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论袁崇焕的蓟门之失 -- minotaur

十六日，至河西务，营城外。有一兵擅取民家饼，当即枭示。薄暮，集诸将议进取,皆云宜径趋京师...故决意趋京师。先发哨拔六人前行,遇保镇逃兵抢掠地方，拔丁斥之，保兵遂操戈相向，伤五拔丁，仅一丁脱回报知。公当差家丁追捕，擒六人以报，于韦公寺审明而斩之。是晚抵左安门，乃十七日也。下令军韦公寺前，不许一兵入民家，即野外树木，亦不得伤损。其时京城戒严，塘报不能即入。直至更时，始有兵部差官至营，公附奏于差官。

上面的"是晚"之前没有出现十七日，会不会袁军到达广安门的时间是十六日午夜和十七日凌晨? 这可是和十七日深夜有很大区别的。(汉语这个不严密的特点实在是很讨厌，平白多了很多吵架的口水)

分析上面周文郁的说法, 在进京的路上袁崇焕还做了不少事情如抓获和斩抢劫的保兵等，这些按理应该是白天，但也可能袁崇焕是个夜猫子，喜欢熬夜的干活。下面从塘报入手分析一下。

塘报应该是袁崇焕进京之前提前递送的，目的倒不是让首都人民热烈欢迎子弟兵，而是让准备点吃得喝的。可是因为北京戒严，城门关了。和8*8的时候类似，那时候的戒严也是有纪律的。"城禁不惟不许缒城, 也不许上下接一语"(度支奏议堂稿卷九-回奏督师军中粮料疏), 顺便提一下，这个纪律后来给袁崇焕军在北京城的吃饭问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是后来袁崇焕"坚请入城"的主要原因之一。总之，塘报耽搁了很久才送进去。

“ 案查十七日亥时接得兵部职方司手本,欲行速发米豆草束接济袁督师袁崇焕兵马等情。臣闻报时已漏下三鼓矣”(度支奏议堂稿卷九-请祈开门为袁督师转饷疏)。这里，兵部差官来到袁崇焕的兵营是更时，大约是7-9点，兵部文书送到户部的时间是亥时，即晚上9-11点，送到写奏疏的人手里恰好过了三更，11点。从奏疏上下文来看，有关部门还是比较重视的，只是官僚程序比较繁琐，耽搁了些时间。

综上，袁崇焕不可能是十七日凌晨至京的，不然无可能拖到半夜三更户部才接到奏疏。结论只能是十七日晚。因为冬日天短，时间大约是五六点钟。而前面周文郁的"是晚"是相对于"先发哨拔六人前行"这件事来说的, 同时也证明了袁崇焕从河西务的出发时间是十七日晨。

而袁崇焕军十六日确确实实是在河西务, 除了周文郁的"营城外"外,还有度支奏议的"十六日袁督师大兵经过河西"(堂稿卷九-<河干冻粮无恙据接转报疏>)亦可证明这一点。而从河西务到北京左安门的距离, 按照最近的大路大约56公里。这样的话,袁崇焕军有可能在剩下的一个昼夜的时间从蓟城跑到河西务吗？

为了计算距离的方便，先假设袁崇焕追击后金的第一站是邦均镇。按照我前面的分析，假如后金是从燕山潜越的话，抄近路到邦均堵截比到洇溜镇更为合理。邦均是明朝较为重视的地方，比如初七戊子刑部上书乔允升疏提到，"于三河之东地名邦均,查险要必由之路,安插数营能知地炮者, 暗埋火药,以乱其心；即设火药火炮二三层,以遏其锋(崇祯长篇1566页)"。当然其他的地方，比如走蓟州正南的洇溜镇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其实对于后面的分析来说差不太多，除了绕的里程更远一些以外。

而且，邦均镇比较符合按照周文郁的关于袁崇焕军一开始向西追击的描述, 如果是洇溜镇，则方向是正南了。

从邦均镇到河西务，中间有若干条河流和若干条公路。通过google地图可以查明，大致主要有如下几种路线：

1) 邦均-三河-皇庄-香河--钳屯乡-河西务 67.6公里(这是最近路线)

