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论袁崇焕的蓟门之失 -- minotaur

近在数里的敌军行动都可能侦查错误，如1932年的水口战役，红军与粤军大战，双方都是数万大军，红军对近在咫尺的粤军军事行动依然侦察得错误百出。。。

战争，不是局外人想象得那么简单。。。

http://baike.baidu.com/view/381001.htm

[编辑本段]事件介绍

　　粤军得悉红军主力回师赣南后，立即调集6个团的兵力向大庾集中，企图各个击破红军。1932年7月2日，红1方面军第3军团首先在大庾东北池江地区击溃国民党军4个团，溃军退守大庾。翌日，红1军团一部攻占南雄以北梅岭关要隘，击溃守军1个团。4日至7日，红3军团多次围攻大庾，未果。此间，国民党军第14、第52师及粤军第4、第5师和独立第3师分别由上犹、韶关、信丰向大庾、南雄急进，企图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击红军。7日，粤军第5师、独立第3师进抵南雄，第4师进抵乌径。8日，红一方面决定集中3个团，消灭由南雄出动和进抵乌径之粤军。当红5军团向乌径进击时，得知乌径之粤军已西逃，红5军团遂向南雄以东水口方向截击，并在水口对岸蒻过村，击溃粤军第4师2个团，迫其余部退守水口。9日，粤军援兵6个团由南雄赶至，水口粤军增至10个团。红5军团未悉军情之变，仍按原计划攻击水口，结果造成很大伤亡，幸江西军区红军独立第3、第6师及时援至，稳住了战局。10日，红1军团、闽西红12军赶至水口地区，红军各部对水口守军发起总攻，击溃粤军10个团，迫其退守南雄。此战，因红3军团未能及时赶至，没有达到全歼该部粤军的目的。国民党军第14、第52师闻讯后，止足于大庾东北地区，配合作战的国民党湘军第15师亦退回桂东。

中央红军在当时可以称得上中国最精锐部队，而且望远镜、现代测绘地图都已普及。即使如此，红军在水口战役依然犯了两次重大侦察错误，直接导致中央红军以三个精锐军团的优势兵力都无法歼灭南雄水口粤军，而只是打了个得不偿失的击溃战。

1、“当晚（四号）又得三军团及围余之十五军不确实报告，余敌已退，三军团已西进，于是四号晚乃始改围南雄，五号执行。”即红军以为大余粤军撤退，其实并未撤退。

2、八号下午，五军团与粤军张枚新部在水口圩南北岸开始战斗，“但两军火力又隔断数里，接触至晚，五军团竟报告张师已退”，“当时（红军）前线最高指挥机关竟相信敌人真个撤退，未决定增援”，事实上，粤军不单未退，而且九日开始粤军援军源源而来。

注：所引内容，均来自周恩来1932.7.29给苏区中央局的信件《南雄水口战役的初步总结及组织问题》（《周恩来军事文选》，P156）。

三千米那用的着望远镜啊.在要口居城竟然连三千米以外的情况都搞不清,能一样么.

红军在广东有地下党组织、有基本群众，再加上望远镜、现代测绘地图，跟古代主要依靠肉眼观察、现场观察等等落后手段相比，红军根本不应该出现上文提到的侦察失误；最关键的是，两军接触，大约数里距离都不到，作为那个时代最精锐的中国红军依然连续出现两次重大侦察失误。

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战场的侦察乃至在讯息多变的战场形势中进行准确的军事判断，即使到了近现代，依然是件非常艰难的事，而非今天我们这些局外人一拍脑袋就想当然般认为，当时任何一个合格军事将领就能做到洞察机先，做不到就是无能、误国。

更何况，关宁军在蓟州实际也是客军，而军事素质极差的蓟州关内守军更是靠不住，出现与红军类似的侦察失误，毫不出奇。

没太多要求吧,又不是叫他定点清除,是搞清上万人的敌军是不是移动了.

对于红军而言，因为有了那么许多有利条件之后，基本可以说已经消除了所谓客军的不利，对他们而言，特别与古代的军队相比，他们的优势更大。即使如此，他们依然在判断上万军队的动向上面连续出现了两次重大失误。

近现代精锐部队都如此，怎么去苛求古代封建王朝末期的部队呢？

明是主军.

