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一口气仔细看完

感触颇多啊

4

在太空船外面漂浮意味着我有时要直面阳光。尽管面罩上的黄金过滤层可以过滤掉几乎所有紫外线，感觉依然想事在盛夏时分不戴遮阳眼镜跑到格鲁吉亚一样。有一阵我掀掉了过滤层，只为感受一下直接透过玻璃看地球是什么感觉。

我眼前能直接看到的地球表面积大约有2000平方英里。就像上地理课一样，我什么都能辨认出来。返回地面之后，把这一切全都画了下来。不过我还是把护罩又拉了下来，因为实在是太亮了。

这里热的吓人。我为了打开安装在我胸口的瑞士摄像机很是费了些事。开关位于裤腿的上半截，只向外突出一厘米。所以我只能不停的在大腿上摸索。事后看录像我显得十分奇怪。不过至少气密室舱门上的摄像机工作正常。

用胶片记录下任务的过程十分重要。关于我们继加加林首次进入太空之后再度首次完成太空行走的事实必须做到无可争议。

我知道，美国宇航员埃德.怀特即将在几个月之后进行他的太空行走。我知道全体美国宇航员的名字和情况。我在这方面专门下过功夫。他们是一群很有趣的人，和我们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但又有许多共同之处。

（我当时自然不知道，不管有没有录像资料，美国人都会对我们的成就提出质疑。不过我对此并不奇怪。当时两国争夺太空主导权的竞争十分激烈。我对于谁先谁后之类的宣传没多大兴趣，是你干的就是你干的。你的成就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不过我知道政客们不这么想，不管是在克里姆林宫还是白宫，太空都被人视为战场，双方较量得不止是技术，还有意识形态。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来想这种事。我所关心的只是向人们证明人类的能力究竟多么强大。）

太空深邃而静谧——在地球上恐怕只有深海潜水的感觉才勉勉强强能与之相比。我很想用尽可能活动身体和四肢的方式来打破这种静谧。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舒展双翼的海鸥，翱翔在地球的上空。飘离太空船使我不由自主的翻滚起来，直到被通信和呼吸索拽住为止。我并没有恐慌。我很清楚恐慌会对思考和行动带来怎样的影响。但是从帕沙的声音很容易听出他由于在监视器上看不见我而担心起来。

“你在哪儿，能听见吗？你在干什么？”他问道。然后他意识到我情况良好，这才放下心来。不过还是稍微警告了我一下。“小心点。”

我把自己拽回太空船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它在无边的太空里看起来是那么脆弱。船体的球型外壳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一层金光，无愧于“黎明”的称号。多年之后我不止一次想在画布上重现当时太空船周遭的那一轮金晕，但是总是表达不出那浓厚的色调。在那短短的一刻，我所看到的一切都令我永生难忘。

我把自己拽回气密室的时候帕沙又说话了。“该回来了。”我这才意识到我在太空里已经自由漂浮了十分钟。

有那么一秒钟，他的话让我的思绪回到了童年，当时母亲就是这么把在外面玩的我叫回家吃饭的。“罗沙，是进来的时候了。”

我不情愿的意识到我必须尽快重新进入太空船。我们很快就要进入阴影区了。就在这时我意识到了太空服的膨胀变型。这意味着我没办法头先脚后的进入气密室。

我必须尽快找出其他方法，当时我能想到的就是头先脚后地把自己一点一点拉进去。就算采取这个方法，我也必须放掉一部分太空服里的高压氧气。这意味着要冒缺氧的风险，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反正如果进不了太空船我也活不过40分钟。

一开始我想到要想控制中心汇报。但是我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没必要在地面上制造紧张情绪。再怎么说能够控制住眼下局势的也只有我一个人。

但是我能感到自己的体温已经上升到了危险的高度，由于之前的种种动作耗费了大量体力，一阵热感从双脚到手臂扩散开来。耗时已经远远超过了预计。我必须将身体蜷起来才能碰到气密室的闸门并把它关上，然后帕沙才能往里面充气加压。

刚刚确定闸门已经闭合而且气压达到平衡，帕沙就打开了内舱门，我手脚并用的爬了进来，全身是汗，心跳不止。

谢天谢地，我在返回太空船时遇到的问题没有上电视。我的家人不用遭受焦虑和担忧的折磨，他们不知道我差一点永远留在太空，也不知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和帕沙要经历怎样的危险。返回太空船时遇到的麻烦只是一系列危机的开始。我们的任务刚显出不妙的征兆，电视和广播转播就不容分说的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广播电台里一遍又一遍的播放莫扎特的安魂曲。

