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时评]我们在怀念朱镕基什么？ -- 黑暗森林
同意。不过就当时的环境来说，也确实解决了很多学有余力的学生高校渴望，好歹让一大票人感受下高校气氛
也缓解了就业矛盾，以及解决了社会对高校人才的需求缺口。
当然，持续扩招下去，到了后期就太滥竽充数了，因此有就业难，读书无用之叹——我还是认为，多数还是读书无用的那群人根本读不好书。
和何新说这话有联系吗？是他往邓小平陈云处送，又不是邓小平的批示都给他看一遍。更何况是说过的话。
如果他来证实邓小平说过什么话还可以，他说邓小平没有说过什么话就比较扯淡了。
快整8年了吧，这么伟大的一条约，国家为什么总窝着呢
当然不能确证邓小平确实没有说过朱镕基懂经济.问题是邓小平说朱镕基懂经济又是在什么时候?南方系的报纸从来只是笼统地说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是在会议或者公开场合的话,拿出会议记录或者公开的纪录,当然就没人敢质疑了.
能不能明确一下一下这句话时发生在什么时候?
所以，当时还为大一新生的四千元学费默哀了几秒钟。
没注意当时的报纸宣传，找工作头都大了。
当时的餐补是27元还是23元给忘了，反正就是20多元的数字。
中英文对照版的
1973年马嘎尔尼来华算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奏
也不关心。我只是对何新比较不爽，特爱拉大旗做虎皮。
引用了何新的一句话,不妨碍您对何新比较不爽吧?
我们伟大的总设计师是全国人民所敬仰的,他说过的每句话都是让人怀念的.他的每一个名言都是可以找到时间地点的.只有朱镕基懂经济这句话的时间地点找不到,这样大的损失全国人民可承担不起.
附录:总设计师的名言及其出处:
1962年7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认为，哪种生产形式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他引用刘伯承经常说起的四川谚语：“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陈云等对此表示赞同。这只是一次内部会议的讲话，“猫论”并没有传播。1962年7月7日，邓小平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再次借用这句谚语来表述他对恢复农业生产和包产到户的看法。该讲话后收入《邓小平文选》。“生产关系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接着他说了一句俗语：“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20年前的2月16日,邓小平同志参观上海展览馆的十年科技成果展时,亲昵地用手摸了摸计算机小操作手李劲的头,说了这么一句话.
1985年8月11日，首届国际足联16岁以下柯达杯世界锦标赛的闭幕式在北京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时，向在座的国家体委领导同志传达了邓小平关于足球的指示：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这是这句话第一次被广泛报道。其实在此前的1979年1月，邓小平在接见体委领导时就说过：“增加‘娃娃’的事，要专门写个报告，要包括军队在内……足球不从娃娃抓起，是搞不上去的。”
95级学费只要200块？苍天啊。。。。
餐补具体多少我也不记得了，如果不是师范专业，应该都是差不多。不晓得上海的学校是不是高一点。
当时报纸宣传肯定是有的。我在想，会不会从技术上讲，当时教育部真的从头到尾就没提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只是各色专家门提出来的？
咱这不是讨论吗？
看来看去，我觉得您要是说“这话没依据，没文件支持”就妥了。没必要拿出何新来，因为我觉得何新在这件事上没有权威性，他又不是秘书。
"何新啥位置，他凭啥知道这个",我这不是一直在试图回答您这个问题么?
"我觉得何新在这件事上没有权威性，他又不是秘书。"对您的这一句话,我并没有异议.
去了前面的,再去了后面的,归他的有几个?
主题:
殊死的较量(真正的爱国者请近
这是一篇让人心情沉重的文章，有的人看了可能会绝望，有的人会以此作为他们观点的论据，不管怎样，我们都要相信，中国，还有真的猛士在
有些长，请耐心
导演、编剧和原小说作者张平，都没想到故事片《生死抉择》会在全国引起
这么大的轰动。8 月中旬以后，随便打开报纸或上一个网站，就可以看到这样的
题目：
反腐力作《生死抉择》热映不衰
影片《生死抉择》在各地激起共鸣
《生死抉择》在沪票房已超过1200万元，创近年上海电影票房新纪录
《生死抉择》在成都、重庆、郑州、苏州、无锡的票房收入均超过一般中影
引进大片。
《生死抉择》全国票房突破2500万
宁夏党政领导及亲属观看电影《生死抉择》
《生死抉择》广东首映，领导干部要携配偶观看
《生死抉择》来自张平的小说《抉择》，为什么如此轰动，张平只说了一句
：很简单，写了把百姓放在心坎上，不和腐败分子同流合污的好干部。
搞腐败人的胆子比你想象的大得多
两年前的一天，山西作家张平和大导演谢铁骊接到一个恐怖电话，要叫他们
吃枪子。这是第二十几个这样的电话了。谢只得动用全国人大代表的名义叫太原
警察荷枪实弹保护电影《天网》拍摄现场。
张平采写《天网》时，曾多次问主人公、敢于反腐的县委书记刘郁瑞，这么
写他的那些同事和属下他们会不会找麻烦？刘郁瑞说：他们敢！量他们还没那么
大胆子！要是他们敢，就把他们老底子一个一个兜出来，哪一个判他十年二十年
都绰绰有余。刘似乎看穿了他的同事下属。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威胁恐吓从
没断过，而且刘郁瑞的县委书记刚一被免，他们就立刻组织了241 名县市级干部
把张平告到了丰台法院。
这大出张平意料：“他们真敢干，真敢说，胆子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比如
在法庭上有一个副检察长居然振振有词质问：”我儿子只强奸两三次，你怎么就
说八九次？而且不是在我的办公室而是我老婆的办公室。这纯粹是对我一家人的
诬蔑。‘“
张平沉不住气了，他告我那个晚上一分钟也没睡。他觉得特别孤独，群众这
时在哪儿？没有一个说句安慰话。法院的人也私下说你肯定要输，再怎么也不能
侮辱人格……
