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代理一下政委 -- 达雅

1.我观察的主要是重点大学或者所谓顶尖大学的情况，现在一年录取650多万，即使把城市所有高中生都招进大学也不够这个数目，所以如果观察全体大学生的比例，会发现和人口结构没有很大的乖离，但是这个没有意义，因为能够改变孩子命运的学校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增加。

2.我的参照点是八十年代初期，当时全国的大学+大专的录取总数不过25万左右，比现在985、211院校的总录取数都少得多，而当年的适龄青年的总数是2500万以上，大学的录取率也就1%左右。在这么严苛的条件下，农村学生的占比都应该接近70%，说明当时的教育资源是非常平均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城乡差别。

3.你查查现在这一大批所谓的社会中坚的出身，会发现绝大多数是农村出来的，像张维迎这样的“精英”教授，为有钱人鼓与呼的“大牛”也是陕南的穷山沟出来的，父母大字都不识几个。

4.教育资源的集中趋势愈演愈烈，无论是教师、硬件资源还是学生资源在这十年间是加速集中，马太效应凸显。北大、清华在许多省份的招生就集中在几所学校，黑、吉、辽、晋、冀、甘、陕、青、宁、云、贵、川、渝，这些省份能考上两校的高中不超过十所，大部分在6、7所，所以两校的招生混战的战场越来越小，斗争愈发激烈。

5.在资源集中的过程中，造成的后果是，竞争时段下移，家长花费越来越多。在北京、上海，已经从幼儿园就开始了，是家长的社会关系、资金实力、孩子的忍受限度的总体战，现在70后的家长孩子在上小学和小升初阶段，80后的家长孩子在进幼儿园和上小学阶段，是最焦虑的群体，他们的孩子是最辛苦、精神压力最大的一代，十年二十年后出现精神病高发期不是笑话。

6.在文化传统深厚、或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或者省内的经济发展相对比较平均（平均的富或者平均的穷）的苏、浙、粤、闽、湘、鄂、赣、鲁、豫等省，虽然资源集中的趋势也很明显，但是相对还是比较平均，能考上两校的高中多的有三十多，少的也接近二十，所以在这几省两校的招生人员比较辛苦。

7.教育资源的集中必然带来竞争的下移，和淘汰穷人家的聪明孩子的结果。竞争下移的副产品是早早的淘汰聪明的男生，一般男孩明白事儿比较晚，从我自己的经历看，也是到了高中才开始真正的用力学习。能上来的都是很听话、神经比较大条、聪明程度尚可的孩子，真正的聪明孩子往往比较淘气，相对来说神经也比较脆弱。所以一个现象是现在各省的状元已经大部分是女生了，北大不用说女生已经超过一半，连清华女生都超过30%了，而过去清华的女生比例大约是7%。

8.教育资源集中，学校分级的结果对于民族的发展是非常有害的。除了阻止阶层流动的大弊以外，对提高整体教育水平也是弊端非常大的。现在重点学校的学生拼命的学，竞争体现在同学之间，过去那种互相帮助共同提高的气氛已经没有了，小孩子就已经学会了他人即地狱，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在高中就培养起来了。被划入“差校”行列的学校，生源很差，老师没有积极性，基本上就是放羊，帮派、滥交等等成了流行了，去了这样的学校好孩子也毁了。

啦啦杂杂一大堆，只是我对有限样本的观察，即使这样我觉得已经是触目惊心了，实际上教育部对现状也是心知肚明，但是改革来改革去都没有什么好办法，现状是问题明确、方法不多、手段有限、效果为零，这次的“教育纲要”轰轰烈烈，也没提出什么具体的办法。家长们还是该找关系的找关系，该花钱的花钱，孩子们还是不情愿的学这学那，累得要死睡眠不足，我们还是要面对许多两眼发直、无精打采、思维空洞的大学生。

一句话，计划内平价的东西仅限于满足最低需求，如成年男子每月28斤粮食，只管吃饱肚，没得卖。

或彻底不允许转卖，只能国家回购，如某些人提出的新保障房思路。

您说的太好了。这种马太效应，现在确实有点儿触目惊心。针对您提出的那个教改方案，我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总经理弄的这个教改纲要，他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我认为相当相当的重要，这也决定了这个中长期教改方案的根本性质。出台这个方案的背景就是“钱学森的临终遗言”。“钱学森之问”，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波，很多媒体都在大幅报道。因此，总经理为何以前不搞，放到现在搞？我想从这点看，就能证明我的推测。

