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代理一下政委 -- 达雅

说了八十年代这么多好话，有一个问题是必须回答的，那就是，为什么没有维持住美好时光，或者说，我们是怎么从八十年代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要看清楚现实，必须回顾历史，现实的问题常常植根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之中。所以陈经的《官办经济》也是花了一些篇幅讲历史的，这是政委的职责所在。

我认为，八十年代的经济路线、方针、政策，比今天要好得多。这里的“八十年代”其实得往下延伸两年，大致等于“南巡前”，我其实最欣赏的是九十年代初，国际象棋事件后到南巡前这一段，一方面这一段时期我也大了，记得的事情也多了，另一方面整个经济、社会确实运转得比较好，经济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社会也比较安定团结，用我妈的话讲就是“党员都比较象党员”，那是她在91年江苏、安徽水灾之后说的。人民生活逐步改善，计算机开始进入家庭了。腐败也不是很严重。那时候的经济增长目标就是“保八”，折腾了这么多年，终于又回到“保八”，真是让人感慨。

我的看法，八十年代的路线、方针、政策，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维持的。但问题在于，人们不想维持，上上下下都不想维持。事实上，高层搞“维持会”倒真是个新鲜事物，是到胡温这一届才有的，而在那以前，都是不想维持的。即便是胡温的“维持会”，也是常常要受到大家嘲笑的，这里面就表明了大家的态度。于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就出现了一种让人非常唏嘘的互动：在路线、方针、政策都挺好可以维持住的时候，大家不想维持；等大家想维持了，维持不住了。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这是整个中国人民的问题，包括我本人在内。当初朱镕基搞下岗的时候，我本人也是百分之百支持的。只是到了东北，见识到下岗的种种后果，才开始觉得这么搞不是个事情，那已经是两千年前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政治家不过是因势利导而已。邓、胡、赵、江、李、朱，其实最多也就是加快或者减慢了步伐一下，真正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做出的。

改革开放以后，物质利益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因为距离远而导致的虚幻美感，使得整个八十年代，中国人的自信心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谷底。什么都是外国的好，只要“外国”就一定好。我就举两个例子。一位先生，上大学一年后被公派到墨西哥某大学学习，然后就留那里了，一留三十多年。想想看，墨西哥，政府当年居然当做“先进国家”派了自己的精英青年去学习。另一个例子知名度高点，小山智利，据说当年千方百计找机会嫁外国人，最后也就嫁了个日本地方的乒乓球教练，整个感觉还跟鲤鱼跳龙门农转非了似的。对比一下今天的体育明星，例如张怡宁嫁什么人，可见当初中国人自卑到了什么程度。

这种自卑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没信心，觉得这么搞搞不下去，要改，这是改革的思想基础。不然都跟我现在似的，觉得中国制度最好，那还要改革什么嘛。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淡出权力核心，这就标志着企图维持“文革”后经济、政治制度的派别被失败了，“改革”成为TG党内的共识，所有的差别无非是怎样改、改多少。而这种共识其实是有群众基础的。

但是呢，邓小平主导的改革，恰恰是无路径、无共识的。这和老毛做事情完全不一样，老毛做事情，得先胸中有了目标、路径，然后再思想教育开会宣传达成共识再搞。即便如此，“文革”还搞失控了。而老邓是啥都没有就搞，目标好歹还有个“三步走”，路径、共识就是一句话，不知道咋走跟着我老邓走好了，你想多说他就“不争论”了。

无路径、无共识的结果就是各行其是。邓小平和陈云想的不一样，胡赵江李朱，各个想的不一样，中央和地方想的也不一样。谁在台上，就照谁的想法搞。搞砸了被邓小平拿掉，换一个人换个搞法继续搞，但是必须“改革”，不改是不行的，不光老邓会把你拿下，下面的干部群众也不会听你的。站在1988或者1992，随便哪级干部，要是说：“我们就这样挺好的，我们也别费劲了，明年就跟今年这样就行了”，那肯定会被下面骂不思进取么。事实上今天哪个要这么说也要被骂。“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其实是有民意基础的，你看朱镕基搞得那么糟不还是有很多人为他唱赞歌。

