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过去30年为什么中国没有被问题压垮，还取得了不断的进步？ -- 笨笨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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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制没搞好。

我小时候听到的对承包制的怨言比较多，甚至我们的政治老师，讲到承包制，除了照本宣科读课本，讲什么提高积极性之类的空话以外，联系实际讲具体事例的时候，往往是讲很多承包制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有些农民急功近利，有些地方撂荒，等等。

我身边的例子，经常来我家玩的有个我父亲厂里的农民工，是做木匠的，我们喊他“小木匠”，推行包产到户以后，他就回乡了，因为要回去种地，走之前，他是很有牢骚的。

我工作以后，同事中有个比我高几届的大学生，老家在苏北，每年农忙季节，他都要请假回老家帮他母亲忙农活。

那时候我还听到个传言，江苏省委书记许 就因为抵制推行承包制，被发配到香港。

看来，承包制在有的地方一包就灵，有的地方反而是负作用。

经常来我家玩的有个我父亲厂里的农民工，是做木匠的，我们喊他“小木匠”，推行包产到户以后，他就回乡了，因为要回去种地，走之前，他是很有牢骚的。

尽管发牢骚，这木匠为什么要回去种地呢，如果其做木匠的收益高于种地，那还要回去干什么？人的行为受利益驱动，他一定是选取对自己利益更高的方式来生活

我工作以后，同事中有个比我高几届的大学生，老家在苏北，每年农忙季节，他都要请假回老家帮他母亲忙农活。

这恰恰证明承包制调动了大家的劳动积极性，如果是大集体的劳作方式，大家都选择磨洋工来获取最大利益。现在包产到户了，大家都选择提高生产效率来获取最大利益。

除了无能的廉官和有为的贪官的分类，是不是还有有为的廉官和无为的贪官？再者，何谓有为的贪官？能为老百姓着想做实事？能捞钱？能往上爬？“无能的廉官还不如有为的贪官”在我看来本身就说明社会风气的退化或者道德水平的下降，有如我一大学同学赞叹说他犯了事进了监狱的朋友多么多么牛一样......

他不得不回去，因为家里的地要他去种，原来集体制的时候也不差他一个，他在工厂上班，可以挣点现钱，他还是希望在城里工厂上班的。

他是被迫的，因为老母亲一个人弄不来那些地，这个不是主观的积极性，他每次请假都影响了本职工作，领导和同事是有意见的。

1、光从种地的角度，这两个例子肯定是增加了劳力。

2、从木匠的例子，“他不得不回去，因为家里的地要他去种，原来集体制的时候也不差他一个，他在工厂上班，可以挣点现钱，他还是希望在城里工厂上班的。”

集体制的时候不差他一个，证明大家都是磨洋工，不差谁，反正是低效率，现在承包了，大家都必须提高劳动效率，家里缺少他不行；他还是希望在城里工厂上班的，却选择了回家种地，证明种地的效益应当高于当时他在工厂上班的收益，否则他只要寄点钱回去，有一大把当地人愿意来挣帮木匠种地的钱；

至于希望当木匠么，人总是想干活轻松一些，种地当然辛苦。（农狗承认，自己很懒，完全理解这位木匠的想法。可是，从种地不如出来做木匠，到转变成做木匠的收益不如回家种地，这不是承包提高收益的明显标志么。农狗的表姐夫就是做木匠滴，他的工作方式是，农闲时作木工，农忙时如果木工钱多就继续做木工，花钱请人“双抢”，如果农忙时木工活没有接到或干活的钱少，就回家种地）

3、你同事的例子，

“他是被迫的？”农狗还是那句话：证明种地的效益应当高于当时他不上班的损失，否则他只要寄点钱回去，有一大把当地人愿意来挣帮他种地的钱。

当然，作为当事人，你的同事想必是痛苦的，80年代谁家都不富裕，他可能是因为没有钱来寄回家，只好出劳动力回家干活了。

但从理性的角度来讲，一是农狗估计他的大米收获应当比不承包时多，二是正是承包打破了大锅饭，才使得他妈妈不得不叫他回家帮助种地，但是从总体上，是提高了农村种地的公平性，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

而

这个不成立，小木匠的牢骚就是这个，收入减少了。

如你所说

确实是这样，但是这个不是因为懒，而是确实没那么多活可干，河友润树兄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我听说的跟润树兄说的差不多。

增劳不增收。

小木匠有个师兄没有在工厂上班，是个四处云游的木匠，就是哪里有人家要做活，就去那家做，吃住在东家，干完去下一家，除了木匠还做点别的，但是，因为他是自己出去揽活的，所以要交一部分收入给队里，承包以后，他就自由了，不用交队里了，但是他也给地拴住了，如你表姐夫一样，也要农忙，收入是减少的。

