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美国特种部队“红翼行动”战记：孤独的幸存者16 -- 李沉舟
第十章 被塔利班逼入绝境的美国逃亡者
萨拉瓦和他的朋友并没有拿走我的步枪。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这么做。我一手抓着枪，他们则架着我，沿着陡峭的小路朝萨伯拉村走去。这个村子离我们大约两百码远，有大概三百户人家。我的另一只手紧紧抓着我最后一颗手榴弹，手榴弹的保险销已经拔掉，随时准备跟他们同归于尽。现在刚过下午四点，太阳还很高。
我们碰见了一些当地人，因为看到有人正在帮助一名负了重伤但依旧全副武装、一手抓着步枪的美国人，他们显然非常吃惊，停下脚步瞪着我们，我则与他们对视。他们望向我的眼神中满含仇恨。我十分熟悉这种眼神，它在任何地方都一样，是一种毫不掩饰的对异端的厌恶。
当然，他们感到很困惑。这一点都不奇怪。我自己也大惑不解。为什么萨拉瓦会帮助我？最令人担忧的是，萨拉瓦似乎正在面对愤怒的狂潮。这个村子里到处都是伊斯兰狂热分子，他们只希望见到美国人的尸体。撞击纽约双子楼的计划就是在这片无法无天的山区中制订的。
至少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但我低估了长者在这个普什图部落中的崇高地位。萨拉瓦和其他许多人都是好人，他们不想伤害我，也不会允许其它任何人来伤害我，更不会向同村一些村民的嗜血欲望屈服。他们只想帮助我。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这一点。
路上碰到的牧羊人显露出的充满敌意和警觉的表情非常典型，但他们并不代表大多数阿富汗人的观点。我们继续往下走，来到了萨伯拉村顶上的房子。我之所以叫它“顶上的房子”是因为这里的房子一座叠着一座地建在几乎垂直的山崖上，你从道路上就能走到一座房子的房顶上。
你必须再往下走一段才能到房子的正门。进了房子之后，你就或多或少地进入了地下，来到了某种土石构造的人造洞穴之中。屋子里面就是简单的泥地，有石梯通往另一层的房间。但你最好不要到那里去，因为村民很可能把羊养在里面。而有羊的地方就有羊粪，所以到处都充满着难闻的味道。
我们来到这座房子的外面，我告诉他们我仍然渴得要死。我记得萨拉瓦递给我一根浇花的水管，水管上有一个很大的装饰品，有点像水晶酒杯。随后他在什么地方拧开了龙头。我插上手榴弹的保险销（这是美军条令中禁止的行为），并把它放回我背着的装具袋里。
现在我腾出了两只手，水非常冷，异常甜美。随后他们从屋里取出一张帆布床，四个人在萨拉瓦的监督下小心地把我抬起来放到床上。
我能够看到美军的战机轰鸣着从天空飞过。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举起手指着它们。我只是渴望地望着它们，想知道它们什么时候才回来把我接走。
现在萨伯拉村所有的人都围在我的床边，萨拉瓦则继续他的工作。他细心地清洗我腿上的伤口，我的怀疑得到了证明：子弹没有留在我的左腿里。他找到了子弹的出口。基督啊！我一直在从两个伤口流血，难怪我如此衰弱。
随后他取出一件小小的手术器械，开始把弹片从我的腿里取出来。他用了很长时间才把能找到的所有火箭弹弹片都取了出来。那简直疼得要命。但他还不停手。他又把伤口彻底清洗了一次，敷上消炎药膏，然后包扎起来。
我躺在那里，精疲力竭。没过多久，我想大约在6点钟左右，他们回来把我抬到屋里面，还给了我干净的衣服，这是除了我喝到的第一口水之外最好的东西了。那都是柔软的阿富汗服装，有肥大的衬衣和宽松的裤子，都非常舒服。我感觉好像又贴近了人间。实际上，他们给了我两套一模一样的衣服，一套白的白天穿，一套黑的晚上穿。
我的美军战斗服已经破烂不堪，只剩下上半截，我脱下它，换上当地部落的服装，但这时我遇到了困难。我的肩膀依然异常疼痛，他们必须帮我把衣服脱下来。这时他们看到了我背上那个夸张的刺青，那是海豹三叉戟图案的一半（摩根身上纹着另一半），他们吓得几乎要晕倒了。
