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大卫.斯科特

我刚刚从澳大利亚返回休斯顿，就被人从执行任务的兴奋感中拉了出来，投入了另一项所有航天员——我认为没有例外——都不会喜欢的工作，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去做旅行推销员。我们称之为“桶中一周”，除了极少出现的亮点之外，它的大部分时间都充满了令人头大的琐事。

桶中一周的主要内容是作报告，所有宇航员都躲不过这一关。每过几个月，我们就会抽出一周时间，走遍美国各个角落。从路易斯安那到印第安纳，从加利福尼亚到密歇根，我们每天至少要做三场关于太空项目的报告。NASA需要议会的支持。如果我们向地方议员提供支持，他们会更有可能投票支持更多的资金。

偶尔也会有轻松时刻。我记得很清楚的一回是在路易斯安那，上面叫我陪同一位年轻美女“迪克西假日小姐” 一起去参加舞会。我挽着“假日小姐”的胳膊下了汽车，面前站着的正巧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克拉弗特（Christopher Columbus Kraft Jr），NASA的传奇人物，还有他的妻子。克里斯一看见我就乐的合不拢嘴。

“很高兴看到你工作如此努力，大卫。”他冲我点点头，煞有介事地眨了眨眼。

能亲眼见到民众对太空项目的热情也是很有趣的事——一排排的童子军，或者坐满小孩子的教室，小家伙们根本坐不住，一个个拼命举手，急着想知道宇航员的生活。但是就我看来，我在路上耗费的每一天都会使我偏离真正的目标，也就是尽快证明我有能力上天。

获得任命和在训练中等待任命可谓天差地别——我们一到NASA就体会到了这一点。正式任命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开始期待你来拍板，因为乘员对于任务的筹划很有发言权。某种意义上来说，你被推到了前台。这使得日常工作也提神了许多。同样，你还可以享受大量的优先权限，休斯顿载人航天中心的任何资源只要你提出来都要由你先用，不管是模拟器还是能将你载到为了进行某项特别训练而必须的任何地点的T-33飞机。

我的背景，从游泳的经历，到西点和麻省，再到爱德华，使我养成了很强的竞争心。NASA的成员都是这样，我们的眼光都很高，都想把别人比下去。我们不管在做什么的时候都忘不了这一点。

就连平时休息的时候，我们也想在体育比赛里取胜。NASA没有正规的体能训练，只有年度体能考试。但是在太空项目刚刚起步的时候埃德.怀特就劝说NASA在载人航天重心后面修了一座手球场和一座健身房。我们一有空就去打两圈。麦克.柯林斯是个左撇子，也是我们当中速度最快的。没人正式计分，但是我们都想赢。这就和争飞行任务一样，万一有人在一边看着，有可能就能决定能否得到任务任命。

1965年，双子星任务的进度很快，自双子星3号开始，八个月里就进行了五次任务。每进行一次任务技术人员就会进行总结，并对下一次任务进行调整。但是所有的训练都是根据宇航员的招募批次统一进行的，除非有人被某一项任务选中。1966年NASA又招收了19人，竞争更激烈了。

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卡纳维拉尔角和休斯顿这两个地方。两个地方的风格和气氛截然不同。休斯顿的任务控制中心以白色短袖衬衣和领带为标志。在休斯顿，没事的时候我们就去陪家人。我们旅行的时间太长，以致很少有空陪老婆孩子。有时我们也受邀参加一些民间活动。在休斯顿，什么活动要是没有宇航员出席就总觉得不完整。

卡纳维拉尔角要放松得多。佛罗里达的标准着装是T恤。我本人有整整一个衣橱的T恤。我们在可可海滩的假日旅馆住过几天。这家汽车旅店曾经由先行七人经营，不过我们入住的时候已经转手了。项目规模增长很快，NASA的雇员人数也如同雨后春笋，NASA对文秘的需求非常大。但是这里并不像一级方程式的赛场，和我们的妻子想得不同，这里并没有成群结队的粉丝团，尽管在发射前夕也会混进一两个来。

水星任务的乘员有生活标准高的名声，这名声多多少少也影响到了我们。不过双子星任务的复杂程度决定了我们没这么多空闲时间。大多数晚上我都是去披萨店解决吃饭问题，一边吃一边看训练手册。有一次一位NASA的官员看见我把标有“机密”的文件靠在西红柿酱瓶子旁边，于是举报我违反保密条例。不过没人把这当什么大事。

1965年那个漫长而炎热的的夏天，种族暴乱席卷了洛杉矶、芝加哥、春田和马萨诸塞。越南的冲突也越加紧张。当年七月，美国已经向东南亚派遣了十二万五千人的部队，战争的初期人们都以为事情大不到哪里去。谁也没想到越战的规模会一再升级，直至对太空项目的经费造成影响。之前赫鲁晓夫下台在我们这里就没掀起什么波澜，尽管也有人担心勃列日涅夫的掌权会让冷战更加激烈。

这些正在进行中的国内事件——以及国际事件——对我们基本没什么影响。我们手头的事情就够忙活了。人人都希望表现出自己的最高水平，好入选下一次任务。

选拔过程十分神秘。唯一有宇航员参与的一次是选拔第一次阿波罗任务的三位乘员。我们没人都要在纸上写下两个名字。写三个没必要，因为我们肯定会把自己首先算进去。我们这帮人从不会假模假式的谦虚，也从来不会缺乏自信。我挑得两个人都是空军飞行员，也是第二批的入选成员。这种事就搞了这么一次。