农民种地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有的人是种地的好把式，有的就不行，如果追求公平，大家都种一样多的地，那么好把式地不够种，差把式种不好地，最后的结果就是全体的地整体都没种好。

承包制与粮食增产之间的相关性，至今没看到有相关的统计数据和研究，这个很不应该，承包制是改开中农村改革的重大举措，应该大力宣传，遗憾的是没有，除了一句空洞的“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倒是良种、化肥带来的粮食增产有很多数据，河里有相关的帖子：

润树：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的研究

江苏江阴市有2个村，是进入全国百强村前20名的，都有上市公司，一个是华西村（000936），另一个是三房巷村（600370），他们都是实行的集体化，当然，他们对上级也是有应对手段的，三房巷村负责种地的村民只有7个人。难以想象，如果他们也实行包产到户，把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被提高”，还会有村工业的发展，还会这么富裕吗？

其实，雇人种地不要钱，把收成按比例分给种地的农民就可以了，跟解放前的农民租地主地种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两方都是农民，而解放前，有一方是地的所有者，即地主。

投入的劳力增加了，总体的生产效率只可能是降低了，而不是提高了。因为地力是有限的，在没有增加化肥投入、品种改良的条件下，粮食的增产是有限的，甚至没有增产。而如果增加投入的劳力的农田技术不行的话，那么这个生产效率的降低会更多。

至于种地的“公平”，有的地方也许承包就是为了追求公平，比如小岗村，村民之间的矛盾本来就很大，集体化搞不好，只能用最原始的小农经济来各管各的，谁也别占谁的便宜，似乎最公平，但是实行承包制3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小岗村富裕了吗？现在的小岗村居然还有人住在泥垒的窝棚里，小岗村的贫穷、落后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华西村倒是没追求种地的“公平”，大家还是在家长吴仁宝的独裁专制下吃大锅饭，各尽所能，分工协作，种地好手管种地，不会种地的搞其他，因而成就了现在的华夏首富村。

我很想知道那个木匠怎么解决吃饭问题。他从哪里弄到粮票?我的印象里，没有承包前农民完全被束缚在集体生产中，长期离开的话就拿不到公分，也就分不到口粮。而且那时候没有身份证，出门的话要去大队开介绍信。

其实承包土地的第一大功劳是大大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第二大功劳就是把绝大部分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南方的人均耕地不到一亩，四口之家就四亩，就这么点土地，农忙的时候要全家下地，但是农闲的时候一个男人就很够了，农狗兄他姐夫就这种情况。后来因为全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农产品的低价，很多农民对种地也不上心了，所以就变成了壮劳力出去打工，老人妇女种田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81到86年，春耕和秋收的时候都还放农忙假，所以那个大学生的事情倒也不算太希奇。

人精会无能吗？怎么理解这两句话？

或者只想不犯错误，但是不敢破除陈规陋习，不敢进取

农民工是一个很平常的现象，尤其在一些工地上，70年代后期的修防空洞，工地上几乎全都是农民工，当然，那时候农民工的地位不是现在的民工可以比的。

我在回农狗兄的帖子里提到，

小木匠是队里派出来的，是有口粮分的，至于收入方面，工厂和队里有什么分成方案，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的是，小木匠跟工厂里的城里职工是有来往的，我们家给过他粮票、副食品券等，那时候买百叶、豆腐之类的要副食品券，这个你肯定也知道；他也帮我们家做过小的木工活，修个门窗，做个小板凳什么的，而逢年过节，他从乡下回厂，会带点年糕、鸡蛋之类的给我们。有一阵子他还带过豆油，卖给我们，不是送，8毛钱一斤，粮米店计划供应的是7毛9一斤，这个黑市价跟计划价几乎是相等的了。

出门的话，住旅馆要开介绍信，不住的话不用，那些裁缝、木匠等手艺人就不用，因为可以住在东家。

这句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农产品的高价才是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的根本原因？因为推行承包制的同时也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

升官可是要靠政绩的。

七十年代的农民工在我老家很少见，其他地方我不了解。但是从你的描述里可以看出，农民和生产队有依附关系，不像现在的农民工可以自己做决定。

你最后一句话的推论太有想象力了。

刚刚分田的时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因为原来粮食不够吃，承包后不仅够吃，还有余粮了。而且这余粮我们刚开始都不卖，就囤积着，就怕哪一天又回去了。后来我们看着政策稳定了，粮食也越积越多了，就卖掉一部份。

再过了好几年，什么物价都涨，包括化肥农药，就是粮食价格比较稳定，这时候种田就没吸引力了。而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打工潮的兴起，最后留下来种地的就是老人和妇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