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闹钟进，五毛党进 -- 呆鹅
现在讲究“依法治国”，反对的阻力应该不大，而且社会对此也比较支持。
我说的腐败是指以贪污、受贿或者非法经营等非法形式的收入，算是一种“直接腐败”——我造的词！
就好像文局长泡在鱼塘的钱一样，没收入国库，谁都没话说。当然是不是有遗漏这就不好说了。
而特权就是某些人员因为与国家工作人员有某种紧密的关系，能够平步青云，能够进入收入优厚的部门，甚至自行制定所谓工资等级，年薪多多，而且还有合法的文件加以支持！说句难听话，这种人的收入都是合法收入，国家还没法剥夺，这才是难题。这算是一种“间接腐败”，就像有些国企的领导年薪上百万、上千万，还享有公车住房…………一系列待遇，可就是搞不好企业。
现在对有些改革可以称为“卡拉OK改革”，就是少数人在台上“自娱自乐式的改革”，以“圈子”来定“班子”，掌握话语权，对群众视若无物，一切规章制度对自己倾斜，然后通过各种途径加以法律确认！
对于这种腐败，确实很难治理，因为它有合法手续，要对付它必须要证明它不合法，有很大难度，虽然不合情不合理。
特权也是腐败的一种，但是它不违法，我们不能违法！难！
除非遇到掌刀的是圣人，至少也得是高手，还得是没私心的。
要不，阻力最小方向上的屁民来个Civil Disobdience，把自己的阻力增加起来？
当然强弱是个相对的比较的结果,相对一部分强的人来说其他都可以包含在弱里,但这个大包含的意义就该打个折扣了.你刚才说了几个问题,关于百姓买房问题,这四个左右为难的问题.以前城市居民他们在拆迁中一般并没有被赶出城市,一般来说四从城市的中心区被迁往了郊区,地区变了,但一般来说新的拆迁安置房普遍比他们以前的房屋居住条件要好,至于农民向城市的转移,高房价是限制了农民的转移,可是我认为这是好的,农民向城市转移应该是一部分的有序转移,而不是大量的向贫民窟的转移.我所在的地区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农村人口在城市里辛苦工作最后买到了房子.(这都是很辛苦的工作一天要做几个家庭的家政工作,有时还要去打零工如擦皮鞋,基本没有休息,家庭生活水平也不高,很辛苦的省的点钱来买房.可谁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们现在起码有了选择的权利他们可以选择努力工作在城市买房或是在农村过以前的生活.我这说的是一般城市,上海北京情况比较复杂不在考虑之中,不过中国有这种情况的也就上海北京这几个.)
跑冒滴漏哪儿没有?难道真的如某些人所说的一搞什么民主化一夜之间腐败就会自己消失,西方没有吗?如果大家都有那你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以前有些人说的话问题很大说什么西方是小政府,中国是机构膨胀,还拿出了一大堆的数据来说话,可一比较才发现他拿西方公务员的数据和我们所有吃财政饭的含老师警察等的数据来做的比较双方的统计口径根本不同.所以比较最后都用基本面来比较不要把一些无法进行衡量的标准搀杂进来.
我不想为高房价进行过多的解释,因为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我从来认为能面面具到的事是很少的,世界上大多的事都是好坏都有的,只能从实际情况和时间来做具体的选择.我认为我们现在国家的第一要务是国家的强大和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我们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工业生产能力,其他都是第二位的.只有把饼做大了以后才能分饼吃.
在今天，多数人都没有足够的饼吃。如何能推导出日后这些人经济地位大幅度下降后，会有更多的饼吃？这个假设从来没有实现过，很值得怀疑。如果假设一些人通过剥夺其他人而富裕，他们富裕以后能够反哺被剥夺者，那么财富便失去了自我集聚的功能，便不是财富，人类社会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动荡了。
其次，目前已经有大量资本退出生产，进行暴利的土地投机。如何能推导出日后的饼能更大？炒房子能把饼炒大吗？这个也值得怀疑。
我曾经说过，中国的财政从来就是一笔糊涂帐。每个单位都是独立的财政主体，所以和西方比较没有任何意义。目前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是否达到极限，这个也无法做出精确的衡量。不过，从群体事件的爆发频率，应该能感觉到其中的趋势。
既然您认为土地出让有利于改善城市建设，促进农民进城。为什么在土地出让的最得力的北京和上海没有这样的现象？相反是一些土地价格还比较低的二线、甚至三线城市，反而能适当吸收一些农民？这个现象与您的假设是矛盾的。
您担心出现贫民窟，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您，中国目前已经有贫民窟了。许多地方，三五个人租一间房子，两三家人租一个单元，是很常见的。我相信，如果继续实行目前的住房制度，把土地作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这些人居住的密度很快还会上升。当然，这样的情况也可以不叫贫民窟，就如同失业不叫失业叫下岗，妓院不叫妓院叫洗浴中心。
您认为买房存在一个强弱的问题，那么城市中靠吃低保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的人，如何评价他们的强弱呢？城市的拆迁可是不看收入情况，而是推倒拉到的。这些人怎么解决住房呢？租房子吗？考虑到现在房租的上涨速度，我觉得这个建议并不可取。有限的补偿金只能保证五到十年他们能租房，以后只能听天由命。他们将是未来贫民窟的庞大的后备军。
那么您认为的比他们强一些的小白领又如何呢？我曾经说过，能当得起房奴的是幸福的。实际上，如果失业、生病或者通货膨胀，这些小白领也前途未卜。
一种政策把多数人推到经济的边缘，而让少数人暴富，替这种政策鼓掌欢呼的人，如果不是暴富的人，也决不会是出于经济边缘，有切肤之痛的人。至于现在饼小，你们要忍耐。将来饼大了，你们就都能吃饱了。说这样的话的人，决不是吃不到饼的人。
城市改造后所产生的溢价政府不可能全部给收了上去，原住地的市民还是分到一部份的。有些人就想100%的溢价都揣自己兜里，独吞。也不想想为什么那块地能升值。
原来很多小城市是通过建新城来避免这个问题的。新城建起来，老城就慢慢没落了，越来越破烂。
现在大城市没办法。
因为他们集中了全国的资源,房屋在北京上海已经不再是作为生活资料存在,而是在向生产资料方面转换,成为资本增殖的载体.