2) 邦均-尤古庄-皇庄-香河--钳屯乡-河西务 74.7公里

3) 邦均-尤古庄-史各庄-渠口-香河-钳屯乡-河西务 71.8公里

4) 邦均-尤古庄-史各庄-渠口-刘宋镇-河西务 77.1公里

5) 邦均-尤古庄-宝坻西-新开口-刘宋镇-河西务 74.7公里

6) 邦均-洇溜-宝坻-新开口-宋镇-河西务

以上路线中,头三条比较近,但要经过香河, 最后一段从香河到河西务的一段是从北而南, 这将与后来袁崇焕与众将在河西务商议是进京还是去通州张家湾的叙述矛盾，因为第一，这两种方案的方向都是向北，没有去而复返的道理；第二，香河有直接到北京的大路，没有必非要到河西务拐一个大弯。

所以,最可能的路线大约是第五条,邦均-尤古庄-宝坻西-新开口-刘宋镇-河西务, 这是除头三条路线以外最近的, (当然我还有其他理由认为这条的可能性大一点)距离大约75公里。而从蓟州东城关到邦均约18公里，这样从蓟城到河西务约有93公里, 袁崇焕军这一天需要跑的距离超出十七日距离的2/3，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就是十七日的56公里，袁崇焕军也要跑到天黑才到达目的地。

所以答案就是袁崇焕只是其中有两昼夜行了三百里而已。这里三百里应该是一个虚数,因为十七日一天袁崇焕军的行军速度换成明的里还不到100里。前面袁崇焕奏疏说从山海关援蓟，六日行五百里，实际上根据我前面贴出的公路/铁路里程表，这段距离大约是216公里而已，换成明的里才375里。所以如果袁崇焕不是大嘴巴，唯一的解释是他用的里程用的是汉里，引用的是汉唐宋时候的地理志。然后把程本直的三百里也按照汉里理解，即骑兵每天行军六十公里，两天走了120公里就说得通了。

另外一个想法是, 袁崇焕军不太可能一开始就是河西务。否则的话，从蓟城绕河西务到京城，总共不过150公里，十四日到十七日四个白天，步兵正常行军走就行了。而且一开始袁崇焕并不完全清楚后金的意图。后金还有杀个回马枪端了蓟州城的可能，因此袁崇焕也不能一开始就一味往南朝河西务跑。如果程本直等没有故意撒谎，那么袁部真正的行军时间大概是三天，其中有两天是急行军。余下的一天浪费在情报和侦查上。

然后我们按照前面的假想路线从河西务往回退60公里左右，大约就是尤古庄一带，而从尤古庄到达蓟城东关的距离大约为30公里。

以下是我猜测的袁崇焕军的追击情形:袁崇焕军一开始向西追击, 到达邦均镇, 没有发现后金军，然后经过侦察，得知后金已经从南面经过前往三河县，袁崇焕军此时有两个选择，继续向西，到三河县；或者向南。

三河县的问题是无法提供粮饷，因为上文提到的漕运冻粮问题，。通州以东普遍缺粮，不给过路明军供应粮饷(度支奏议堂稿卷八酌议解发援兵行粮疏)，导致几天前宣大侯世禄军在三河因未能按时行粮而部队溃散。加上蓟州本身也严重缺乏马料，在三河作战不是很有利。而如果向南, “宝坻一县民颇富饶,积贮草豆尽多”,而且袁崇焕本人也了解这一点，之前他还曾上书提出"以天津料草运宝坻，由宝坻以运蓟"的建议。无论如何，袁崇焕军的行动方向开始向南了。