他们认为那是个某个好战部落的纹章（我想也确实如此），并觉得我可能是魔鬼的化身，我必须不停地对他们说我是个医生，好不容易才让他们相信我并不是美军特种部队的战士，背上的纹身也不是什么魔力强大的符号，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将他们全部毁灭。我到底赢了这场辩论，这让我很高兴，但是我穿上衬衫让他们更加高兴。他们还放下衬衫的袖子，遮住我小臂上露出的部分图案。
到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面上都露出了微笑，而我在留在村子里的这段时间内则变成了马库斯医生。
我最后一个请求是让他们带我出去小便，他们答应了，但让我用阿富汗人传统的姿势来完成这一过程。我记得自己当时仰面朝天地摔倒在地上，这让他们全都大笑不止。
不管怎样，他们又把我平安地带回到我的床上，一面还哈哈地笑着。我突然恐惧地发现他们把我的步枪拿走了。我要求知道枪到哪儿去了，他们费力地向我解释说必须把枪拿走，因为如果塔利班来到这间屋子，看到那样一支狙击步枪的话绝不会相信我是个受伤的医生。
这时我开始摸不透他们了，但不管怎样我都已经无能为力，所以干脆就不想这件事了。他们最后全都离开了，剩下我一个人躺在落日的余晖中。
我喝了水，吃了一些他们烤的大饼。他们还给了我满满一盘温热的羊奶，让我用饼蘸着吃。但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无疑是我所吃过的最糟糕的东西。我差点吐了出来，随后我请他们把奶拿走，告诉他们这不符合我的宗教信仰！然后我开始啃那块又干又硬的大饼。但我很感激他们，而且我想让他们清楚地了解我的感激之情。我本来可能已经死在山上了。如果不是他们，我已经死了。
现在我又一次独自一人了。我环视周围，第一次认真观察我周围的环境。地板上铺着一块厚实的阿富汗地毯，墙边放着五颜六色的靠垫。房间里挂有雕刻的装饰品，但是没有画。窗子上装着玻璃，透过它我可以看到下面其他的房子的茅草屋顶。他们在这里绝对是建筑高手，但我不知道石头、玻璃和茅草这些原材料是从哪里来的。
在我的房间里有一个上了锁的大木头箱子。我知道那里放着全部家庭成员最珍贵的财产。他们并没有多少财产。相信我。但他们似乎准备与我分享他们所有的一切。
他们给了我几条毯子，但直到夜晚临近我才明白为什么。气温从白天的酷热一下降到零度左右。
我发现房间的角落里还有一个古老的铁制炉子，是烧柴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每天就用这个炉子烤大饼。这个炉子能够为两座像我现在住的这样的大房子里的所有人烤大饼，大饼烤好后就分给每一个人。因为没有烟筒，我躺在那里，想知道点炉子的时候烟会排到什么地方去。但我没有任何发现。答案：没有任何地方。烟会一直留在我的卧室里。
我睡意渐浓，伤口依然悸痛，但没有感染。好啊，萨拉瓦！对吗？
新住所的门很厚，但安装得很糟糕。它能挡住风雨，如果有人想要进来必须用力猛推才能把门打开。我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知道没有人能够在不惊醒我的情况下进入房间，所以我睡觉的时候没有必要保持高度警惕。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吓了我一跳。在一片寂静中，门突然被一脚踢开了。我睁开眼睛，看到八名全副武装的塔利班人员冲进了房间。第一个径直走到我的床边，使出全身力气扇了我一个耳光。这真把我惹火了，他实在很走运，因为我现在动弹不得，实际上已经是个俘虏。如果在我状态良好的时候他敢动我一个指头，我就会把他的脑袋拧下来。这个混蛋。