最终拍板的是迪克.斯雷顿。生杀大权就在他一个人手里。他是先行七人之一，不过因为心率不齐而没能上天。我们很少和他见面，但是身为航天乘员操作组组长的他一直在休斯顿载人航天中心九楼的办公室里关注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阿朗.谢巴德——“大阿尔”——是另一位因为健康问题而不能再上天的先行七人，他作为宇航员办公室的主任主管日常大小事务。克里斯.克罗夫特（Chris Craft）是飞行总指挥，主管休斯顿的任务控制中心，任务一旦开始就由他负责。鲍勃.吉尔鲁斯（Bob Gilruth）是载人航天总指挥，总是一副慈父的形象，动不动就找我们单独谈话，他总会问同一个问题：“你们这帮小子还满意吧？”。

但谁能上天，什么时候上天还是斯雷顿说了算。他经常在走廊里径直走向他心目中的人选，很随便的说：“跟你说个事……”

阿列克谢.列昂诺夫

1965年底，科罗廖夫的设计局组织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晚宴。一般的大工厂大企业，只要厂领导心肠不算硬，都会在每年的的这个时候组织这么一场晚宴。不过我们这个很特别。

局里有五百多人应邀参加晚宴，包括技工，工程师，设计师和科学家。航天员也来了好几个，包括尤里，巴亚耶夫，弗拉基米尔.科莫洛夫（Vladmir Komarov）和我。职工食堂里面收拾一新，桌子上摆满了碗碟，焰火和气球一应俱全。男性大多身着便装，女性则一律穿晚礼服。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夜晚。

由工程师们组成的乐队在一旁奏乐。科罗廖夫和他的妻子妮娜.伊凡诺娃跳了一曲，然后又换了好几个舞伴。他是当晚舞池里的红人。此时的他和工作时相比完全判若两人，十分和蔼可亲。因为事务繁忙，他极少有机会参加这种大型社交活动。不过他在和熟人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会显露出另一面。这时的他很放松，也会讲讲笑话什么的。他是晚宴的核心人物，和他在一起我们都很自在。

那天晚上，我决定向科罗廖夫要一个签名。我以前从没干过这种事，以后也再没有。我把我的一张自照交给他，他在上面的留言令我永难忘记。

“亲爱的罗沙，愿银河无法将你束缚，愿太阳风送你上路。”

那天晚上，科罗廖夫活力十足。他的体型像公牛一样健硕，但是他的健康问题一直不大理想。斯大林时期的古拉格苦役使他落下了许多病根。

晚宴前几周，他被确诊为肠道息肉出血。他于1966年1月5日住了院，这家医院位于莫斯科，专门收治高层领导。几天之后，他获准回家，好和家里人一起庆祝他五十九岁的生日，前提是他要在第二天回到医院进行息肉切除手术。

1月10号那天，科罗廖夫邀请了尤里和我以及其他几位学者和科学家到他家来过生日。他住在一座二层小楼里——以今天的标准来看颇为简朴。院子里的花园种着樱桃树，苹果树和桦树，簇拥着长满了郁金香和玫瑰的花圃。这栋房子坐落于莫斯科北郊——其所处的街道现在已经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里是科罗廖夫的私人疗养地。他平时基本没时间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妻子是一位很有造诣的音乐家，夫妻二人都很喜欢看戏，但是都没有时间，于是科罗廖夫就在起居室里安了台放映机，并且命人将他点名要看的电影和新闻影片送到家里来。

尤里和我当晚搬来了一座青铜塑像当做生日礼物。塑像的名字是“前往群星”，上面有全体航天员的签名。这家伙至少有50公斤重，一路顶风冒雪的把它搬到科罗廖夫的家里实在不算轻松。它还从我新买的大衣上扯下来了一个袖扣。

当晚，科罗廖夫敬了好几轮酒。他情绪高涨，对组员充满溢美之词。“我们面前的任务十分伟大而艰巨，”他说，“凭借着彼此理解和艰苦努力，我们一定能克服未来的一切困难。”然后他转向尤里和我，更有感情的说：“今天在场的有两位杰出的年轻人，他们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接着他开始挨着个地感谢我们。他在和我握手的时候说了几句令我刻骨铭心的话，尽管当时我无法完全理解。

他说我的太空行走是他这辈子最后的成就。

夜色越来越深，客人们也都散去了。科罗廖夫把尤里和我留了下来。保姆们把桌子收拾一空，然后端上了美味的俄式馅饼，这是科罗廖夫家私人厨师的保留节目。桌子上摆上了一瓶三星亚米尼亚干邑——这是丘吉尔当年的最爱。然后保姆们都退了下去，妮娜.伊凡诺娃也去睡觉了。

屋子里就剩下了我们三个，这时科罗廖夫的话匣子终于真正打开了。他说话的语气活像一个神父。他向我们讲述了他不平凡的一生，尤里和我很难想像眼前这个人究竟吃了多少苦。

一切都是从当年科罗廖夫从家里被人抓走投进斯大林治下最为偏远冷酷的劳改营的那个夜晚开始的。1938年4月的一个夜晚，一辆汽车来到了他家门前，他还没来得及跟三岁大的小女儿娜塔莎和孩子的母亲，他的第一任妻子西娜.文森蒂妮告别就被塞进了汽车里。然后就是殴打和折磨，以及一位年轻的内务部军官对他无休止的审问。