十四日后金主力很可能不是在三河县县城附近。三河县没有明朝的重兵屯扎(本来应该在那里的侯世禄军并没有在那里，而且还溃散了)，缺乏粮饷，很难支持。如果参照顺义的例子，后金只分出一半主力去攻打附近驻扎的满桂侯世禄军，满桂等跑路，顺义知县立刻就率众投降了。但是史书上尤其是满文老档只是提及到达了三河县，并没有攻打或者陷落的记载。所以，我前面说得后金主力在皇庄一带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后金在皇庄一带，袁崇焕军十四日晚或者十五日早在尤古庄一带也是说得过去的，在这里可以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即向北向南向西都可以的位置。我估计袁崇焕在此需要半天左右的时间, 来派出侦骑、了解敌情和判断后金主力的去向,至少，要避免像之前赵率教那样轻率地钻入敌人的口袋阵之中。然后如我前面所说，后金很可能做了战术欺骗，为了甩掉后面的尾巴，派了三千人向香河方向佯动。

无论怎样，最后袁崇焕军判断后金的方向是向南,然后兼程赶往河西务。到达河西务的时间应该是十六日早些时候，因为袁崇焕是在薄暮时分"集诸将议进取",　而且之前还发生了兵入民家取食的问题。因为该年有闰月(闰四月)，所以十一月十六日这天已经是冬至前后(1629年12月29日? 我公历和农历的换算不熟悉), 正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时侯，薄暮这个时间点大约是下午三四点钟。对比一下十七日袁崇焕军仅行军56公里到达北京就已经黑天，只能有两种可能，要么袁崇焕十六日行军距离不长，要么十五日昼夜兼程赶路。而前者第一和程本直的二昼夜行军三百里矛盾，第二也不符合周文郁的叙述里面，袁崇焕军饥疲交加、＂擅取民家饼＂的描述。

所以情况大致上是，袁崇焕军当判明当面敌情后，于十五日中午或者下午从尤古庄一带出发, 之后行军120里，连夜行军于十六日凌晨到达河西务。这是因为袁误判后金目标是河西务，为了赶在后金主力之前。其中，要么袁军的步兵要么继骑兵之后一起跟进，要么步兵留在宝坻休息一夜第二天跟进，无论如何，没有在十七日随骑兵一起跟进。这样，袁崇焕军在河西务驻营，并且还有半天多的余裕侦察和判断后金主力的去向，敌情明了后于黄昏时分聚众将开会。因为部队疲劳等因素，袁和众将一致驳回了周文郁的进兵张家湾的主张，最终促成了回防京师的致命决定。

总结一下我的一些观点:

(1) 袁崇焕军在后金潜越后总体的思路是堵截而不是追击。

(2) 袁崇焕军并非上来就直奔京城。中间因为多次堵截扑空或者某些敌情新动向等可能原因,而改变了行军方向由向西为向南。

(3) 袁崇焕军起初意图是在河西务堵截后金军。根据有一是河西务一带冰阻的冻粮，是绝好的潜在军事目标；二是如前分析的袁军此前一日的急行军和在河西务耽搁的时间。

(4) 入京是袁崇焕军驻防河西务之后采取的方案。根据一是边事小记里详细描述的在河西务临时召开的军事会议；二是后金进兵京师的态势明朗(后金十六日向京师方向侦查)。这一次袁蒙对了，十七日和袁军几乎在同一时间出发前往京师，但结果成了招敌谣言的另外一个可能的根由。

(5) 就算袁如果在中间想直接奔京师，那么显然绕路香河是更好的选择，第一，路途比绕河西务节省了32公里；第二，从我前面的地图可以看出,走香河到北京一路上都是大路,而河西务则小路居多，后勤压力小。因此我怀疑香河一带出现敌情是袁军走河西务的原因之一。

下面将试图分析一下有关史书上写后金这几天经过香河玉田的史料可靠性问题。

复【原创】论袁崇焕的蓟门之失

家园

【原创】论袁崇焕的蓟门之失之十四

上面讨论袁崇焕转换追击方向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后金潜越蓟州后这几天里面是否到过香河和玉田。记录了这一事件的主要的相关史籍是国榷和崇祯实录。

《崇祯实录》：“甲午，清兵将西越蓟州，崇焕引兵西拒之。攻蓟州，取玉田、三河、香河、顺义诸县”