当时苏联的习惯是，只有在某位重要政治人物刚刚去世，官方还没有做出正式声明的时候才放这个音乐。

等会操作的时候按错了按钮就好看了。

同时又非常的惊险刺激。

5

我们对于新闻转播的中断一无所知。我们当时实在顾不上这么多。当时我惊魂未定，正在大口喘粗气。要不是之前密集的体能训练我根本无法完成刚才的一系列动作。

帕沙也意识到了我刚才差点就回不来，我们的任务差点以灾难收场。但是他依然很镇静。我一掀开头盔就忙着把眼睛周围的汗水擦掉，但刚擦过一遍就又湿透了。帕沙让我休息一下，然后赶紧写航行日志。我们还要再绕地球转一圈，然后就要开始执行下一项任务，也就是弹射气密室。这意味着我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休息并写报告。

但是肾上腺素使我合不上眼。所以我拿起画板和彩笔，开始勾勒我刚才在太空漂浮时看到的一切。我试图捕捉住大气层中层次各异的阴影，地平线上的日出和辉光，覆盖地壳的蓝色带子和地球表面应有尽有的各种色彩。

我画了四幅素描，然后就开始准备弹射气密室。具体做法是引爆气密室和船体之间的小型爆炸装置。爆炸一发生船体就转动起来，我们还在日光区，透过窗口的光线忽明忽灭，令人头晕。

我们的燃料刚好完成一次定位，这是我们进入大气层之前的最后一次调整。但是任务还有22个小时。我不敢想像我们要以每秒17度的旋转速度——这比预期的情况要糟糕十倍——来挺过这段时间。我向地面中心报告，但是没有回音。

在黑夜的区域还好点，这里宁静的很。但是一回到白昼区阳光就开始碍我们的事。我们对此似乎无能为力。刚刚从太空行走中缓过来，我觉得每秒17度的旋转也不算太难受。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我在理性仪表检查的时候发现舱室里的氧气压力正在稳步升高。正常情况下应该是160毫米，但是仪表显示压力先是上升到了200毫米，然后是300，400……430……460。这意味着只要众多发动机或者电路打出一个小火花，我和帕沙就会落得和四年前的瓦伦丁.邦达伦科一样的下场。

我们立刻想控制中心进行了紧急通报。他们建议我们降低温度和湿度，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氧气气压。氧气气压的上升终于控制住了，但是仍然高得吓人。

我们试图找到问题的所在。飞船内部的某处一定发生了泄露。导致氧气产生量过多。兴许是之前黎明2号在我进行太空行走时停止了旋转，因此从太阳直射中接受了过量的热量，导致舱门或者部分船体发生了变形。问题很严重，但我们却束手无策。

这回麻烦大了。

我想起了发射当天早上，我们进入通向太空舱的升降梯之前科罗廖夫对我说的话。“我没什么嘱咐你的，罗沙。只是要记住不要自作聪明。出舱，回来，就这么简单。记住所有俄国人的老话，俄国人就是靠这些话闯过一道道难关的。”科罗廖夫的信任给了我信心，可谁能预见到这么困难的情况呢？

我察看航行图的时候发现我们已经来到了莫斯科的上空。随着太空舱旋转向地球我又一次望向窗外。莫斯科笼罩着一层蓝色的薄雾，看起来像一只巨大的龙虾，大大小小的河流切开了它的身体。

我想到了苏维特拉娜和维卡。她们不会知道我此时离她们这么近，心里对她们的思念这么深。

又累又冷又饿，我们慢慢的陷入了时睡时醒的状态。

几个小时之后，我被一个阀门的滋滋声吵醒了。我赶紧察看氧气显示器，发现氧气气压正在缓慢下降，现在它已经降到了460毫米以下，不再构成危险了。

我推了推帕沙，“看，氧气气压降下来了。”

距离重新进入大气层还有几个小时，太空舱的旋转还在继续，但情况似乎已经足够稳定，可以继续执行任务了。自动着陆系统一启动，旋转就停止了。我们也享受了难得的片刻平静。我甚至还拍了一段记录我们活动的短片。

但是很快太空船又开始出毛病了。制动火箭的预定启动时间之前五分钟，我发现自动导航系统出了故障。旋转又开始了。我们只好把自动着陆系统关上。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以手动的方式重返大气层，并自行选择着陆地点以及启动制动火箭的时刻与火箭工作的持续时间。一关上自动程序，旋转就又慢了下来，那种宁静的感觉相当好。尽管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遇到了一堆困难，我依然觉得就算像这样再航行个一百年我也乐意。

尽管沿线情况紧急，我们依然开始有条不紊地评估我们的舱内系统。在不修正目前轨道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在崛地面500公里的高度绕地球航行一年。不过我们的维生系统还能支持最多三天，我们的燃料顶多还能进行两次定向。我们知道，下一圈航行时就要确定着陆地点，就算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距离原定地点也会向西偏离1500公里。

我们来到克里米亚上空的时候，地面指挥台联系了我们。

“怎么样，金毛？你们落到哪儿了？”是尤里的声音。能听到他的声音很令人高兴。就算在眼前这种局势之下，他的声音仍然是温暖而令人放松的。不过听他话里的意思控制中心认为我们已经着陆了。

