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受虐的凤姐下-----党史罗生门之宁都会议 -- 史文恭

谢谢您的指点！

俺这里的确在慢慢铺垫，关键在于材料的删减和表达，这个如何浓淡相宜，实在是一个问题。

要翱翔宇宙，自然得会飞飞，这个别号很般配。

从27年国共分裂，陈独秀下台，一直演变到您说的“毛头小伙子掌权”，本身就是个蛮有意思的过程----这中间共产国际的态度和中共高层，如瞿秋白，李立三等人的沉浮也颇值得玩味。

实际就是几乎所有的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成员，在军事战略层面，与毛泽东一个人的冲突。

在军事战略方面，前者是持“积极进攻”观点，后者是持“积极防御”观点。前者要求要攻占一个大城市起码是次要中心城市，如占领南昌、抚州、吉安、赣州等城市，求得在一省乃至数省的根据地的建立。后者则要求仅仅是在长江以南、赣江以东、南岭以北等区域占领广大农村及小城市，避攻敌重兵把守的大中城市，对守备薄弱的中等城市，如有机会则以缴获筹款为目的加以短期占领。

王明博古等人上台后，在第三国际支持下，实际上是延续了李立三的盲目乐观情绪和路线，对KMT力量比较轻视，且深受城市中心论影响，其“积极进攻”路线明显不符合CCP当时的发展。而毛泽东的观点实际就是一贯以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包括到抗战时期，都基本是这个思路，即在反动势力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发展、积蓄力量，然后在逐步占领大中城市。

在当时，不单临时中央没有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就是中央苏区几乎所有的高层军政人员都没有这样的眼光。像打赣州，几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反对，其他人，包括周恩来、朱德乃至彭德怀都是同意打的。而毛泽东是很有主见的人，不单在江西与苏区中央局打擂台，打下漳州后不久就曾去电坚决反对临时中央的军事战略观点。在当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他反对中央，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宁都会议，毛泽东被严重批评乃至撤掉军权是必然的结局。

而具体到宁都会议前后，在军事战略上，苏区中央局虽然有前方后方之分，但前方四位成员也是争论不休的，并非铁板一块，作为中央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周恩来在宁都会议前夕，实际上已经与毛争论得不胜其烦了。宁都会议中，后方四位是坚定反毛，周的态度是和稀泥，一方面是确实欣赏毛的军事能力，要留毛在前线，一方面是确实不喜欢毛老是反对中央路线，不希望毛再主持战争大计。朱德实际是类似周恩来的态度。王稼祥反倒是比较接近毛泽东观点，可惜，在毛的口中“我们都是少数派”。所以，在后来的一些回忆文档中，毛泽东对周朱在宁都会议的态度都是不大满意的。

并不是只要万众一心、意志坚定，就能够条条大路都通罗马的。

其实大革命期间，所有的GCD和KMD大员都将重心放在城市中时，他对农村转向就已经很特立独行了。

如果这样的话，路线之争争论到最后总有回转的余地，哪怕失败了，也多少还有点收获。

如果是私利争斗，那就完蛋了。

宁都会议，大略而言有三个议程，“一是总结2月攻赣以来中央局8个月的工作，二是研究确定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三是解决前方作战组织指挥问题”。

第一、二个议程实际上开成了批判会，即对毛泽东不执行乃至反对中央路线进行批判。第一项议程，是由周恩来作主报告（这点，许多记载避而不谈），虽然周的态度比较温和，也将毛的一些“错误”揽到自己身上，但批判的调子还是非常高的，认定毛许多做法和观点是犯了路线错误，而且在对以往军事行动进行评析时也不大对劲，如坚持说打赣州的决策是对的，打漳州虽然有战果但来往影响了进攻路线的执行等等，毛自然不服气，进行了发言辩驳，但支持者寥寥（相对倾向或者比较支持毛观点的，实际只有王稼祥，朱是否表态或者如何表态，不是很清楚，但从零散资料看，朱那时是支持批判毛的），后方中央局四位成员甚至连周相对温和但并未偏离中央路线的主报告也不满意，升高了对毛批判的调子，毛大约是第一次面对如此严重的政治批评，脾气上来了。