“我的情绪是怎么找回来的，是群众，是新闻记者。所有报纸一边倒支持我。
“晚上，我一个人在北京一个小饭馆吃饭，一个女老板看了我半天，问我是
不是被告的作家张平。我说是。她一会儿端了两盘菜，说你这个作家我认定了。
以后你就在我这儿吃饭，一分钱不要。
“临汾地区有5 个老农民来到北京看我，他们的黑衣服上满是汗渍，一见我
就问，咱的官司输了赢了？他们拉我到一个饭馆，要了好几碗过油肉，他们认为
天底下最好吃的就是过油肉。一个老农从衣服深处掏出一个小包，里面包着全村
人捐的2 元、5 元……共500 块钱。”
全国各地声援张平的信，1500人以上签名的有4 封，500 多人签名的有12封。
官司正打时，《天网》电影开拍，谢铁骊说他不管什么官司不官司，这是他
作为一个导演的权利。拍摄现场附近的农民自发当演员，说张平写得太好了，写
的就是他们村，他们村的支书就这么坏……
回想写作初衷，张平对记者说，在全国许多地方，无职无权的老百姓太苦了，
因而想为他们说说话。而最终促使他下决心写《天网》的是一个老人。这个老人
因为200 元钱被打成反革命。从50年代到90年代上访了1500多次，被收容了几十
次。一次次“拦轿”告状，一次次被抓被打被收容。当官的特别反感他，说这个
人特别坏。张平却像发现了一个宝藏，跟他谈了两天两夜，谈的过程中老人不停
地吃止痛片。30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听他这样倾诉过，因而他对张平充满了感激。
有一次他跑了整整一夜，困了就睡在路边麦垛里，就是为了给张平送几个粽子。
过了几年，张平重访故地，打听老人，得知已经去世两年了。“我特别难受，
哭了好长时间。这老先生把30多年40多本日记给我，那么信任我，而我瞻前顾后，
没有写出来。”
回想这一切，张平当被告的惶惑很快平静下来。心想输了也没什么。
千奇百怪掠夺国有资产的手法
《法撼汾西》和《天网》是写农民的。张平原以为天底下只有农民苦，而工
人因为剪刀差，应该比农民强多了。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工人一旦穷，
没有土地、没有粮食，比农民还苦。
[转贴]
写完《天网》后，他采访到这样一个惨烈的故事：山西某山区一个转业军人
被推选为护林员。这是个能发财的岗位，以前的护林员与恶霸沆瀣一气，盗伐国
家林木。而转业军人恪守职责，严禁乱砍乱伐，断了当地恶霸的财路。当地的
“四虎”纠集一帮地痞把他暴打一顿，下手很狠，他肠子都流出来了，没人管他，
没人送他去医院，干部也都不见踪影。转业军人在老山前线负过伤，是爬着回来
的，这次他又爬向深山，把老式步枪取出来，又爬回村里，把那四虎射杀三个。
他后来也因伤重而死。
“我把这件事情写成小说，叫《凶犯》，导演于本正看了非常冲动，想拍成
电影，建议我把背景改到工厂，‘工人小偷小摸，郊区的农民哄抢工厂，与工人
发生跌宕起伏的故事’。
“我和导演采访了山西几十个工厂，发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什么管理、市
场、资金、经营策略、农民骚扰等，都不是根本，最大的事是腐败。
“一个个工厂迅速完蛋，全都与少数领导者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有关。而工人
们很可怜，越是被糟蹋的不成样的工厂的工人，越是自觉保护工厂的财产。这跟
我们原来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们自发站在厂门口，检查路人偷没偷东西，他们
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工厂再破，也是他们的活路和依靠。他们也知道腐败在发
生，但他们没办法。
“工人们看到导演作家来了热情得不得了。说你们怎么现在才下来？谁知我
们的苦？
“我没想到工人这么苦，原来的三线工厂×××厂，工人大批下岗没人管，
工程师在外面捡菜叶，有些工人自杀，要用自己的死引起上面的重视，以期能拯
救更多的兄弟姐妹、亲人家属；在《抉择》原型的一个大纺织厂里，工人们包括
一位老红军都没法拿到应得的，工人们有病只能捱着。一个工人得了肝癌，筹到
去医院看病的巨额数字的医药费对他来说是上天揽月，他只能躺在小平房里吃止
痛片。疼的时候趴在床上，用手抠墙，一块墙砖就这样被抠去了三分之二。”
这个细节，使张平和导演都木立在那，张下决心写“工业题材”，也就是《
抉择》。
40多天的采访，张平认为他发现了工人们穷困潦倒的根源。你看那千奇百怪
的掠夺手法：一个工厂需要沙子，设有许多过秤点，过秤员与运货的都串通好了，
这里过完秤，沙子不卸，再开到那里去过秤，周而复始，一车沙子能卖出18车沙
子的钱。国家资金就像沙子倒进筛子，一下就流完了。发现了也查不下去，靠山
后面有靠山，当事人顶多赔点钱了事。
有的是惊心动魄，外部盗匪与内部管事的勾结一起，胆大妄为，把保安打死，
枪抢走，大肆盗窃国家财产。
“我采访工厂时根本不与厂领导打招呼，厂里要是知道了，招待得特别厉害，
酒海肉山，你根本没法接触到实情。工人们自发地保护我，跟秘密工作一样，他
们用暗号联系，今天让我去这家，明天去那家，组织得很好。他们就想让上面，
让全国的老百姓知道是谁让这个国企乃至成千上万个国企垮掉了。”
可怕的升官之路
腐败分子会把改革葬送，会把中国人民美好生活葬送。张平对记者说，一些
工人农民对改革产生了困惑，许多人对改革有怨言，因而他不能保持沉默，要告
诉人们正在发生什么，他不希望工人对改革丧失热情。
“在那个作为原型的大纺织厂里，那位老红军能拿到400 元钱就很高兴，他
一家人就靠这点钱过活。但他还让我劝工人不要闹，要相信党和国家。另一方面，
靠着工厂发了财的所谓党的干部对国家没有一点责任感：”没办法，我跟你说，
一点办法也没有。惟一的办法就是私有化。‘他们占了那么多的财产，急需’合
法化‘。这些干部对党一点不信任。“
这个纺织厂每年的招待费就一千多万元。每个厂头退休，发给一百万元办三
产，也就是个人小纺织厂。于是大纺织厂周围布满了小纺织厂，国家的资金、原
料、市场都流到了小纺织厂。小厂红红火火，大厂一点一点被蚕食，气数将尽。
大厂的工人失业，被小厂以低价招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随意压榨剥削———
20世纪末的中国土老板欺压起工人来，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的英国资产阶级
剥削工人还要厉害。
大厂破产了，10个亿的资金不知下落，最后不了了之。
张平内心很沉重，虽然他的样子很绵善，但他是一看见有人受苦，国家被骗
就义愤填膺的那种人。原来他对农村很熟悉，父亲是建筑学教授，被打成右派后，