“想喝水吗？”审问者问他，他说想。他刚刚接过水杯，审问者就把水罐砸在了他的头上。“你们科学家真没出息，一个水罐就把你搞晕了。”他嘲笑道。

对科罗廖夫的“审判”终于来到了。他被人押解这走过一片迷宫般的走廊，最后停在一座双扇大门的前面。门开了，里面是一间灯火通明的大厅，坐姿后面坐着三个人，都是党内的高层成员。一开始科罗廖夫松了一口气，因为这几个人他都认识。中间坐得是人民委员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这三个人后来被称为三人审判团，日后的资料披露，他们是大清洗的幕后推手。但当时科罗廖夫还以为伏罗希洛夫会对他公正审判。

伏罗希洛夫交给他一份文件，让他大声朗读。文件指控他曾经在经手修建一座农业研究所是虚报预算，用多余的钱来造火箭工程和太空技术研究所。他们问他是否服罪。他否认了这些指控，于是三个人中的一个大叫道，“你们这群混蛋全都说自己无罪。先判他十年再说。”

这场“审判”总共持续了不到一分钟。

多年以后，科罗廖夫上位之后，克格勃方面向他出示了构成当年指控的档案。他认识写这些档案的人。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人是谁，尽管之后有人猜测是瓦朗坦格卢什科（Valentin Glushko）从中插手，他后来成为了科罗廖夫的竞争对手。因为格卢什科没有像其他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那样被投进古拉格。

干出这种事的人根本不在意他们对人才的摧残给国家带来了多大的损失，他们不过是一群贪图权势的蠢货罢了。

“审判”之后，科罗廖夫被关到了离西伯利亚科雷马地区的马加丹有一百多公里的一座岛屿上，日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描写过这个地方。在这里科罗廖夫曾经在隆冬时分一连几个月在森林里砍树，或者在矿井里做苦工。劳役强度之大，足以将人压垮。他的身体饱受摧残，。但是随着二战的进程加快，莫斯科开始召集火箭科学家。科罗廖夫也被召回了。

科罗廖夫对他离开监狱的那天早上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他还记得狱友们送给他帽子、大衣和手套来御寒，他还记得监狱的大门是怎么打开的，当他走进阳光中的时候，身后依然在苦苦挣扎的犯人们如何紧紧地攥着劳改营四周的栅栏。

他身上没有钱，于是就设法搭乘了一辆过路的卡车。司机坚持要他用自己的靴子来抵车钱，作为交换他穿走了司机的旧鞋。当他赶到马加丹的时候，这一季的最后一条渡船已经开走了。这条船随后在风暴中沉没。接下来还会发生一连串事件，使科罗廖夫深信自己是吉人天相。

下一班船还有半年才能开过来，在此之前鄂霍次克海都会被坚冰覆盖。科罗廖夫被困在了这里。在-40℃的漫漫长夜里，他流落在街头，寻找栖身之处。他在搜寻过程中捡到了一块新鲜的面包。这块面包就放在两座兵营之间的土路上，前往古拉格的犯人们会在这里做短期停留。他狼吞虎咽地消灭了面包，然后混进了兵营里。

第二天早上，他问犯人们是谁把那块面包放在路上的。所有人都笑了。在这么严苛的环境下，没人舍得扔掉这么大一块面包，而附近也没有面包坊。科罗廖夫不是一个信教的人，但他仍然把这件事当做上天赐给他的征兆。直到多年之后，这件事对他来说依然是个迷。

为了能熬到下一班渡船开来为止，科罗廖夫不得不在当地做苦工度日。直到五月底他才搭船来到了纳霍德卡，准备转乘火车前往莫斯科。但此时他已身患重病，在哈巴罗夫斯克被人从火车上扔了下来，恐怕他会死在车上。

他由于败血病而全身肿胀，牙龈出血，牙齿脱落。一个当地人把他带到了一位地方土郎中的家里。老郎中用大车把他拉进了深山，当时山上的雪都化了，满眼是绿油油的青草。科罗廖夫尽管已经咽不下东西了，还是把嫩草嚼烂了吸吮汁液，直到满口出血为止。青草中的维生素很快就见了效，一周之后他就恢复了，这才继续坐火车到了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之后，上面也不允许他回家。他被带到了一栋孤零零的公馆里，和其他许多知名科学家关在一起。生活条件还算舒适，可再怎么说也是监狱。不过我以为这至少保证了他们的人身安全，因为纳粹德国一直试图行刺苏联科学家和军界要人。

在最初几年，科罗廖夫和他的狱友们见不到家人和朋友，哪怕从公馆十一楼的窗户向外看去就能看到他们的家。唯一的对外沟通方式就是写信。公馆里没有牢房，人们住在集体宿舍里。伙食很不错，在自由时间还可以到围栏圈定的范围以内去锻炼身体，他们管这片区域叫猴子园。

在这里他们全身心的投入了赢得战争的努力之中，设计了大量新型火箭和飞机。直到1944年底他们才获准与家人团聚。

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科罗廖夫获得了红军上校军衔，并被派往德国搜集冯.布劳恩研究火箭的情报。当他赶到德国人的秘密基地时，冯.布劳恩已经投奔了美军。不过科罗廖夫的手下还是获得了不少重要的火箭制造材料和技术人员。1946年返回莫斯科之后，科罗廖夫就成为了新成立的设计局局长，他俘虏的德国工程师们则成了他的手下。

我们的国家受战争的蹂躏比欧洲大部分地区都严重。两千万人丧失了生命。很难想像，像科罗廖夫这样饱受迫害的人会如此全身心地为实现这个迫害过他的政体的目标而工作，但是大多数苏联人都有极强的使命感，急于重建家园，振兴科技，保家卫国。火箭科学正处于这一大潮的前沿。

