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邪恶找打贴】老人干政与民主 -- 鳕鱼邪恶

按劳分配本身就带有两极分化的萌芽，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劳动者完全占有剩余价值”就是催生两极分化的。所以，国家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实现二次分配是必然要求。

竞争就涉及奖惩问题，那么用什么来衡量呢？老毛时代用精神原子弹为主来实现奖惩，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价值观主导的社会中才行得通。

虽然我知道这个在某些时候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从对于资本主义的反动来说，只能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促进资本主义更快的释放生产力。

所以要想维持这种精神奖惩，作为一种权益之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概需要这么两个条件：1.与外界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比较，通过资本主义的压力，教育人们社会主义在平等方面的优势；（井冈山的经验）2.在不影响国家积累的情况下，改善人们的生活。使人们的生活不至于太差。（毛手中的牌太烂就是一个教训）。

但是即使这样，资本主义还是随时可以萌芽，毕竟先进战胜落后是曲折的道路，革命的胜利也需要条件，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观念的生产力可能还没有出现。

在生产力尚且不足，社会财富远不够富裕的时候，精神原子弹第一选择。至少，它可以抑制两极分化。

不同阶段，占上风的不一样

老邓监督三件事，让胡、赵下台绝对没问题，

南巡可能有问题，算搞对了两件半吧，这个

成功率已经非常高了。

另外，基于同样的道理，我认为老毛监督掉

刘少奇更是绝对没问题。

长期博弈后，幸存的基因选择了合作，这就是【公】的起源吧，但【公】是手段，目的和归宿还是【私】。

从长期来看，要有效控制住一个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私】心，确实是逆天了。

前两条是老邓说的，

第三条是我帮他加的。

说：“为人民”？！

你们不觉得虚伪么？

如果说中顾委里面的那些人，有一部分还保有当年革命时的激情和正义感，他们也许会真的“为人民”监督一下，即使这样，这些70、80的人，又有几个老而不糊涂的，又有几个有精力听取多方面意见从而形成自己的见解的？到最后，这些老家伙的信息来源就剩下能进入他们病房的有限几个人，这几个人可以说都不是人民。

至于现在，如何让这个监督者无私？你能找到上无父母，下无子女，不求名，不好色，还没有至交好友的人么？这个人还要有能力、智力、精力来分析政府的工作有没有错误。如此“纯粹”的“人”，除了当过讣告上用来颂扬尸体以外，大概太监勉强能达标。您二位想建议组建个太监院监国么？

以后可称“邪恶酱油派”。。。子玉兄已经同意了~

老毛监督，那是不谋私利不惜粉身碎骨；老邓监督，可能就是人民和私利一半对一半；现在的前任政治局，可能就是私利为主，捎带着为人民了。但是即便如此，也比西方的台下监督台上要强得多。

首先，前任政治局的利益，很大程度上和“人民”是一致的。因为作为前任国家领导人，利益无非两条，一个历史名声，那当然是民富国强历史名声好，这和广大人民是一致的；另一个就是帮着自己老婆孩子多捞点，但是自己都退休不能直接捞了，那也就只能盯着台上的：“别捞得太过分啊！”

其次，就算比烂，大家都没理想，那当前的TG也是没理想中最有理想的，混到政治局这个层次，也是没有理想中最有理想里面比较有理想的（这里真拗口），不让他们监督，让什么人监督呢？你要是毛左，说要回到“文革”，我没话讲；你要说换一拨“体制外”，凭什么啊，连入党申请都没写，党员预备夹着尾巴做人还没做过呢。

反正我是邪恶酱油派，我自己也不想去监督，所以，也别指望能用“人民监督”忽悠我去反对现有的监督制度。上级监督下级，中央监督地方，前任监督现任就挺好，比世界其他国家的制度都好。

主要部分俺前面帖里提过了。这里补充一些看法。

毛公和邓公时期有一点显著不同的是，毛公等一批元老开创共和国时，这些元老们资历极深，但年纪并不很大。建国30年特别是开头20年，建立退休制度的要求并不迫切。元老们的结局通常有二：要么是得到政治信任、在一线岗位一任到死；要么相反，靠边站、远离一线岗位甚至批斗入狱并因此抑郁而终。这期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离职即表示着政治上的失势，应该说是很不正常的。邓公时期，大批老干部平反复出、重返一线岗位，但这毕竟距离建国已过去30年，当年的英姿青年现在也已是垂垂老者。而眼下大批年轻官员被压制在中低层岗位，国家机器里的青黄不接问题已非常严重。王洪文的“过10年再看”不啻是个警钟。这样，如何尽快建立正常的退休制度、各岗位做到后继有人是迫在眉睫。而另一方面，此前固有的“离职即失势”的观点也算深入人心，打消老干部们的顾虑和“再在岗位上奋斗多少年”的热情也必须考虑。因此，中央层面先后推出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的顾问制度，继而出现了国务院顾问、中央军委顾问等新鲜职务，最后，则是中央和省级地方建立顾问委员会，作为老干部腾出一线位置的补偿，其所起的作用和功能，还是荣誉性居多。