周在二三议程之间，提出让刘伯承接替叶剑英为总参谋长，并获通过。

到第三项议程，讨论人事问题，即军事指挥问题上。后方四人提议周负军事全责，毛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周就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周负战争全责，毛在前线助理；二是毛负军事全责，周监督执行。第一方案实际非常接近后方四人组的意见，不过给了毛一个台阶下，而这个台阶也不怎么好下，因为这个助理的角色，大约连刘伯承总长的角色都不如。第二方案实际就是维持原有人事不变。许多资料说周王朱支持毛留在前线，但也有一些资料说王朱支持毛留在前线，周不表态。个人分析，两者不矛盾，实际上，应该是王、朱都支持第二方案，但周实际上倾向支持第一方案，但没有明确表态，自然，第一方案名义上也是留毛在前线。毛前面气受够了，现在又面临很明显的少数派状况，即看出周似乎不怎么支持第二方案。火气一下上来，干脆撂担子不干了。说既然得不到中央局全权信任，他连第二方案都不接受，然后请病假，会议都不开，即自己放弃了表决权。事隔数年后，毛对此是既气愤又后悔，一方面说后来宁都会议表决解除他的军事指挥权是“缺席审判”，一方面检讨自己那时是脾气暴躁，不懂得如何去团结说服同志。事实上，如果毛坚持不走，以周的性格，确实很难办，毛一走就让周松了口气。

宁都会议解除毛军权后，如果红军形势不利或者受到挫折等，毛的观点可能很快会被其他人接受，但接着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在周朱刘的指挥下，非常漂亮地消灭了KMT三个精锐师，包括在赣州之战中让彭德怀吃了大亏的11师也被大部歼灭，于是周朱刘威望大增，王明博古等人的威望也水涨船高，毛被迫坐冷板凳，直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毛才逐渐争取到其他同志的支持。

第二点的意思是说共产党这种要求思想和行动统一的做法，是一个双刃剑。在指导思想正确的情况下，收益巨大，但如果指导思想不正确，带来的损失也巨大。事例可见党在陈独秀、王明、毛泽东晚年主政时期。

在指导思想有错误时，共产党在困难时期反而会比和平时期能够更早调整、改正。这是因为一个错误的路线会更快的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碰壁，生死一线，共产党必须很快做出路线改正，否则灭亡。事例还是见陈独秀、王明、毛泽东晚年主政时期。而和平时期，错误路线带来的恶果不能充分暴露，但党的一致性又导致党内很难有其他路线存在。则整个党容易在一个错误的路线上越走越远，当发现恶果时却没有了回旋的余地。这就好像是温水煮青蛙。苏东巨变可做参考。中共建国后党组织生活逐步不正常，直到文革，也可见端倪。

而不是陷入中宣部的表面文章中。

和平时期也是不难检验出错误与正确，比如大炼钢铁和大庆精神，比如教育的中国普及化和印度精英化，比如我们是搞实践科学，还是搞论文科学。

事实是指导思想也是变的，早期的直接指导我们作什么，高级的指导我们怎样寻找怎么作。

意为今之周公

哪里谈得上指点。只不过是想与诸君交流一点心得而已。

如果把中国革命28年(建国前) 的历史用一场话剧来概括，取个名叫“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大概也是可以的。不过说起来容易，其实这个过程却极其艰难，真是“吹尽黄沙始到金” 。

如果用一个慢镜头拉一下，就像是先有一个人在黑暗中蹒跚而行，然后与一些人发生碰撞，碰撞后这些人又跟随其后，艰难同行。如此这般一路行去，直到汇成千军万马，齐声高唱“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这里边有权力斗争吗？当然有！但那不是主旋律，如果企图用权力斗争去概括那场活话剧，那只能是失之肤浅。

而在这场话剧中，“七大” 和“宁都会议” 应该是其中的两个小高潮。

宁都会议前后毛周刘的矛盾不应回避，其实那正是应证了一句名言：不经风雨，怎见彩虹？！

呵呵，胡绉一通，见笑了。

宁都会议“一生的罪恶”。。。

能否可以概括说，正是“经验主义者”在进入角色后觉得自己可以大拿了，才有了众多“教条主义者”的欢呼雀跃呢？这正是雪兄所登的“一生的罪恶”。。。 洪兄笔下留情了。

太祖的王霸之气极盛，那些自命甚高的布尔什维克们没有几个能受得了。就连小老乡任弼时，来了不久后一反富田事变的态度，扭转屁股坐到反对派板凳上去了。表面上的军事分歧有相当部分根源于这种人际之间的争执。

但是，周公毕竟是周公，正式议论时一副调和稀泥的温情态度，不着痕迹。老到呀！

话说回来，毛刚济之以周柔，维系了tg的整体运作。

周公这一手，把自己搞得两头不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