科罗廖夫关于研发新型火箭的许多想法都是革命性的。一开始他的同事对他都抱有怀疑态度，但他很快就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当时的首要任务是研发洲际弹道导弹。科罗廖夫依靠SS-6 桦树火箭 (R-7 Semyorka) 做到了这一点。1957年8月，他成功地将一颗模拟弹头从拜科努尔发射到了堪察加半岛，航程6000公里。美国人直到一年之后才成功进行了类似的发射。这是两国军备竞赛的开始。

但是即使在当时，科罗廖夫就已经开始着眼于更宏伟的目标了：太空飞行。直到1957年秋天“旅伴一号”升空时，他才彻底恢复名誉。接下来的九年里，他向所有人展示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坚韧毅力。

那天晚上科罗廖夫和我们一直畅谈到凌晨四点。他对生活的热情一直感染着我们。在他二楼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极其详细的月面地图，他还有一座月球仪。书房的醒目位置挂着一个做工十分精细的旅伴一号模型。旁边的桌子上放着橡皮泥，这是他用来构思太空船外形时使用的。

但是房间里最醒目的东西恐怕还是挂在红木书桌后面的一幅画，画的是列宁迎着狂风走过冰封的芬兰港。这幅画的名字是《如履薄冰》。科罗廖夫这一辈子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们当时压根儿想不到科罗廖夫之所以愿意开口是因为他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

他知道，自己第二天要回医院，不过只需要做一个常规手术。手术由当时的卫生部长，也是科罗廖夫的朋友鲍尔斯.皮托夫斯基亲自主刀。他告诉科罗廖夫，手术时间很短，不会有多少感觉。

他的妻子事后说，当他动身去医院以后，她发现他把自己的大衣和外衣口袋全都翻了出来，很显然，他想找一个两戈比的硬币带去医院以求能带来好运，可是他没有找到。

妮娜.伊凡诺娃第二天去医院探病，正好碰上一位大夫来向他通报身体检查结果。

科罗廖夫指着自己的心口问他：“我还有多少时间？”

“别担心，”医生答道，“您的命还长着呢。”

但是科罗廖夫生日聚会两天之后的凌晨，我接到了尤里打来的电话。

“快，咱们得走了罗沙，”尤里说道，“谢尔盖.帕夫洛维奇去世了。”

我一下子没回过神来，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也叫谢尔盖.帕夫洛维奇。所以我问道：“哪个谢尔盖.帕夫洛维奇？”

“你什么意思，”他说，“当然是科罗廖夫！”

我极其惊骇。这怎么可能呢？仅仅两晚之前我们还在一起的。我立刻动身，在科罗廖夫的家里和尤里碰了头。我们赶到的时候妮娜.伊凡诺娃几乎要晕倒了。在场的还有其他几位亲友，但她受的打击如此之大，几乎已经认不出我们了。

科罗廖夫的手术原定时间很短，因此麻醉剂用量不大。但情况很快就棘手起来。先是大出血，然后在肠壁上发现了一个癌瘤。为了切除癌瘤，医生追加了麻醉药，结果导致了呼吸和心率的问题，插管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下巴形状不正——很可能是当年在古拉格让人给打坏了。医生进行了气管切开术，然后手术就结束了。医生离开了手术室，但他很快又给叫了回来。科罗廖夫的心跳停止了，没能抢救回来。

关于究竟谁应该为这起悲剧负责一直有争议。我个人认为如果当时找个专家而不是卫生部长来主刀，情况会好得多。但是科罗廖夫总归是逃不过一劫的。斯大林治下的古拉格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他的心脏早有隐疾。

科罗廖夫的遗体被运往了商会礼堂（house of unions）的柱厅（hall of columns），安置于高台之上，四周布满了悼唁者留下的鲜花。红黑两色的缎带遮盖了洁白的大理石柱，柴可夫斯基与贝多芬的音乐在空气中回荡。

这一天，人们终于知道了总工的名字。

为了向他致敬，红场上专门进行了一场阅兵。勃列日涅夫亲自致悼词，他说我们的国家失去了“她最为杰出的儿子”。

尤里也做了发言，他说航天员队伍失去了父亲。“人类历史上的一整个章节都要以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的名字来命名。”他庄严地说。“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次探月飞行，第一次载人航天，还有第一次太空行走。”

这是对科罗廖夫毕生事业的最好概括。

之后，科罗廖夫的遗体被送去火化。勃列日涅夫、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中央书记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尤里和我一路轮流护送着他的骨灰，将其最终安置在了克里姆林宫墙。

苏联上下对科罗廖夫的逝世不仅只感到惋惜，更多的是惊骇。尽管科罗廖夫在世时从不抛头露面——他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受到打搅——他的去世却将他身份的秘密彻底大白于天下。

《真理报》的讣告上配有科罗廖夫佩戴勋章的照片。讣告指出，他曾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还是列宁奖得主。随后的一系列悼唁文章终于让他的同胞们了解了他远超任何美国人的成就。

早在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地球轨道之前，科罗廖夫就开始认真讨论发射可返回式探测器的问题了，目标不仅仅是月球，还有火星和金星。1957 年旅伴一号上天，正值他五十大寿。他手下的工作人员送给他一张合成照片，照片上的他站在月球上，两条实验犬在他脚边跑来跑去。两年之后，一艘无人飞船成功绕行了月球，第一次拍下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六十年代初，科罗廖夫就开始投入了载人登月的工作。尽管当时各项具体工作都有专门科室负责，科罗廖夫的工作量依然极其庞大。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世纪登月飞船。“联盟”式火箭（Soyuz）的研发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其基础设计一直沿用到今天。