帕沙打开了他的通话器。“自动导航系统失灵了，我们必须将其关闭。我们的燃料还可以完成一次轨道修正，另外显示器显示返回大气层的主引擎燃料也剩的很少。”帕沙的声音很稳定。“我们只能尝试重返大气层一次，请求进入紧急模式。”

尤里马上做出了回应。“好，允许你们采取紧急措施。”听起来他对我们目前还在太空里这一点毫不吃惊。

作为导航员，我的职责是决定着陆地点。我们的轨道经过莫斯科，理论上我们可以在红场降落。但是我们必须选择一个人烟稀少的地点。我在彼尔姆市的附近找了个地方，位于乌拉尔山西面，伏尔加地区和西西伯利亚的中间。就算我计算错误，越过了彼尓姆，我们依然可以降落在苏联境内。我们不敢冒险，恐怕万一降落在中国，因为当时两国之间的关系很差。我向控制中心通报了我的决定。但是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已经没有时间操心他们究竟收没收到我的信息了。帕沙开始调整太空船，准备重返大气层。这并不轻松，但帕沙干得十分出色。为了使用光学导航仪器，他不得不横着趴在两张椅子上，而我则扶住他，让他能稳定地面对定向舷窗。然后我们赶快坐回椅子上，保证飞船的重心恢复原位，接下来好点燃制动火箭。

帕沙一启动火箭，我们就听见一声巨响，全身为之一抖，因为太空船减速了。然后我们两个同时倒数起来，数得是制动火箭的运行时间，时间一到我们就得把它关上。火箭的轰鸣声一停，一切又安静下来。根据计划，制动火箭启动后十秒钟着陆舱应该和轨道舱分离。但是这里也出了大问题。

这感觉就像有什么东西从后面拽着我们一样。同时，进入大气层之后，我们能感到重力从另一个方向拉住了我们。两股力量的较量——仪器读数是10G——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的眼睛里有好几条细小血管都爆裂了。我看向窗外才意识到情况有多可怕。连接着着陆舱和轨道舱的电缆并没有断开，这使得我们在越来越稠密的大气里飞速下坠时绕着共同重心打起转来。

在据地面100公里左右时，电缆终于烧断了。着陆舱挣脱了出来。然后我们觉得猛地一顿，这是降落伞张开造成的。然后一切又平静了下来，太平静了。着陆舱悬挂在降落伞下面轻柔的摇摆着，连风吹伞绳的呜呜声都能听见。

突然一切都暗了下来。我们进入了云层。周围越来越暗，我担心我们可能掉进了峡谷之类的地方。这时用来减缓下降速度的着陆火箭发动了，一声巨响，着陆舱终于陷入了停止状态。

我们落在了两米厚的积雪里。

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本应将电子导航系统设定为预定着陆地点，然后将其关闭，这样我们就能确切知道目前的经纬度。但是直到现在我一直都开着仪器，根据仪器显示，我们距离彼尓姆市大约2000公里，西伯利亚的最深处。

着陆舱晃晃荡荡地停下来之后，帕沙转过头来问我：“你觉着他们什么时候能来接我们？”

我努力想开个玩笑调节一下气氛。“大概三个月吧，狗拉雪橇跑不了更快了。”

首先，我们得想办法出去。我们想用双脚感受一下坚实的大地。这没我想得那么简单。我们拨动了开启舱门的开关，点燃了舱门铆钉里的炸药，舱室里立刻充满了炸药的气味。舱门松动了，但并没有打开。在外面有什么东西把它挡住了。从舱门上的舷窗看出去，一根粗大的桦树枝条正好顶住了舱门。

我们没别的办法，只好来回用力摇晃舱门，好把树枝摇下来。帕沙用尽全身力量把舱门从铆钉的残茬上推了下来。舱门掉在雪地里看不见了。

我们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清爽而冰冷的感觉立刻充斥了我们的肺脏。在经历了这么多险境之后，再一次呼吸地球空气的感觉真是无法形容。尽管我们还穿着笨重的太空服，仍然忍不住拥抱在了一起，拍打着彼此的后背。

帕沙设法接近了舱门，但我发现自己动不了。原来我的腿被监视器操纵台卡住了。最后我还是把腿抽了出来，不过靴子留在了里面。帕沙在前我在后，我们刚从舱门里挤出来积雪就埋到了我们的下巴。抬头看去，我们周围是杉树和桦树组成的茂密的森林，降落伞则挂在至少三四十米高的树枝上。

着陆舱的热量很快融化了冰雪。舱室缓慢地在我们眼前沉了下去。我知道，我们必须尽快去定自己的为止并进行求救，让人们知道我们还活着。我爬回着陆舱，拿出了六分仪和紧急发报器。本来我想借助塌秧的高度来确定我们的位置，但是太阳很快就被云层遮住了。天空越来越暗，开始下雪了。我们只得爬回飞船避寒。

