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挽救了一个盛世的人——被低估的周亚夫（一）再修改 -- 江南水
《史记外戚世家》：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
《汉书外戚传》：及代王为帝后，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
只看到《史记孝景本纪》：孝文在代时，前后有三男，及窦太后得幸，前后死，就想当然的认为是三个，并且武断认定在汉文帝登基前就死了。
见笑了
理一下时间，汉文帝在高后八年后九月晦日己酉，来到长安，当天登基。
后九月是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晦日又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说，这一天是高后八年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是后九月二十九。
第二天就是就是孝文元年十月初一。
大臣请立太子是在这一年的正月，往海里算，就算是在正月的最后一天吧。
四个月内死了四个皇子，太不可思议了，不能不让人产生阴谋论的联想。
汉文帝之所以没有封他们王，不是因为年龄，是因为当时情况复杂，功臣要安排，其他诸侯王要安抚，自家的孩子就先靠边了，汉文帝是在第二年封了其他三个儿子。
再来算一下汉文帝登基是的年龄。
他妈薄太后是魏豹死后才见到刘邦，魏豹死于汉三年八月，一年多刘邦没有“幸”她（为了网络文明，只好用文言了），这就到了汉四年八月以后了，要是一年多俩月就该到汉五年了。“幸”了以后还得280天汉文帝才能出生。
这么算来，汉文帝最早出生于汉五年，就是公元前202年。他登基是公元前180年的最后一天。
汉景帝生于孝惠七年，前188年，此时汉文帝14周岁左右。
汉景帝要是有四个比他大的哥哥，这兄弟四人还是同母，不太可能，当然也可能是概率极低的多胞胎。
所以，不好说这四个人一定比汉景帝大，排除小概率事件，有几个比汉景帝小才更靠谱。
太史公写宫闱内的事，并不节省笔墨，汉景帝时的废立太子，就写的精彩异常。对汉文帝这四个儿子在短时间内相继死亡，只是轻轻一提。看来应该没有黑幕，只是意外，天大的意外。
关于立长还是立贤，在历史上一直聚讼不一，各有利弊。
立长，按出身（嫡庶）年龄一排，谁谁谁，一目了然，省事。就像英国皇室的继承顺序，谁也没有非分之想，早就列好排名榜了。
不过，嫡长子是晋惠帝那种超级人才，就糗大了。
立贤，让能者上，保证皇权不至于旁落。
弊端显而易见，除了晋惠帝这种超级人才，大多时候，皇子的贤还是不贤，很难断定。一群孩子，先天差距不大，后天又在同样的环境下长大，成人后的差距能在哪里呢？
唐朝的玄武门，清朝的“雍正夺嫡”。
关键的关键就在于，贤还是不贤，不能像年龄那样一二三四五，一目了然，标准明确。
这么看来，立长弊端小一点，毕竟晋惠帝，几千年才出一个。
确实如此，这一段也经常让我头痛。文帝那几个早死的兄弟实在让人难免有所猜测。但是既然没有更多史料，只好认为他们是自己倒霉早夭，以至于没能捱到受封了。看来还是要等玉牒出土那一天看个明白。
说起14岁就有同母所生的三个儿子（另一个似乎要晚一点），只能认为古人早熟了。因为古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如果早婚，女方通常要大于男方。这同劳动和生育都有生理方面的关系。反过来，男方大于女方通常是由于男人需要时间来创办家业才能有婚配资格。所以正式文告中的年龄要求通常是男大女小。
这对帝王家当然不是问题。从北魏和清朝这些既普遍早婚又有资料记载的王朝来看，纯粹从生理角度，14岁对男人实在不算小了。。。这里有几个早婚模范：汉惠帝令：女十五。北周武帝令：男十五，女十三。唐玄宗开元令：男十五，女十三。宋仁宗天圣令：男十五，女十三。本朝的22/20(开国时20/18)都是远大于生理要求年龄的，不知这几个朝代如何？但愿不是。。。