其他方面的设计工作由格里高利.巴巴金（Georgi Babakin）弗拉基米尔.切洛梅伊(Vladimir Chelomei)，瓦伦京.格鲁什科(Valetin Glushko)等人负责。科罗廖夫和切洛梅伊之前有过合作，但他和格鲁什科的关系很差，原因大概是技术上的分歧。他们两个如果能合作得再紧密一点，我们本来可以避免很多问题，比如火箭燃料的选择和火箭引擎的数量等等。这两方面的误算将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重大的损失。

科罗廖夫和格鲁什科的性格南辕北辙，科罗廖夫从来不会批评自己的对手，无论是从个人还是技术层面，但格鲁什科却经常在背后说科罗廖夫的闲话，管他叫暴君，还抱怨他不知感恩，因为当年他的出狱也有格鲁什科起的作用。我对这种言论很反感。

总工的代理瓦西里.米辛（Vasily Mishin）在他去世后接替了他的职位。但是没了科罗廖夫的指导，米辛等于是废了。他是个优秀的工程师，但有贪杯的毛病，而且优柔寡断。这会给我们带来重大损失。

和科罗廖夫相比，米辛和航天员的关系也要差很多。他接手登月项目之后，新老航天员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尤里和我以及最初一批人都是战斗机飞行员出身，而之后有大量的平民成为了航天员。1963年，第一批平民加入了航天员队伍，其中有几位科罗廖夫研究所的工程师和包括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Valentina Tereshkova）在内的五名妇女。第二批应招平民中包括几位设计局的工程师，这是为了让他们对太空船对人体的要求有直观的了解。

这批人不需要接受我们当年接受过的体能训练和测试。

工程师们的年龄普遍比我们大，不过我们做航天员的经验要丰富得多。但是米辛和工程师们的关系更好，一直刻意提拔他们，这使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我一直都不太喜欢他。

当时我就害怕科罗廖夫的去世会给登月计划带来大量的困难，具体有多难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只要科罗廖夫再多活哪怕几年，我们就能率先完成绕月探测的任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的太空项目还要接受一连串的沉重打击。

哪位古旧电影达人能不吝赐教一下？

战争与对抗是不是人类科技进步的最快方式

想想有点可悲

呵呵，也是没办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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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斯科特

1965年八月下旬的的一天，迪克.斯雷顿在休斯顿任务控制中心的VIP区拦住了我。“大卫，跟你说个事……”

我当时刚刚在控制中心为彼得.康拉德和戈登.库珀为期七天的双子星5号任务担任了舱室联络员。这项任务是一个转折点，彼得和戈登完成了128次绕地球飞行，远超俄国人。VIP区里一片群情振奋之声。但是迪克.斯雷顿一开口我的脉搏就加快了。

“双子星5号的事情已经了了，我们希望你和尼尔.阿姆斯特朗合作，成为双子星8号任务的首选人选。”斯雷顿接着说，“彼得.康拉德和迪克.戈登是你的后备，我们打算明年三月上天。”

“知道了，领导。我没问题。”我竭尽全力维持着冷静的口吻。

“那成，和尼尔联系一下，叫他给你做做目前的飞行任务和训练日程简报。眼下这事先保密。除了你们四个跟谁也别说这个事。过几周我们再通报全体人员。在那以前你们几个就单线联系。有问题吗？”

“完全没有，长官。”

似乎是才想起来似的，斯雷顿又补了一句。“哦对了，埃德.怀特也知道这个事。你这回要出舱行走，和埃德联系一下没坏处。他正等你电话呢。回头见。”

迪克走了以后，我一个人站在原地瞪着隔开控制中心和VIP区的落地玻璃窗。控制中心的大屏幕上正在显示双子星5号的返回地球轨道。再过几个月这里是不是就该显示双子星8号了？这一切是真的吗？一定是。我知道，选拔过程就是这么回事。我的入选很快——我们这一批十四个人里我是第一个。之前两批人里还有人没轮上任务呢。不过我必须保密。

我简直高兴得不能再高兴了。让尼尔.阿姆斯特朗做我的指挥官对我来说基本是完美的安排。我对他的评价很高。尽管没什么私交，但我知道他是个优秀的飞行员，为人冷静果敢。

我必须马上联系尼尔，确定他对这项安排也表示满意：指挥官有拒绝组员的权力，就算是上面指定的组员也一样。我在VIP区的门外走廊里找到了他，他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第二天我就搬进了尼尔在4号楼拐角的办公室。他原来的室友艾略特.西（Elliot See）出差去了。我前脚刚到，彼得和迪克也搬了进来。“先生们，欢迎上船。真高兴你们都来了。我很期待与你们的合作。”尼尔说道。我们都笑了。我们搬过椅子坐下，尼尔开始想我们讲解双子星8号的飞行计划，我心想：“得了，这回我们可是真成为内部人士了。”

双子星8号是当时最为完备的任务。双子星6号的任务是太空对接，双子星7号的任务是进行为期十四天的最长飞行，这也是所有阿波罗任务中的长度之最。但是双子星8号要在四天时间里完成之前进行过的所有任务——会合、对接、联合舱体操作、出舱行走、轨道实验以及精确制导的重返大气层。