我从他们的外表上就知道他们是塔利班，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胡子，干净的牙齿、双手和衣服。他们都营养良好，能够说蹩脚的英语。他们中间没有大个子，平均身高大概在五英尺八英寸左右，每个人都扎着苏联的老式皮带，皮带扣的中间有一颗红星。他们都穿着阿富汗当地的服装，不过身上马甲的颜色都不一样。每人的皮带上都插着一把匕首和一支俄制手枪。一切都是莫斯科制造。一切都是偷来的。
我手边没有任何可以自卫的东西。我没有枪，没有手榴弹，只有勇气，得克萨斯的孤星刻在我的手臂上，也刻在我的心上。我需要那样的勇气，因为这些家伙开始对我拳打脚踢，他们踢我的左腿，用拳头打我的脸和身体，把我打得很惨。
但我并不在乎。按照我接受的训练，我能轻而易举地把这种蹩脚货色打翻。他们里面没有一个人的搏击真正象样。他们都是很走运的家伙，因为要是在正常情况下的话，我能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直接从窗户扔出去。我主要担心他们可能会开枪打死我，或者把我捆起来送到什么地方，甚至押我穿过边境去巴基斯坦，对我拍段录像，然后在镜头前砍掉我的脑袋。
如果我当时认定他们意图如此的话，那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个坏消息。我虽然受了伤，但伤势还没有严重到不能动弹的地步，我开始想办法逃走。我头顶上的椽子中能看到一根四英尺长的铁棍。如果我站起来能够到它吗？能。
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我会抓住那根铁棍，仔细找一个最凶悍的家伙下手，一棍子把他砸得再也爬不起来。然后我会出其不意地攻击最前面的两个人，同时把所有的人都逼到墙角里去，让他们挤在一起。这是海豹的标准战术，不让任何人有机会掏出武器攻击我或者是冲出屋子。
我很可能还得再砸开几个人的脑袋，然后再夺一把他们佩带的俄制手枪，把剩下的人全干掉。我能做到吗？我想可以。要是我失败了的话，海豹第十大队里我的兄弟们肯定会对我大失所望的。
我最后一步是在把他们全部干掉之后抢过他们的武器和弹药，然后守在这座房子里，等美国人来救我。
问题在于，这样做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这座房子已经被大量塔利班分子包围，他们人人都有AK步枪。我看到他们进进出出，还有些人守在窗子外面。不管怎样，萨伯拉村周围都是塔利班。萨拉瓦已经告诉过我这一点，那么我怎么会被一个人留在房间里……除非他们早就知道……除非他们也接受了塔利班的思想……除非我当时实际上是落在了另一些正在闲逛的塔利班武装分子手里。
但是我床边的那些人可没有闲逛。他们就是冲我来的，不停地问我为什么去那里，美国飞机正在干什么，美国是不是正打算攻击他们，谁正前来营救我（真是个好问题，不是吗？）。因为我的目的是活下去，而不是在跟一群全副武装的部落分子的冲突中送命，所以忍辱负重是当前表现勇气的更好方式。
我反复告诉他们我只是个医生，来这里是为了医治我们的伤员。我还对他们撒谎说我有糖尿病。我不是特种部队的成员，我需要水。但他们没有理睬我。很奇怪的一点是我的胡子现在成了大问题，因为他们知道除了特种部队之外，美国军队是不允许留胡子的。
我想办法说服他们我必须到屋外去，他们给了我一次走出屋子的机会，这是我最后一次溜走的机会。但是我跑得不够快，他们又把我拖回了屋内，更凶狠地毒打我。我的腕关节骨折了，剧痛难忍，迄今为止我的手腕已经动过两次手术。
这时候他们点起了他们的提灯，大概一共点了三盏，屋子被照得通亮。他们审问了大概六个小时，一面大声喊叫，一面对我拳打脚踢。他们告诉我说我的兄弟已经都死了，他们已经把每个人的脑袋砍了下来，下一个就是我。他们说已经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飞机上所有的人都被干掉了。他们作出一副勇敢的样子，大声叫喊着，吹嘘他们最后会把在他们国家的所有美国人都杀光……我们要把你们杀光！撒旦必死！异教徒必死！