幸运的是，帕沙和我都很适应严酷的气候。帕沙出生在莫斯科东北的沃洛格达，从小在森林里打猎。他最初的志向就是当猎人。没经历过我们当年的严酷环境的人很难想象在战时条件下生存有多么困难。不过这也使得我们格外坚强。帕沙和我都觉得我们做好了面对任何困难的准备，尽管我们还不知道自己要在这个偏远角落支持多久。

和控制中心取得联系至关重要。我开始用发报器一遍又一遍发送莫尔斯码。那边能不能接收到我也没底。我们很清楚，这片森林是熊和狼的栖息地。眼下是春天，正是交配的季节。这两种动物在这个时期最凶猛。我们只有一把手枪，好在弹药还算充足。

天空逐渐黑了下去，随着温度的下降，树木开始噼啪作响——我从童年起就十分熟悉这声音——风也开始呼啸起来

尽管控制中心在我们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就与我们失去了联系，不知道我们幸存与否，我们的家人依然得到消息说我们已经平安返回，正在一座秘密的乡间公寓里休养，过一段时间才能回莫斯科。上面鼓励我们的妻子给我们写信，并且告诉她们这些信件会被转交到我们手里。

我们不清楚发出的信号有没有人收到。后来才知道莫斯科方面的确没收到，因为乌拉尔山北部的大片森林阻挡了信号的传播。但是远东的堪察加半岛，甚至西德的波恩都收到了我们的信号。

更重要的是，一架恰好路过的客运飞机也接收到了我们的信号。于是一支搜索队被派了出去。我们所在地区的所有军用及民用飞机也都接到指示要协助搜索。

当天下午，在着陆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听见了直升机的声音。我们赶紧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空地上挥手示意。但是我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架民用飞机，驾驶员和机组乘员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救我们。

不过他们不这么想。急着要帮忙，他们放下了一条软梯，示意我们爬上来。这根本不可能，我们没有杂技演员的技术。梯子太细，而太空服又太重太硬，我们根本爬不上去。

我们的所在地从一个飞行员传达到下一个，越来越多的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我当时真有些担心万一它们在空中相撞。不过他们都是好意。有一架飞机扔下来一瓶干邑葡萄酒，结果在雪地上摔碎了。另一架飞机则扔了一把钝斧头下来。真正有用的东西还得算两双狼皮靴子，几条厚裤子和外套。这些衣服在往下扔的时候挂在了树枝上，不过我们最后还是拿到了靴子。

但是天色暗得很快。我们意识到今天晚上我们不可能得救了，只能自己靠自己。温度随着夜幕的降临而迅速下降，我在返回太空船时流下的汗水在我的太空服里积到了膝盖。我开始感到冷了。要是不想得冻疮的话，就得尽快摆脱太空服里的湿气。

首先，我们要全身脱光，拧出内衣里的水分，然后把太空服里的积水倒出来，把太空服外部的硬壳和衬里分开——硬质部分是由九层锡箔和一种名叫德德纶的材料制成的——然后把衬里套在内衣的外面，重新套上手套和靴子。这样一来活动就自如多了。

我们费了半天劲，想把降落伞摘下来御寒。这十分累人，我们不得不在雪地上休息了好几次。但是天色还在变暗，温度还在下降，雪也越下越大。我们手里没有任何可以填补舱门空洞的材料，随着温度降到-30℃，我们能感到自己的体温也在明显下降。

第二天早上，我们被头顶飞机的轰鸣吵醒了。我们从太空船里爬出来，看见头顶上有一架伊尔-14，它飞得很低，飞行员把引擎转得震天响。我们事后意识到他一定是在靠近我们的时候看见了狼群，正在试图驱散它们。透过引擎的声音我可以听到远处的狼叫声。我掏出信号枪开了一枪，向他们指示我们的位置。

渐渐地，一小群踩着滑雪板的人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这支救援队由当地向导牵头，随队的有两名医生，一位航天员，还有一位摄影师。他一看见我们就开始拍摄。

还要再过24小时另一队救援队才能赶来并砍倒足够的树，为直升机清理出一片足够近的着陆场地。我们还得在露天再呆一晚上。不过第二天晚上比第一天要舒服多了。先前救援队砍了很多树，搭了个临时木屋，还升了一大堆篝火。一架从彼尓姆飞来的直升机给我们扔下了一个大水箱，我们好好地洗了一回。当天的晚餐是奶酪，面包和香肠，在连续三天没吃多少东西的情况下，这顿饭就是丰盛的宴席。