《国榷》："甲午，袁崇焕侦敌将潜越蓟州而西，即西追之。犯蓟州，经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皆陷"。

capo1234是认为上面这两条史料是无效的，他的主要理由我总结如下(我相信没有歪曲他的观点)：

1)《崇祯实录》大幅抄录《国榷》等资料，在各种史料中基本是最不可信的几种之一。

2)国榷里面“犯蓟州，经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皆陷”这句话是一句衍文或者脱文，可能是抄录的错误，原因一是它和前半句的主语不同，二是玉田、三河、香河这三县在十三到二十日之间根本没有陷落。

3)编年体的史书中，记录在同一天下的整件事情不一定就表示这一切都在这一天当中发生。

如《实录》在崇祯元年甲戌条记载盗贼劫掠的事情，就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从头到尾一整个经过，这肯定不是一天之内发生的事情，而是一个完完整整始末。

那么可以认为任何一条下的事情都是发生在此条日期与下一条日期之间么？国榷中“犯蓟州"这句话记在十三号条下，后面紧跟着十五号，也就是说犯蓟州，陷玉田，三河，香河，顺义这五件事全部发生在13-14号之间，可能么？

4)后金要在三天之内过蓟州、玉田、三河、香河、顺义从路线和速度上来看是荒谬的;除非后金是飞人，是绝不可能到过香河的。

5)谈迁也可能犯错误。谈迁写书很用心，那么为什么他说了“皆陷”之后，没过几页纸就让玉田和香河“又陷”了一次？让三河“复活”了一次？因为谈迁判断很慎重，那为什么他要说袁崇焕箭射满桂？

先简要说一下谈迁和他的国榷这本书。在中华书局1958年版的国榷里面，有吴晗写的一篇序文：<谈迁和国榷>，介绍了谈迁写国榷的一些情况。

国榷, 顾名思义,就是要一个真实可靠的国史, 这就是谈迁一开始编写此书的用意:"是因为明列朝实录有几朝实录有失实，丑正、歪曲的缺点，是因为诸家编年有伪陋肤冗的毛病，才发奋编写的。"

"谈迁编撰国榷,主要的依据是列朝实录和邸报,参以诸家编年,但又不偏信实录,也不侧重私家著述。他对史事的记述是十分慎重的，取材很广泛，但选择也谨慎，择善而从，不凭个人好恶。"

"谈迁对史事的真实性很严肃, 为了求真,不惜一改再改。例如记明末张春被建州俘虏事就改了多次..."

"崇祯朝没有实录，因此谈迁尽力根据邸报、方志、其它史家著述，以及一些官吏、遗民的口述等，补编了这十七年的历史。"

1621 年，谈迁29岁，开始编撰国榷，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二十七年时间六易其稿，编成一百卷，1647年，国榷全部手稿被窃，谈迁发愤重新撰写, 4年后完成新稿。之后谈迁携第二稿远涉北京居住两年半，搜集史料作了进一步修订。因为国榷里面用建虏称呼清朝，并且详细叙述后金祖先的历史，这都属于清朝统治者极其忌讳的事情，有清一朝从来没有刊印过。

一、关于对谈迁的国榷可靠程度的质疑

前面，capo1234对谈迁和国榷的可靠性的质疑中，举的几个例子，基本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一个就是所谓的国榷里面"袁崇焕箭射满桂"的错误。

首先, 国榷在庚子日的叙述里面对满桂德胜门之战及袁崇焕广渠门之战描述非常详细，却没有提到箭射满桂之事，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比如"甲辰，满桂解衣示创，上深闵之"。这本身就说明了谈迁并不很看重这条史料，因而没有加到事发当日的描述里面。

箭射满桂的说法的出现是在十二月辛亥袁崇焕下狱之后，其实是一段很长的叙述，全文照抄如下：

十二月辛亥朔...命满桂总理援兵，截至诸将。马世龙祖大寿分理辽兵。"桂前被流矢，视之皆袁军矢也";"崇焕固自灭敌，一旦胡骑充斥，惟死战庶足赎，而值敌辄避去"；"或谓其贻粮刍食品"--－物论籍籍。是日，敌移营而南。