“钱学森之问”，主要是关于中国为何高端人才出的少。那么这个教改方案，既然是有这个背景，我想，它想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培养和选拔更多尖子人才。

中国过去的教育模式，是比较看重“一考定终身”，这种制度，他的公平性和简易性，都是最好的，但由于过分死板，不大利于素质教育。而这个纲要，是希望能够选拔更多的“素质性人才”。

但我认为，如果真按照纲要的精神去做，我的意思是在实际中执行，那“中国特色”将被体现的更加淋漓尽致，到时候，才真的是普通人家孩子的灾难。为何？

既然更看重素质，那必然要和从小的培养有关，而有钱有权，或者父母亲戚本来就是受过高级教育的孩子，势必在这方面更具优势，尤其是比穷地方的孩子，要占优势的多。

中国这些年在教育方面，存在着一个误区，就是认为中国的不少“大师”，都是建国前培养起来的。今天大家都在讲，建国后的教育体制，弊端太多，不利于高端人才的培养。因此，社会上开始刮起一股“复古风”，就是要把教育，重新搞回到北洋军阀和民国时代的那个模子，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多弄出一些“大师”来，也就有机会拿“炸药奖”。

但如果看那个时代的话，“大师”往往出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要不就是权贵家庭，总之一句话，按照阶级观点去看，就是上层阶级的孩子，因为其经济，环境情况良好，所以，更容易出人才，而普通老百姓，下层阶级家庭的孩子，很少有出头的。

今天中国又出现了以上的风潮，我想，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唯效率论”。诚然，如果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考虑，当然是把资源集中后，规模优势也就越大。比如，上层阶级的家庭，当然比下层阶级更容易培养出高素质人才，因此，把选拔的目标向上层倾斜，那么选拔的任务，也更容易完成。第二个，我想应该是精英阶层妄图固化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主要是这帮人，不想让普通民众拥有向上攀登的阶梯，他们希望自己永远占有富贵，尽可能少的面临竞争。

这个纲要，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也写了一些东西。但我认为，这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教育越来越不公平的局面。比如说，现在的大学，越来越倾向于自主招生，无论是在本科生阶段，还是在研究生阶段，大学都开始慢慢地脱离“考试分数”这个指标，更看重考生的素质。这对处于相对落后地区或者普通人家的孩子，是不利的。

换句话说，中国的教育不平等现象，将在未来愈发严重，而不是缓解。

事实上，在中国整个计划体制崩溃的过程中，马太效应，就愈发剧烈。我的经验来看，以前的大省会，其居民生活环境和质量，是和北京上海等地差不多的。但现在，这种差距在拉大。由于一线城市聚集了最好的资源，对于其他地区的人才来说，是极富吸引力的。这也就导致了较为落后地区的人才，全都往一线城市去挤。对于他们曾经的家园来说，这种人才流失，使得当地的可持续发展，遭受重创。

在计划体制下，人才和资源的流动是相对缓慢的。从一个方面讲，由于人才和资源相对分散，可能不利于这些人才最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对于普通地区的发展，将有极大的帮助。例如，一个学医科的优秀学生，在以前的话，他可能被分配到自己老家去，那么他就可以为当地人看病。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他可能就跑到北京去了，而他老家的人想看病，就不得不跑到北京去。

因此，中国现在教育资源的过分集中，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一个缩影，我们也不能单单把教育这个项目拉出来批判一顿，如果我们仔细看看周围，各个方面的“贫富差距”都在显著拉大。

我认为，在未来，太祖的治国方针，是必须要回归的。如果再任由自由派的理念继续搞下去，那中国就该变成印尼了。

独自享受有内裤票的生活吧。

你上面所写的东西，我全都知道，并深深赞同。但最后这一句，想问一下，当局有什么特殊的“政治目的”吗？难道他们是故意想把国企给搞死吗？？？

实在是不解啊，请您解惑。

问了一下Google，比我预想的便宜多了。

15000买个电视虽然有点小奢侈，总比现在女孩子都惦记的，那个两万块钱买块破布的LV包好。

教育资源集中化的苗头在五十年代末期就有苗头，先帝为此就对刘邓等人很不满意。到了八十年代后，这个局面基本就不可遏制了，随着社会分层的基本形成，改回来也基本没什么可能。不过，有些人可能觉得，走有印度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也没什么不好。