中国历史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税收制度采取的是人头税，早婚就意味着早育，这样就能尽可能的增加人口，同时官府也就增加税收。
在考虑汉文帝那四个儿子的时候，我是把代王后当成育龄女性来算的，我考虑的是汉文帝的生育年龄。
14周岁前要跟同一个女人生三个孩子，这个难度挺大
刘邦能够当皇帝，就是因为他是个高度现实主义者。而且刘邦采取的制度，既不同于古代分封制，也不同于秦朝郡县制。明明是两者的合体嘛，兼有郡县和分封的特点。
不过反正有人顶着：
北魏献文帝 454年出生，北魏孝文帝 467年出生。这父子俩可为楷模了。说起来，自周礼始，对婚嫁年龄的考虑可说是综合了人口增殖和身体成熟的限制了。但是在汉初那个混乱年代，只怕规矩不会比北魏严格多少。
自从春秋战国以来，天下就一直不安定，战乱频仍。因为对春秋不熟，不清楚那时候战争对人口的影响。战国时代，只看秦国，斩首数动辄上万，十万、二十万的也有，据有人统计白起一个人就斩首百万。这么算下来，从商鞅变法后，秦国统一天下该用多少人头啊。
其他六国之间相互征战伤亡又是多少？
秦国自身的伤亡又是多少？
很多人怀疑战国时候，斩首数的确切性，我觉得至少秦国的统计还是相当靠谱的。
秦国靠斩首数和俘虏人数计战功，要是虚报，以秦法之严苛，下场将会很难看。汉文帝时候，云中郡守魏尚报上来的首级和俘虏数跟实际情况只是差6个就被削了爵位。秦军将领敢虚报上万甚至上十万吗？
并且当年刘邦进咸阳，萧何把秦的所有文书档案搬走了，保证了资料的原始性。所以太史公提供的数据是值得信赖的。
秦统一后，南北用兵，大兴土木，死的人可能没有上万、十几万那么恐怖，但是也严重影响人口的增长。
大老爷们，上战场的上战场，修长城的修长城，女人们怎么生孩子啊。
秦末，又乱了近十年，这期间的人口应该也不乐观。
上百年下来，汉初的人口规模应该相当萎缩，所以汉初大力提倡甚至强制早婚也是没法子的事。
有时候我也想，幸亏我们这个种族能生，否则就这种杀戮法，不用外敌入侵，自己就把自己灭种了。
汉初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女人的地位相当高，对女人的限制也相当少。
这也跟男性劳动力不足，女性承担了相当部分生产劳动有关。
毕竟经济地位决定家庭地位，整个家都靠女人养活的时候，女人的地位不高都不行。
并且汉政府也相当重视女性的地位，《史记》、《汉书》中常有“赐女子百户牛酒”的字眼。看来不光是家庭需要女人养，国家也需要女人养。
汉初，太后的政治地位如此重要，是不是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关呢？
后来人口增多，到了西汉中后期，女人的地位明显下降。
这应该跟男性劳动力充足后，迫使女性的生活圈子重回家庭有关。
我之所以对战国到汉初这段历史感兴趣，就在于，这是一个从动荡到稳定的过程，其中有意思的东西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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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平乱
一说到军事，大家都知道这么一句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这句话原则上没有错，毕竟前线的将领比后方的君王更了解战场的具体形势，但是这句话能够成功实施的前提是，后方的君王对前方的将领有足够的信任，前方的将领能够展示让后方君王信任的能力。否则，上下离心，受不受君命，下场都差不多。
周亚夫是个懂政治的军人，在上前线之前，先跟皇帝做了沟通：不用管梁国，让他死扛，我从背后切断吴楚的后勤补给，这样就搞定了。（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