在这种无路径、无共识的折腾中，一部分人形成了自己的共识，这就是“全盘西化派”，或者说“普世派”。他们的共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嫁接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而一旦形成共识以后，这一派别就完成了自我整合，显示了比其对手要强大得多的战斗力。雪里蕻说邓小平那一套顶不住普世派，道理就在这里。政治斗争就是个划线站队，普世派先把线画好对站齐了，那边一大群人还在吵吵嚷嚷内部自己折腾呢。事实上一直到今天，中国的左派也没有完成普世派那样强度的自我整合。

所以改革开放三十年，历次折腾，大多结果是往普世派那边偏。因为人家是有组织打无组织，有目标有路径辩论你无目标无路径，当然容易搞得赢了，至于挟洋自重啊吃里爬外啊这都是小伎俩了。唯一一次普世派遭到严重挫败就是国际象棋盘，那一次是反对普世派的这一方站队站得比较齐的结果。于是就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难得一次的往左走，出现了我印象中最美好的那一段。但是这种局面是无法长期维持的，因为中国人民当时压根就不打算接受“维持”。

自某事件后,某一代人被迫失去了政治权利,所以争取自己的经济权利成了无奈的选择.如果政治上能有效打击当时的时弊,后来很多事情就不会那样发展.

另外,某事件之所以当时得到许多支持,最终为敌对势力变换利用,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下面不少人想维持,事件或许是不想维持的打着想维持的名义折腾的(和现在右派往往打着民众旗号损害民众利益差不多).既然维持不了,普通人从其他方面寻找出路也就是自然的了.

任何一个人，在过年后那几天，到河南信阳、周口、南阳、驻马店的村头去看看，一堆一堆的年轻人，有的还是孩子，站在那里，等着汽车拉他们去南方的富士康、本田做工。

而你再到城市里，走在街头巷尾，那些同龄人们，在考虑过年后要请哪个家教，做哪些奥赛题目。。。

不能再回到让出身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时代，不能让阶级固化，让底层人民看不到一线希望，否则，只会出越来越多的富士康!!!

我身边有很多人，大专生，重点本科生都有，没有交过学费，却完成了大学教育。

当时刚刚提高收费的时候，的确自杀的家长很多，后来，发现其实不交也没有什么，大家就很自觉的选择不交了。

具体的例子我懒得写了，事实就是如此。直到现在，高校还有很大部分的贫困生不交学费。我妹妹打算明年也不交了，反正怎么不着你，家庭也的确困难。真要需要学校毕业证的时候，先上个一年的班就挣回来了，或者现借债把毕业证赎回来。

所以我说，政府现在仍然是将“唯效率论”作为治国的根基。

一般来说，TG“不唯效率论”的地方，都是在“造反可能性很大”或者“短期内能看得见”的事情上。这些事情关乎他执政的稳定性，所以他比较重视。

但对于“教育公平”这个事儿上，反正都是帮年轻的小孩儿，不足为惧，再说教育是个长期的事儿，不是马上见分晓，可以拖之。管理层也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啊，要是都把机会和补贴向穷人家孩子倾斜，那自己怎么办呢？

一开始就傻乎乎的只知道献花和看帖的。呵呵。

的确够笨。所以攒了一堆宝。

因此最近是财主，到处施舍。结果上次就把忙总给郁闷了。

邓小平南巡是中国当代史上极其重要的事件。这件事的功过纠缠在一起，至少到现在我本人是无法完全看清楚的。但是基本上可以说，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局面，直接原因是南巡。所以我非常奇怪为什么很多毛左把今天局面归因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甚至归因于打倒四人帮，但是很少归因于南巡。