有市场，就有投机。投机性在今天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房子，炒房团投机房市，导致房价上涨，绑架国民经济要挟全国人民。去年中央发了四万亿，结果央企拿了钱转手就投房地产了，就跟二流子拿了发展生产的钱他转身进了赌场一样。

八十年代的时候，也有投机，但是不投机房子。当时也炒过一些东西，例如君子兰，赵瑜的《马家军调查》就花了很多笔墨写马俊仁当初怎么炒君子兰的。后来是邮票，再后来就有了股票。而君子兰、邮票、股票和房子的区别，就是邓小平、陈云他们和当下执政者能力的差别。

君子兰、邮票、股票这些东西，都不是生活资料，也不是生产资料，是单纯的赌博筹码。也就是说，没钱，你可以不买君子兰不买邮票不炒股票，我家在80年代就是这么过来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完全不像如今没钱不能买房子的窘迫。

我觉得这就是80年代经济政策高明的地方。通过票证保证了基本生活资料的按需供应，再通过双轨制让生产资料可以有限炒作，最后放开一些无关国计民生的东西，让有闲钱的人来炒作。因为是闲钱，就是小赌怡情，炒输了也就算了。当然了，作为个人股市投机失败跳楼是有的，但总体来说，80年代到90年代初，炒作对国计民生的影响不大。真要有风吹草动了，第一马上用计划经济手段上菜篮子工程米袋子工程，第二就上“投机倒把罪”罪了。

炒作，或者说投机这个东西，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有两条。第一条是，有投机，有逐利，这“看不见的手”才好发挥作用。第二是，炒作这东西是个财富和劳动的毁灭器，当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可以把一群自以为聪明的脑袋集中到这个领域里来，没有需求创造需求，让他们互相折腾，免得折腾其他人去。等过几年跌回去，那就完成了财富和劳动的销毁，保持了社会经济的总体平衡。因此炒作这个东西还是有一点好，真搞成改开前那样一定得辛勤劳动才能改善生活，好是好，就是有些单调（写到这里我要反省一下，是不是离右派只有50米了）。

所以，我觉得，理想的经济政策，就应该象80年代那样，把东西分成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赌博筹码三类，分别是不许炒、有限炒、放开炒，以发挥炒作和逐利的正面作用，遏制其反面作用。而象当今这样，把房子这种集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赌博筹码于一身的东西放开来炒，还逼着老百姓不炒不行，是经济政策能力极其低下的表现。其根本原因，是丧失了判断事情好坏的能力，被市场迷信洗了脑，觉得什么都该市场化；或者，用“摸石头过河”的术语来说，是丧失了判断水深水浅的能力，不顾死活往前冲。

邓小平要是复活，一定会被这种不顾死活往前冲的愚蠢再气死一回。

河南考生对教育集中深恶痛绝。

差校直接取消，变成附近好校的XX校区。学生打乱上课，比如原来的差校校区成为一二三年级校区，原来的好校校区成为四五六年级校区这样，而并非本校和分校分别招生。我表妹正在上的那个小学变成了有三个校区，一二、三四、五六年级分别要去三个不同的地方上课。

这个政策刚实行没多久，目前看来效果还不错。

（顺带一提，好校校区多了，能分到好校学区的房子也多了，对平抑学区房的房价也有好处。）

社保体系（包括保障房、医保、养老之类）就是按需分配，也不需要搞什么票证，但还是需要身份证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很灵活的。

从长远看，改进供应能力是根本。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下，人的需求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例如，比尔盖茨再有钱，也不会搞一个故宫，只是搞了个几千万美元、几千平米的房子而已；巴菲特更猛，过的跟中产阶级一样。所以，用近乎无限的供应对付有限的需求，就是共产主义。这是经济发展的方向。

在现阶段，随着一种产品的供应能力足够强，票证就可以消灭了。例如，大米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过需求（人每天吃的大米很有限），这个就放开供应了，既不需要票证，也不需要身份证明，因为即使拿最低收入，吃大米还是不缺钱的。

到共产主义阶段，什么产品都会像现在的大米一样，人人都可以享有，只要你喜欢。不需要票证、不需要身份证明、不需要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