第二天早上我们滑雪九公里来到那片空地，直升飞机已经在那里等着接我们回彼尓姆了。我们从彼尓姆又飞到拜科努尔。下了飞机一看，跑道上早已围了一群人，领头的是科罗廖夫和尤里。可是他们两个都是一脸严肃，看不到微笑。我们有些糊涂了，他们这是生的什么气？

原来他们也让我们弄糊涂了。拜科努尔的气温是18℃，可我们两个还全身裹着大衣，头戴面貌，脚踩狼皮靴子。救援队忘了带额外的衣服，以至于我们现在站在一群白衬衣红领巾的少先队中间就好像来访外宾一样。

我们走进人群，他们两个的脸上突然绽放出了微笑。他们大步向我们走来，给我们俩的后背各赏了好几下。我们彼此拥抱，高声说笑。然后我们乘坐一辆敞篷吉普来到拜科努尔火车站附近的列宁斯克镇，身后跟着好几公里长的车队。沿途的群众向我们抛洒着鲜花，少先队员们列队两旁，向我们敬礼。

一个政府委员会正在等着我们，关于我们这次26个小时的航行，他们有很多问题要问。我们要就任务的执行情况进行汇报。我的汇报很简短：

“在配备合适太空服的前提下，人类可以在太空生存并工作。多谢各位。”

在后续的新闻报道中并没有提到我们的任务中发生的危险情况。就公众所知，我们的任务十分圆满。就当局看来，我们遇到的危机应当交给技术部门分析讨论，而不是公之于众。

依照当时的标准，我们两个都获得了极为优厚的回报。我很快晋升成了中校，我和帕沙都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此外我们每人还获得了一万五千卢布的奖金，一辆沃尔沃和四十五天的假期。假期之后，上面为我们安排了一系列出国访问，参加各种科学及学术研讨会，会见多位外国领导人。我们走遍了整个东欧，还去了法国，奥地利，希腊和古巴。

我们的家人陪我们去了保加利亚，我们开车驶过索菲亚的街头时，人群向天空抛洒鲜花。这些不是有组织的欢迎队伍，就是满心热情的过路人。

维卡得到了一只小山羊作礼物，山羊脖子上还系着个大大的蝴蝶结。但是我们不知道要拿它怎么办，于是苏维特拉娜把它拴在了饭店楼下花园的玫瑰从里。结果第二天早上它就不见了。报纸上的说法是它自己跑掉了。

当天晚上我们和保加利亚总统共进晚餐，他问维卡为什么不把小羊看好。

她直截了当的回答道，“小羊没跑，是您的人把它抱走了，因为它啃玫瑰。”大家都笑了。

对苏维特拉娜来说，集中在我们身上的注意并不好应付。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只要我们出席晚会，总有一大帮女人来找我和帕沙跳舞。

“别把您丈夫一个人霸占了啊，我们都想陪陪他呢！”

苏维特拉娜当时正年轻，有时也会吃醋。很过了一段时间她才逐渐适应。

公众注意的另一种形式是如山的记者。尤里上天回来之后，全国各地的信件潮水一般向他涌来，上面不得不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来处理这些信件。我回到家的第一天就收到了五十多封信。一开始我还打算一一回信，但是很快我就吃不消了，只好交给有关部门处理。

有些信件的内容很让人沮丧，失业的人，住房短缺的人，看不起病的人，都来向我求助。不过也有些信件能让人会心一笑。

“嗨，罗沙和帕沙。”有一封信这么说，“你们的工作风险很大，我的工作风险也很大。如果你们在太空里出了错，就要送命。如果我在工作时出了错，就要坐牢。写完这封信之后我就要金盆洗手了。仅致以最良好的祝愿。”落款是“小鸡”——这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惯窃。

几年之后，我把这封信交给了内务部长，求他查一查“小鸡”后来怎么样了。结果是：自从这封信寄出去之后，就没有“小鸡”犯事的消息。这封信后来成为了内务部博物馆的一件展品。

我们在1965年夏天访问了古巴，当时正是古巴革命周年纪念日。我们和其他大约一百万人一起在烈日下站了九个小时，听卡斯特罗做胜利演说。人群情绪激动，不过当天实在太闷热了，很多人都因为中暑进了医院。我们在古巴时，卡斯特罗经常请我们到他家吃饭。饭桌上他滔滔不绝的谈论古巴的农业成就，比如养猪业和奶牛业，当时古巴有头奶牛一天能产八十升奶，人们还为它修了座纪念碑。

他也谈问题。他对于苏联把导弹从古巴撤走很不满。当时古巴和中国走得更近，两边有许多宣传口号都是一样的。当时中国讲得是世界革命，这很对卡斯特罗的脾气。苏联内部没几个人这么说。我们自己的革命就够忙活了。卡斯特罗有时也会谈到他对苏联的不满以致不屑。我们都假装没听见。他很快就会意识到苏联援助有多重要。