他们兴高采烈地指出我就是他们面前最大的异教徒，我活不了多久了。我朝那根铁棍瞥了一眼，那可能是我最后的希望了。但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反复地告诉他们我只是个医生。
一个村里的孩子在中间走了进来，他大概有十七岁的样子。我能肯定当我来村子的时候，他就在路边围观的人群里。当时他就带着我所说的那种仇恨的表情，那种对我和我的国家的轻蔑和仇恨。
那些塔利班的人让他进来，看着他们把我踢来踢去。他真得很喜欢看这种场面，我能看出来，塔利班把他当作“自己人”。他们让他坐在床上，看着他们猛踢我左腿上的伤口。他太喜欢这种场面了。他一面用手摸着自己的脖子一面哈哈大笑：“塔利班，哦……塔利班！”我永远忘不了他的脸，他的笑容，他那种得意洋洋的目光。我盯着那根铁栏杆。那个孩子也是个非常非常幸运的家伙。
这时候我的审讯者们找到了我步枪上的激光瞄准器和我的照相机，想拍些自己的照片。我教他们用激光瞄准器来拍照，让他们直视里面射出的激光束。我猜我给他们最后的礼物就是把他们全弄瞎！因为激光束可以把他们的视网膜烧坏。
此后，大概已经到了半夜时分，一个新的身影进了屋子，身后跟着两名随从。我知道这是村里的一位长者，他个子不高，留着胡子，十分威严。塔利班的人立刻站了起来，向两边让开道路，那个老人走到我躺的地方，俯身用一个小银杯喂我喝了些水，又给了我一点大饼，随后站起身，开始对那些塔利班分子说话。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后来知道他在告诉塔利班分子不许把我带走。我猜塔利班早就知道这一点，否则他们可能早就把我带走了。他的声音不高，非常平静而坚定，其中有一种无可置疑的威严。在他说话时没有一个人插嘴，也没有一个人打断他。
这个身材矮小的大人物申明了部落的法规，而塔利班的人一个字也没说。随后他离开房间，朝山上的夜色走去。只有那些习惯别人服从于自己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仪态。他有点像里诺教官。基督啊！要是里诺教官看到我会怎样？
村里的长者一离开，在呆了六个小时之后，那些塔利班分子大约一点钟的时候突然决定离开。希望他们的眼睛已经开始疼了。
这些人的头是一个瘦高个，比其他人差不多高一个头。他带着手下人走了出去。我能听见他们细微的脚步声消失在从萨伯拉村通往山里的小径上。我又一次独自一人被留在屋里，流血不止，浑身青肿。怀着对那位长者的感激之情，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但心里真得很害怕那些混蛋会再回来。
砰！门突然开了。我几乎从我宽大的阿富汗衬衫里蹦了出来。他们又回来了吗？他们是来处决我吗？我还能站起来拼命战斗吗？
但这次来的是萨拉瓦。我必须问问自己，他到底是什么人？是他告的密吗？他是塔利班的人吗？还是塔利班恰好在没人的时候闯了进来？
我当时还没有“洛克海”法则的概念。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法让我明白，不管怎么样，我别无选择，只能信任他们。这是我唯一的生存机会。
萨拉瓦提着一盏小灯，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几个朋友。以我现在的状态，在这么微弱的光线下面，我看不清他们，但我能感觉到他们在干什么。
三个村民把我从地板上抬起来朝门走去。我能看见他们投在泥墙上朦胧而可怕的影子，说老实话，那简直像是电影《天方夜谭》里的场面。马库斯现在被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抬去见恶魔了。我当然不知道他们是接受了村里那位长者的命令，要把我带出村子，以防塔利班无视那条古老的法则，决心用武力把我带走。