汉景帝不是笨蛋，至少不是只顾兄弟情谊的笨蛋，拼命消耗梁国，符合战胜之后朝廷的利益。虽然是亲兄弟，但刘武毕竟是诸侯王，一个强大的诸侯王始终是朝廷的心病。如果平定吴楚，而使梁国坐大，那他不是白忙活了吗。更何况，坐大的梁国，对朝廷的威胁要远远大于吴楚，朝廷和梁国之间再也没有其他的屏障了。
取得了汉景帝的肯定，周亚夫起身前往洛阳。走到霸上的时候，一个人拦住了周亚夫的去路：能听我说两句话吗？
虽然军情紧急，但是此人有种前来挡住太尉前进的道路，这种人的话值得一听。
此人名赵涉，赵涉指出：在你东进的道路上肯定埋伏着刺客和情报人员，不如从南方出发，走武关，再去洛阳。这样看起来多花了一两天，但是东方的间谍拿不到确切消息，从而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周亚夫到达洛阳后，展现了适当的谦虚，问老爸周勃当年的老部下一个姓邓的都尉：该怎么办？
邓都尉没有推辞：让梁国死扛，你坚守不战，派轻骑兵袭扰吴楚的后勤补给。
周亚夫明明向汉景帝提出的就是这么一个建议，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的问别人呢？
这就是为将之道。
很多人都认为军令如山，当头的一声令下，下面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种状况只会存在于电脑游戏中。
实际上，当头的手下都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活人，如果这些人对当头的有些许的不信任，这个头的命令执行起来将会被七折八扣。
周亚夫基本上是空降到洛阳的，一个空降兵的想法必须取得当地子弟的认同，否则就是光杆司令。周亚夫询问的这个人的身份比较特殊，老爸的老部下。怎么看，怎么像是双簧。
还有现实的一点，这个战略就是把皇帝的亲弟弟架在火上烤，这种压力不会只压在周亚夫身上，而是所有参战的将领都会承受这种压力。如果有人承受不住这种压力，而破坏了这个战略，后果如何，不得而知。
既然取得了一致，那就按计划行事就是了，周亚夫率军来到昌邑（今山东巨野），加强防御，就是不出战。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朝廷出兵了，梁王刘武多少喘了口气。
忽然，刘武发现似乎有什么不对劲，周亚夫跑到昌邑，做起了乌龟。
这也太缺德了。
梁王刘武每天都派人前去向周亚夫求救，周亚夫就是按兵不动。
周亚夫是朝廷的官员，梁王拿他没办法，只能协商，协商不成就只好请他的老板来干预了。梁王刘武上书汉景帝，让皇帝下命令。
周亚夫接到皇帝的命令依旧按兵不动。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没有事前的沟通，周亚夫敢吗？
在跟梁王的交涉中，周亚夫似乎赢了，毕竟无论如何，他始终在贯彻自己的意志。
其实这场纷争中最大的赢家是汉景帝，既尊重了前线指挥的意志，有适当的体现了兄弟情谊。
更重要的是，周亚夫跟梁王结下了梁子。一个手握重兵的大臣，一个强势的藩王，如果两人和谐相处，那这个皇帝恐怕就要成为虚位元首了。
汉朝这边，朝廷重臣和劳苦功高的藩王不和谐，吴楚那边也好不了哪里去。
吴王刘濞起兵之初，手下大臣田禄伯就建议，主力部队按常规西进攻打函谷关，自己率奇兵，攻打武关。
当年反秦的时候，就是这个路子，刘邦还从武关进入了咸阳。
但是吴王太子刘驹不同意：如果田禄伯背叛了咱们，咱们怎么办？
这也不能怨刘驹，背叛者最大的心病就是怕别人也背叛了他，还是大家抱在一起，要死一起死，要活一块儿活。
吴国年轻的将军桓将军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行军计划：绕开坚守的城池，直取洛阳，守住黄河，获得一个良好的战略基地，这样即使入不了函谷关，也可以拿下半壁江山。