带全家回到山西农村老家，那时他5 岁。但当他了解了工厂和工人后，内心的震
荡更大。他说，在这片西部古老土地上，人们谋富求福，自古华山一条路：当官。
有些地方，一个厂长为了当官，能把工厂卖光送完，升了局长或县官后，管十几
个厂子，能在更大范围里贪、送。当他做了更大的官，这十几个厂子也就奄奄一
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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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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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条多么可怕的路。
民工掉进野蛮的“狼窝”
这些地方的出路在哪里？张平走了北方数省，看了一个又一个工厂。
“你看山西××县暖气片厂的产品行销全国，紧挨着的国家大暖气片厂垮了，
而这个私人厂子却欣欣向荣。工作条件极为恶劣，民工们都是骗去的，一进厂就
失去自由。不准写信、打电话、外出。说是一个月300 块钱，从来不给，工人们
要工资，厂主就让保镖打，打死过一个，伤过许多。工人从来没有节假日，一天
劳作14个小时。80多人挤在一个大教室里，夜里翻身要集体翻，上厕所回来就再
也找不到空地了。
“事情传出来了，记者们去采访差点被扣挨打。我一听气愤得不得了，坚决
要去那里采访，人们苦劝不行，于是，县领导派人保护，叮嘱别带照相机，别记
录，别与工人聊。说你要是跟工人说话了，那个工人可能就被整死。
“厂主和打手们虎视眈眈，看哪个工人敢跟我们说话。我感到脊背发寒。回
来后，与记者们周密策划，终于把这件事曝了出来，在山西引起很大反响，读者
纷纷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这个工厂被关停，凶手被抓，民工被解救出来回到故乡。”
张平走在山西的腹地，看到许多外人看不到的事情。他说许多事跟工业文明
根本连不上，完全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大暴露。他目睹的晋南大械斗给他的
震动很大。晋南那块地方私窑很多，窑主们经常你争我夺。两年前那里发生过一
场大规模的民工械斗，两方窑
主挑动2000多四川民工和2000多安徽民工互相打斗，刀光斧影，死伤严重。
公安干警去了1500多人，抓了七八个民工。但窑主们上上下下走动，有关方面暗
箱操作，个别真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张平平常说话很温和，但他确实愤怒了，在省政协会上发言道：工人阶级为
自己的权利奋斗了一个世纪，现在有些人又被拽回到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野蛮
时代。这不
是什么工匠意识或是工人权益保护不当的问题，纯粹是狼窝。我们的政府应
该保护善和人性，清除这样的恶势力。
张平成了“第二投诉中心”
人们说，张平成了“第二投诉中心”。
张平对记者说，他经常早上一起来，就看到门外有人坐着。这还是文联门房
给他挡了，要不然人更多。
一位作者是这样描述张平：“我们正在聊天，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在远处徘徊。
一会儿走了过来，看看我们这群人，问谁是张平。张平回答后，那个农民扑通就
跪下了，说他是清水县的，找了很长时间……”
张平心很软，爱激动，这就使他总被受苦受难的人包围。
一个转业军人，膝盖骨在自卫反击战中被打断。一个农民的女儿主动嫁给他，
根据政策户口变成了城里的，在城里找了工作。生了一个孩子后就要跟转业军人
离婚。丈夫不干，女的就让公安局的一些人把丈夫抓起来，吊到梁上打，并且强
判离婚。原来这女的情夫是公安局的。
转业军人找到张平，结结巴巴（折磨刺激使他成了结巴）哭诉。张平找市政
府、公安局、残协……最后案子翻过来了，有关方面赔了转业军人6 万块钱。这
可怜的人去年送了一面锦旗给张平，上面写道，“扶持正义，铲除邪恶”。
临汾地区有一个老妇被女婿赶了出来，因为女儿不是亲生的，她就挨打受气，
住在一个狗棚里。老太太打官司竟被判输（用张平的话，现在法院真敢判）。她
找领导、“拦轿”……没用，人家推搡她：滚滚滚……她没办法了，不知道找谁。
乡亲们指点她，去找作家张平。
她找到了张平，脸黑黑脏脏的，是泪水和尘埃在太阳底下晒出的那种印痕。
张平说，真上访假上访一看就知道，就看有没有这种痕迹。
他让她住在家，让妻子给她做饭。他把她的事给跑成了。
长治一个职工被通知下岗，当晚就携着女儿带着礼物去厂长家说好话。厂长
却诬陷职工擅闯民宅，行凶闹事。让公安局把他抓了起来，判了3 年刑。一家人
没了依
靠，生活艰难。找到张平后，经奔走，职工被平反，但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职工出狱后，一家人抱头痛哭，说我们不要赔偿了，我们只要在一起……
1998年山西×城，一个农民企业家建了一个炼焦厂，辛辛苦苦干到一定规模，
一个地头蛇拿了张白条找来，称厂长欠他200 万元钱，让法院查封，炼出的一万
多吨焦炭全部拉走，二百多工人失业。
这等于恶霸和法院沆瀣一气，把这个工厂活抢了。
农民企业家哭着找到张平，看着工人们流离失所的惨状，他自知无力回天，
但也不能不管。找到×
城地委书记诉说（他对记者自嘲：说来可笑，一个文人，手无缚鸡之力，空
怀满腔热血，只能每每去求官），这个案子终于翻了过来，但恶霸们逍遥法外，
农民损失的焦炭和财物只能自认倒霉。
“在这片大地上，人们为什么常眼含热泪？”他有时候想麻痹自己，眼不见
为净。写些风雅的、现代派的东西了事，但他的家人、朋友、同学、各种关系大
多来自底层，他们随便的拷问就使他的想法垮掉。一位民办教师、他的小学同学
对他说，你们这些写东西的，去看看在煤窑、铁矿里的像狗一样的打工崽；看看
那些在最原始的车间作坊里每天连续工作十好几个小时、从来也没有过星期天的
农家妹；看看那些有病熬着一辈子没住过一天医院的你们常说的“父老乡亲”…
…即使不住下来，就是坐一次老百姓才坐得起、塞在车厢里连腰也弯不下来的硬
座火车也行，挤一次我们乡下人屡屡被劫被抢的长途客车也行。只需一次就够了。
在这片土地上，善恶总在搏斗，那么激烈，张平总是不期然被牵扯进去。
1997年，一群义愤填膺的人找到他，说一位市委干部的小女孩在放学回家的
路上，被一个喝醉酒的司机轧断腿，司机不停车，拖挂着小女孩狂奔。许多人看
见了呼喊，小女孩也撕心裂肺地哭叫：疼死了，疼死了！这个司机伸头看了看，