我在这里面加了句读，读起来就比较清楚了，所谓“袁崇焕箭射满桂”，其实是举例说明后面"物论籍籍"的陈述的,即流言的具体说法；后面的"崇焕固自灭敌，一旦胡骑充斥，惟死战庶足赎，而值敌辄避去"这句也一样, 假如不当作流言的例子, 而当作史书的正经八百的描述,怎么看怎么别扭。

看书不能寻章摘句，要记得看上下文，国榷中紧接着上面这段引文的，是谈迁大段大段的评论,一向崇尚简约的谈迁这次也破例了：

谈迁曰，当满桂战败时，谓督师对垒不发一矢，非也。桂战都城北，崇焕战都城南，颇有杀伤。第先后间纵敌贻患。方在蓟州，独不能蹑其后掩袭之耶？...苟矢志励众，剪其零骑，俾敛寇不敢散掠，遏其锋于通州，决一血战，无鸣镝都门之下，庶免于戾。而崇焕智不出此，岂刃在其颈不觉冥蹈之耶。至为招敌胁款，此无心胸者为之，崇焕当不其然。但敌锋方锐，冀盟城下如唐渭桥之事，稍绾目前。则崇焕微意有在。然亦愚矣。

上面的引文里面，仔细读的话，其实针对就是前面这几个流言, "箭射满桂"和"值敌辄避去"来说的。开头一段，就说"督师对垒不发一矢"是不正确的，接下来是“桂战都城北，崇焕战都城南”，一个城南一个城北，针对的就是"袁崇焕箭射满桂"，谈迁特意指出南和北，显然他对该说法是不相信的，只是史书要讲究谨慎，谈迁并没有明确地否定这种说法，仅仅摆出了自己的理由就够了。又为袁"值敌辄避去"作了辩解, 说"颇有杀伤"，接着就是批评，但批评的不是袁在北京不战，而是袁没能在通州血战。最后，谈迁连袁崇焕"招敌胁款"都根本不相信，他会相信性质更加严重的"箭射满桂"么？

后面没过几行，又引用了杨士聪的说法:

杨士聪曰：己已之变，自嘉靖而后仅再见焉。但士马物力仍足相当。袁督师初至，一战人心始定，迨后钤制诸将，不为无见，而袁为人疏，於大珰少所结好，毁言日至，竟罹极刑。厥后满桂督，一战而败，安见钤制诸将为非宜哉！都民亦群然以为奸臣卖国。此等事人多不敢言之"。

杨的说法进一步为袁不战作了辩解, 还拿满桂一战而败来对照说明。谈迁在此处引用杨的说法, 无疑代表了他本人的倾向性, 不然的话他应该选用反袁方的评论, 而不是单单陈述几个流言。

另外，史书上经常前后出现两种矛盾的说法，并不都意味着史书作者错了，有很多时候是史书作者在无法断定哪种说法为真的情况下，特意把两种说法都保留等待后人分析。

另一个capo1234的质疑, 是所谓的“国榷中“犯蓟州"这句话记在十三号条下，后面紧跟着十五号，也就是说犯蓟州，陷玉田，三河，香河，顺义这五件事全部发生在13-14号之间，可能么？”。因为capo1234理解的国榷此处的时间和其他文献都对不上，他因此对此条的正确性产生强烈怀疑。不过，这是因为他对日期的错误理解造成的。

这里的甲午，并不是capo1234理解的十三日，其实是十四日。之所以以为是十三日，是因为两个史书上记录的都是十一月壬午朔。可是，如果假定十一月壬午是初一的话，然后对比用非干支法记日的边事小记或者满文老档，就会发现所有十一月里发生的事件，用非干支法的日期比从干支法推算的日期总是多一天。那么是否是边事小记抑或满文老档算错了日子呢?我又查了一下度支奏议, 该书也是用数字而非干支记日的, 日期方面，对照一下如广渠门之战的日期，袁崇焕到达河西务的时间，到达左安门的时间等等，度支奏议、边事小记及满文老档三者都一致，而国榷都是正好提前一天。