卡斯特罗这人雪茄不离嘴，就算他说话的时候也是一样。雪茄的味道很难闻，像我这种不抽烟的人尤其受不了。结果时我自己为了挡住烟味儿也抽起了雪茄。后来花了我三年时间才把这个习惯戒掉。

除了出国访问之外，我们也接待过美国代表团。当时是1965年4月，我们的任务刚结束不久。我们在一家报社里和代表团见了面，我一开始还以为他们是记者。不过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人都是NASA的专家。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帕沙和我跟他们见了几次面，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把我们的会谈进行了录音，还拍摄了下来。会谈的具体情况则由苏联方面进行报道。

我对返回太空舱时遇到的困难没怎么多说，我不想把自己打扮成什么英雄。电视转播和我们返回两周后的新闻电影也没播这一段。这部新闻电影后来在戛纳电影节上进行了放映，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里向我致辞的镜头。此外还有我们滑雪离开森林的镜头，不过并没说明具体的拍摄地点。

我并不认为NASA把这些见闻都束之高阁了。我相信这些信息改变了美国在太空竞赛中的前进方向。

建议老大稍微慢点发，等我攒点经验值送花。。。

这么两边对照着写很好，这段历史是阵营双方竞争的代表。

结果是很有意味的，美国利用这些科研成果继续发展、国家强大，苏联及华约集团却被它拖垮、分裂。

大卫.斯科特少校

载人航天中心，休斯顿，德州

迪克.戈登（Dick Gordon）是第一个冲进门来向我报信的人。

“嘿，大卫，俄国人出舱了你知不知道？报纸上管这个叫‘太空行走’。有个叫列昂诺夫的在太空船外边呆了十分钟。”

一开始我还不信。“你开玩笑的吧？”我说。

不过迪克根本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我们两个共用一间办公室有一段时间了，我知道他不是这种乱开玩笑的人。他是海军的试飞员，和我一样都是第三批，我们在拿骚湾是邻居。此时他双眉紧拧，正想得出神。

我满脑子都是问题，“他们怎么能领先这么多？我们上次计划出舱是什么时候？不到发射双子4号的时候我们都不打算出舱是不是？就算是站在太空舱里只把头露出去也已经很冒险了。俄国人的进度怎么这么快？”

“那帮人的手脚是不慢，”迪克说，“总是压着我们一头。”

我不停火地接着问“俄国人用得是什么太空服？他们的太空船是怎么个配置？什么样的太空船有这种性能？他和太空船是怎么连接的？他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我们这边有相关报告了吗？”

“我真不知道。任务计划分析组那边（MPAD, Mission Planning and Analysis Division）正在忙这个事呢。”迪克被我弄得有些难以招架，“不知道大头儿们现在怎么样。他们这回可吃瘪了，以前他们一直跟我们说俄国人没有领先多少。”

“没有领先多少？！”我一边说着一遍拔腿出门，“这次出舱要是真的，他们就领先大了去了。还有，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俄国人真出去了？”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在太空中漂浮的质地粗糙的照片刚在报纸上发布就在西方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很多人都无法接受俄国人再次领先的事实。他们不相信俄国人的太空计划进度这么快。但是我们对苏制飞船的操作的确一无所知。很快人们就接受了列昂诺夫成为太空行走第一人的事实。对NASA在同年夏天将要进行的类似项目来说，这无异于一针兴奋剂。

此时NASA的重点是双子星项目，这是由十次双人太空任务组成的系列，每一次任务的目的都是为了下一个项目做铺垫，也就是阿波罗计划。阿波罗计划的目标是将肯尼迪的在十年内登上月球的梦想变为现实。但是双子星计划必须先为它探路。谁都不知道这里的水到底有多深。

这是试飞员的天堂。

双子星计划有四大主要目标。第一是证明两艘绕轨道飞行的太空船可以在太空中会合、编队飞行并对接为一体。对飞行员来说没有比这更刺激的事了。其次是EVA——舱外活动（extra-vehicular activity）——俄国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的可行性。第三，我们要进行一次长度相当于登月的太空任务。俄国人在这方面也比我们领先。他们曾经在五天里绕行地球七八十圈，我们这边的记录是两年前的水星项目，戈登.库帕在34小时里绕行了22圈。最后，项目要对从犯大气层进行指导，从而完成精确着陆。

此前我们已经成功进行了两次无人的双子星任务。按原定计划，第一次载人任务，即双子星3号，应当于1965年3月3日升空，刚好是列昂诺夫出舱的五天之后。在列昂诺夫名垂青史之前，NASA关于六月份的第二次载人任务的计划都趋向保守。原计划是，一名宇航员会打开舱门，站直身体，把头部和肩部探出舱外——这是完全出舱行走的第一步。但是1965年3月之后一切都变了。原定计划变得更加大胆，我们必须领先俄国人一步，至少也要并驾齐驱。