党和国家领导人层面上的“老同志”称谓的出现，是在1980年9月之后。当时召开了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这里进行了部分老干部职务的更换。本次会议意义重大，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卸去国务院总理职务，交由赵紫阳担任。同时，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等卸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周建人等卸去人大副委员长职务。虽然这有一定的陪绑作用，但这次新老交替对退休制度的形成也有重大影响。不像其他领导人，蔡畅、张鼎丞卸去人大副委员长职务后，不再担任任何实职，成为首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层面上的“老同志”。“离职即失势”的惯例，在这时候才开始被打破。

而这时的张鼎丞是82岁，退下来后一年即病逝；蔡畅也是80岁高龄，身体状况同样不好。1982年8月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后，刘伯承不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成为彻底的老同志，而此前许多年刘帅便神智不清不能视事早就不是什么秘密。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始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解决了大批老干部的岗位、待遇、荣誉和心理问题，腾出大批位置让给年轻人才是关键。退休制度仍在进行与完善中。1985年再一轮的吐故纳新后，年龄过大或其他原因而不再担任中顾委常委的老同志也已出现。1983年杨秀峰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不再担任其他任何领导职务（同年11月去世），也为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这样本来荣誉色彩就极强的岗位的退休制度开启了一个典范。到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后，胡厥文、许德珩、茅以升等党外老人（许德珩等也有中共党员身份，但通常归其属性为党外人士）也退出人大政协，从而改变了过去进入国家高层领导层的党外人士在任上鞠躬尽瘁的局面。总的来说，党和国家领导高层的退休制度，也是一个逐步摸索、慢慢完善的过程。（1982年7月30日，小平同志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干部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所以，我们需要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二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的话，就要10年。”摘自李力安《薄一波在中顾委的十年》）

扯到这里似乎跟“元老院的监督”关系不大，其实不然。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哪怕是八九十岁的老人，没有一个名衔似乎就不该做事。所谓老人干政我是这么看，这里的老人是指职务而非年龄，否则毛公时期就该全算是老人干政了。老人干政是个新鲜事物，与退休制度的建立是同步的。没有退休制，也就谈不上老人干政。而老一代领导人退休后，怎么把握发挥余热和干政的度，是个有趣又敏感的问题。希望“干”是干活的干，而非干预的干。但就像同学们所说，老人离开岗位后，其所累积的资历、经验、人脉等并不是一夜之间就随名义上的职务一样消失不见的。老人们提意见或建议、就什么事情发表看法，可以说是作为普通人或普通党员行使正当的权利，关键是有没有人去听、什么样的人去听、听了后怎么做。且不说老人们的门生故旧，往往是在一些关键位置上，对于已成为“一面旗帜”的个别特殊元老，各方各派挖空心思为我所用，也是可以以常理度之的。美国的卸任总统们，也是一样的干政，只是不同的体制下，看起来更显技巧一些。

话说回来我还是坚持，目前阶段不存在有形的元老院。元老之所以说话有人听，是由其本人地位、影响、起过的作用等方面造成的，老人干政必然借助于前台程序。十四大之前，由于中央总书记与中央军委主席一分为二，形成事实上一人牵头、一人压轴的局面，在特定时期发挥过特定作用。但也像我之前讲过的，中央总书记仍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平等一员（当然权重要大些），二代期间的总书记并非是党内天然第一人。十三大后略有变化，老人卸去一线政治局职务，但因为仍拥有关键性中央高层职务如中央军委主席，因而仍不属于老人干政的范畴。

楼下达雅兄言及“监督这种事情，现有的上级监督下级，中央监督地方，前任监督现任”，是这样的级别伦理关系。但前任监督现任这里，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或程序，前任是拐弯抹角的借助于现有制度来监督现任的。这个跟印象中的伊朗政权体系还不一样。人家的精神领袖是拥有最大权力的，在其他国家是一号人物的总统，在伊朗只是与民众和外界沟通的次要角色。现行中国体制下，元老院/中共前台的关系还不是这样，因为在我看来元老院仍是虚拟的、伊朗精神领袖是有明确体制规定和保证的；反倒是中共与政府的关系更有些相似性。

• 【文摘】补充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

能不能说是形成了一个“惯例”呢？

说句最混的话，养一个20人的养老院，比养一个百万人级别的贪官阶层，要成本小的多吧？

再说，这个小群体的直接关系网的人数有限，分分钟被人肉，肆无忌惮的机会成本大的多~

总之，比没有监督强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