一出了村子，他们就熄灭了提灯并展开了战斗队形。两个人端着AK-47走在前面，一个人拿着AK走在后面。包括萨拉瓦在内的另外三个人抬着我走出村子，沿着小路向山下走去。那是很长一段路，我们可能走了一两个小时，但他们就像布什曼人或贝都因人那样，好似不知疲倦。
最后，我们沿着另一条小路一直走到一条河边——我猜就是我遇见他们时的那条河——就在瀑布的上游。我一定重的要命。我不禁再一次惊叹他们的力量。
到了河边以后，他们停下来调整了一下姿势，随后在这个无月的夜晚，在一片死寂中抬着我过河。这时我只能听到水声，此外别无声响。到了对岸，他们一刻不停，抬着我穿过树木的间隙，朝一个陡坡上走去。
在白天，这里一片郁郁葱葱，异常美丽。我曾经见过那美丽的景色，即便在黑夜，我也能感觉到这片长满灌木和蕨类植物的绿色仙境。最后，我们到了一个山洞里。他们把我放在地上，我试着跟他们说话，但他们看不到我的手势，也听不懂我的话，所以我的努力是徒劳的。但我最后还是让萨拉瓦明白我有糖尿病，必须随时喝水。我猜对于干渴的恐惧一直是我心中最大的梦魇，而当时我知道自己不可能走到那条河边。
他们把我抬到山洞的后半部分，把我放下。我猜当时大概是清晨四点钟。当天是6月30日星期四。他们没有给我留食物，但他们给我找来了一个盛水的容器——一个很旧的百事可乐瓶子，那是这个星球上气味最难闻的一个玻璃制品。我觉得那以前肯定用来盛过羊粪。但我只有这个好像是从下水道里捡来的瓶子，而且它里面装满了水。
我不敢用嘴唇捧着个瓶子，害怕得上伤寒。我就像那些西班牙人喂牛一样，把瓶子高高地举起来，然后把里面的液体倒进我的嘴里。
我没有食物，也没有武器，萨拉瓦和他的人已经回去了。我担心他们已经决定把我丢在这里，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萨拉瓦告诉我他五分钟后就回来，但我不知道能不能相信他。我在黑暗中独自一人躺在洞底的岩石上，冷得直发抖，不知道下一步等待我的是什么。
在那个夜晚，我崩溃了，彻底丧失了信心，开始因为恐惧而无望地抽泣，完全丧失了抵抗力。我觉得自己再也撑不下去了。里诺看到我这个样子肯定会踢我的屁股的。不过我希望他踢我右半边，不要踢左半边的屁股。
我一直在想摩根，拼命想跟他交流，乞求上帝让他听到我内心的声音。天很快亮了。萨拉瓦已经走了两个多小时了。耶稣基督！他们把我丢在这里等死了；摩根不知道我在哪里，也不知道我是死是活；我海豹突击队里的兄弟们也离我而去了。
我本来会一直胡思乱想下去，但这时候一群黑色的阿富汗大蚂蚁突然开始咬我，一下子把我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了。虽然我自己已经放弃了，但决不甘心被这些蚂蚁活活吃掉。我撑起身体，用我的百事可乐瓶子把它们碾死。
大多数蚂蚁很可能是被瓶子的臭气熏死的，但不管怎样，我的确打死了很多蚂蚁，把它们暂时赶走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没有任何人来。没有普什图族人，没有萨拉瓦，也没有塔利班。我开始感到绝望。蚂蚁又爬回来了，但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对它们发动全面攻击了。我开始有选择地进行攻击，用我的百事可乐瓶子杀死那些带头的蚂蚁。
我在洞底找到了一块尖利的石头，我痛苦地向左边侧着身子躺下，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在我牢房的墙上刻下了基督山伯爵的名言：上帝必会予我公正。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仍然相信这句话。上帝现在已经离开了一段时间。但我仍然活着。也许上帝马上就会给我帮助。上帝的举动总是莫测高深。但现在就连我的步枪也不见了，我的希望也开始渐渐破灭了。