南巡是改革的分水岭。南巡以前，主流观点是“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全盘西化派和普世派，可以称他们为“资改派”是受到“社改派”压制的；而南巡以后，社改派就靠边站了，虽然官方嘴上没有说，但“资改派”事实上成为主流。特别是陈云、邓小平相继逝世以后，资改派一手遮天，直到胡温上台才有所好转。

南巡是一场政治方向过山车。棋盘事件以前，是很右的，棋盘以后，猛打方向盘向左，到南巡又猛烈向右，其力度和振荡的剧烈程度，比如今经济政策的过山车厉害多了。这种过山车严重损害了江、李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治威望，江、李被迫连续发出中央文件追认南巡讲话的正确性，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颜面荡然无存。

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就说南巡是一场邓小平以普通党员身份绑架党中央的错误行动。从程序合理性的角度讲，邓小平这么做是从政治路线这个层面监督了党中央，把党中央从他认为不正确的路线上拉回来。这种政治路线层面的监督是中国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体现，美国就不存在这种监督。无论小布什、奥巴马的政治路线如何有损于美国利益，只要他们不违法，美国人就没法把他们拉回来，最多等任期到了把他选下来。而南巡表明，中国存在这样一种路径，直接迫使最高领导层改弦易辙。当然，改弦易辙得对不对，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觉得，南巡对不对，很可能就和西汉和亲北宋岁币一样，最后要由后代领导人的功绩做结论。搞成了就是韬光养晦，搞砸了就是屈膝投降。

南巡这事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如果邓小平身体早一点垮掉，那就没有南巡这回事了。如果在南巡之后，江、李联合陈云王震这些人坚决抵制，也是有可能造成另外一个局面的。

但是南巡又存在相当大的必然性。整个八十年代，虽然台上的老头子们大多还在想社改，但资改派在知识分子中间，尤其是高校学生中间，是占领了阵地的。中国知识分子1840年以后一直在寻找中国的出路，当这种寻找扎根于实际扎根于人民的时候，出现的就是毛泽东思想；而脱离了实际脱离的人民的时候，出现的就是“二十八个半”、“全盘西化”式的照搬。而由于邓小平主导下改革的无路径、无共识，“全盘西化”就在知识分子中间具有了压倒性优势。

棋盘事件以后，大学生们要么出国了，要么根据自己的表现，在各个岗位上接受思想教育。但是，这种教育更多的是武器的批判而非批判的武器，大学生们其实是不服气的，“全盘西化”的种子既然已经在心中扎根，就不是那么容易拔去的。一旦他们被提拔，在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就会首先按照“全盘西化”的思路去找办法。

而南巡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在南巡后的市场经济大跃进中，大学生们被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去，因为他们毕竟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在这种用人之际当然不能把他们荒废掉。而他们从低到高不断担任重要职务的过程，就是一个“资改派”从理论进入大规模实践的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虽然仍然在“社改”与“资改”走钢丝，甚至说出了“十二届六中全会我 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这样的话，但是随后的局面发展却完全超出其预料的原因。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政治家只是因势利导。

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未来。

说到底，都只是为了让人们活得更好而已，物质上的，精神上的，愿意“思考地深沉地”活着的，愿意“无知地快活地”活着的。。。一样都是自己的权利。

什么样的制度和方式，能够最大限度达到满足人们这个权利，就是合适的。

98年入的一个北京985大学

一个年级六个班，一个班30人，每个班真正县城以下农村的也就6个人了。我们那时候分宿舍，回想起来辅导员也是下了功夫的。每个宿舍分的大概都是不同地区来的，好像每个宿舍有一个农村孩子的样子。我是其中一个。

当时学生运动是要求加快政治改革，搞西式民主。方励之等提的搞西方民主，3权分立，在学生中间有很大市场，包括本人。邓想的是学西方发展经济，如引进外资，股市等等，至于民主之类，那是想都不要想的，不争论，所以当然也就镇压之。镇压之后，还要学西方搞经济，不是不学西方搞经济，所以，对国内经济方面不满，又搞南巡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