桓将军之所以提出这个计划是在分析了汉军和吴楚军优劣的基础上得出的：以车骑为主的汉军利于在平原地区作战，以步兵为主的吴楚军利于在险要的地形作战。在平原地区攻坚，汉军更加有利。
这个计划又被pass了，理由很搞笑：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施，周亚夫能不能到达洛阳还真不好说，半壁江山说不定真的就换了老板。
行了，所有可能冒险的计划都被否决了，那就老老实实啃梁国这块硬骨头吧。
最恶心的事发生了，周亚夫派出的轻骑兵切断了后勤补给。
这个世界上不吃粮食还能打仗的士兵还没诞生呢。
能不能打下梁国已经不重要了，还是先保证自己的肚子要紧。
周亚夫真是沉得住气，吴楚联军打过来后，他依旧坚守不战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 苏洵《心术》
能做到这一点的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周亚夫的表现担得起这一句。
对士兵来说，战场固然是残酷的地狱，但是走向战场前的焦虑和无奈更加让人难耐。
这一点中国的男足似乎很有经验，据说大赛前长期集训，把整个人都弄傻了，以至于关键时刻一直掉链子。
今天不战，明天会战吗？
今天不死，明天会死吗？
精神高度集中，时刻准备着战斗的士兵们，充满了对未来的疑问和恐惧。
每个人都不是人，只是战争机器上一个不起眼的零件。
每个人又都是人，他们有血有肉，有思想，会紧张，会恐惧。
这种双重的身份，会让他们的人格处于一种分裂状态。
此时，随便一个突发事件，都会让让他们癫狂。
深夜里，一座准备随时投入战斗的军营内，哨兵突然走火，会发生什么？
这是我这种坐在电脑前敲字的人想象不出来的。
冷兵器时代的周亚夫的军队，不会发生走火的事，但是会发生其他的事，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汉军自己打起来了。这种事有个学名，也就是军事术语“夜惊”。
此时，在这些士兵的眼中，昔日的同袍兄弟成了沙场上的对手，昔日的手足之情也化成了浑身的戾气。
主官处置稍有不慎，轻则哗变，能重到什么程度，就不好说了。杀戮一起，军营变成不死不休的战场也未可知。
浑身杀气的士兵们来到了周亚夫的大帐前，周亚夫似乎什么也不知道，始终躺着一动不动。
刹那间，整个世界安静了！
一场大祸就这样消弭在无形中。
吴楚联军终于等不起了，没有粮食的滋味不好受，他们决定趁夜色偷袭周亚夫的大营。
战斗是在大营东南打响的，然而周亚夫却派人加强西北方的防守。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战斗真正打响的时候，所有的理论都失去了作用，起作用的是主官的判断力和决断力以及士兵的执行力。
吴楚联军的主攻方向果然在西北方。
这是最后的决战，一切都该结束了。
此时大约是在公元前154年二月中旬，距离吴王刘濞举兵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一个多月后，吴王刘濞的人头被他的盟友东越送到了汉朝廷。
楚王刘戊比刘濞有种，失败后没有逃亡，而是相当有尊严的自杀。
从起兵到授首，前后大约是三个月的时间。
历史上，大一统时代，皇族之间兵戎相向，以致动摇国体，这是第一次，也是耗时最短的一次。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的时间越短造成的破坏就越小。
如果七国之乱也像一千五百多年后的靖难之役那样耗时多年，即使汉朝廷胜利，历史上还会有“文景之治”吗？
不妨再穿越一下，如果建文帝有一个周亚夫，明朝还会有成祖吗？
不要说什么广大人民群众希望安定的生活，所以七国注定失败。三国之后，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渴望安定的生活，但是一个八王之乱，让历史在混乱中又运行了两个多世纪。