我有进行一次为期近两个小时的出舱行走，这意味着以漂浮在太空中以一万八千英里的时速绕行地球将近一圈。五十五分钟的白昼，五十五分钟的黑夜，在夜晚我要把自己固定在飞船后部的一个狭小平台，直到太阳再次升起可见度恢复我才能返回舱内。如此之长的出舱行走是为了给接下来的双子星任务测试新仪器，摸索新规程。媒体将其称之为“环绕世界的行走”。

当时的媒体将太空作为头等大事之一，尽管真正的报道高峰还要等到阿波罗任务前后才会到来。NASA的最新任务经常能上报纸头版，萝坦开始为孩子们收集剪报。我当时很少接触媒体，除非是参加“桶中一周”。不过谢天谢地，我一参加高强度训练，这件事就被暂时撂下了。

在双子星系列任务顺利进行期间，俄国人那边的唯一举动就是列昂诺夫的黎明号任务。我们不大清楚俄国那边为什么停了下来，对于他们那位总工的死我们更是一无所知——我们连这个人的存在都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苏联当局认为可以让我们知道的。不过这一点并不让我们感到十分担心。我们以为这种事情理应由上面的人负责。

尼尔成为了我们的指挥官之后，训练日程就由他来安排，安排依据则是之前的双子星任务。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去圣路易斯，麦道公司正在那里建造我们的飞船，而我们则对各种对接所需的软硬件进行测试。有一次，我们坐在暗室里，对面墙上的大银幕一遍又一遍的播放模拟对接的影片。这是我们所接触的最初的训练。

很多人，包括麦道的工程师在内，都很难理解会合的基本工作原理。我也有点摸不着头脑。我们这回踏进了未知领域，一切都无章可循。尼尔很快就把工程师们的工作做通了。他有一种惊人的天赋，不仅善于学习，还能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别人解释。我称之为尼尔的“教授模式”。有一回在圣路易斯，我们正在讨论对接的问题，他站在黑板面前说道，“各位，先等一会儿。这个问题是这么回事。”然后就是一串大白话。真是太绝了。就好像他上这门课已经有好几年了一样。

十月份的时候双子星计划遭受了第一次失败。原本要使用的阿格纳火箭在发射时爆炸了。这起事故以及随后发现的其他关于阿格纳火箭的问题暂时叫停了我们的训练计划。这引起了人们过这款火箭性能的严重质疑。整个双子星8号任务期间，这一问题一直阴魂不散地纠缠着我们。自然，士气收到了一定的打击。但是当任务中心通知我们这款火箭如何不可靠时，尼尔和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会在将来带来怎样的后果。

在双子星6号最初的麻烦之后，它的飞行计划又遭到了更改，以包括进与另一驾双子星飞行器即双子星7号的会合。按计划两船间距要达到不到一英尺。但这一计划同样险些失败。在双子星六号发射前不久，发射用的大力神II型火箭（Titan II）在发射台上熄火了。（？）

就像阿格纳一样，大力神从一开始也是麻烦不断。一开始的多次试射都以失败告终。多次试验中都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垂直震荡——我们称之为“摇滚朋克效应”——致使我们都以为它的乘员很难幸存。

但是这次发射流产后三天，双子星6号成功升空并与十一天前进入太空的双子星7号进行了成功会合，两船距离不过几英寸。不过它们没有对接：按照设计，只有双子星和阿格纳之间才能对接。这意味着加长太空行走和首次太空对接两项重任都落在了我们双子星8号的肩上。 这次的任务意义重大，极其令人兴奋，但也充满了挑战性。

埃德.怀特和我就这次加长太空行走的的注意事项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太空行走的风险很高，一旦离开飞船，宇航员就再也无法从指挥官那里获得帮助了。无法返回飞船就意味着死亡。一旦他在舱外死亡或者丧失行动能力，指挥官唯一能做的就是将他与飞船进行切割，将他留在太空。我知道埃德当时返回飞船的时候由于太空服膨胀而致使他难以关闭舱门。其实只要在太空服上安装一个减压装置就能解决问题，但是从没有人这么做过。日程的紧张与经验的缺乏意味着相当的风险被人忽视了。最后只是在双子星8号的舱门上做了一点调整，加了一根杠杆，使其开合更省力。

从好的方面来说，埃德告诉我他在太空行走的全程当中都没有丧失方向感，对于这一点我之前一直很担心，但是埃德说他没事。只不过总感觉时间过的太快。

“你还没明白过来就结束了。”他说， “这太刺激了，风景太好了，你能看到整个地球，从飞船的舷窗里可看不到这么美的景色。”

他再三强调，让我为了太空行走而加强锻炼。我这次穿的太空服既硬且重，因为这次多加了一层防太阳辐射的保护层。不像日后的阿波罗登月宇航服，这件宇航服没有活动关节。这意味着移动四肢要耗费大量体力。埃德说我要让身体处于最佳状态，尤其要注意练习臂力。于是我投入了及其严格的训练计划，每天跑步，勤打手球，经常举重，每天都在健身房呆很久。

尼尔不需要进行如此大量的身体训练，但他经常到体育馆来陪我。他为人风趣常常都我发笑。我躺在地上举杠铃的时候，他就在一边骑自行车，还特意把扭矩调到最低，以免用力过度。

“你干的不错嘛，大卫。你干的真不错。”他一边说一边慢悠悠地蹬着自行车。“不过人这一辈子的心跳数目是有限的，我不想把它们浪费在健身房里面。”