倒了三次车，把小女孩活活轧死。
路上行人很多，人证很多，但那个凶残的司机跟公安局有关系，被判过失杀
人，只赔一万块钱一年刑。
那女孩子妈的头发一夜全白，这是张平亲眼目睹一个人的头发那么快地变白。
民怨沸腾，一位女记者牵头，山西的记者、作家、艺术家和各界群众联名，呼吁
严惩凶手，延安出来的老作家马烽、西戎也在上面签了名。
有关部门憷了，加判了两年，多赔了两万块钱。这与那司机应受的惩罚相去
甚远。但老百姓、作家、记者还能有什么办法？
“案子判了后，那个女记者非拉我去喝酒，她一反常态地要了一瓶高梁白，
咕咚咚把一整瓶酒倒进了两个杯子里，说咱俩一人一半。她举杯就喝，一杯酒还
没喝完，就醉了。她痛哭流涕地痛骂：他们那么蔑视法律、民意，那么看不起公
正，指鹿为马，说黑为白！没有一点怜悯心……
“我把这个醉得不省人事的女记者架回家。这时才感受到一个中国记者对恶
的痛恨。”
他们是恶潮中的中流砥柱
10年采访不堪回首，那里面有许多正义的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希望也
总是在前方召引着人们，就像张平在《生死抉择》首映后说的：
“我总在作品中留一个‘光明的尾巴’，于是有些人指责我献媚。实际大谬
不然。‘光明的尾巴’并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我们生活中固有的。你到基层走
走，会发现许多党的干部在埋头苦干，他们是腐败恶潮中的中流砥柱，是污泥中
的兰花，是我们党内的健康力量。我们不能希望太多，只希望党内健康力量能起
到作用。”
张平声音低了下来，颇有感情地结束了他不多见的激情表述。 他的反腐创作就是受这种党内好干部的启发而开始的，10年来他一直琢磨怎
样褒扬和保护这种健康力量。
他最近采访了一个刚直不阿，但境地较危的省纪检干部。这人见过那么多的
不平事，简直就是一部党内的反腐史。他对张平说：
“1994年在××，我介入一个4000万元的死案，当事人突然自杀。我了解到，
他死前，有人跟他说，你必须死，你死了你家人我养活……当事人就在规定的地
点和时间跳楼，但没摔死，骨折，断骨刺进肝里。他本来完全能活下来，可是一
个检察院干部和一个公安局干部把他抬出厂门用了30分钟，送医院又用了20分钟
（那个小城很少堵车，驾车绕市区一圈也用不了20分钟）抢救又用了40分钟。结
果生生看着他死了。个别领导让给他定个畏罪自杀，结案了事。4000万元的国家
财产就这样无影无踪了。你去查谁？似乎毫无办法。但我不依不饶，坚决要把这
件事查到底……”
纪检干部对张平说，这种事他可以讲三天三夜。
他说他也受贿，看着张平的惊奇，他说他吸人家的烟，吃人家悄悄送到家的
东西，在那个环境中他没办法。但是给他送钱他坚决不要，这是一个分水岭。有
人最多一次给他送去10万元。他就给行贿者算账：“我现在是副厅级干部，我住
的房子150 多平方米，值个30万。从现在到死，还能拿20多年的工资，也有40多
万，国家给我配了一辆车，十几万，司机的工资……我拿这200 多万元换你10万
元值不值？”在夜色深沉的这个城市角落，他似乎在对张平交代后事：“我做了
40多年的检察工作，光这几年亲手送进监狱的就有2000多人，但现在他们全出来
了，有些人官比我还大。他们现在通过白道黑道整我。我现在把什么都跟你说了，
万一出了什么事……我是豁出去了，非跟那些贪官干到底！”
事情不至于如此惨烈绝望，张平已经把有关情况向上反映。
党内的好干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
张平确实几乎用一种悲壮的情怀跟那些党内“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交往。
“××市委副书记，我观察他五六年了，真是焦裕禄式好干部！”
这位副书记山西师大哲学系毕业，先到省委组织部工作，后到××市任职。
终于有了一块地方施展自己的改革抱负，他计划几年内把××市建成文明、发达
的小城市。他分管城建，清廉刚正，把许多人的这条发财路子彻底堵死，因而不
断得罪地方势力，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他知道很危险，不让老婆孩子来这里。他
不顾自己的安危，说“就是要看看真正的马列主义能不能在这里实行。”
他刚来时，市长60，书记57，于是他认为他的全面改革试验还是有希望的，
但是换了三届也没把他扶正。
盘根错节的官们想尽办法整他。有一次铺路，上面下令10月1 日必须通车，
但有个别部门卡他，不供应他物资。他东奔西跑，好不容易弄来一车石料，半夜
又让一个市委副书记弄到自己家盖房子了。他急得骂那个看石料的工人，你用地
上的水照照你那个样子。
结果省报发文，说有的干部让工人喝地上的脏水……《工人日报》的同仁看
了这篇文章后恨得要死，一定要给这个侮辱工人的干部曝曝光。他们的记者来到
××市，向工人一打听，满不是那么回事，工人们给他们讲了书记的种种事迹，
把记者感动得哭了起来。
为什么这时候攻击他，因为省里正在考察他，准备提为下一届的市委书记。
地方势力串通起来，结果他连市委委员都没选上。这个消息传出后，整个×
×市沸腾起来，上万人上街表示对他的爱戴……几位江湖气很浓的企业家，给他
送来一麻袋钱，说别人都在跑官买官，咱也去送。他们也希望这个城市有大发展，
政祥民和，各种经营活动能够正常进行。曾经有人想“要他一条腿”，结果让这
些“地方好汉”保护下来。
一位记者要把看到的一切写内参向上反映。他躲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写。他吸
取了以往的教训──上一次为了反映这个市的老市委副秘书长自杀，市委书记的
情妇被提拔为市委秘书长，市长的情妇被提为市府秘书长等问题，他躲在一个工
人家里写内参，市里一班人得到消息后到处找他。他因去看望一个老板熟人，被
市领导们打探到，一班人都来到老板的饭店。在密室里，市委书记扑通给记者跪
下……记者心软了。与此同时，一辆装满东西的三菱吉普下乡来到记者老家，第
二天老父也被从乡下接到市里劝儿子；第三天地委书记一行人到省城请他的领导
吃饭……内参只好停发。
这次这位记者学聪明了，把稿子连夜写出来，马上用传真机直接发出。第三
天就登出来了。
这份内参写道：这个市委副书记干了6 年，与工人打成一片，泥一把汗一把，
至今住在办公室里，在大食堂吃饭……为什么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落选了？
中央领导作了批示，副书记得以继续工作。
上级把他平调到临汾市任副书记。消息传出，××市的百姓不干了，成千上
万的人把市委大院包围起来不让他走。这些工人、退休职工、街道居民自发在市