在大多数时候，历史执拗的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但是并不妨碍在某一时刻，一个人就轻轻的扭转了他运行的轨迹。
周亚夫，在关键的时刻保证了历史在良好的轨道上运行，并且用了如此之短的时间，这已经足够伟大了！
对比一下西方的伟人，亚伯拉罕林肯，为了维护美国的统一，用了整整一个任期的时间。
哦，对了，这是七国之乱，不是两国之乱，还有五个藩国呢。
过程没什么意思，就说一下结果吧，其他五个藩王都兵败身死。
真是神速啊！！
夜惊也叫炸营，是很恐怖的事，部队炸营后很少能全身而退的，严重的主将死于乱军之中， 部队就彻底散了。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皇帝你去上阵打仗，我嘛就城里呆着，balabala....."这话是人说的话么？
要是宋朝时寇准也这么对真宗说，估计也得掉脑袋，管不了什么太祖遗训了。所以寇准得和真宗一起上前线才行，晁错也得说要和景帝一起出生入死才像话嘛。
高帝六年（前201），刘邦封给刘肥的是七个郡的地方：1）临淄（齐）、2）胶东、3）胶西、4）琅琊、5）博阳（济南）、6）济北、7）城阳。
惠帝和吕后时，接连失去了三个郡：城阳、济南、琅琊，分别是：
惠帝二年（前193），城阳——>鲁元公主汤沐邑
高后二年（前186），济南——>吕国（吕台）
高后七年（前181），琅琊——>琅琊国（刘泽）
吕后死（前180），文帝立（前179），这三郡先后归齐：
城阳：鲁元公主子张偃由鲁王废为南宫侯，城阳归齐
济南：吕国数易其主，高后七年（前181），改吕国为济川国，封惠帝子刘太为济川王。吕后死（前180），徙刘太为梁王。文帝元年（前179），济南归齐
琅琊：刘泽徙封燕王，琅琊归齐
文帝二年（前178），刘章封城阳王，刘兴居封济北王，齐国还剩下五郡。
文帝三年（前177），刘兴居反，败后，济北国除，入汉。
文帝十二年（前168），城阳王（刘章子刘喜）徙封淮南，城阳入汉。
文帝十五年（前165），齐王刘则死，无嗣，国除。齐国所辖五郡（临淄、济南、胶东、胶西、琅琊）入汉。
文帝十六年（前164），封刘肥在世的六个儿子为王，裂分齐地除琅琊、城阳之外的五郡（临淄、济南、济北、胶东、胶西）。六王分五郡，多出来个淄川国。淮南王刘喜仍徙回城阳，为城阳王。琅琊郡仍属汉。
以上为景帝削藩前的大概情形。
因为齐不是七国之乱的主战场，所以关于齐就没有展开。但他又是削藩的最早受害者，只好粗略的提了一下
很佩服阁下的考据精神，我也曾试着整理齐的沿革，但是一直不理想
因为手头资料有限，难免会漏洞百出，欢迎斧正
六、结局
七国之乱后，汉朝廷获得了对诸侯王的绝对权威，再也没有一个诸侯王拥有挑战朝廷的的能力。后来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诸侯国明知道是毒药也只能喝了下去。从此诸侯王日益萎缩，避免了周分封诸侯的恶果。
诸侯王的结局很不好，周亚夫的结局更不好。
提到细柳屯兵，后世多看重了周亚夫的治军严谨，往往会忽略一个细节。
汉文帝进细柳军营的时候，是事先派人通知了周亚夫的，换句话说，周亚夫知道来的是皇帝，而不是敌人。
在非战争状态下迎接皇帝，他却依旧甲胄在身，然后以此拒绝行君臣大礼，只用军礼凑合一下，很难说不是故意的。
如果说不是故意的，那就说明他有点一根筋。但是从他后来起身上前线前，主动跟汉景帝沟通战略安排，他又不像是一根筋。
不要忘记周亚夫的高干子弟身份，前文提到他老爸周勃的功劳，实事求是的排应该是第三位。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前两位，萧何排第一是刘邦力挺的结果，武将们并不心服，武将的后代能心服吗；曹参排第二更多的是借了韩信的东风。只有周勃，他的功劳基本上是自力更生的产物，就含金量来说，那是相当值得骄傲。
