伤后逃逸。
这一事件发生后，关东军迅速与伪满当局联络，整个“国境”上都进入了战备状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日本参谋本部为避免两线作战，严令关东军控制事态规模，争取通过外交手段低调处理“乾岔子岛事件”。7月2日，重光葵大使又一次约见了苏联外务委员，双方最终达成停战协议。7月5日，苏军撤出乾岔子岛。乾岔子岛事件虽然未引起双方更大规模的的冲突，但此后的小规模冲突仍是连绵不绝，据统计，从1933年到1943年，双方在边境发生的各种规模冲突竟达1600多次，而江防舰队的战略重心也从扫荡抗日武装逐步转向对苏军的防御上了。
查了一下，哈尔滨没有这个地名。应该是‘傅家甸’之误。外链出处
傅家甸是哈市开埠时中国政府管辖的地区。刚开始居民多为修中东路的中国劳工。
文中提到的傅家甸埠头，从链接里的照片看，可以看到远处的大桥，滨州铁路桥外链出处。中东路就从这座桥通过。
六、伪满江防舰队的舰艇
伪满江防舰队的舰艇构成主要是原东北海军江防舰队的5艘改装炮舰和日本为伪满代建的舰艇两部分。其中，从原东北海军手中继承过来的“利绥”舰是1903年德国硕效厂建造的“祖国”（Vaterland）号炮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解除了该舰的武装。1917年中国宣布参战，该舰遂于3月20日在长江上游被扣留，后来被中国海军没收，命名为“利绥”。“利绥”建成时排水量220吨，马力1300匹，航速13节，装备88m炮1门，50mm炮1门，机枪2挺。编入伪满江防舰队后，对舰桥进行了改装加固，又增设了防弹板，因此排水量增加到350吨，但航速却降为6节，马力也只剩260匹，乘员74人。编入后的武备为75mm野炮1门，80mm迫击炮1门，7.7mm机枪1挺，后舰上武备换成用于陆上作战的80mm平射炮2门，80mm迫击炮2门，轻、重机枪各2挺，其他还有步枪20支，手枪8支。
其他4艘改装炮舰，“江平”（排水量360吨）、“江通”（排水量250吨）是1921年改造的2艘原戊通航业公司购买的俄国商船“江宁”（1900年建成）与“江津”（1903年建成），“江清”（排水量360吨）是1897年建成的原中国商船，“利济”是俄国秋柏林造船厂1895年建成的原中东路巡船。编入伪满江防舰队后4舰都强化了武备，每舰配有80mm迫击炮1门，机枪1挺（“江清”为2挺），后来舰上武备也换成陆上作战用80mm平射炮2门，80mm迫击炮2门（“利济”为1门），轻、重机枪各2挺，舰桥以及烟囱前后加设了防弹板，炮位也用防弹板围住，形成装甲围壁，舰舷侧同样加装了防弹板，各舰另配步枪20支，手枪8支。
这些航速不到10节的低速改装商船在伪满江防舰队建立初期曾风光一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江防舰队中原来出身于日本海军中的人员被征召回国参战，所以剩下的人员不敷使用，1942年，上述5舰被列为废舰，舰上的武装也被拆除，舰体则系留在哈尔滨的修船处内。
由日本舰政本部设计，播磨造船厂建造、哈尔滨海军船坞舾装的“顺天”型炮舰于1934年5月31日开工，同年10月竣工。该型舰是在日本“热海”型炮舰的基础上设计的，同型共2艘，即“顺天”号（Shun Tien）与“养民”号(Yang Min)。该型舰舰长52.6米，宽8.8米，吃水2.4米，排水量270吨，马力1000匹，航速13节，续航力10节/3000海里，最大燃料储备为28吨重油，乘员80人。由于考虑到要在北方严寒地区作战，所以该型舰还具有一定的破冰能力。装备双联装120mm高平两用炮1门，布置于舰首充作主炮，在主桅顶部设置了射击平台，配备双联装13mm高射机枪3挺，在舰后部则设置了150mm曲射炮1门。后来由于发生了曲射炮膛炸的事故，1937年，“顺天”、“养民”用1门80mm速射炮替换了原来的曲射炮。“顺天”型炮舰的后甲板还搭载了2艘冲锋舟，用于登陆作战。此外，该型舰还配备60cm探照灯一具以及十四式2米高射炮测距仪和十四式1.5米测距仪各一部。