早上快到八点钟的时候，我刚刚要睡着，周围的一切突然活跃起来。我能听见羊脖子上的小铃铛在叮当作响，这些羊好像就在我的头顶上。砂石开始不停地落在我身上，我一下意识到原来我藏身的山洞是没有洞顶的。我的头上就是蓝天，我能听见那些山羊朝山上走去，它们蹬下的沙子不断落在我身上。
好消息是这些沙子把蚂蚁埋住了，我为了避免沙子落到眼里，准备把脸朝着地面，并用双手遮住眼睛，但我的右腕被塔利班用枪托砸伤了，一动就剧痛无比。突然，我恐惧地发现左侧岩石边上露出了一根AK-47步枪的枪管。我没法躲藏，没法隐蔽，更没法还击。
先是枪管，接着整条步枪、握枪人的双手、面孔都露了出来——那是萨伯拉村一个兄弟的面孔，他正兴奋地笑着。我当时受惊过度，甚至没有大骂他一顿。但他给我带来了大饼和那难闻的羊奶。并把我那个下水道里捡来的瓶子里灌满了水。
半个小时后，萨拉瓦来了，这距他离开已经有五个小时了。他看了看我的枪伤，又给了我一些水，随后他派了一个人守卫山洞的入口。那个守卫看起来有三十多岁，像其他人一样精瘦，蓄着胡须。他坐在出口上面不远处的一块岩石上，肩上挎着AK-47步枪。
我躺在地上，睡着了好几次，每次醒来我都会探头看看那个守卫是不是还在那里。他的名字叫诺扎蒙德，每次他都会友好地微笑着，朝我挥挥手。但我们语言不通，无法交流。有一次他来帮我把水瓶灌满的时候，我提出想喝他的水，但他不同意。
我举起那个邪恶的百事可乐瓶，把里面的水直接倒进嘴里，随后把瓶子扔到了山洞后面。诺扎蒙德再次来灌水的时候，他到山洞后面找到了那只瓶子，又把它灌满了。
到了下午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独自一人呆在山洞里，牧羊人几次三番地从我面前经过。他们没有向我挥手或与我交谈，但也没有出卖我的位置。如果他们这样做了的话，我相信我已经不在这里了。即使现在我也不确定洛克海法则对一个已经离开村子的人是否仍然有效。
诺扎蒙德给我留下了一些新鲜的大饼，对此我十分感激。天黑之后不久他就回去了，此后几个小时我都没有见到一个人影。我竭力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因为看起来萨拉瓦和他的人希望救我的命。就连村子里的长者很显然也站在我一边。当然，这与我的个人魅力没有任何关系。这完全是因为洛克海法则。
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度过了那个漫长的夜晚。6月30日过去，7月1日来临了。在午夜时分，我看了一下表，希望这漫长的一天赶快过去。我竭力不去想我的家和我的父母，不去自怜自哀，但我知道在得克萨斯州的家里，现在是大约下午三点钟，我怀疑是否有人知道我遇到了多么大的麻烦，知道我多么需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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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执行的一次特种作战任务的故事，这次行动叫做“红翼行动”(Operation Red Wing)，对于美军来讲，这是一次死伤惨重的失败的作战行动，美军共计有12名海豹部队队员和7名第160特战航空团队员阵亡。参战的海豹队员中，只有一人幸存——一级准尉马库斯.鲁特雷尔医官，其在战后写了一本书——《孤独的幸存者(Lone Survivor)》，描写的就是这个故事
如果是自己翻译的加【翻译】
如果是从网上摘录的加【文摘】
兄台这话应该对帖主说，不过帖主好像在他最开始的几个帖子里有说，后面的就没有了
前面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