在这么一个家庭成长起来的人，难免会心高气傲，周亚夫的哥哥周胜之娶了公主（汉文帝的女儿），但是他却看不上公主（尚公主，不相中），有没有醉打金枝不清楚。继承父亲的爵位后，又因为杀人而被取消侯爵，如果夫妻关系和谐一点是不是能够幸免呢？
老周家的骄傲是不分长幼的，大哥骄傲，弟弟也不示弱，你敢看不上公主，我就敢挑衅皇帝。
在还只是普通将领的时候，主动挑衅皇帝，手握重权后能够时时跟领导保持一致，这决不是高干子弟的所为。
汉初的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御史大夫是常设职位，因为太尉掌管军事事务，事关重大，这个职位平时并不常设，毕竟把刀交到别人手里，皇帝不会很放心。平定吴楚后，周亚夫功劳不用多说，但此时丞相大人还算称职，不好马上换人，汉景帝只好在平时设立太尉，周亚夫任职太尉。
在周亚夫担任太尉期间，汉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废立太子。
还记得汉景帝说过一句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的那句话吗：我死后这个位子是你的。
这句话终于给自己引来了麻烦。
汉王朝此前有两个被广大大臣承认的太子，这两个太子都诞生在非正常状态下。
刘盈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只有六岁，那时候刘邦正忙着跟项羽玩儿命，立个太子是防止万一刘邦在前线光荣后，汉集团陷入群龙无首的困境。
刘启（汉景帝）被立为太子是在汉文帝登基后不久，那时候有些同姓王不怎么安分，立了太子就断绝了他们的念头。
汉景帝登基后，因为皇后没有生儿子，现有的儿子年纪还小，再加上当时天下还算安稳，没有着急立太子的形势。
七国之乱后，情况有了某些微妙的变化。
对了，忘了说一下，当时汉景帝说那句话的时候，不光当着梁王刘武的面，在倾听的还有双目失明的老妈，窦太后，窦太后听了这句话感到很欣慰。
如果说当时这句话就是随口说说而已，梁王刘武也只是听听而已，那么此时就有说道了。
平定吴楚，周亚夫和梁王的贡献最大。
周亚夫只是打工的，功劳再大也只能是长点工资，提高一下职务而已，相信周亚夫也不会有更多的要求。
梁王刘武就不同了。
这个位子是老爸留下的，你出生的早，你接班，这是老天的安排，谁也没法子。但是你之后，我是不是也可以坐一下。以前不行，现在我有功劳了还不行吗，更何况你还说过那句话噢，更重要的是，老妈也同意我来试试。
大汉王朝的储位，成了一个新的角逐目标。
后来在袁盎（就是那个建议杀晁错的袁盎）等人的耐心劝导下，窦老太太放弃了立梁王为储君的打算，打碎了梁王的皇帝梦，同时也让袁盎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公元前153年，七国之乱后的第二年，汉景帝立长子刘荣为太子。
从现有史料中，没有看到此期间周亚夫有什么言行。
但是，公元前150年，周亚夫有了动静。
这一年十一月，汉景帝废除太子刘荣。
在废除太子的问题上，周亚夫旗帜鲜明的表示反对，并且态度相当强硬（固争之）。
七国之乱后，汉景帝还是相当倚重周亚夫的，毕竟只有他才能制衡那个咄咄逼人的弟弟。但是，这件事告诉汉景帝，周亚夫并不一直站在他这一边。
虽然阻力重重，汉景帝还是如愿以偿的废除了太子，这一点比他爷爷刘邦强。
为了防止储位悬空时间过长引来更多的麻烦，汉景帝在这一年四月迅速确立了新太子，这就是后来有名的汉武帝。
虽然在废立太子上周亚夫表示了不同意见，但是汉景帝还是升了他的官，还是在这一年，六月，周亚夫登上了人生的最高峰，大汉丞相，像他的父亲那样从太尉到丞相。
政治不是个人恩怨，必须抓住主要矛盾，汉景帝的主要敌人是弟弟，而不是周亚夫，相反周亚夫是制衡弟弟的最佳王牌。
立新太子前，汉景帝先立了新的皇后，太子刘彻的母亲王氏，是新的皇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自家女儿成了大汉国母，父母兄弟也该得点实惠吧，不能只有个国戚的虚名啊。