双子星四号的成员名单早已经公布了。吉姆.麦克狄维特（Jim McDivitt）和埃德.怀特。两个人都是空军试飞员。我认识埃德好些年了，他早我两年进的西点，后来去了爱德华。他热爱运动，是个天生的领袖，我一直对他另眼相看。在迪克冲进我办公室的那个早晨后不久，埃德就投入了秘密训练当中。一到晚上，NASA的工作人员差不多都走了以后，埃德的训练就开始了。保密工作十分严密，我们想让俄国人吓一跳。

NASA的大部分活动和任务计划都能公开讨论，苏联那边的太空项目则极少公开信息。竞争十分激烈。自1963年肯尼迪遇刺之前起，至1964年秋勃列日涅夫上台为止，美苏双方的官员成精多次会晤，讨论太空合作的问题。这些会谈主要是有肯尼迪对阿波罗计划不断增加的成本与风险的担心而推动的。

尽管在其总统任期之初就声明要将登月作为全国性的目标，并在第二年的公开演讲中明确了这一点，记录显示国会不断增加的压力使肯尼迪开始通过私下与俄国人在特定领域合作的方式来控制太空项目的成本，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重复建设，比如在通讯及气象预报方面。后来林登.约翰逊——肯尼迪执政时期他是国家航空航天理事会的负责人，阿波罗计划的总策划者——继任总统，加上勃列日涅夫改走强硬路线，双方合作的尝试也就搁浅了。

NASA内部的很多人对于肯尼迪联合美苏共同踏上登月之路的努力都很有看法。他们相信俄国人不会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拿出来分享。比方说，黎明2号舱外行走任务之后美国代表团奔赴莫斯科与列昂诺夫和巴亚耶夫的会面就基本上没取得什么成果。至少所有的信息都没有传达到宇航员团队。列昂诺夫返回太空舱时遇到的太空服变型问题以及他释放氧气的解决方案，不仅会使即将执行第一次舱外活动的埃德大感兴趣，我也很想多了解一下——不过当时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当时我受命担任双子星4号任务的后备舱室联络员，舱室联络员是唯一一个可以和乘员直接对话的人。宇航员通过一个自己认识的人与地面进行单点联系可以保证信息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没有飞行指挥的批准联络员是不能和宇航员说话的。一般来说，联络员都由宇航员来担任。因为飞行员之间有一套很简练的行话，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最大限度缩短通讯时间。飞行员管敌机叫“妖怪”，指示方位则利用钟表刻度。“飞船右方有陨石或不明物体”就可以简化为“三点钟有妖怪”。联络员是个很抢手的差事，人们普遍认为当上联络员就离入选进入太空更近了一步。我们知道，有人正在评估我们的表现，尽管是非正式评估。

作为双子星4号的联络员，我来到了澳大利亚西部的卡那封（Carnarvon），这里坐落着一系列遍及全球的追踪站中的一座。这里有二十多名常驻的澳大利亚籍工作人员。直到双子星4号发射前不久，我们坐上了前往澳大利亚的飞机，我们才获准打开装有任务最终细节的信封。

“好家伙，都来看看，”NASA五人代表团团长埃德.芬德尔（Ed Fendell）一边说着一边把标有“机密”字样的飞行计划书递给我。我翻了翻就理解了他为什么如此惊奇。埃德.怀特要进行一次完整的出舱行走，还要借助一柄能喷射高压氧气的喷气枪来控制方向。埃德之前一直接受的秘密训练就是关于这个。

“当个美国人我太自豪了，”芬德尔叫道，“这回非要俄国佬好看不可。”

双子星4号发射前几个小时，我们花了点时间来安排了几项很动人的传统，这些传统从约翰.格林执行美国的第一次载人航天任务时起就传下来了。作为向宇航员致敬的表示，珀斯市的市民们在载人飞船飞过头顶的夜空时会尽可能地把所有的电灯都打开。澳大利亚人热爱太空项目，要我说，开拓精神是他们天性的一部分。他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在追踪太空船的过程中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后来我发现，把城市范围内的国家电网全部点亮之后，从太空看去，这座城市就像一颗黑暗中的宝石。

埃德的出舱行走从夏威夷开始，到佛罗里达东海岸为止。他玩得十分尽兴，再加上通讯不良，使他没有接到休斯顿催促他结束舱外行走的指令，结果他在太空呆的时间是原计划的两倍。返回时，他发现自己的太空服变得笨重了许多，操作难度大为增加。这给他进入太空船后关闭舱门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比如发射后大力神运载火箭的位置保持就遇到了困难，计算机故障导致了飞船不得不以弹道轨道返回大气层。但除此之外，这次耗时四天，绕行66圈的任务可以算得上完美。

