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再从魏晋时期说起 -- wolfgan

简单的说，人自从启蒙以后，离开了上帝(宗教关怀)的怀抱，那么就必须要独立面对很多精神上问题，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出现精神危机(以前有上帝可以寄托阿)，尼采的办法是选择做一个意志的超人。

说上面的话，你可不要以为我是一个教徒，实际上我是无神论。

89年的问题其实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是象牙塔的革命，老百姓是旁观者。

从控制力的角度来说，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感情还在，这个感情甚至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大规模下岗，现在GCD的控制力是通过金钱来赎买的。基于利益的控制力那是基于感情和信仰的对手阿。

是如何转向的。走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网络创造交流的便利也创造传播谣言的便利。

不过我同意你这里的大部分看法，网络还是给人们的交流创造了极大的便利，而且也代表一定的声音。

不排除有人操纵舆论的可能性，但是也不应该排除大家逐步打成共识的可能性。

还不会导致过于激烈的社会震荡。虽然蛋糕的分配不公平，但毕竟蛋糕越做越大，穷人分的少是少，但至少还有的分。

更关键的一点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流动通道比较畅通，穷人依然有机会通过正当手段成为富人。

真正的危险是当国力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国家实力不足，无法再把蛋糕做大。

因为“人往高处走”，每个人对未来的期望都是逐渐增加的。

富人为了生活得更富有，必须占有更大块的蛋糕，而蛋糕的整个大小又是不变的，（或者整个蛋糕越做越小，富人想要保持原有生活水平），所以只能抢夺穷人的蛋糕份额。

保守主义横行，富人阶层会通过各种世俗手段阻塞阶级间的通道，迫使穷人固守穷困。而穷人想要致富，只能铤而走险，破坏社会秩序。

于是利益的争夺进一步加剧社会动荡，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

在生产力水平没有很大提高的情况下，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方法就是降低富人的期望。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乱之后必有大治”。

这时富人的期望已经太高，远远高出了整个社会能够承受的水平。而原有法律的倾向性，使得富人阶层的利益受到保护。

因此，只有在战乱环境中，这一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社会处于无秩序状态时，法律失效，富人阶层失去保护，而他们又最容易成为底层阶级的攻击目标，结果便是财富大量流失，生活质量急剧下降。

之前，他们也许为了维持纸醉金迷的生活费尽心机，而经历过动乱之后，他们可能仅仅要求一餐饱饭，一处容身之所便心满意足。

期望下降了。

各阶级重新洗牌，朝代更迭，新的社会秩序建立在一个较低的起点上。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这时的生活期望都是相对较低的，于是便有了一个很大的上升空间。

而等到下一次，当富人阶层的期望再次超过社会能够承受的水平时，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会再次运行。新的一轮动荡开始。唯一能够打破这个循环的方法只有生产力的变革。

也很糟糕，颇有点民不聊生。当然了，矛盾应该没有现在的大。但是拿自杀说事不是什么好的角度，相信我，哪怕将来中国矛盾少了，人民富了，但是自杀率只会慢慢上升。

胡锦涛几几年考的公务员，初试多少分，复试多少分啊？工资多少？啥福利待遇？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个制度已经把所有的社会资源、自然资源统统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内，不对这个制度低头，只有死路一条。

民主选举是路径而不是方法。最根本的要束缚住权力对公民人权和财产的侵害。让公民的正常生活不受权力的压迫。

人类社会的制度都是金字塔型的，越往上越难攀登。

穷人诅咒社会不公，可是一旦他们获得大量财富，社会地位发生巨变之后，他们又会成为这个制度的坚定支持者。

改造社会的动力只能是生产力突破，脱离这个，仅仅只是改良经济制度或者政治制度意义都不大。

曹操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达到篡夺刘汉政权的目的。一直对士族阶层进行残酷的打压。那些因言获罪，忤逆被贬的都算好的，因为祸仅及其身。最惨的就是被打入兵家、奴婢阶层的那些士族，简直生不如死。像赵至为了隐瞒兵家身份，逃到辽东去，才入了吏籍，不能跟母亲见面，最终恨恨而死。像邓艾、石苞、张华这些魏晋时期有名的大臣，都是奴婢出身，他们先世都是清白的士族，是在曹操征服天下过程中，被打入的奴婢阶层。

西晋不是亡于士族的荒诞，而是亡于皇权的专制。从王莽改制开始到西晋灭亡，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的问题就是这套官僚体系对黎民百姓的侵害。那些兼并土地，鱼肉百姓的士族豪强都是凭借帝国的官僚体系才达到他们的目的的。

会接受像印度社会“一亿公民，十亿奴隶”中的奴隶地位的。但是，在中国，有些人认为他们可以创造历史。那么，现在只有让继续前进的历史来证明他们能否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