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看紫阳 -- 秦三光
因为理论上的均衡工资及自由市场在历史上已经实行过了，结果就是均衡工资仅仅能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需求。对于资本来说的最优解并不是对社会的最优解，整个社会的总购买力不足导致经济危机这个问题一直无解。劳动者的生老病死的成本只是从资本转移到国家而已，（国家肯不肯负担那是另一个问题）而现在的保险，强制工资标准等等对于企业是多余的负担，但是对于社会而言是避免出现经济危机的成本。至于黑市中的低工资水平的问题，只能佩服《共产党宣言》中的那一句话了：“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它执行的是和香港类似的有限度的间接选举制度。执政党通过安排选举制度，有控制的议会制度，垄断精英人才，法律诉讼工具来获得垄断性的权力地位。
然而，这种权威主义的方式，在刚刚结束的新加坡2011年大选中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反对党拿下了一个集选区（5个议席）和一个单选区，再加上2个非选区议员。总选票上，反对党赢得了30%多地选票。随着年轻一代政治觉悟的觉醒，以及反对党自身素质的提高，新加坡的政治开放性应该会逐步提升。
新加坡的议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值得中国地市级政府借鉴。在日常生活中，议会制度有以下两个主要的好处：
1.增加了固定的政府和民众的沟通渠道。老百姓和议员反映的都是十分具体的需求。譬如排水设施不当拉，需要就业培训和指导了，等等。政府不需要等这些细微的不满情绪积累上升到政治高度的时候才能了解并解决。
2.反对党的声音，对执政党是一种健康，有益的监督。从而使得一言堂，土皇帝的情况不会十分严重。
进行了亲切友好的学术交流
反正比我们小老百姓过得舒服多了，他那个样子至少也要开除党籍，撤销国家领导人待遇的。
更令人不解的是，04年这人去见上帝了，当时还有很多人替他鸣不平，他的子女听说还要给自己老子讨个说法什么的，都是什么人啊！
其实他当了这么多年的中办主任，退休以后应该写一个回忆录什么的，把经历的事情都写出来，为以后研究历史的提供第一手资料。
您说这样平和的话都有人投草，河里真不是讨论问题的地方。
有多么的重要，和历史意义。
这就是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敌军司令部的来由。
那个时候
交流有啥花边新闻么？说来听一听哦。
邓小平在江西，是住在新建的南昌陆军学院，是带警卫员的，顿顿是有酒的，喝酒是喝茅台的。
1976年再次下台后，是住在北京的家里的。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的决定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后作出的。
坚决否认去天安门“指挥”
4 月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西厅内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四人帮”一口咬定父亲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说父亲曾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江青和张春桥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华国锋主持会议，他说： “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一下，以便核实。”对华国锋的意见，“四人帮”本不想理睬，但华国锋是由毛泽东指定主持中央工作的，又不得不重视。经过讨论，江青说：“让汪东兴去问吧！”
汪东兴认为事关重大，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后，并没有去找父亲谈话，而是车子一拐，进了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可以把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那个房子里去。”毛泽东说：“可以。”
汪东兴立即把中办警卫局参谋滕和松叫来，让他负责将父亲转移。
下午3点多钟，中办警卫局的人来了。邓楠灵机一动，在最后的一刻，往父亲的中山服口袋里放进了一副扑克牌。看着汽车开出大门，邓林按捺不住心中的悲痛哭了起来。我对邓林说：“哭什么？越在这个时候越不能哭！”
父亲走后，大约5点多钟，中办警卫局又派人将母亲接了过去。
在东交民巷，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父亲，问他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父亲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
汪东兴离开东交民巷，又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然后返回人民大会堂继续开会。
江青等人问汪东兴：“你和邓小平谈得如何？” 汪东兴照实回答：“邓小平只是去北京饭店理发。”张春桥不满意，他让汪东兴写个谈话记录。汪东兴火了，说：“让你们去，你们都不去。记录我不写。以后也别让我去了，下次你们自己去问吧。”
4月7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两个决议”。“决议”的第一个内容是，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内容是撤销父亲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苏台仁 《邓小平生平全纪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年10月版