我作为联络员的任务也完成的很好。我们这边没出差错。我们之前进行的各种模拟已经推演过了一切可能性，成效有目共睹。我们甚至还找来了一名十分和气的澳大利亚大夫来协助我们模拟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疾病情况。不过在飞行中并没出这种事。

任务结束之后我在澳大利亚放松了几天。卡那封就是个小渔村，总共只有一家饭店。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追踪站里和澳大利亚当地的无线电爱好者们混在一起。临行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我们受邀去了一座养羊场，剪了剪羊毛，还吃了一顿袋鼠肉。

阿列克谢.列昂诺夫中校

索菲亚，保加利亚

埃德.怀特的太空行走令我吃了一惊。我是在赴保加利亚访问期间知道这件事的。美国人的野心比我们的情报人员的事先预计要大得多。我们之前以为怀特的任务就是开开舱门，往外探探上半身，拍几张照片，再缩回来。我坚持认为，美国代表团在与我和帕沙见面时搜集到的点滴信息对怀特任务的升级起了关键作用。

怀特的任务风险也很大。双子星的构造和黎明完全不同。双子星上没有气密室，这意味着怀特在出舱以前要将舱内空气完全排清。只要出一点问题，任务在开始之前就会以灾难告终。但是就我看来，一切都很顺利。

我当时并没有多少与美国人竞争的感觉，因为我们领先得太多了，美国人根本赶不上。我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人能够重复。我是太空行走第一人。

但是许多西方媒体随后宣称怀特才是太空行走第一人，我的影像是在实验室里伪造的。这些报道很有市场，以至于有一段时间连吉尼斯记录都把怀特当成了太空行走第一人。

NASA从未出面澄清这些谣言。

俄国人有句老话：“狗叫唤拦不住马车队。”这话的意思是，不管别人说三道四，只要你做的对心里就有底。我知道第一人的头衔属于我。

我相信，美国人一直有意培养竞争，纵容误解与妄想。几个月以后我就亲身体验了一回。

八月时我和帕沙去雅典参加国际国际航天大会。美国代表团也在场，其中有德科.司雷坦（Deke Slayton），他是NASA航天人员管理总监，此外还有两名宇航员，彼得.康拉德和戈登.库珀。康拉德在1965年8月刚刚完成了双子星5号为期8天，绕行128圈的任务。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美国宇航员。尽管之前看了这么多《生活》杂志，我依然没什么概念。盖尔曼.蒂托夫四年前在执行完东方2号的任务后成为了第一名访问美国的苏联航天员，接待他的是约翰.格林。两个人处的挺愉快。但那是古巴危机、肯尼迪遇刺、赫鲁晓夫下台之前的事了。随着冷战的深入，双方都疑神疑鬼起来。

我对美国宇航员的第一印象并不好。我们的第一次正式会晤基调就不对。帕沙和我准时出现在了约定地点，美国人却没来。他们的理由是睡过头了。

第二天希腊报纸报道了美国人是如何无理的怠慢了我们。这件事被我们当笑话说了很久：在不可预见的未来，如果美苏进行太空合作，一定不会有什么成果，因为美国人太贪睡了。

两天后我们终于见到了康拉德和库珀。会谈的气氛很尴尬。他们坦言，自己根本没有睡过头，是政府不允许他们过来。

话说开了之后，我们很快就打成了一片。两边的医生和政府官员正彼此咬得不可开交，费尽心思从对方嘴里套情报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好整以暇地喝了四个小时的香槟。我不知道我们究竟是怎么交流的。因为他们不会俄语，我们也说不了几句英语。我们做了很多手势，而且两种语言中大量的航天词汇是同源的，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是同行。

我们四个都开过战斗机，尽管是在铁幕的两边。现在，我们都成为了一个人数极少的精英俱乐部成员，我们都体验过超越地球束缚之外的经历，我们之间的纽带是独一无二的。这次会面十分纯粹，没有什么政治力量能从中干涉。

会面之后，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邀请我们到他的游艇上玩了一天。我们游泳并共进晚餐。分手的时候，我们似乎已经成为了同一项任务的成员。

在雅典我第一次遇到了美国太空项目的总策划之一，韦纳.冯.布劳恩。一天晚上帕沙和我与他和他的妻子共进晚餐，我问了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

“如果美国的科技——按你的说法——真的领先我们这么多，为什么苏联能首先发射卫星，进行载人航天和出舱行走呢？”

冯.布劳恩的回答比我想象得还要坦率。

“纯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是有能力做到这一切的。但是，我们这边大概没有你们那个总工这样的决心。”

就我看来，他和科罗廖夫是惺惺相惜。我也听科罗廖夫用类似的口吻谈论过布劳恩。当年我们差一点就把他拉过来了。不过，不论布劳恩多么出色，也比不过科罗廖夫的天才。

科罗廖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设计师和管理者，他还有从极端艰苦条件下磨练出来的钢铁意志和坚定决心。我们很快就会了解他当年究竟有多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