委门口守了两天两夜。
“××市人民如丧考妣，纷纷到省里请愿。”张平说：“我去采访时，看到
14个环卫工人挤在省城的一个小客栈里，在地上躺了一大排……工人们觉得一个
好书记走了，就跟塌了天一样。”但他必须走，组织部门规定上任有最后期限，
如果不报到就做自动放弃处理。他的秘书跑到外面求百姓，书记肚子疼得受不了，
要送医院抢救。工人们心软了，放开一条路。这时工人们看到他们的书记真的要
走，就全跪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大家哭道：我们不能选你，我们也留不住你，
我们说话没人听……
他是个硬汉子，这时也哭得不能行。
车子直接开到临汾，老百姓得到消息后，自发迎接，标语上写道：“临汾人
民有福气，××来了个好书记。”
“在整个制度没有健全时，我们党内的好干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他们还
能靠什么？我们这些文人坐在皮沙发上聊着天时，有什么权利指责百姓们的清官
梦？！”张平眼睛红红地说。
他即将把这几个好干部的经历写成书，相信又将轰动全国。
原载《中国青年报》
讲真话
党籍:海峡对岸不结盟组织
From:上海
注册:2002/5/9
身份:老板
[原创]
回复:北国
你也看到了中国黑幕重重，绝大多数农民和相当数量的城镇人口过着奴隶般的生活，那我说中国有8亿人好似在煎熬，你为什么要嘲笑？
(请问，现在觉得自己在地狱生活的中国老百姓有多少呢？)
----有8亿，这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回复:讲真话
真是胡说八道不害臊
羞羞羞
疯狂变卖国有资产的交易行动正在地方传染和奔走……
谁是最大受益者？揭开国资“热卖”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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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锐
历史沉淀下来的10多万亿国有资产彰显着共和国的殷实基业，国资委的登台亮相将使所有权缺位的多年诟病成为过去，然而，当国有企业张开双臂拥抱着旋将来临的新增值时代时，我们却痛苦地发现一股疯狂变卖国有资产的交易行动正在地方传染和奔走……
最后的盛宴
皇城脚下的西安尽管罩着一层古老与威严，但仍然难奈改革中崛起的现代文明的洗刷和装点，也正是如此，这座古城所发生的新鲜事也丝毫不比其它现代大都市稀少，也许还要精彩得多。
羊年的春节，36.6万元的“天价宴席”让西安的官员和百姓触目惊心，这事虽然并非西安人氏之所为，但作为发自西安的“爆料”，加之媒体的狂炒大作，西安当时所能吸引的“眼球”恐怕也不亚于人们对时下北京SARS的关注。此波未平，另浪又起。还没有等待人们从对“天价宴席”的声讨中解脱出来时，西安市政府又一惊人之举惹起了人们的更多议论和关注。
2003年2月9日，西安市政府通过媒体宣布，该市将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出售500亿元的市属工业资产，在年内将市属工业企业的国有资产比重降到40%，到2004年年底前，降到30%，同时，该市向社会推出了第一批出让产权的60户市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80.62亿元，净资产约20亿元。
很快，西安的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不同程度的积极响应。
山东省推出首批20家上市公司股权出售方案，海尔、海信等名牌企业悉数在列。
重庆产权交易所根据政府授权对1000亿元国资进行出让交易，3至5年内1000亿元国资将全部变现。
深圳市在对能源集团、水务集团、燃气集团、食品总公司和公交集团等5家比较成熟的大型企业实行国际公开招标，出售部分国有股权后，第二批国际招标企业名单也已出炉，同时，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拿出30-50家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到中国产权网上公开挂牌出售。出售企业最多保留20%的国有股权，部分企业将全部出售。
江苏省准备将3322户国有型企业调整到230家以内，只占全省企业总数的1%。并宣称国有资本短期内将从中小企业彻底转移；
沈阳则强制要求辖内20家国有企业在6月30日前与外资合资，并抢在国家有关限制性规定实施之前将辖内中小企业的产权处置下放到区一级政府。
……
“冰棍论”——放在那儿慢慢化掉而无人过问是人们对东北辽吉黑三省数以千亿元国有资产难以流动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作出的最好形容，也正是如此，“靓女先嫁论”和“苹果论”才有了说辞。
“靓女先嫁论”是说应把漂亮的女儿即优质的国有资产先嫁出去，免得等年纪大了全都不好嫁；“苹果论”指的是如果在一筐苹果中舍不得先吃好的，专挑烂苹果来吃，结果吃的全是烂苹果。不错，所有这些说法都可以作为地方政府处置国有资产的理论依据，而且通过资产的重组、并购、拍卖等盘活资产存量也是近几年国有经济改革的重要路径依赖。
问题是，“靓女”真的“好嫁”？“好苹果”真的有人抢着吃？ “在国资体制改革之际，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各种考虑，紧急推出这些国资出售计划，其收效很难逆料。”一位参与西安国资出售计划的某咨询机构负责人说。据悉，西安市在公布出让60户国企产权短时间的热闹过后，从3月份开始，前来西安市有关部门咨询联系产权出让事宜的客商屈指可数，曾经火爆异常的热线咨询电话日渐冷清，截止目前，曾在全国引起轰动的西安市出让产权的60户国企仍无一家达成出让协议。重庆市提着叫卖的千元国有企业至今还没有找到买主。山东省推出的首批20家上市公司股权出售方案由于遭到部分上市公司的抵制不了了之。
也许个中原因纷繁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地方政府操刀国有资产的行为几乎都是单方面作出的。西安市出让60户国企产权，事先并未通知这60户企业及其主管资产管理公司，他们和社会公众一样，是从《西安晚报》上突然知道自己的企业要出让产权。消息公布之后，一些企业的干部职工人心惶惶，情绪不稳。导致一些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也受到了影响，从而对企业的产权出让造成了负面效果。山东某上市公司有关负责人称，对公司被列入减持名单“并不知情”，并且公开谴责减持方案“缺乏调查研究，不具操作性”。