1973年10月19日，一辆老式的乳白色“吉姆”牌轿车驶进了宁静的韶山冲，车里坐着一位个子不高、神采飞扬的长者。他，就是刚刚被毛泽东“解放”，重新委任做国务院副总理的小个子巨人——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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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从1969年起，被林彪、“四人帮”软禁在江西，直到1972年才被周恩来救出来，重新得到毛泽东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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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员”有经验，他巧妙地问邓小平：“您老想喝什么酒？”邓小平不知就里，马上回答说：“喝茅台吧，我只喝茅台”。“侦察员”很高兴，立即跑进厨房吩咐上国宾级酒宴。有人感到不理解，为什么要上最高规格的？这人回答道：“这是邓小平自己的意思。”邓小平自然不知道这些情况，倘若他知道了，不知他是否还有兴致喝酒。
邓小平还在对省里那位领导说：“我下放江西时，情况那么糟，茅台也从未断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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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后，汪东兴立即布置中办警卫局准备东交民巷的房子并让有关人员立即做出1个警卫方案。交待完后，汪东兴让人通知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说要找邓小平谈话。同时，汪东兴派人找了一辆不太显眼的车子，去宽街把邓小平接到东交民巷。
在东交民巷，邓小平见到了汪东兴。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他，问他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小平十分坦然地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汪东兴叫人再去把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接来。等卓琳到后，汪东兴对邓小平说，可能有人要冲击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里。
不过记忆中还看到过一篇文章，写天安门事件时期老干部（包括邓）和高干子弟们的活动的，一时找不到。
不过呢，伪造周总理遗言，按理无论是否打倒四人帮，否定文革，都不能改变定性，可是，这个伪造总理遗言的人，在邓上台后，却被平反，还被重用了。这很微妙。
一封横空出世的“周总理遗言”，在1976年全国人民手中传抄；后来却被发现这份“总理遗言”是一个23岁青年，模仿周总理语气炮制的。这一充分肯定邓小平、给全国人民带来希望的“谎言”，酿造了“四人帮”覆灭前一起全国性的重大政治事件。
....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写给邓颖超；第二部分写给“主席、中央”，里面称“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并表示，“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
两个多月后，当全国都在传诵周恩来的“总理遗言”时，“四人帮”发出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告：“‘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 李 君旭就被公安部“网入囊中”。但他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不符合上面追查要求”。
据袁敏对 李 君旭的追访披露，被逼问谁是真正的“遗言制造者”时，“千百次的追问足以瓦解最激烈的意志”， 李 君旭在连续受审四十多小时后说出了作者哥哥袁中伟的名字。而作者姐姐当时交往的男友之父，正任浙江省委领导，而且他还是浙江省去北京参加周总理追悼会并面见邓颖超同志的三位省委领导之一。“审查”就此“定案”。袁中伟面对审问，直接承认“就是支持邓小平上台”。该案涉及七个家庭，关押要犯12人，受此牵连的 “传抄者”更是无数。
据该书披露，他刚出狱时，有段时间被推为“反‘四人帮’的英雄”，加之文采斐然，历任《浙江日报》评论员、文艺评论部副主任、浙江大学宣传部副部长、《东方青年》杂志主编等
以上为北京青年报的简略报道。下面是作者袁敏的原文刊载，摘自：《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作者:袁敏
当我哥哥从关了十八个月的京城监狱放出来后，有一些媒体想采访他。我哥一概拒绝采访，他对媒体说的那句话我至今都没有忘记：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
摘一个网友评论
1 楼【廖晓】 于 2010-1-2 4:09:19 评论说
常识告诉我们，有比较才能有鉴别！！
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今天。结果会怎么样呢？？
如果在今天，有某人在某个极为敏感的时期，自行伪造一个高级领导人（仍然活着或者刚去世）所写的文件，并广为传播。其结果是极有可能（此事在当时是已经造成了事实）造成整个国家或社会的大动荡，那么，他（或者她）犯了罪吗？？
只要是对此问题给予肯定回答，就可以认为当时对相关“主犯”和“积极传播者”的“平反”，是个天大的笑话！！
如果是对此问题给予否定回答，则必定天下大乱了！