这一次周亚夫又站在了汉景帝的对立面。
汉景帝找周亚夫商量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爵。
周亚夫搬出了汉景帝的爷爷，刘邦当年跟群臣约定：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
这就是汉初有名的“白马之盟”，这个盟约实质上就是一个利益分赃（没有贬义的意思）的契约，刘氏子弟因为血统得到利益，大臣们因为功劳得到利益。
在汉初，这种分配方式既尊重了功臣的贡献也为刘氏子弟提供了无功受禄的保证。就这个协议，双方基本上都是认可的，执行起来还是有效的，当年老功臣们诛杀吕氏所依据的就是这个约定。
吕氏之后，“非刘氏不得王”得到了切实执行，但是“非有功不得侯”有点走了样。
汉文帝登基后就封自己的舅舅薄昭为侯，这多少还说的过去。汉文帝从代地前往长安登基前，就是派薄昭去打的前站，为汉文帝的登基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对皇帝个人的功劳不能算是丰功伟绩，但是也足以让皇帝封赏了。
汉文帝还算是遵守了祖制，只是封赏了有功的舅舅，虽然这个功劳只是针对他个人的，并没有分封其它的国戚，包括自己的大小舅子。汉文帝把这个黑锅给了儿子，汉景帝。
汉景帝在汉文帝去世后半个月封自己的小舅舅和大舅舅家的表兄弟（大舅舅已去世）为侯，开始了对“非有功不得侯”的破坏。但彼时没人像当年的王陵那样大声疾呼要遵守祖制，原因很简单，开国的功臣都凋零殆尽了，他们的爵位传给了自己的子孙。这些高干子弟没有叫板皇帝的底气，同时也不敢叫板。
万一哪个死心眼的呼吁皇帝遵守祖制，那么皇帝可以来这么一句：按规定“非有功不得侯”，你们也没什么功劳，是不是该交出爵位啊？
这些高干子弟立马就歇菜。
其实，汉景帝也是很心虚的，他也觉得封大舅哥王信有点不合规矩，但是在老妈的催促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找周亚夫商量。
周亚夫有底气叫板皇帝，虽然老子的爵位是沾了老爸的光，但是老子现在有战功了。
周亚夫说的理直气壮：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
这小子虽然是皇后的哥哥，但是没有功劳，你封侯就是违约。
汉景帝一听，理儿全在周亚夫那边，他没有像废太子那样一意孤行，而是默认的周亚夫的反对。
政治嘛，该坚持就坚持，该妥协就妥协。大的利益要坚持，小的利益要妥协，抓大放小是也。
周亚夫的这一次反对，得罪了摆在明处的王家（皇后），还得罪了隐藏在背后的窦太后，并且还让皇帝很难堪，也算是一件壮举了。
那周亚夫为什么反对呢？
天下都是皇家的，皇帝愿意封给谁就封给谁呗。再说，王信既不会侵夺周亚夫的封地，又不会挑战他现有的政治地位，男人何苦为难男人啊！
老板给做出最大贡献的员工A和没有做贡献的员工B发同样的奖金，哪怕这份奖金远远超出A的贡献该得，A也会不满意。虽然A的物质获得超出了自己的付出，但是他的荣誉没有得到相应体现。
周亚夫不愿意跟无功受禄的人并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就像当年的韩信不愿意与樊哙为伍一样。用冯巩的话说，那就是：这不是钱不钱的事，丢不起那人！
汉景帝之所以没有一意孤行，也是因为他要尊重这个功臣的荣誉感，不能因为一个无关紧要的大舅哥伤了这位重臣的心。
荣誉感毕竟是一种很虚幻的东西，如果过分看重，那就会影响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了。
不幸的是，周亚夫太看重这个虚幻的东西了，竟然看不清政治的本质是利益纠葛，因此也退出了大汉的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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