的确，对于国有资产出卖转让如此关乎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仅凭政府单独作主，没有经过必须的民主听证和公开咨询程序，于情于理论都是说不过去的。这里笔者想起了一位转轨经济学家曾经说过的话：“民主国家无论以怎样的价格向无论什么人出售国有资产都是合法的；而不民主的国家无论以怎样的价格向无论什么人出售国有资产都不合法。”这话是过于极而言之了，但从逻辑上讲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其实应当说，民主国家也远不是无论怎样出售公共资产都合法，但公共资产“退出”的合法性有赖于公共选择或曰有赖于民主则是千真万确的。
地方政府刮起的国有资产“变卖风”实际上早已引起了今年3月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和政协一次会议的代表们的高度关注。代表委员指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中央均有明确的方针、政策和部署，将改革简单化为“国退民进”是十分错误的，一些地方集中出售巨额国有资产，定时间表，搞一窝风，后果堪忧。特别是在国有资产管理新旧体制交替之际，更要严防刮变卖国有资产风。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在温家宝副总理参加的政协经济组讨论会上指出，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存在的风险，在于如果出资人机构的权利掌握不当或者缺乏监督，比如出现“一卖了之”的热潮，或者对经营者“半送半卖”，就可能把用于解决或者部分解决职工社保历史欠账和银行不良债务的资源耗尽，就会走上改革的反面，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社会上有这样的理论，要趁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没有建立起来之前，或者是趁着这些领导人没有醒过神儿的时候，吃好最后一顿晚餐。”财政部企业司副司长李春满对各地提出的限时定向出售国有资产感到很担心，“因为这样就很难避免国有资产不会被低价转让。而且，事实上已经发生这样的情况了。”
揭开“热卖”面纱
从旧体制之中挣脱出来的国有资产在改革力量的牵引之下一路飚升，5万亿、7万亿、10万亿，每一次数字符号的跳跃都寄托着民众良好的祝愿：国殷则民富。而如何打理好日益叠升的国有大家当并确保其增值就更成为一个十分沉重且必须破解的难题。艰苦的探索得到了喜人的回报。“国家所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一个浓缩了十几年的争论、实践与期盼，一次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突破性变革通过十六大报告昭示天下。
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构架标志着国有资产管理将从一种混沌状态过渡到一种有序状态。按理说，将国有资产管理纳入健康有序的状态，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当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无疑也是一个十分利好的消息，它至少将地方政府从以往的“账房”转变了“东家”。作为所有者，地方政府完全将享有完整的出资人权益，无论是资产的拍卖还是转让，再也不须经过“跑部前进”的长旅。
可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地方政府为什么对快要到手的可支配资源拱手相让而没有吝啬之情呢？ 十六大报告的微妙表述还是引起了喜好琢磨“上面意图”的地方官员的细心关注。虽然报告不再提分级管理，但也没有提分级所有，其机要之处在于提出了三级出资人制度。
所谓出资人的权利主要有三项：重大经营决策权、重大人事任免权和财产处置权，其实出资人的权力已很接近所有权。尽管我们不能排除今后地方政府的出资人权利可能要完成从管理权到所有权的过渡，但是，今天的三级出资人制度是建立在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拥有终级所有权的基础上的。在重大时刻，中央认为必要时，是可以对这种三级政府间的资产关系进行必要调整的。因此，三级出资人制度的形成尽管会分产，但这绝不是简单的分家单干。特别是在国资委还没有完成正式分产之前，与其自己身边的国有资产被统一的国资委划走，还不如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先多处理掉些来得痛快。于是，许多地方引发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热，也就“顺理成章”了。难怪西安有官员大声疾呼：“国企退出很紧迫，不能等国资委成立后再来做了。”
不仅如此，有专家指出，地方政府“预防”国资委只是形式，躲避正在酝酿中的《国有资产法》才是关键所在。一旦这部法规出台，地方政府再处理国有资产时就需要依法办事。依法办事的结果，最大限度地“束缚”了某些平时喜欢善做主张的决策者。换言之，有了专门的法规，等于失去了浑水摸鱼的机会，失去了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的空间，地方政府再想随心所欲啃几嘴国有资产这块“蛋糕”，就远不像先前那么容易了。而以往不少出售国有资产的案例中，损公肥私几乎成了大家心知肚明的东西，只要纪检部门没介入，很少有人捅破这层窗纸罢了。 数字出政绩，数字出官员，树几个形象工程，插几株“路边花”，以赢得上司的好评和提拔成为时下为官者几乎公认不二的定律。应当承认，资产变现收入肯定比税收来得既大且快，并形成了政府的第二财政收入，但资本收入干什么，其中玄机自有一说。“深层次产权改革是大势所趋，是不可逆转的。但我们希望公平、公正的改革。水至清则无鱼。层层政府都希望在本届出政绩，地方政府卖掉企业可以先套现一笔钱，先建一个政绩工程。”经济学家刘纪鹏在分析热卖国资现象时说，“在国资管理体系没有完全建立之前，现在是突击转让最好的时机，这是一种普遍心态。”从这一点来说，笔者认为地方政府迫不及待地抢跑道就不免有“抢钱”的嫌疑。 国有资产产权制度缺陷直接形成了制造上述现象的惯性力量。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得好：“用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率；用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不节约只讲效率；用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率；用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也讲效率。”一方面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拿着变现的钱办着自己的事，其节约的可能程度不言自明，而“效率”自然是越高越好。