这段时间工作很忙。下面内容基本上还是几个星期前的想法，没什么新鲜东西，大家将就看吧。

三　国榷抄录错误或者衍文的可能性

国榷的这段话:

“甲午，袁崇焕侦敌将潜越蓟州而西，即西追之。犯蓟州，经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皆陷。”

出自国榷(中华书局1958年版)5502页。capo1234怀疑以上是赘句, 因为7页之后即5509页又出现了类似的内容。我这里把5509页相关的一段全部抄录如下:

丁丑(二七)，建虏陷香河，杀知县任光裕，攻三河不克。

戊寅，攻宝坻，知县史应聘拒却之。

刑部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敖维荣下锦衣狱。

礼部 侍郎周延儒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

己卯(二九)，总兵官祖大寿奏述辽兵入援始末，上谕之复遵化援辽。

建虏陷玉田，知县杨出芳降。

(再往后N多句话后，有关后金行动的就是“壬午(正月初二),建虏东趋永平”了。)

显然，无论怎么看，从内容到组织，都绝不可能是把后面的某个句子抄到前面之类的简单抄录错误。前后两段话截然不同，第一段很简略，第二段则按天数和地点详细叙述，中间还夹杂了不相干的几段话。时间上，二者相差一个半月之后，记日的干支没有任何重叠；地点上，前者有顺义而后者无，后者有宝坻而前者无。

何况，国榷1958年中华书局版本是海宁张宗祥根据蒋氏掩芬草堂抄本和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互相校补的结果，后人抄写错误的可能性已经降到最低。如果是谈迁抄错，可能性也极小，因为国榷号称二十七年时间六易其稿，加上谈迁本人的认真精神，如果是简单的抄写错误，应该早就发现了。我等发帖子尚且觉得不妥就要回头反复修改，作为号称要还原历史真相的史书，谈迁怎么也要做的更好一些才对。当然谈迁不可能完全不犯错误，不过什么事情都有一个限度，错误又有低级错误和高级错误之分，就像下棋一样，对于职业高手来说，犯的错误一般都是普通爱好者看不出来的高级错误，而低级的昏招一出现往往就是新闻。当然，与下棋又有所不同，写史书的还有N多时间回头校正自己的错误，所以与其说谈迁态度不认真抄错篇节，还不如讨论其甄别史料出错的可能。

从“甲午，袁崇焕侦敌将潜越蓟州而西，即西追之。犯蓟州，经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皆陷” 这句话本身来看，分明是谈迁有意为之。第一个，时间顺序正确, 自京师最远的县开始，自东向西，到距离京师最近的香河顺义结束。而后面的叙述，则是从自距京师最近的香河开始，到距离京师最远的玉田结束。显然，这是考虑了后金的行军方向，有意按顺序安排的结果；同时这也与越晚沦陷的地方京师得知消息的时间越迟的逻辑符合。第二个，地点正确, 后金军的来程到过顺义, 这点从后金方面满文老档的记载可以证明。而后金的返程则没有经过顺义，双方资料都没有记载。所以既然国榷该段中出现了顺义，足以证明该段描述说的就是后金来程时候的路线。

如果因为两条路线都出现了三河和玉田，就认定这是后文的赘句，理由非常不充分。本来就是后金军的一来和一回，路线本身都有重叠的可能，经过同样的县名很正常，只是方向已经完全相反了。之所以国榷7页之后又出现类似的描述，是因为后金在京师一带停留的时间只有一个半月，国榷就是想拖后几页写也办不到啊，又不是韩国电视连续剧。

另外，如果去掉了"犯蓟州，经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皆陷"　这一句，从上下文来看叙述将会变得不完整和突兀。后金潜越蓟州，然后忽然一下子如泥牛入海般失去了具体去向，下面再次作为主体提到的时候忽然神兵天降一般出现在北京附近。从情理来说，这几天京师对后金越过蓟门之后的具体去向不甚了了是不可能的，且不说逃难的难民(如京师和河西务民间的小道消息)，按照明朝的塘报系统的运作方式，沿途州县的告急文书雪片一样应该飞入京师才是。这样国榷通过第一手材料记录下来后金潜越蓟门后杀向京城这一路的路线，是极其可能的。(国榷对崇祯一朝的记述能够按日记载，是因为其基本材料是塘报和邸抄，但有的时候因为皇帝不上朝或者奏章留中，或者其他原因，就常常造成空白或者几天写在一起的情形，如十二月戊午(初八)，禁抄传塘报,然后足有五六天的时间纪事出现了空档)。

