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写到那儿算那儿—说说白毛女 -- 烤面包的胖大叔

哈哈哈哈，急遁。

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我买了两套，家和单位各放一套，以便随时想起什么，都能翻翻。

立足于当代，研究传统，而又不使研究局限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正反论证是很难做到的。对作者来说，除了必要的学识，真诚和睿智都不可或缺。比如说蒋庆，我从来不怀疑他的真诚，但智商什么的，就很难说了。就我个人来看，在当代中国，试图通过对传统的重新阐释，以获得解决当下问题的思想资源的众多研究者中，最出色的是汪晖和赵汀阳。汪晖研究的深度广度独树一帜，而赵汀阳则试图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也就是他的天下理论）。另外甘阳也不错，就是太滑头了点，估计是受新保守主义那套思想影响太深。

天南海北的开了半天火车,最后竟忘了写这篇贴子的缘由,看来是有得老年痴呆症的潜质.

喜儿为什么不能嫁给黄世仁?这个问题前段时间似乎也成了网上的热点之一。90后何辜？被拉出来当成道德宣讲的对立面。

而这个话题实际上是个老话题。在歌剧《白毛女》在修改多次之后，开始大量巡演后不久，《解放日报》在艾思奇的主持下，开设了一个“书面座谈”的专栏，希望就《白毛女》的演出发起一场讨论，当时的讨论非常激烈，其中张季纯写了篇文章，张季纯是山西人，街头诗人，当时是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建国后还担任过北京文化局局长。他在《<白毛女>的时代性》一文中提到，喜儿的悲剧即使真实存在，是否具备普遍性？ 女性在旧社会和父家的关系并不如剧中描写的那样充满天伦之乐，“"父亲打他的儿子，丈夫敲他的老婆"才是剥削者的现实，才是更深厚的爱。”除了召赘婿的人家，女儿迟早是要把人的。嫁入有钱人家，不失为条出路，即使是做小或做丫鬟，杨白劳也不至于因此而自杀。从张季纯文章的观点来看，似乎在当时的社会中，喜儿不嫁给黄世仁是不合情理的。

事实上从《白毛女》的修改过程来看，在喜儿的人物塑造上，是女性色彩逐渐褪去，阶级属性逐渐增强的过程，比如说，《白毛女》曾有一段场景，说的是喜儿在被黄世仁强奸后怀孕，黄世仁骗她说要娶她为妻，喜儿和张二婶在准备红棉袄时有段对话，喜儿说“二婶，我来帮你吧。”二婶说“这是谁帮谁啊？”一语双关，喜儿听后喜不自禁，于是披上红袄，在台上且歌且舞。这段红袄舞在内部排演时，受到鲁艺师生的一致好评，但在公开演出时则遭到了群众的一致反对，认为这段描写说明喜儿“没骨气”“忘了杀父之仇”“怎么能跟地主搞在一起”？这是左翼文艺的现实主义描写传统和民间叙事一次碰撞，碰撞的结果是知识精英的败退。

《白毛女》的创作是“集体创作”，整个创作过程可以说是边区的“公共事件”。边区的民众被组织起来和知识分子一起完成文化叙事。这场叙事中审美的自律被他律所取代。喜儿的人物形象上被投射了民众的道德诉求和审美情趣，在道德上，故事的正面人物是不能存在道德上的瑕疵。在审美情趣上，明快的善恶二元对立取代细致曲折的现代文艺叙事。从现代文艺叙事的视角来看，典型人物的塑造源于典型环境，而典型人物的性格存在细腻的发展变化过程。但民间叙事要求故事人物的性格具有相对的统一性，同时也将对现实生活中人性不完美的遗憾通过剧中的完美人格得以补偿。

喜儿形象在群众的一次次修改中得以美化和纯化，喜儿在受到性暴力后，最早的形象是软弱的，甚至对黄世仁进行哀求，“我身子一天一天大啦.你让我怎么办嘛。人家都笑我骂我.我想死也死不了.我活着，你让我怎么活呀?……”在后期剧本则变成当黄世仁说要娶她“（喜儿）意想不到地，如蒙大耻，如受重击，欲呼又止……不能子持的倒退两步。”并对劝她想开一些的张二婶说:“二婶!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黄世仁，他是我的仇人.就是天塌地陷我也忘不了他跟我的冤仇呵。他能害我.能杀我.他可别妄想拿沙子能迷住我的眼杀鸡鸡还能蹬打他下哪.哪怕是有一天再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

要一口咬他一个血印印!”