谁是最大受益者？
国有资产的流失已是一个十分沉重但却常说常新并且无法了却的话题。究竟国有资产流失了多少，在经济学界流传的一个比较认可的数字，就是国有资产平均每天流失1亿元。从诸时健到李经纬，国有产权的制度缺陷使得这些人以近似疯狂的心态瓜分和侵吞着国有资产，我们的国企改革就是以这种痛苦的"交学费"方式不断修错纠正着。而如今，当趟过了艰难之旅的国有经济将要构建出新的资产管理体制时，地方政府"抢先"热卖国有资产的做法又会意味着什么呢？
2003年4月26日，江苏省镇江市招投标大厅，一场造势很就的拍卖活动敲出了令人瞠目的结果：镇江市丹徒城建开发公司5000多万元的资产仅以356．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原公司经理。“事情的发展在意料之中”，一位曾经试图参加竞标但被劝退的建委另一企业经理对媒体说。据悉，丹徒城建开发公司经过评估资产为4843611元，并且，丹徒城乡建设开发公司还有三块共计380亩的土地，价值至少在5000万元。拍卖之前，镇江市政府专门拟定了所谓的“游戏规则”：竞买者必须是丹徒区建设局内部企业有过三年以上企业法人经验者，同时还须获得企业所有债务人认可，并须拿到该企业80％员工同意的签名。依此条件，加之政府的劝退要求，巨额国资廉价落入特定者的腰包自然在“意料之中”。
事实上，如此慷慨低廉出售国有资产的行为并非镇江所独有。
从“监守者自盗”到“看守者交易”，从公开侵吞到暗箱操作，从非法变成合法，如果说前者只是表现为经营者行为的失范，那么后者的发生就与政府脱不了干系。仔细地想想，成千上万元的国有资产以“高价低送”“半价半送”的形式落入竞买人的囊中，没有政府官员的“鼎力相助”是无法完成如此复杂的交易过程的，除非此人具有“神偷”的功力。《战略与管理》今年第一期披露，在不太久的时间内，长沙市政府下了两个文件，对辖区３家效益排在全国前列的大型国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改革”的措施是：“只把１７年前或企业创建时的初期投资算作国有，而以这些投资为本滚动产生的‘积累’都‘界定’为内部人（‘集体企业’）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老板拿大头”。经“这么一‘界定’，８０％的企业资产便从国有账上消失并转入内部人手上，再经‘优惠’购买，余下２０％国有资产的比率又缩水成６％，连同未进入新企业资本账内而是上交财政的赎买金，共１２％，亦即８８％的国有资产在１０天左右的时间里被大笔一挥‘界定’掉了！” 何以如此大方慷慨？一种叫“高台跳水”的现象引人深思。新华社记者最近在采访中看到这样一些现象：一是地市领导纷纷到曾管辖地区企业任职；二是执掌审批权的部门领导竞相到曾被审批的企业“下海”；三是级别越高“下海”的待遇越高，收入可以是原先几倍、十几倍。面对这一困惑，浙江省国土厅一卸任执法局长倒出原委：“有几个房地产老板曾认真地对我讲，如能帮他弄块地，或提供一些有用信息，条件随便提。”对此“高台跳水”，老百姓将它称作权力“期权化”。有此“期权”，又何愁“崽卖爷田不心疼”！ 再精明的动物也躲不过猎人的眼睛。面对着国有资产由非法到“合法”的流失，中央政府原有的“反流失”声音变得越来越强硬。国务委员曾培炎在人大交付审议报告“研究制定国有资产管理法规，自上而下有序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一句中，增加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表述。与此同时，“两高报告”的定稿也加上了“依法审理涉及国有企业改制和破产案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内容。无独有偶，财政部不久前发至原国家经贸委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有关问题的复函》明确提出：“在相关法规制度未完善之前，对采取管理层收购（包括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行为予以暂停受理和审批”，理由是为了“防止一些当事人利用新的交易形式谋取不当利益”。而新任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更是措辞强烈：“国有资产流失多少我们一定要彻底查清，决不允许国有资产流失和某些人内外勾结、贪赃枉法，问题查清以后将严惩不贷。”
监管的力量
从4月6日国资委正式挂牌，到5月22日国资委组成机构的尘埃落定，这个新的国家“第一大部委”近乎两个月时间一直保持着低调甚至沉默。而直到最近，李荣融挂帅的人马才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并进行着积极性地表态。
在国务院新闻办为国资委专门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提到“一些地方政府在地方的国资机构成立之前变卖国有资产导致资产流失一事”时，李荣融指出：“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有三大原因，很重要的就是责任不落实；同时，从体制上来说，出资人跟经营者同是一个人，企业决策者不承担决策的责任，造成了某些人有机可乘；第三是缺乏监管”，为此，“治理的措施也是从这三方面着手。所以对国资委所监管的企业来说，第一，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要严格落实经营者责任制；第三，要严格监管，企业内部要有一个监管体系，同时外部也要有一个监管体系。”人们发现，挂在这位共和国国有资产首任掌门人嘴边最多的关键词就是监管。