是国榷把历法弄错了么？我在农历网查了一下1629己巳年的农历，当年闰四月，和史书上记载一致，十一月是小月，二十九天，初一是壬午，都和国榷一样，说明国榷是正确的。会是干支错了么？不可能，因为干支记日的好处就是每六十天一个循环，和农历的具体细节如大小月无关，因为中国历史上农历的历法经常变来变去，尤其是体现在大小月等上面。不同的历法下，同样一个十一月初三，完全可以是不同的日期，但是如果用干支记日，再用月份定位，就不会混淆。所以，我的看法是明朝当时的历法搞错了，要知道明朝的数学比起元朝来弱得简直是一塌糊涂，举个例子，明朝的钦天监算的冬至居然能和太阳的最速点差六日。当年有闰四月，很可能明朝当年的历法出现了混乱。把十一月定成了大月，而且十一月壬午的上一天是辛巳, 国榷中根本没有记载到底属于哪一个月，可能在明朝1929当年的历法中给归入到十一月里面去了(虽然十二月也是个大月，但农历中连续几个月是大月或是小月的事是常有的)。无论如何，甲午这天就是其他史书上的十一月十四，没有疑问。

这样一来，其实国榷所说的犯蓟州，陷玉田，三河，香河，顺义这五件事暗含的发生时间应该是十四至十五日，而不是capo1234理解的13-14号之间。

二、后金犯香河的可能性和时间问题

capo1234 说从路线和速度上来看，这五件事发生在两天之内是荒谬的，非也。前面我已经论述了后金潜越的速度问题，每天大约行37公里即可，十四日过蓟州，玉田，三河；十五日按照满文老档所叙，后金兵分三路，一路奔顺义，一路奔通州，一路未确定，我前面分析认为可能就是去香河。后金兵力如果只有一个人，当然是无法在一天里同时到达三个方向的不同地方，问题是后金有好万人，还可以分兵啊。

那么，有没有可能这句话是capo1234所说的是为了叙述"完完整整始末"呢？我认为这个不能绝对化，要看上下文，否则任何一天下面罗列的事情都可以说成是任何崇祯甚至整个明朝时期的事情，荒谬也要有个限度。这种叙述完整始末的,一般来说有些特定的标志，以capo1234给的这个甲戌的例子来说，先有"初，西安庆阳延安有山...", 用一个"初"来表明要开始叙述始末了，大段叙述完了，最后是"至是，与同邑张献忠作乱"，用一个词"至是"表明叙述始末完毕。显然，对于犯香河等五件事来说，根本不是这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也会导致几天的事情放在一起说，因为国榷在崇祯这一朝主要根据是邸报来定日期，有的时候邸报把前后几天的事情写在一起(比如皇帝没上朝或者奏章留中，或者远方军情等)，无法仔细辨别是具体每个事情是那一天发生的，于是只好写在一起了。但是这里也不可能，因为后金再次攻三河等已经是一个半月之后了，没理由邸报会把一个月之后的事情提前发布出来。

那么会不会是抄录的错误,衍文或者脱文呢?

（未完待续)

复【原创】论袁崇焕的蓟门之失之十四

家园

送花

复因为您对不利条件深信,所以您表现出来挺袁,实际心里反袁.

家园

俺服了

复按朝庭的命令,远斥候.

家园

你怎么知道他就没大派斥候呢。派了斥候就一定能侦查到全部

敌情？

你未免太理想化了一点。

复这是他对周边侦察不够的结果.

家园

倒果为因，你判断“充不充分”的唯一标准就是成否

这样来评价历史恐怕不太客观

复你怎么知道他就没大派斥候呢。派了斥候就一定能侦查到全部

家园

五里以外几万敌人的动象都搞不清,是太理想了(理金的想)

五里是多远,明里五百米多点,也就是说不到三千米,而人的目视一般是四千米,袁大人的斥候真是派的太好太理想了.