训练中也有好玩的事。我们受训使用一件仪器叫“低感光度电视摄像机”。这是今天大规模应用的夜视摄像机的前身。按计划我们要在任务中途的特定时间打开摄像机，在低光条件下拍摄地球的图片。为了熟悉操作，我们把摄像机安在飞机上，从埃灵顿空军机场起飞，在夜里飞跃德克萨斯的湾区。摄像机很笨重——其体积相当于两升的水壶——事先设定好了拍摄预定地点的程序，而我们则要将拍摄的照片与地图加以对比。

我们还通过T-38的夜间飞行来练习一项要在任务中进行的天文学实验，即观测所谓的“黄道光”。这是在日出前或日落后的短暂时间里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微光。这是由太阳系内层绕太阳运行的粉尘造成的光斑，看上去天空就像大海，光斑就像对称的虎鲸背鳍。这项实验是一位劳伦斯.敦克曼教授的想法，我和尼尔都叫他“昏光敦克曼”。

“你觉得昏光敦克曼希望我们在夜里看见什么？”在尼尔放眼天际寻找令那位教授如痴如醉的光斑时，我会这么问他。和其他训练科目不同，这样的飞行很舒服，也不算累。

其他各种问题还有一堆，尽管没这么棘手。尼尔是个意志坚定的人，办事雷厉风行。比如：我们进行太空行走用的胸包有一堆问题。埃德的任务之后重新设计了一回，但还是不大好使。于是尼尔，我，还有我们的后备组员一起飞到了洛杉矶的航空研究中心，把这款胸包仔细研究了一遍。回来以后我们两个开列了一张问题清单，总共有百十来项。尼尔十分明确地通知乘员装备部，要将这些问题全部解决，而且要快。

尼尔从不借势压人，但是跟人交代工作从来说一不二。他办事从不冲动，如果他要和你谈问题，之前一定做好功课。他在技术上也是一把好手，设备要求上的各种问题都能跟人简明扼要地说明白。对他来说组员与任务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尼尔很善于和人打成一片，从来不搞孤立。所以就他看来胸包的问题不只是我的问题，也是我们大家的问题。他很善于团队合作，人人出力，人人平等，尽管作为指挥官最终拍板的是他。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咨询别人，从不以为自己的意见更重要。

我们两个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都对飞行有极大热情。偶尔当我们闲下来的时候会交流当年当飞行员时的见闻经历。尼尔是朝鲜战场上的授勋老兵，多次死里逃生。飞行员经常用死里逃生的经历来相互攀比，但尼尔从不像别人那样吹牛，他是个十分实事求是的人。他当年也去过爱德华基地；他曾经为NASA的前身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当过试飞员。他和我一样热爱爱德华。他飞过F-100，F-102，F-104还有X-15。尼尔不喜欢与人闲谈，但是有时在饭后或者下班以后我们也会谈起当年在爱德华那些激动人心的岁月，那些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中高高飞越沙漠的日子。

在双子星8号任务的准备时间里，我们大多数时候要么呆在飞船的组装地点圣路易斯，要么呆在肯尼迪角。在肯尼迪角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去可可海滩（cocoa beach）我们最喜欢的沃尔菲咖啡馆讨论当天的计划，晚上则去烤肉店或者海鲜饭店研究整体任务。我们在完善细节方面花费了大量时间。尼尔是我认识的最细致的人，什么都不遗漏。

我们甚至还现场验收了一回双子星8号飞船与阿格纳火箭的对接测试，前者长19英尺，后者长28英尺，两个都放在发射台附近的空地上。这两台当时最为先进的太空飞行器就这么摆在草地上，我和尼尔坐在里面，一群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则在外面忙前忙后地检查各种接口。这情景很有超现实的感觉。

更早的时候，有一回在休斯顿，我们把太空船装进一个6米高的“热力真空舱”，这个舱室不仅能模仿宇宙中的真空，还能用内置的加热灯加热升温模拟太阳直射。舱室的温度还能迅速下调至零度以下以观察飞船不同部件热胀冷缩的情况。我在这个舱室里也花过很长时间，身着太空行走时要穿的太空服，一遍遍演练各种细节，包括出入飞船的步骤和维生索打结的处置。要习惯这一切很是花了一番功夫。

这只是我无须尼尔陪同的训练的一小部分。在我进行太空行走的时候他要呆在舱内操作飞船。我和我的候补迪克.戈登叶经常一起前往俄亥俄州代顿市的怀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去乘坐KC-135，人们都亲切地将其称之为“呕吐彗星”。机舱内的座椅全都拆除了，加装了双子星8号的内部模拟舱。飞机会沿着抛物线弧飞行，机舱内的重力则在2G和失重之间不断摇摆，就像过山车一样。而迪克和我则身着压力服在模拟舱里进行训练。这种训练又热又辛苦。我记得有一回迪克一头大汗地对我笑着说：“这很爽吧！”这一点也不爽。我从不晕机，但很多陪同我们的工程师都吐了。

关于太空行走的另一项有趣训练是使用喷气枪，这把枪的作用是让我在太空中运动。枪上装有两只小火箭，能将我向前推动。测试这件装备的方法很有创意：找一张20×23英尺的金属桌子，上面放一块厚板。厚板底部有大量小孔，压缩空气泵入厚板从小孔中排出以排除阻力。我站在厚板上，通过喷气枪在桌面上“飞来飞去”。感觉就和碰碰车差不多。