剩下的一个疑问是语法问题，就是所谓的主语丢失。其实很容易理解。谈迁写国榷的出发点就是因为以前的国史"伪陋肤冗",也就是说它们在他眼里有两个主要缺点: 不准确, 不简洁。他竭尽所能克服这些的同时，也带来了国榷的一个问题：太简洁。比如，经常性的省略主语。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就在这个偷越蓟州的叙述后一页，即页 5503, 就有：“户部给各军刍粟。已饥再日，私掠”。显而易见，这句话后面的“已饥再日，私掠”的主语绝对不可能是户部，而是各军。也就是说，要求读者根据上下文来推断，而不能仅仅因为缺少主语就把这个定义成衍文。所以，前面这个"越蓟州，过玉田"的情况和这个"户部"的情形一模一样，主语只能是后金军而不是袁崇焕军。

最后是"皆陷"的问题。这里的"皆陷"不能按照蓟州玉田三河香河顺义几个县城全部陷落来理解。因为至少三河县城从来没陷落过，后金来的时候三河县城没有陷落，而回去的时候攻打三河不克。我认为这里的"皆陷"是国榷语言过于简略的结果，如果真的是县城沦陷，那么应该如后面一个半月后的情形一样，列出各县知县是如何应对的才是。我觉得可以按照两方面理解，第一是指后金一路上对所经这些县的郊区包括小的防御堡垒进行了大肆破坏，第二指的是一路上的塘铺，明制设置铺递，十里一铺，设置铺兵若干，便于向前方和后方传递消息，按照满文老档所言，后金这一路上特别注重抓捕明朝的哨卒，这些塘铺自然不会放过。退一万步，这个"皆陷"是衍文，那么也不是从后面七页后来的，不然的话没法解释后面三河没有陷落的事情。

综上，从文法上认定国榷这段偷越蓟州之描述是来自后几页的衍文的企图，是牵强的和站不住脚的。

四　崇祯实录抄袭国榷的问题

作为史书，崇祯实录显然属于满清官方整理的。清初时，修史者对清朝的态度大约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如谈迁这种，对清朝严重抵触，特点是用建虏或者奴之类的蔑称来称呼清朝；第二种是如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手下的一帮文人，不敢用建虏称呼清朝，又不愿意称呼大清，就只好用相对中性的建州。第三种就是官修历史，凡事涉及到后金等的称呼一律都改为大清，崇祯实录就是这样，相关的句子还作了改写以避讳或者美化。

应该说，capo的第一个观点，《崇祯实录》抄录《国榷》，确实是很有可能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崇祯实录就因此无效，还是能从中看出一些东西的。

另外事先也说一下，也不能完全否定崇祯实录没有抄录国榷的可能性。我主要对比了一下崇祯实录，和国榷中有关毛文龙和清兵入口的一些叙述，多数时候是国榷叙述较多，实录里面删除了一些东西，如周文郁的边事小记里面的一些独特史料，包括周文郁几次的建议、十六日袁崇焕军到达河西务等。而有的地方崇祯实录叙述还要多一些，如杀完毛文龙后崇祯的批示。内容相似的地方一般还有些语顺或者某几个字上的差别。也存在可能国榷和实录都参考了同样的史料，比如杀毛文龙的细节，崇祯长篇上有好几篇非常详细的奏疏记述，有可能二本书都参考了根据这些奏疏编写的邸报什么的。当然，以上这些其实也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很有可能实录有目的的进行了删节，或者也参考了其他文献增加了些东西。以下我们就假设崇祯实录参考或者抄录了国榷好了。

我们现在知道，实际上国榷主要有两个版本，除了谈迁最后的版本以外，之前还有一个盗稿，后来为谷应泰所得，并成为他的明史纪事本末的重要来源。那么假如崇祯实录抄国榷的话，抄的是那个版本呢？