“亲仁”型炮舰是“顺天”型的改良型，于1935年7月2日下水。排水量增大到290吨，舰长54.6米，宽8.8米，吃水2.2米，马力1000匹，航速12.5节。同型舰2艘，即“亲仁”号（Chin Jin）与“定边”号（Ting Pien）。该型舰武备与“顺天”型基本相同，只是后主炮换成了1门单装120mm高平两用炮。上述4舰每舰还另配5挺轻机枪，10支步枪，15支手枪，用作陆上作战。
这4舰构成了江防舰队的主力，每舰配有士官4名，准士官3名，水兵33名，军属8民，教练职员21名，指导职员11名共计80名。其中教练职员与指导职员都是“临时海军防备队”派遣的。相对于其他江防舰队的舰艇乘员，这4舰的乘员以日本人为主。
1944年，“顺天”型、“亲仁”型上的所有10门主炮被拆下，连同一部分军官和100多名士兵，由远藤中校指挥，编成高炮部队进驻鞍山钢铁厂担任防空任务，抗击从中国内地飞来的美军B—29轰炸机。战后，这4艘舰被苏联红军接收，后一直在远东水域服役，1958年被废弃裁汰。
“大同”（Ta Tung）、“利民”（Li Min）2艘炮艇是1929年日本三菱神户造船所建造的“小鹰”号炮艇的同型艇。2艇在日本建好后拆解运送到哈尔滨再重新组装。1933年8月编入江防舰队。该型艇排水量65吨，艇长30.5米，宽2米，吃水0.8米，马力270匹，航速13节，乘员31名。装备150mm曲射炮1门，重机枪3挺，轻机枪2挺，步枪10支，手枪5支。该型艇还配备45cm探照灯一具以及十一式66厘米测距仪各一部。1937年与“顺天”型一样撤去了150mm曲射炮，代之以双联装47mm平射炮1门。
“恩民”（E Min）、“惠民”（Hui Min）、“普民”（Pu Min）是日本川崎造船所于1933年2月22日开工建造的，船厂编号574， 4月竣工后解体运往哈尔滨。5月—7月间在哈尔滨重新组装，7月12日，3艇在正阳河的梅田工厂举行了下水仪式，22日被编入舰队。该型艇排水量15吨，艇长16.6米，宽3.4米，吃水0.56米，马力80匹，航速10节，乘员14名。装备2挺重机枪，1挺轻机枪，步枪6支，手枪2支。该型艇还配备30cm探照灯一具以及十一式66厘米测距仪各一部。
“济民”（Chi Min）是哈尔滨东北造船所建造的炮艇，1934年6月1日竣工。它是“恩民”型的改良放大型，排水量20吨，艇长19.4米，宽3.4米，吃水0.56米，马力80匹，航速10节，乘员13名。装备重机枪3挺，轻机枪2挺，步枪6支，手枪5支。该艇还配备30cm探照灯一具以及十一式66厘米测距仪各一部。
“安疆”、“怀众”是日本福田组造船所建造的警备艇，建造年月不详，估计为1937年前建造，排水量7吨，艇长12.1米，宽2.4米，吃水0.45米，马力102匹（“怀众”为80匹），航速6.3节。装备重机枪1挺，步枪2支，手枪1支。
有资料显示，日本在1935年建造的“白梅”、“小樱”号炮艇（排水量30吨，艇长25米，宽3.65米，吃水1.6米，马力120匹，航速13.2节，装备机关枪3挺）也被移交给了江防舰队，但具体情况不详，录此备考。
1939—1941年间，日本播磨造船所还通过在日本建造运往伪满后再组装的方式建造了“阳春”型（“阳春”、“熙春”）、“晓江”型（“晓江”、“晋江”）、“兴亚”型（“兴亚”、“兴仁”）、“威明”型（“威明”、“晨明”）共8艘炮艇及“凤山”号测量艇。
1939年建成的“阳春”型炮艇排水量54吨，艇长30.3米，宽4.7米，吃水1.5米，马力540匹，航速13.1节，装备高射机枪4挺。
同年建成的“晓江”型炮艇排水量43吨，艇长28.3米，宽4米，吃水1.5米，马力840匹，航速19.3节，装备47mm平射炮1门，13mm机枪1挺，陆用重机枪1挺。
1940年建成的“兴亚”型炮艇排水量60吨，艇长30米，宽4.7米，吃水1.5米，航速15节，装备75mm速射炮1门，13mm重机枪1挺，反坦克炮1门。
同年建成的“威明”型炮艇排水量30吨，艇长28.3米，宽4米，吃水1.5米，航速15节，乘员20人，装备不详。
1941年建成的“凤山”号测量艇排水量20吨，艇长18米，宽4米，吃水1.3米，航速9.9节。
此外，伪满江防舰队还有“祥云”、“庆云”、“海阳”、“海天”4艘炮艇，排水量20吨，航速10节，但建造情况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