不过双子星4号上埃德的尝试表明，尽管他没有丧失方向感，喷气枪也工作良好，但他还是很难分辨自己与飞船的相对位置。想要迅速回到飞船对他来说十分困难，只能抓着维生索一把一把往回拽。我的太空行走比他的要长很多，步骤也多出好几个——比如我要移动到飞船后部系上一个背包——所以人们都认为我除了“呕吐彗星”和气垫桌子之外还要接受别的训练。

于是休斯顿载人航天中心为我准备了一个大水池，乘员支持部为我制作了一把模拟喷气枪，我要在10米深的水中做出各种动作。这里的训练是三维的，而不是喷气桌子那样的二维。我没有潜水器材——这个实验相对简单——不过对我来说也不算太难，因为我之前是游泳运动员。

水下训练这一概念在阿波罗计划时终于完全成型。我们修建了更大的水池，身着全套压力服的宇航员在水下训练，负责安全的潜水员则在一边待命。这个概念正在发展时——大约是双子星8号任务一年后——我们几个都去了位于佛罗里达博卡拉顿的海军水下爆破学校，进行身着压力服的水下操作的训练我们当了一周的海军学员，先从游泳池入手，最后则下到较深的海里。我们的课程是缩略版，没有包括在水下船只爆破这样的课程。我们的期末考试是把我们在离岸一定距离的地方扔进海里，我们要在水下辨明方向，并在一个小时之内返回海岸上的指定地点。这是一段很棒的经历，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日后都把深海潜水当成了运动方式。

发射日期日益临近，一个星期天我和尼尔开车前往卡纳维拉尔角，想看看阿波罗计划配套设施的施工情况。简直太惊人了，简直令我们不敢置信。双子星发射基地有大约20个主控台，休斯顿任务控制中心有大约30个主控台，可是阿波罗呢？好家伙！阿波罗发射控制中心一下子就有240个主控台——240个！

“不，肯定是弄错了。”我们心想，“这是有人开玩笑的吧，哪能有这么大的东西？咱们还是赶紧回双子星基地吧，免得找不着北。”

为了获得更多训练以及体验一下尼尔作为指挥官的经验，我前往达拉斯和NASA的一位私人承包商谈了一个下午，想知道假如大力神火箭在发射的时候出了问题，或者燃料舱压力过大，或者火箭发生严重震动，尼尔要采取哪些手段才能停止发射。这次谈话让我多少理解了尼尔所要承受的额外压力，尤其是在发射时。他的责任极其重大而反应时间却十分有限。

在双子星8号项目七个月的训练时间里我和尼尔朝夕相处，我们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完全忽略了家庭以外的个人生活。我们就如同在隧道中跋涉，对隧道以外的一切不闻不问。周日的时候我们两家人会在一起聚餐，我妻子萝坦和他的妻子珍，各领着自家的两个孩子。但是到了下午，我和尼尔就得先走一步，前往埃灵顿空军基地搭乘t-33前往星期一的训练地点。

发射前的圣诞节，我们两家都受邀前往科罗拉多的一个大农场。我们的东道名叫约翰.金，一位极其热衷太空的商人。孩子们可以骑马，我们则上坡滑雪。我和尼尔都不擅长滑雪，但是就在正式发射前两个半月，我们却滑的不亦乐乎。当时是假期，NASA根本不知道我们整了这一出。

“老天啊！万一我当时把腿摔断了可怎么办啊！”回过头来看我还真有点后怕。不过当时我们玩得太开心了，根本没想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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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斯科特少校

埃灵顿国家公墓，佛吉尼亚以北。

1966年2月28日，碎雪与浓雾笼罩着圣路易斯的兰伯特机场。尼尔和我为双子星8号而进行的训练已经到最后时刻。发射定于三月中旬进行。我们不是在休斯顿就是在肯尼迪角。下一趟任务的首发乘员查理.巴塞特和艾略特.西要在这一天飞往圣路易斯检查双子星9号飞船的工程进度。

六名宇航员已经接受指派，开始了针对第一次阿波罗计划的训练。双子星计划必须将预定任务全部完成，好为阿波罗计划打基础。我们人人都很努力，天天训练到深夜，时刻工作不敢休息，请病假更是别想。日程表已经够紧了。

但是坏天气要了我的好朋友查理的性命。当时艾略特驾驶一架T-38，他则坐在后座。尽管条件恶劣，西依然试图目测降落。飞机的翼尖擦到了建筑的屋顶，飞机坠地爆炸，查理和艾略特当场死亡。这是一场悲剧。我们这些人都出身于高危环境，我之前也失去过几位朋友。一年之前我在爱德华认识的一位朋友，泰德.弗里曼，加入了太空项目。一只野鹅撞到了他驾驶的T-38的机窗，他在弹射时不幸身亡。不过相比之下查理和艾略特的身亡更令人悲哀而沮丧。

这对项目也带来了不利影响。双子星十分脆弱，发射器之前就爆炸过，阿格纳火箭也是问题不断。当时正是关键时刻，人们都开始担心起来，害怕我们要接连走霉运。妻子们的日子尤其不好过。萝坦和我都认识珍妮.巴塞特和她的孩子。她们的日子尤其难过。

葬礼打断了一切工作。葬礼按全套军队规格在埃灵顿国家公墓举行，追悼会则在休斯顿。我们全体都参加了，现场气氛悲痛而压抑。为了怀念他们，NASA的T-38飞出了“失踪者”这一阵型。编队由四架飞机组成，领头的一架要向上拉升，脱离编队，以此象征逝者。

但是我们都没有在悲痛中沉浸太久，因为项目进度不能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