喜儿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以民众在民间文艺叙事的传统中形成的对主要人物的心理期待下完成了，喜儿身上体现的是民众的价值观念，道德诉求，审美情趣。知识分子的意识逐渐被挤压，比如说喜儿从最初的软弱形象，最后还是在知识分子的坚持下变成了“一秒钟的动摇”。但在这一问题上，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依然存在某种程度的紧张。这才有了，由知识分子为主要发声的报纸上出现了对《白毛女》的质疑。张季纯的质疑一方面体现了他作为职业文人的敏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自身话语权力丧失的不适。自古到今，一直到五四运动，都是知识分子告诉民众该怎么办，该去怎么做，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痛苦，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现在民众也起来说话了。而这正是中共在夺取政权阶段的文化策略。正面表述是将颠倒的世界颠倒过来。而实际上，非如此也无法和国民党争夺文化统治的合法权。在解放上海之后，上海工人的待遇实际上比解放前有所下降，但是他们对中共的拥护却远超国民党，为什么呢？其中的一个原因，正如上海的老工人所说：共产党给我们面子。

中共建国的历程，在文化意义上是场革命，也是场试验，在一定程度上，中共试图将更多的人纳入到统治阶级的范畴中，这也是宣传所说，解决了敌我矛盾。但这个试验很危险，如果说没有敌我，也就没有了政治，也就没有了统治阶级。换句话说，统治阶级的集团向来是有名额限制的。这场革命的意义影响深远，中共在这个阶段对平等的追求，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有激动人心的力量，也形成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眼前的万里江山，似曾小小兴亡。只不知道今日的执政者，心中还能不能偶尔想起这江山是人民打下的。

今日中国的文化建构主力已从当日的全民变成了统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比如说国庆大典上的意识形态宣讲《复兴之路》都是操控在知识分子手中。整个文化资源的解读和阐释都已经从全民拥有变成了由专业知识分子掌握。现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了，又变成由专家学者来告诉别人。喜儿为什么不能嫁给黄世仁在今天的争论，与其说是对90后道德沦丧的担忧，倒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内部价值观的争论，至于所谓的民意，不过是被裹胁于其中罢了。

受教受教。

花一个，再宝推一下

豹尾！

引人深思，振聾發聵。

白毛女和血泪仇那样的作品被广泛用在翻身战士的诉苦活动宣传上，正是由于它们的情节不仅仅是艺术上的创造，而是反映了残酷的真实一面，在那个时代能做二奶的喜儿是少之又少的，看戏的不仅仅是欣赏，而是从内心深处有了强烈的共鸣。

当时觉得喜儿应该嫁给黄世仁，觉得佃户的女儿嫁给地主，不失为一条出路，并以此作为社会现实批评“白毛女”的是陈季纯这样的知识分子。

痛苦是一种感觉，没卖过女儿的陈季纯和一般农民的感觉当然是不同的。这和沈从文，废名歌颂农村田园牧歌的生活，或茅盾鲁迅对农村生活的同情及愤怒是如出一辄的。

这不代表我的观点，我只是引述一种观点而已。

文人眼中的农村和真实的相差的太悬殊了：

无经验回一个

恩，好似越俎代庖了，怪兄如觉得不妥，我便删掉。

下载地址：

外链出处

还在想，关于当日运动无法复制的问题并未有清晰的解释。

有了这篇补，就完整多了

看到这句话，想起之前关于言论自由的一些讨论。我自己可能因为出生农村的缘故，一直都坚信若能给与足够的信息和保障，那么大部分个体都能基于经验和智识做出符合自身利益和价值的判断或选择（所以从来不敢说能代表他人发声，呵呵）。对这样一种话语权或文化解释权的垄断，想到的一些其他问题是：

1. 这种垄断是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中共就文化方面在不同阶段（从反抗者到统治者）的不同表现或不同策略，是否也可以视作是一种历史周期律？

2. 这种垄断有何利弊？在现今这样一个专业化分工程度极高的工业或信息社会，是不是这样一种文化传播方式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最有效率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3. 如果说知识分子或代表公权力/资本力量的知识分子的垄断导致了多数民众的失声，使得他们被迫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那么公权力在其中应当有何作为？我一直以为政治制度从其本质上说也是一种中介关系，它必须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提供互相流通的渠道，如果统治阶级或曰既得利益集团因为恐惧或控制名额等其他理由封闭了这样的渠道，那么我们可以想见某种新的“TG”必然会在沉默的大多数人中出现。在某一时期掌握公权力的团体必须能够让民众进入政治体系成为其的一个有机部分，让他们有地方或有资源去合法地发声并保护他们的利益，不然，群众的呼声终将是粗暴的。

4. 这种垄断是否是我们现在社会资源分配的效率与公平之争在文化方面的表现而已？

有一本小书叫做《言论自由的反讽》，不知道怪兄读过没有，算是对美国言论自由制度否定之否定思考的一个成果。作者认为，除了管制者的角色，政府还可以担当配给者的角色，通过一些公共资源的分配（例如公共资金的分配），来使得一部分弱势的声音“彰显”，达到维护强健的全面的公共辩论的目的。另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拨款或政策倾斜，如为图书馆购书，等等，来促进信息的公平获取或弱势言论的公布。如果说当日的下乡行动因为世易时移，已经不可复制的话，那么至少希望政府能够偶尔从管制者的身份中跳出来，多考虑些配给者或服务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