接着看。崇祯实录中把赵率教阵亡的时间顺序放到辛卯日(十一)后，恰好在袁崇焕入蓟州分兵的那一段后。明史纪事本末也是如此。但是国榷却是放在了六天前的乙酉(初五)日。这个地方无疑实录和明史纪事本末都是错误的。但是却不是简单的抄写错误，查了一下崇祯长篇里的奏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丙申那一天兵部疏里面把袁崇焕蓟州分兵和赵率教败没放在一起了。那时候明朝情报工作一塌糊涂，只因为被后金隔开，明朝对遵化一带的战况一直不甚了了，比如遵化陷落好几天后才得知确信，为此崇祯很生气甚至把兵部尚书王洽下狱。而这个赵率教败没的消息很有可能是兵部从袁崇焕那里得知的。

另外是一些赘字，如写袁崇焕杀毛文龙时，"部曲错愕，不敢动"，崇祯实录和明史纪事本末中都出现了"不敢动"这样的赘字,而崇尚简洁的国榷就删去了这几个字。

也就是说，崇祯实录出错的地方和赘字的地方都和明史纪事本末一样，所以，崇祯实录根据的很可能是明史纪事本末所用的盗稿，肯定不是最后的国榷版本。这样的话，大约可以说，国榷从一开始就有了这段有关后金军蓟州潜越的叙述，在被盗稿之后重写的版本仍然存在，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段话不是衍文，而是谈迁有意为之。

在假设实录和明史纪事本末都抄袭国榷的前提下，可以看出国榷的过分简略，对后人之阅读造成了相当大的理解困难。以前述国榷对蓟州潜越相关的这一段话为例，实录做了改写，主要是使文字含义更为明确，包括把国榷中含糊不清的"皆陷"去掉，把"西追"改成"西拒"，最后变为："甲午，清兵将西越蓟州，崇焕引兵西拒之。攻蓟州，取玉田、三河、香河、顺义诸县"。另一个是关于二百骑事件，两本书都没有正确理解。国榷的原文是"建虏以二百骑尝我，闻炮而退，竟日不再见一骑"，这个是根据周文郁的边事小记而来的，可是因为国榷的过分简略，经常性地省略主语，这个200骑便把两书的写作者搞晕菜了。实录把"闻炮而退"错误理解成了省略主语"袁崇焕军"，然后补上了这几个字，意思变成袁崇焕军被后金的炮吓走了，所以后金军达成了潜越；所以我认为实录这里之所以一连出现两个崇焕，很可能是作者为了明确意思而加的冗文。

而明史纪事本末又不同，在这个二百骑事件出现了重大错误，将其理解成是在袁崇焕军到达京师之后发生的。这足以证明作者没有看过边事小记之类的原始文献，而且连准确地理解国榷这样的二手文献也没有做到。于是就把不理解的地方如这个具体潜越路线干脆去掉，而作者接下来马上看到后来的"建虏薄(北京)城下"后又退走的事件，就错误地和这个二百骑事件混为一谈，然后自作主张把它移到后面，把正确纠正成错误了——这个其实很象现在我们中的一些人因为在后面又看到了后金经过三河玉田，就想当然地认为二者是同一件事的情况，其原因只是因为没有看到最初的原始文献，国榷又过分简略的缘故。

下面还有两个国榷有关的问题要回答：

1. 国榷中有关潜越叙述的孤证问题。

2. 谈迁本人对潜越的看法如何？他是倾向于绕路说呢还是直接通过说？

陈仁锡在其的无梦园集详细论述了明军侦哨问题

总结为八个字：哨而不远，远而不实

大致是说，明军的哨兵要么不肯往远处走，要么走远了但只是浮光掠影地走过场，面子活。

看来袁的主要精力全用在把部队军阀化了.

为了抹黑崇祯爷而抬高袁崇焕 崇祯这个傻逼还需要抹黑吗

袁崇焕是让两代满清皇帝窝火憋气的主 抬高他的话把乾隆爷的祖爷爷置于何处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能明白这种事情

能怎么办 出去追？恐怕赵率教的下场就是他的榜样

袁崇焕在华北平原上没让人一口吃了就应该说是很难得了

后来的满桂可是在北京城下稍微出来的远了点就被合围了

他们只愿意相信他们心里希望的“事实”。他们混淆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为了面子问题诀不认错，到后来就成了习惯性心理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