现在的拆迁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老城区的拆迁,将老区的低容积的旧房拆除后修建高容积的新房,在安置拆迁户后增加的容积便是开发商的收益还有就是新区的开发,一般都是在城市郊区整体开发,将拆迁户整体异地安置,总的来说以前城里有房的只要不选择货币分房最后还是会有基本的安置房的.国家的维稳并不是说来玩的,总的来说是不会把人向死路上逼的,房基本上都是有的.至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我说了这应该是逐渐的有序进行,有条件能吃苦工作的才可以进城,不应该把所有人都放进城来住贫民窟.至于你说的所谓现在在形成的什么贫民窟,我认为是成不了的,他们进了城租了房是有生活成本的,活不下去自然会回到出生地去,现在农民还有地,城市居民基本上还有个老家,不能适应大城市的发展他们就该回家去种地或回老家去(个别倾家荡产拼一下的除外,既然他拼了他就该接受失败的结果).城里吃低保的一般来说就是有房的.只要自己不败家,一般来说房子是不会消失的.
我知道一些例子,他们在沿海打工,有了点钱可在沿海买不了房又不想回农村,最后一般都会在他们所在的县城买间房作为养老的准备.为什么一定要在工作地买房呢,他们完全可以在大城市打工租房然后,在老家买房养老啊.
至少现在已经熟悉闹事的方式了，就是如何采取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闹事方式，还选取的不够好，有时候太忍让了，有时候太贪婪了。不过不断地碰官僚的底线，迟早能够碰上去，政治斗争就是讲究aggressiveness，谁让步就一让到底咯。
几个中国年轻人合租一个带各种设施的老公房和失地印度农民在路边搭一个四面透风的窝棚是两回事。如果合租算贫民窟的话，那么经济发达的西欧就到处都是贫民窟了。
下岗工人虽然下岗，但还有下岗补助，在以前单位还有劳保关系，到年龄要拿退休工资的。路边开饭店的个体户可能日进千金，那可是生老病死全自己的，真正的无业人员。
拆迁不等于把人赶走。上海市郊到处都是拆迁房安置基地。
你要把皇帝拉下马，你还得舍得一身剐。拉下皇帝后要剐你的不一定是皇帝。要吃你这个人羊的豪杰很多。
youth hotel不算，4个人合租12、3平米房间，这样的情况我在国外没见过。如果您认为这样的情况算不上不正常的话，我相信很快这些房间的居住数量还要翻一番。房价继续涨的话，就会出现上下铺了。
我接触的下岗工人没有下岗补助，一般都是买断。好歹给点钱，就一脚踢了。多数下岗工人生病也不去看，小病靠扛，大病等死。您说的下岗补助，生老病死有依靠，数我孤陋寡闻，没听说过。
我家附近的拆建，本来要把原住民安置到郊县去，后来上访，最终决定安排在离市区20公里的地方。城市贫民在市区可以找打零工，卖早点，送报纸，摆小摊的机会，能凑合过日子，到鸟不拉屎的郊区能做什么呢？他们做不到开车上下班。
条件稍微好一点的，都不去那里。相当一部分人既没钱又没门路，不得不去那里，那里将来不是贫民窟，又是什么呢？
虽然是违法的。比较合法的方式是一间房里放三到四张床，很受单身工人的欢迎（他们劳动力流动性很大）。我当初曾经差点租这样的床。
香港有名的就是笼民，就是上下铺（我看到过上中下铺的）的一张床。日本则有所谓箱式旅馆。
下岗补助很多人也直接叫下岗工资。买断买的是劳保关系，也有叫买断工龄的，以后发养老金下岗就不算工龄了。中国90年代末下岗的工人中，很多是没有实现再就业的，你应该想想他们是怎么活的。
我自己就是拆迁户，已经十年了。一开始很困难，是鸟不拉屎的地方。现在这里有早点，有报摊，商店，有旅馆。我们这个地方叫三林，现在还是算外环线边上的地方。
用试错累进的办法来争取正当权益，而不是动不动翻天。翻天的代价太大了，而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原来上海的群租就很挤了。
现在被禁止了。
遇到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情况，麻烦程度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