此外所谓倒底是距蓟城五里,还是蓟州地区以外五里,实在没什么可争的,因为行政区划是相连的,如果是出了蓟州地区,那应该是进入区他的行政区了,就不是过蓟五里了,而是入X五里了.

所以肯定是距蓟城五里,而且按古制,一般出城五里和十里,会有亭子之类的常设标志建筑.

复这话说的

家园

你恐怕把防共墙和防共壕搞混了吧

查之前的文章，都说的是“填平”防共壕，描述的时候用的也是深度和宽度，比如这里外链出处。

至于什么金代边壕，壕墙结合本来就是工事的常用做法（直到二战，壕沟前端不也有隆起的沙包之类么），你自己看看这里怎么说的，有没有壕沟外链出处。但不管怎么结合，壕就是壕，墙就是墙，两者从一开始就是两个概念，例如《墨子备城门》：“凡守围城之法，城厚以高，壕池深以广，楼撕修，守备缮利，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

再者，就算你看到的遗址很多是遗留下来的防共墙，何以见得彼地之前的关墙就没有留下来的痕迹，就算彼地之前的关墙没有痕迹留下来，何以见得“防共墙”和明代的关墙一定要在不同的地方？

复真是好笑

家园

关于“防共壕”是一种墙的，几个链接

不巧，这里提到的防共壕之类还都在那附近。

“日军制造“无人区”的第一步，是抓民夫在长城南约五公里地域，挖一条深三米、宽四米的“防共壕”，不能挖沟的山体上垒高墙；壕沟北沿夹上一尺厚、一人多高的树枝寨子（鹿砦），鹿砦里边还散圈乱放约三米宽的铁丝网。遵化境内从东到西五十多公里的“防共壕”，共建了27个据点或炮楼，由两个中队日军和四个团伪军驻防④。沿沟树木和农作物全部砍倒，发现有人，两炮楼即用交叉火力射击封锁。”

外链出处

“一是北起遵化县的马兰峪，经由石门镇和蓟县、玉田县边界的团城，南至宝坻县的新安镇，挖了一条深四公尺、宽三公尺的“防共壕”，壕沟内侧用树枝夹着寨子，沿壕沟外修一条公路，构筑了十三个坚固的据点和碉堡，每个据点驻守日伪军五十余人左右。另一条“防共壕”西起三河县，经蓟县、玉田至丰润县城，沿通（县）唐（山）公路，三华里筑一座碉堡，”

外链出处

请注意这个“经由团城”，现代的工事真的跟古代的“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攻克20多个敌据点，平毁了由遵化石门至宝坻新安镇长数百里的敌“防共壕”，彻底粉碎了敌人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取得了辉煌的军事胜利。”

外链出处

还是那句话，“防共壕”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主体就是“壕”，不是什么“墙”（除非还提到专门修建了“防共墙”，如“敌碉堡林立，一道道“防共壕”“防共墙”纵横交错，在这种情况下，我交通员都是夜间活动，克服种种困难，完成通信任务，同志们毫无怨言。有的同志如李成尧、郑金弟同志在环境恶化，给养经常供不上的情况下就想法从家里背粮吃，千方百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外链出处），就好像战壕也会有加强掩体，也会有胸墙，但战壕就是战壕，不是战墙。

复五里以外几万敌人的动象都搞不清,是太理想了(理金的想)

家园

其实谈不上远斥候,袁只要能把最基本的观察哨布好,

就不至于叫人家所谓的潜越,五里以外几万人的动向,目标加听力,就算不出城都搞个七七八八,要是再放几个夜不收作外哨,怎么可能一点都不清楚.

复其实谈不上远斥候,袁只要能把最基本的观察哨布好,

家园

说白了,要说打仗不会那过份,但那只排第三.

袁最拿手的是吹牛和拉关系,打仗在三.

复你知道那二百骑是疑兵，老袁可不知道

家园

【原创】民国初年的马伸桥地图(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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