事实上，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就会看到，在新组成的国资委20个局级部门的职能中，具体执行国资委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的就有11个局，他们是：
政策法规局：研究起草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的法律法规草案。
业绩考核局：拟订并组织落实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度，研究和完善授权经营制度并对授权企业进行监督；综合考核所监管企业的经营业绩。
统计评价局：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办法，拟订考核标准；建立和完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并负责组织实施；负责所监管企业资产损失核销工作。
产权管理局：对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进行预算管理，对资本收益的使用进行监督；审核所监管企业资本金变动、股权转让及发债方案；监督、规范国有产权交易。
规划发展局：指导所监管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审核所监管企业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对所监管企业重大投资决策履行出资人职责，必要时对投资决策进行后评估。
企业改革局：研究所监管企业合并、股份制改造、上市、合资等重组方案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组建方案，对其中需要国有股东决定的事项提出意见。
企业改组局：研究提出有关债权损失核销和职工安置等方案；组织协调债转股工作；组织协调所监管企业的合并、分立、解散、清算和关闭破产、困难企业重组工作。
企业分配局：拟订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对所监管企业工资分配的总体水平进行调控。监事会工作局：根据《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负责监事会的日常管理工作。
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一局、管理二局：根据有关规定，承担对所监管企业领导人员的考察工作并提出任免建议；考察推荐董事、监事及独立董事人选。
一张严密的“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的监督网络铺展开来。
不仅如此，由国资委负责起草，经过了两次比较大的修改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日前已经过国务院常务会审议通过。暂行条例规定的几大措施交给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行使监管的“尚方宝剑”：一是国资委将直接向国有资产派出监事会主席，使国资委能够掌握企业的财务状况。二是条例要求对国有企业通过中介机构或政府审计局加强审计，保证企业财务状况的真实性。三是在条例第七章规定了企业违反国资条例的法律责任，如隐瞒国有资产收益的企业，负责人将受到纪律处分，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企业将负赔偿责任。业内人士指出,该条例的通过并即将实施，使得今后国有资产的管理“有法可依”，由此将推动和实现国有资产按“有进有退、能进能退”的原则有序流动。而令人兴奋地是，在作为过渡政策的暂行条例出台以后，如果顺利，《国有资产法》将会在明年出台。这里，笔者还想指出，实际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由于失职渎职造成企业损失(如被诈骗)30万元以上的，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国务院颁布的《国有企业财务监督管理条例》以及我国《刑法》对国有资产流失罪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可中央企业工委成立以来，因国企资产流失，有关领导人员以失职、渎职罪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一起也没有公开宣布过。因此，“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法不在多，动真才灵。 然而外部监管不能替代内部监管。一个巴掌拍不响。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大量、大胆地“清退”国有资产，与企业本身缺乏监管机制特别是缺乏对经营者的监管机制直接相关。既是管理者又是交易者，经营者手中管理和交易的权力兼而有之，管理国有资产的权力便有其巨大含金量，从而成为市场交易最抢手的稀缺资源，于是官商勾结、贱卖国资乃至钱权交换无须调教便蔚然成风。对此，国资委副主任李毅中指出，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业绩进行考核，国资委将从三个方面来做，即在方式上要建立年度业绩考核和任期目标考核相匹配的科学、严密的考核体系；在考核内容上建立经济效益指标和资产运营目标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同时实施分类考核，宽严适度，奖惩挂钩。以此实现对企业经营者的约束与激励。 “不相信有良心的政府，只相信有良心的法律”、“权力不受监督必然产生腐败”，这些西方民众的思维选择也不只一次地在中国活生生的现实之中被得到印证。走近国资委，我们已真实地感受到了法律与监管的力量，同时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作者为中共湖北省十堰市委党校经济学教授）
来源：人民网 2003年6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